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贝德》中的社会变革

    【摘要】在《亚当·贝德》中，乔治·艾略特描写了前工业化时代传统乡村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通过分析亚当·贝德、亚瑟·唐尼桑恩和海蒂·苏洛之间的特殊关系，可以揭示隐藏在个人悲剧之后的社会原因：僭越等级之间的严格界限必然导致个人的毁灭和社会结构的瓦解。

    【关键词】《亚当·贝德》；传统社会；社会变革

    【作者单位】周晓红，郑州轻工业学院。

    作为英国19世纪少有的知识渊博、思想深刻的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在其作品中既没有沉浸在对过去生活的美化中，也没有无根据地对当代社会进行歌颂，而是借助她熟悉的乡村生活题材，以广博深刻的社会视角对生活进行了客观真实的书写。在1859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贝德》中，她描写了自孩提时就熟知的前工业化时代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那时宗教分裂、社会变化以及工业化还未扰乱英格兰乡村的宁静。

    一、传统社会的背景

    要了解这部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和活动，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看到这种传统社会的背景。艾略特让读者熟悉了过去那个时代干草坡村从工匠、劳动者到教区牧师和地主等社会阶层特有的乡村生活节奏。这部小说的悲剧一方面源于亚当·贝德、亚瑟·唐尼桑恩和海蒂·苏洛之间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也源于这种传统社会背景。干草坡村位于洛姆夏，一个绿荫遮蔽的富饶地区：“干草坡属于那地形起伏、丰饶富足的洛姆夏区，这一地区正好紧接着为贫瘠的群山所俯临的史东尼夏荒凉的郊区，就宛如一个青春貌美的妹妹手挽着一个高大粗犷、肤色黝黑的哥哥一样。”[1]尽管干草坡村并不贫穷，但是当艾略特将“地形起伏、丰饶富足”同“贫瘠”“青春”“黝黑”等词并置在一句话里时，我们意识到丰饶富足并不一定排除未来贫乏的可能性，现在的安定也不能保证未来的安全。

    艾略特这样描述洛姆夏区：“高高衬托在地平线以上的是巨大的圆锥形的山峦，像是防护这谷物牧草地区的巨型墙垛，以抵御那啮人的凛冽北风；山不太远，没有笼罩在朦胧的紫霭之中，看得见那暗淡的略带绿色的山边点缀有羊只，但它们的动作目力观察不到，只能凭记忆来补充；山峦天天为不断变化的时光所追逐，但它们兀自岿然不动，以不变应万变——除开在晨曦初照时，在四月的中午那飞掠而过的阳光闪烁中，或是在逐渐成熟的夏日里的那瑰丽的夕阳余晖下，它们总是又严峻又阴郁。”[1]艾略特继续系统地描述山冈的下面：“前面一线山坡的树木，这些树木中间有一块块醒目的草地或一排排庄稼”，以及“树木渐密的山谷”。整个情景都强调自然和乡村社会的秩序和延续：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稳定安详的时代，那里甚至连羊的动作都得“靠回忆来补充”。但是一种临近的变化感在“那啮人的凛冽北风”中体现了出来，这个短语指向生活在工业城市的人们的迫切需求。他们对减轻痛苦的需求之迫切被将他们同“地形起伏、丰饶富足的洛姆夏区”隔开的屏障尺寸（“巨大”“巨型”）表现了出来。艾略特使用了“好像”“试图”等词，给人一种印象：这种保护最终将没有用处，尤其当我们想起洛姆夏区被史东尼夏贫瘠的群山所“俯视”时。

    二、传统社会结构

    同它的自然环境一样，干草坡村的社会结构简单，自给自足，不为变化所动。亚当·贝德是一个能干正直的木匠。作者在书中这样评论道：“我承认，亚当对于等级影响是很敏感的，对于比他更具优势的人都格外尊敬。他既不是哲学家，又不是具有民主思想的无产者，只是一个手脚壮实的聪明木匠而已：他天性尊敬别人，这使得他容易承认一切既得权益，没有十足根据，他对它们是不怀疑的。他没有整顿天下的理论，但他看到没有干透的木材建筑房屋的害处。”[1]尽管艾略特否认亚当有任何明确的社会理论，但这段话表明亚当极度自信，这种自信被他内在对技能的把握，以及他能够判断社会中是非的力量所强化。这段话强调了这一印象：一旦亚当决定了行动的方向，他的态度是严厉毫不妥协的。因此，当卫理公会那种温和的革命影响力威胁打破干草村固有的生活秩序时，亚当试图将工作的尊严提升到精神价值之上，“可现在有过分看重心灵的这种情况，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除了福音书还得有点别的东西。看看那些运河、导水管和煤矿机器，还有克朗姆福德地方的阿克乃村的工厂。我想一个人除了福音书还得学点什么，才能制造出这些东西来。”[1]

    讽刺的是，亚当在这里挑战的是无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比他本性中的东西更难改变：工业化会忽视并摧毁所有人的精神价值。亚当已经预见到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后果，但他没有把自己和人类大众等同起来，“亚当只要对一个想法有了信心，这想法就在他脑子里形成了一条原则：正像潮湿会引起生锈那项知识一样，这也是要用于实践的知识。也许这便是他所自责的‘严格无情的关键之所在：他对那种不顾预见到的后果明知故犯的缺点毫不同情”[1]。

    三、亚当同亚瑟的斗争

    亚当固有的对等级影响的敏感，使得他倾向于“承认所有现存的要求”。尽管他接受和尊敬工业发展，但他仍然看重带有严格阶级区分的封建等级制度。“‘绅士这个词对他有一种魔力，正像他常说的那样，他‘看不惯那种对上头人神气活现来抬高自己的人……对于这位年青乡绅，亚当除了本能的尊敬，还有儿时的记忆和个人的关怀。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对亚瑟的一些好品质、一些细微的举动，比像他这样普通工人身上的这些品质和举动看重得多了。”[1]“比这看重得多”这个短语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系统的缺点：过度看重“细微的举动”，只因为这些举动是贵族的举动。例如，年青乡绅亚瑟·唐尼桑恩看待自己就同他的佃户看待他那样——别人的赞扬滋长了他的自我中心，他变得不负责任，以至于自欺的同时也背叛了秩序。亚瑟是他本性的受害者，他对赢得比他社会地位低一级的人们的赞许极度依赖，这使得他很难坦诚地接受一些个人失败的事实。

    亚瑟的自欺在于他没有正确认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社会地位以及能力总是能为他的要求服务，可以给予他信心去追逐他的欲望。因此，他忽视了他性格里隐藏着的不诚实和缺乏自我约束力的缺陷，他没能维持他的社会地位所应有的尊严，他与海蒂·苏洛调情，以至于后来和亚当在林中搏斗。亚当在强烈谴责这名年青乡绅时所说的话不无道理：“你干的事，不像我们大家以为你是的那种光明正大的人干的，是一个自私轻浮的恶棍干的。你心里和我一样明白，像你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去亲吻像海蒂那样一个年青姑娘，向她求爱，送给她那种她不敢让别人看见的礼物，这会有什么下场。”[1]

    考虑到亚当在发表自己的指责时必须克服习俗和尊敬带来的障碍，我们可以感受亚当当时情感的强烈程度：为了一个他长久以来偷偷爱慕的女子激起的愤怒使得他能够发现年青乡绅在“正直受人崇敬的人”表象下的“自私轻浮的恶棍”本质。亚瑟被他的这种态度弄得迷惑、愤怒和警觉，因为他认为“像亚当这样受了他这么多恩惠的人，不该对他的行为有所指摘”[1]。亚瑟的最初反应是维护他作为一个封建领主的权利，然而，当他察觉亚当和海蒂的关系时，“亚当爱海蒂，这一发现使他大为震惊，也使他有一阵站在亚当愤激的角度来看他自己，把亚当的痛苦不仅看作他的错误的后果，也看作他错误的一个成分”[1]。

    亚瑟早已习惯像别人看他那样来看自己，现在被迫用一种不利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行为，可能是第一次。尽管不知道亚当对海蒂的爱，但他是明知故犯地背叛了他所处社会地位的基本原则。艾略特在书中这么形容：“和海蒂调情与和他同样身份地位的漂亮姑娘调情完全是两回事，在后者的情况下，双方都心知肚明这是闹着玩儿的，即使是当真了，结婚也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小家伙只要被人看见和他在一起散步，马上就会招来非议，还有波塞这一家好人要考虑，名誉对于他们，宝贵得仿佛他们是最好的世家血统似的。如果他在日后将继承的庄园里，在他首先想要受到他们敬重的佃户们中间，做出那种丢脸的事来，他会痛恨自己的。”[1]

    传统社会的整体概念都在这段话中体现了出来。“似乎”这个词表明：尽管波塞一家是受人敬重的家庭，但他们仍然属于低一级的社会等级阶层，认为他们家的成员可以和领地地主家联姻，这样的想法他们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亚瑟对海蒂的引诱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说都是一种不恰当的行为，这一行为有效地打破了海蒂成为贵妇人的梦想（她以为和亚瑟结婚将提升她的社会地位），以及亚瑟想成为一个好乡绅的真实愿望。两人的私情被发现后，亚瑟不得不面对“那些爱戴和敬重他的佃户们”，而海蒂在波塞一家（海蒂寄居的舅舅家）所信奉的稳定社会背景应有的行为和道德基本准则的逼迫下，最终被迫在孩子出生前逃走。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海蒂的“罪行”超越了纯粹个人悲剧的界限：它搅乱了整个村庄的固有生活，僭越了家庭和友谊的界限。亚当不得不思考自己之前在这个有序世界中的自信想法，他同亚瑟之间的斗争也象征着后续的社会分裂：标志着社会从封建制向其他模式转变。这样的描写实际上反映了作者的社会理想，正如马慧所说：“乔治·艾略特揭露维多利亚社会秩序下的不和谐因素，是希望通过人文主义的宗教思想重塑社会意识形态，让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扎根于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从而最终创造和谐的人类社会。”[2]

    [1][英]乔治·艾略特. 亚当·贝德[M]. 周定之，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2001：15.

    [2]马慧. 乔治·艾略特的协和——亚当·比德的新历史主义解读[D]. 安徽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