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徐敏

    岁数大了，难免忆旧。但忆旧有别于怀旧，它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和希冀，而非那种对往昔的留恋与墨守。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盒积木就足以让孩童独自在家折腾几年。那时幼儿园只有国营大单位才有，学龄前儿童大凡都在家里，大的带小的，小的粘大的，一把鼻涕一把泪，活得极其真实；而独子基本上会被反锁在家里自己和自己玩儿，撒泼着向父母讨要零嘴绝无仅有，其坚韧的抑制力彰显在蠕动的小嘴上，那是现在的孩子们很少具备的意志品质。

    然而，贫困和匮乏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人的自由意志做出本能的抉择。笔者曾经的邻居家有三个男孩，天天似乎都在饥饿之中，老大在学校因偷吃同学的饼干被全校大会点名；老二在家掰吃煤渣，时常嘴唇留着黑迹；老三在我切肉转身炒菜之际，抓了块生肉生吞活咽。

    在那个年代，什么都有定量，导致每个人的肚子总在打鼓。按人头，几乎是柴米油盐都定量。让笔者永世难忘且至今愧疚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用100斤全国粮票换了一位农村老妪的13斤鸡蛋，满满一脸盆，但没过半年，粮票就全作废了。那天中午，咬牙买了8两油（平时把邮票一两折价一角卖给了他人）啪啦啪啦煎了6个荷包蛋，再以酱油和糖水卤一下，味道极赞，截至目前仍是我的保留菜式。

    6个鸡蛋下肚，竟毫无感觉，啪啦啪啦又做了6个。晚饭接受中午的教训，直接就是12个。想想看，倘若在今天，一天吃下24个鸡蛋是什么概念？所以现今看到有谁唧唧歪歪只吃蛋青不吃蛋黄，或做相反状，就想上去给丫几个嘴巴。吃个蛋你都挑肥拣瘦，这是作的哪门子死啊？

    想当年，冬季除了白菜就是土豆和萝卜，炒着吃、熬着吃、腌着吃；切片炒、切块熬、切丝调。特别是顿顿难离萝卜，吃后上面打嗝，下边放屁，蔫屁响屁只管放，一家人心照不宣，没人觉得不雅，最多像猜谜语一般循着屁味猜猜是谁做的孽。

    上世纪70年代，长安县是距西安最近的乡村，笔者因为弱小，挎在自行车大梁上吭哧吭哧随一帮小兄弟去那里买土豆以备过冬，回来时顺道跟风偷摘庄稼地里的老玉米。

    那会儿，储备冬粮是生活中的重中之重，所谓的深挖洞、广积粮。红薯作为当时的廉价口粮（一两斤粮票能买一麻袋），是每家的必备。人口多的家庭几麻袋地朝家搬，床铺底下堆得里三层外三层。第一顿红薯，家长们往往都是捡小的和坏的先吃，接下来的一整冬，家家几乎就在与烂红薯为伍，每天都会咔嚓咔嚓削烂红薯，因为红薯在室内极易溃烂。

    忆往昔，苦肥甜瘦。最令人难忘的一景是每逢夏日，极贫家庭的孩子提着箩筐去西瓜摊为家里收集春节的瓜籽。西瓜摊的周围，露出一张张稚幼的小脸，他们怯怯地将箩筐伸到吃瓜人的脚下，接拾一粒粒瓜籽。有些孩子嗫嚅着小嘴，盯着吃瓜人，有些孩子则将头下意识地转向一边。

    倘若我是位画家，一定会将此景留存下来，因为这是那个极度困乏岁月的浓缩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