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与布列东的唯物主义争论

    李木子

    

    

    

    摘 要：以巴塔耶与布列东在各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为线索，对他们在唯物主义观点上的争论进行分析。在巴塔耶看来，布列东代表的是唯心主义，而布列东则认为巴塔耶的“卑微的唯物主义”是庸俗唯物主义。

    关键词：巴塔耶；布列东；超现实主义

    [项目名称：巴塔耶与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CYS16212]

    在法国20世纪20至40年代参与成员众多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中，以布列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团体的艺术实践最引人注目。但超现实主义内部对自身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持有不同看法的超现实主义者与布列东的团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有观念上的争论。在所有持异议的超现实主义者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巴塔耶，他的理论观点很鲜明而且和布列东有过论战。本文所考察的巴塔耶文本，主要是他那些随笔形式的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有独特的哲学思考，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种诗学的维度。这些文本构成了一座虚构和思辩交织反复的迷宫。

    1924年，安德烈·布列东出版了《超现实主义宣言》，这标志着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在宣言中，布列东强调了他在一战期间担任医疗兵时学习的弗洛伊德理论，将弗洛伊德看作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并选择性地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理解为一种创造性的理论。布列东称弗洛伊德为“从事更深入的研究”的“人类探索者”[1]，并声称“想象可能正在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力”[2]，他不是将弗洛伊德的理论看作文学或者美学的指导，而是追求彻底的精神解放[3]。这种观点对立志变革现状的年轻文学家、艺术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超现实主义运动最初开始于文学，而后这种来自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吸引了艺术家的加入（尽管在1921年，布列东和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会面清楚地表明，弗洛伊德不赞成把他的医学理论运用到艺术创作中[4]）。此时青年巴塔耶也读过这本书，但不为所动。巴塔耶同年结识的朋友米歇尔·莱里斯、安德烈·马松等，一时都加入了超现实主义艺术运动及其“团体”，成为布列东的伙伴。

    1926年，巴塔耶在《超现实主义革命》上发表过中世纪的“杂拼诗”（1925年7月，巴塔耶为布列东用现代法语抄写了一首杂拼诗——去除一切意义的中世纪诗歌，这首诗匿名出版在1926年3月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六期），这是他与《超现实主义革命》的唯一一次合作。[5]但即便如此，巴塔耶从一开始就与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并不愉快。在巴塔耶看来，布列东和超现实主义者都轻信于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1929年3月11日，超现实主义者曾邀请巴塔耶参与会议，会议讨论托洛茨基被苏联开除这一事件的影响问题，巴塔耶拒绝了邀请，他认为“（会上）有太多令人厌恶的理想主义者”[6]，巴塔耶的这一行为被看作是对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挑衅。

    超现实主义在1929年形成两个团体，一个是布列东领导的超现实主义，但随着布列东对他领导的运动愈发严格和专制[7]，部分超现实主义成员开始转移自己的阵地。同年《文献》杂志创刊，巴塔耶担任总编。巴塔耶在20年代晚期经营的《文献》杂志成为布列东在思想领域的主要对手，并吸引了从布列东团体“变节”的超现实主义者。《文献》杂志是对人种学、艺术、考古学和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为主进行研究的杂志，巴塔耶同时在杂志中对超现实主义者在相同领域里的见解提出质疑，并且与非正统或者被开除的超现实主义者合作，这无疑加深了他与布列东之间的竞争，使《文献》杂志成为巴塔耶团体与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论战的策源地。在《文献》杂志第二期，巴塔耶开辟了称为“字典”的专栏，专栏“字典”在形式上借用了字典编撰的逻辑；即对一个词语的意义进行解释，但在巴塔耶这里，“字典”成为其诗意与哲学思考的交缠，巴塔耶在游戏性的表述中有意避开了词语固有的意义，与其说是对词语的解释，不如说是对词语充满想象力的发挥和他自己的思想倾向的表达。

    在巴塔耶看来，布列东的思想因为其唯心主义的假设而存在缺陷。布列东的美学根植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认为当两个互不相容的形象产生碰撞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现实。与布列东相反，巴塔耶倡导他所谓的“基本唯物主义”，即艺术应该直面人性中最低劣、最兽性的部分。因此，赞成巴塔耶观点的那些艺术家，他们的创作在布列东看来往往会是无端的冒犯。

    1929年11月，在《文献》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的《大脚趾》中，巴塔耶提及了他的“卑微/基本唯物主义（base materialism）”观点，这篇文章似乎是巴塔耶对布列东观点的回应，“布列东将大脚趾说成是人的体格特征之一，是它使得人类得以同类人猿区分开来。同样也是它使得人类可以直立起来，将心思集中在更高处的事情上”。[8]巴塔耶用“基本唯物主义”来修正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修正布列东来自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将“更高处”的心智拉回到下面位置。巴塔耶在《大脚趾》讨论“器官盛衰变化”所提供的唯物主义时说：“我们要从‘器官或是‘物在人类精神体系与历史进程中所镶嵌的位置向下流动，开始反向捕捉论述与书写的整体状态。”[9]因此，巴塔耶追求的是價值的彻底转变，这种转变在他的写作中号召人们参与到人性中基础的、排泄的方面，以此来反对唯心主义的逃避。巴塔耶所谓的唯物主义是排除所有既有的观念，对原初现象的直接描述，而不是对于片面的元素进行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分析，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必然会脱离唯物主义的概念。

    这让人想到在《文献》杂志中其他两篇同样风格的文章，《花语》[10]和“字典”栏目里的《唯物主义》[11]。类似于《大脚趾》，这是一篇反唯心主义的文章。《花语》是对一系列表现植物繁殖器官的摄影照片的评论，在文章中巴塔耶提出了他对自然生存逻辑的思考。他指出由植物展现的事物真理，并不存在于唯心化的运动中，即根据渐进或进步的方向，将事物从低处引向高处；正好相反，事物的真理就在其堕落中。就好像巴塔耶在1927年完成却发表于1931年的一篇奇异的文章《太阳肛门》，文章的行文有诗意的语言和非理性的内容，它显示了真理是如何在堕落和喷发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只是在这里是一个政治学版本，“这种爆发的力量在社会底层积累。无产阶级工人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像带毛的性器官一样丑陋、肮脏，迟早会有一场巨大的喷发，在这种喷发中，资产阶级那无性的高贵头颅将被砍下”。文章同时指出性与死亡的交叉融合，这个观点贯穿了巴塔耶的色情理论。

    1929年的《文献》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沉闷的游戏》，题目直接来自于达利的同名绘画作品，在此之前曾定名为《达利与萨德同声尖叫》（Dali and Sade scream together）。巴塔耶为这幅画撰写了文章并绘制了示意图，在巴塔耶的解读里，他专注于达利绘画中所传达出的对手淫和阉割的焦虑，因为达利自己曾公开宣称对交媾中断、粪便学和腐烂的着迷。巴塔耶揭示出达利的思想符合“基本唯物主义”观念，并声称达利属于自己的团体。不过此时达利正在布列东的阵营，并没有因此加入巴塔耶的团体，倒是其他艺术家选择了离开布列东，如安德烈·马松。这些文章以及其他文章如《沉闷的游戏》、《人脸》和“字典”栏目里的短文“眼睛”“屠宰场”“工厂烟囱”“非形”等代表的理论观点引起了布列东的注意。

    在上述巴塔耶的那些文本都出版后，布列东在《超现实主义革命》第12期发表了《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这些文本都属于同一时期。布列东这篇新的基础理论文章，首先讨论了文艺实践和政治行动之间达到平衡的条件，平衡的出发点是基于辩证法的启示：“所有的一切都让人认为，在人的思想里存在着某一点，在这一点上，生与死、现实与虚幻、过去与将来、可言传的与不可言传的、高与低都不再是相互矛盾的……建设和毁灭已不再可能相互威胁了。”[12]这段话或许是布列东面临团体发展困境时写下的，以便让自己“为革命服务”，正如后来杂志的新标题《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一样。对布列东来说，重要的是超现实主义同时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当中找到了解释的框架，这个框架作为一种指导理论，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和心理的双重压抑。在第二宣言中，布列东坚称：“当然，以社会学的眼光看，我们注意到超现实主义果断地采用马克思的学说，超现实主义不会不重视弗洛伊德对各种观念的批评态度，恰恰相反，超现实主义认为弗洛伊德的批评会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能站得住脚的。”[13]布列东坚持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但法国共产党却拒绝接纳布列东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所谓“巨大发现”，同时布列东的解读也是建立在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极大误解上。

    布列东通过对比自己从马克思的概念中得来的“辩证唯物主义”，曾指责巴塔耶的“庸俗唯物主义”。但布列东在此没有指出庸俗唯物主义与斯大林的密切关系，斯大林认为艺术是社会现状和阶级利益的反映。在第二宣言中，布列东也攻击过共产党的艺术方针。他曾经在1927年加入过法国共产党，但很快就离开了，因为法国共产党需要的是面向大众且通俗易懂的现实主义艺术，他们不愿意容纳超现实主义那相对自主的立场，并拒绝承认先锋性的实验探索。布列东因此感到对法国共产党的幻想破灭。1929年，超现实主义运动面临关键时刻，这时他们面临苏联新的斯大林政权提出的要求，又要通过自我纯化而找到艺术上的第二次灵感，同时还面临巴塔耶在《文献》杂志发出的进攻。为摆脱苏联的正统思想，布列东和其他超现实主义成员投入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相比于其他团体，它允许效忠的知识分子超越于既定的文化。托洛茨基主义的文艺主张与法国共产党所接受的斯大林式艺术立场不可调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曲解，同样布列东对于巴塔耶的批评也是一种曲解，布列东指责巴塔耶对唯物主义的下降还原在走向粗俗与极端、肮脏与污秽，走向事物最基本的形式[14]。

    布列东认为巴塔耶缺少马克思理论的观点，缺少马克思就意味着革命的失语。布列东在第二宣言中写道：“我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玩弄这些文字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并不取决于我们（我的意思是，但愿共产主义别把我们当作在他们的队伍里看热鬧、散布不信任感、对什么事情都好奇的傻瓜），以革命的观点看，我们表现出能够履行自己义务的能力。”[15]这段话同时显示出布列东潜在的防御性。他对巴塔耶的批判是基于当时的背景，即所谓忠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超现实主义观点被法国共产党排斥。第二宣言的最后部分是布列东对巴塔耶的长篇抨击，不过他更多是对巴塔耶文本的内容做评判。但是在这里布列东犯了一个错误，他在转述《文献》杂志“字典”栏目里的《唯物主义》时，这样写道：“巴塔伊先生这里并没有什么著名的东西，我们看到反辩证唯物主义又气势汹汹地杀回来了，这一次，他们打算从弗洛伊德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巴塔伊先生说：‘作为唯心主义的对立面，唯物主义是对本来现象的直接解释，为了不被人看作是一种愚痴的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应该直接建立在经济及社会现象之上。由于作者在这里并未明确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况且他又能怎么做呢？），我们只注意到，从变现手法的哲学角度来看，这段文字写得很含糊，而从创新的诗意角度来看，这段文字狗屁不通。”[16]而在巴塔耶的文本《唯物主义》中，这段话是这样的：“唯物主义将被视为一种衰老的唯心主义，因为它不直接地基于心理或社会的事实，而是基于人为孤立的物理现象。”[17]在这里布列东错误地将巴塔耶的“心理”一词换成了“经济”，从而将巴塔耶具有创新的提法简化为经济、社会决定论。

    巴塔耶阵营在1930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一具死尸》作为对布列东第二宣言的反击。这本册子聚集了反布列东的成员雅克？普雷维尔（Jacques Prévert）、莱里斯（Leiris）、博法（Boiffard）、莫里斯（Morise）、巴隆（Baron）和 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等，巴塔耶的文章题为《被阉割的雄狮》。文中将超现实说成是一个“新宗教”，布列东用一种完全诗学的、想象的世界来逃避现实形式出现的唯心主义，拒绝面对现实那最肮脏的部分。

    除了在《一具死尸》中巴塔耶和反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者大肆斥骂布列东，1930年发表在《文献》杂志的文章《卑微的唯物主义和诺斯替教义》[18]则是针对布列东论点的理论化回应。在这篇文章中，巴塔耶从诺斯替教工艺品开始讨论，从而进入哲学思考，对传统上表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方式提出质疑。他同时也以公开信的方式继续论战，其中最著名的是《萨德的使用价值》，文章副标题是：致我同时代人的公开信。

    相比于20年代巴塔耶基于“卑微的唯物主义”对布列东的唯心主义进行反人文主义批判，他在后期显得更接近于超现实主义。因为他公开支持超现实主义的总体见解，认为现代人的困境部分源于缺乏神话或“神圣的”东西，以应对人性中黑暗的冲动。在这场辩论中，布列东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企图调和对立的事物，这在第二宣言最开始便提到了。相对的是，巴塔耶代表了一种取消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用尼采式的价值颠覆来期待着本源和兽性的回归。但在巴塔耶的早期文本中，作为哲学和诗歌的混合物，具有与18世纪末的唯物主义经典形式既相近又相异的泛神论传统，这种泛神论传统将巴塔耶的注意力带入了对底层事物的迷恋。这种迷恋或许让他在不自知中继承起了一个世纪前开始的思想运动，并决定了他在文学性哲学领域的地位。

    注释：

    [1][2][3][12][13][14][15][16][法]安德烈.布列东.超现实主义宣言[M].袁俊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16，16，32，133，166，

    150，188.

    [4][8][英]戴维.霍普金斯.达达与超现实主义[M].舒笑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17，109

    [5]Michel Surya编撰（《Magazine littéraire 》，1987年6月）

    [6]George Bataille， The absence of myth， writings on surrealism. Edited by Michel Foucault. Verso， 1994：4.

    [7]1929年，乔治.里博蒙-德赛内、罗贝尔.德斯诺斯、罗歇.维塔科、安德烈.马松、菲利普.苏波、安托南.阿尔托、米歇尔.莱利斯等，在一次特别召集的会议上被指责未能遵守团体协议，被布列东在《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中公开斥责。

    [9]Georges Bataille. “The big toe”，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ited by Allan Stoekl， University of Minnestoa， 1985：20.

    [10]Georges Bataille.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ited by Allan Stoekl， University of Minnestoa， 1985：22.

    [11]Georges Bataille. “Materialism”，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ited by Allan Stoekl， University of Minnestoa， 1985：P15.

    [17]Georges Bataille.“Materialism”，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ited by Allan Stoekl， University of Minnestoa， 1985：15.

    [18]Georges Bataille.“Base materialism and Gnosticism”，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ited by Allan Stoekl， University of Minnestoa， 1985：45.

    参考文献：

    [1]Briony Fer，David Batchelor，Paul Wood， REALISM， RATIONALISM， SURREALISM. Art between the wa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Georges Bataille，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 - 1939.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85.

    [3]Georges Bataille， Manet， Skira. 1955.

    [4]October 36， Georges Bataille， Writing on Laughter， Sacrifice， Nietzsche， Un-knowing. Translated by Annette Michelson with essays by Roslind Krauss， Annette Michelson， and Allen S.Weiss. The Mit Press. 1986.

    [5]Dawn Ades and Simon Baker， Undercover Surrealism， Georges Bataille and Documents. The Mit Press. 2006.

    [6]Denis Hollier， Against Architectu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2.

    [7][法]喬治.巴塔耶.色情史[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汪民安.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9][法]安德烈.布列东.超现实主义宣言[M].袁俊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10][法]皮埃尔.代克斯.超现实主义者的生活[M].王莹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