《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前前后后
秦沣
1992年年初，88岁的邓小平，历时35天，一路走过武昌、长沙、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谈话。这次南巡讲话，打破了中国改革一度因纠缠于姓“社”姓“资”争论导致的停滞状态。
邓小平离开深圳两个月零3天之后，《深圳特区报》发表了纪实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个“春天的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的序幕。
1991年下半年，深圳市委就接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邓小平将在第二年春天到深圳休息。
1992年1月19日上午9点，邓小平的专列抵达了深圳火车站。
“我们非常想念您！”这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见到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
当时的广东，尤其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深圳，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小平同志南行前，广州的局面很沉闷，困难很多，举步很艰难。”时任广州市市长的黎子流说，“外边说我们广州、整个广东搞资本主义。”
不只是政治气候紧张，经济形势也很困难。广州国企明亏40多亿元，暗亏近100亿元，国企亏损面近30%。深圳过去日日有企业开张的情景也消失了，外来民工无奈地一批批回家。1990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35.85亿元，增速约35%，是开办特区以来最低的一年。
在这样一个极其沉闷的情势之下，邓小平的到来，无疑给广东带来了一股春风。
记录者
“真没想到，负责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谈话记录的重任，会落在我的肩上。”吴松营说道。那时，吴松营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宣传和新闻报道。
按惯例，中央首长到地方视察，地方陪同的干部为日后工作的方便，只做简要的记录。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休息，除了他的家人和最贴身秘书，中央派的只有安全警卫人员，并没有一个负责文字工作的专职干部。
1992年1月19日晚，在落实邓小平考察深圳行程的碰头会上，作为邓办主任的王瑞林提出，需要深圳派一个人专程做邓小平深圳视察期间的文字记录工作。会上，吴松营被确定为记录人。
会后，回到五号楼住处，吴松营向陈锡添传达了预备会上关于要他做记录工作的要求。陈锡添是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在得知邓小平要来深圳视察的消息后，为做好新闻报道，吴松营指定陈锡添参加这次重大采访任务。
吴松营考虑多一个人做记录，任务完成起来会更有把握，就让陈锡添与他一同做记录工作，也为写新闻稿打下基础。
但并不是所有场合吴松营都能跟随。为了不漏掉任何重要信息，他交给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一个超小型的索尼牌录音机，并告知其使用方法。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来到国贸大厦旋转餐厅。李灏用手指着预先摆设在邓小平座位前的“深圳经济特区规划模型图”汇报特区的建设情况。
汇报中，邓小平不时插话。
一见邓小平插话，吴松营就用手示意李灏注意录音。李灏马上伸手按动西装口袋里录音机的开关，并向他点头，意思是“搞掂了”。
吴松营和陈锡添在邓小平身后，边听边记录。
“我和陈锡添有时不得不在邓小平座位的后边蹲下来，把笔记本架在膝盖上，飞快地做记录，惟恐漏掉老人家讲话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吴松营回忆说。
中午回到宾馆，吴松营顾不上吃午饭，拿到录音机就开始整理录音。谁知，录音机放了一半，就没了声音，吴松营一下子慌了。如果没有录音做重要依据，邓小平上午在国贸大厦发表的十分重要的长篇讲话只能靠笔记，这样整理记录稿将可能会出现疏漏，核对也会更加困难。
好在谢非的秘书陈建华向他提供了后半部分的录音。
当天下午，吴松营调来深圳广播电台的技术员游敏、市委宣传部一位四川籍干部凌泳，她们将邓小平在国贸的讲话合成最清晰的录音带，同时，形成一份文字稿。吴松营对文字稿的要求是，打个咳嗽或稍有停顿，都要标出来。
以后几天，在跟随邓小平视察时，吴松营都特别小心地做准备工作。每天早上出发时，他把经过检查并保持良好状态的录音机交给李灏书记，回宾馆后取回，由凌泳、游敏她们翻成文字。然后，吴松营和陈锡添再结合自己的笔记，整理成邓小平每天视察活动和讲话的文字初稿，送王瑞林审核。
“由于要保证做到详细、准确、完整，又要赶时间，那些天我和陈锡添经常加班加点，每个晚上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吴松营说。
不破例
1月23日，邓小平要离开深圳前往珠海。
邓小平到深圳视察，《人民日报》没有记者跟随，新华社有记者来，却又一再表明“总社没有要求发稿”。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有一组人员扛着电影摄影机，从头到尾地跟着，他们是来拍摄历史资料的。
而邓小平在深圳的情况，海外以及香港的一些媒体，在得不到详细的真实情况之下，作了许多道听途说的报道。
吴松营觉得应该将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活动报道出来，不仅是一种澄清，而且，对深圳特区、对全国的改革开放都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借吃早餐的时机，吴松营在向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副书记厉有为汇报时，极力主张深圳媒体要尽快把邓小平在深圳的重要谈话的精神报道出去。
李灏、吴松营把关于报道的想法向王瑞林做了汇报，王瑞林的意见是必须由邓小平本人定夺。
趁邓小平散步的机会，李灏向邓小平提出了深圳媒体正面报道此行的要求。邓小平“啊”了一声，略停顿一下，摆摆手说：“不破这个例。”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辞去所有党政军重要职务，“正式与政治生涯告别”。此后，邓小平要求对他的活动不做宣传报道就成了一种“惯例”。
在送邓小平前往珠海途中，李灏看似不经意地说起香港电视、电台关于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新闻，特别提到“有不少是猜想”，实际上还是在争取深圳报纸报道的机会。
邓小平依然没松口。
绕着走
“见到绿灯快步走，遇到红灯绕道走。”这是流行于广东改革时期的一句话。吴松营觉得在“不破例”的前提下，未尝不可以“绕道走”。
邓小平在深圳期间，与在深圳视察的国家主席杨尚昆有交集，如果在报道杨尚昆时，把邓小平的一些讲话精神带出来，岂不一举两得？
《深圳特区报》跟随杨尚昆采访的记者写好了稿子，但在送交有关方面审查时，得到的意见是“除非你们请示邓办同意，否则写杨主席的稿子不能带有邓小平同志视察的任何内容”。
1月26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以及深圳电视台记者发的新闻里，只字不提邓小平和杨尚昆两位领导人在深圳相会、考察、交谈的事情。从公开的新闻报道看，好像邓小平根本就没来过深圳。
“不了解内情的读者和电视观众，尤其是深圳的读者、观众，不断打电话到市委宣传部以及报社、电台和电视台提出批评意见。个别言辞激烈的，指责我们不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面对这种情况，吴松营一直寻找解决难题的办法。
2月20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扭住中心不放—猴年新春评论之一》，在社会引起很大轰动。以后，每隔一天，就有一篇评论面世，到3月6日共发了8篇评论。邓小平在深圳谈话的主要精神以“猴年新春评论”的方式传达了出来。
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是吸取上一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后被打压的经验教训，吴松营利用深圳特区的有利条件，请爱国爱港报刊配合，以扩大宣传声势。
“猴年新春八评”编辑部文章每定稿一篇，在发排的同时，报社总编室就给香港《文汇报》发传真。香港《文汇报》会将该文安排在头版重要位置，并加上大号字按语：称《深圳特区报》的编辑部文章，原汁原味地传递了邓公南方谈话精神。后来，香港《大公报》主动找上门，希望能够同《文汇报》一样同步转载。
《深圳特区报》在香港及海外的发行量不大，但经过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的同日转载，引发香港的各种媒体以及台湾、澳门和各国的驻香港新闻机构、通讯社纷纷通过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转载《深圳特区报》的编辑部文章，或者编发相关消息。日本共同社、英国BBC广播公司、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还通过各种关系，索要《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评论”的传真稿。
3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专门叫办公室直接致电深圳特区报社，要求将《深圳特区报》已经发表的6篇“猴年新春评论”传真到北京给他，以便下午开会时用。
随后，《深圳商报》以“八论”继续宣传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
3月12日，《深圳特区报》编发了一个半版由记者江式高摄制的邓小平1月视察深圳的独家照片。香港《紫荆》杂志经请示北京主管部门同意，向《深圳特区报》要了这些真实、生动的独家照片，在“3月号”上大篇幅地刊登。
春来了
从1992年2月中下旬开始，全国的政治气氛和舆论导向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政治上的“姓社”、“姓资”讨论，转到如何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从经济上的三年整顿，到如何引进市场机制，加快发展。连上海、北京的报纸，也都转载广东报刊的相关报道，或发表自己的文章，大讲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吴松营最关心的还是长篇通讯的报道，因为它“真实、生动、直接，影响力大”。
3月2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的通讯，虽然社会上好像对《南方日报》的文章没太多关注，但在吴松营看来，省委机关报实际上已经带头“破例”了。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在显要版面以突出的手法发表了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当天下午，《羊城晚报》全文转载。第二天，内地有一些地方报纸也有转载。香港媒体反应比较热烈，有的对《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转载，有的则摘登或编发消息。
长篇通讯发表后，吴松营他们心里其实是忐忑不安的，急切地想得知来自北京的态度。
《深圳特区报》在北京的发行量还不大，而且，要一两天后才能通过邮局渠道送到北京。通讯发表后的头两天，无论是深圳驻京记者，还是在北京开会的市委、市政府领导，都无法听到北京中南海对《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的任何反映。
几天后，吴松营他们主动打听，也不见中央主管部门、乃至中央领导对《深圳特区报》关于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的长篇通讯有任何的反应。
3月30日上午，好消息开始传来。一位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吴松营说：《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到此时，吴松营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当晚，新华社作为重要稿件全文播发《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字不漏。同时，新华社又罕见地补发了一条自己的动态消息：本社今天向国内外转发了《深圳特区报》三月二十六日发表的一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深圳特区报》的这篇一万多字的通讯，详细记述了邓小平于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访问深圳期间的主要言行，尤其是他对改革开放所作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有记者参与，没发稿，转载了地方报纸的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原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雷仲予对这一转载报道的评价。
同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快就根据新华社通稿，全文播发《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由邢质斌进行了长达45分钟的口播。
第二天即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转载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同时刊登了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时的4张照片。
当天，北京的一位朋友给吴松营打电话说：“今天《人民日报》和首都各大报都转载了你们《深圳特区报》关于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长篇通讯。报纸上有一张照片是邓小平和杨尚昆在一起谈话，照片里面站在两位老人中间的人很像你。”
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等外国通讯社，十分敏感地捕捉到3月30日中国在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事情。至此，邓小平南巡引发的冲击波，真的是“东方风来满眼春”了。这个“春天的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的序幕。
（本文参考了吴松营著《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田炳信著《南方谈话亲历者访谈录》，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