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输出驱动下的归化与异化

    [提 要]以目的论为指导，探究了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在文化输出中所取得的不同效果，进而提出在文化输出的背景下，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取决于满足不同需求的文本类型，在对外翻译中译者应采用不同的方法，以达到文化输出的目标。

    [关键词]文化输出；归化；异化

    [作者简介]曾光湖（1976—），男，江西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江西南昌 330025）

    一、归化与异化之争的焦点

    1987年，《现代外语》发表了“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由此引发了翻译界旷日持久的归化、异化之争。归化与异化这一术语由L.Venuti首先提出，他把归化描述成“是一种帝国主义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体现”，而异化则是“对强势文化实行殖民文化统治的反抗手段”。在国内，归化与异化之争的源头可以追述到直译与意译之争。在中国翻译史上，支持直译和支持意译的均有人在，唐玄奘主张翻译要“求真，喻俗”，严复则笃信“信、达、雅”。鲁迅说“翻译要宁信而不顺，力求原作的风姿”，而赵景深则相反，认为翻译要“宁顺而不信”。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归化、异化之争越显激烈。异化支持者认为“归化会改造原语国度的客观事实，扼杀其民族特点，同化归宿语言，因此就必然是对原文的歪曲”。主张归化的学者也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如傅雷的神似论认为“翻译如同作画，应效果而论，所求的是神似而不在形似”。再如钱钟书的化境说提出“译笔无妨出原作头地”，提倡张扬译者的创造性。

    归化与异化之争的焦点在于是以目的语文化还是以源语文化为翻译的归宿。主张异化的学者认为翻译应以源语文化为归宿，一是可以让译文读者了解异国文化，二是可以丰富目的语文化和语言表达方式。主张归化的人认为归化能打破原文的束缚，在异化不能达意的情况下传达原文精神，更能贴近读者。

    二、文化逆差和文化输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再次屹立于世界经济之林，然而我国文化逆差却依然显著。据统计，2010年我国进口版权贸易金额为3739.3万美元，而出口仅为375万美元。另根据国家图书馆的统计，20世纪中国翻译了106800册外国著作，而西方国家翻译中国著作仅百余册，现代中文著作译成西文的更是少之又少。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惊人的逆差不禁令人扼腕。为结束中西文化交流的单向透支和文化赤字现象，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文化输出的步伐。长期以来，我国在文化交流上主要采取“文化拿来”主义，重输入而轻输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必须扭转文化交流上的不平衡趋势，要注重文化输出，在文化上有所作为。目前来说，汉语的全球化不具有可能性，文化输出只有通过中外文交互的方式来阐释中国经典和当代文本，所以文化输出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翻译人身上。文化的输出又不可能是强制性的，只能是透过对异质文化的欣赏来实现，因此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是中国文化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

    三、文化输出驱动下译者的策略选择

    译者采取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必须联系翻译目的来说，离开翻译的目的来讨论是异化还是归化终究落入空洞的窠臼，也不会有结论。翻译从来就不是一种无目的的行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着翻译的策略，翻译的策略服务于翻译的目的。skopos认为“为了实现翻译的目的，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译者目的和译者接受的翻译委托而译成不同的译文”。换言之，译者要达到什么目的，就会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整体而言，文化输出的目的就是”将中国经验世界化”。具体来说可以细分为几个层次，一是让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从而减少从民间到政府各类交流之间的障碍；二是塑造文化大国形象，提升我国影响力；再者是因为一定的历史原因，中国文化被外界排斥、误解，甚至被妖魔化，为了纠正这种现象而进行的文化输出。笔者认为，当我们在讨论文化输出背景下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时，不能不考虑到一个事实，就是服务于文化输出的三个目的的文本类型是不一样的，这三种文本各有分工，各有侧重，最后形成合力，服务于文化输出的总目的，所以在处理这三种文本时，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不能一概而论。受Reiss的文本类型理论的启发，笔者认为服务于第一种目的的文本是以信息为主的文本。这类文本包括反映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成就，以及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文化和精神面貌。服务于第二种目的和第三种目的的文本是文化负载类文本。这类文本包括实用文化、艺术文化和思想文化文本。下面将对这两类不同文本应采取的翻译策略加以讨论。

    （一）以传递信息为主的文本的翻译

    如上文所述，该类文本的语篇功能主要是传递原语指示性或概念性内容。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将事实、观点传达清楚，以避免政府和民间交流时产生障碍，甚至产生误解。因此翻译时应关注内容或主题，采用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归化为主的策略进行翻译。译文的风格要符合目标受众思维和表达习惯、认知水平和审美趋向，使读者能够像阅读目标语一样顺利流畅。有时为了达到译本的功能和既定目的，可对原文进行调整、删减甚至改写。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也是符合传播学意义上的接近性和可读性原则的。请看例句：

    例1：“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古老的经典《尚书》就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

    译文：Harmony， the supreme value cherished in ancient China，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Book of History， an ancient classic in China for example， advocates amity among people and friendly Exchanges among nations.

    上文是温家宝总理于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稿的官方译文。可以看出，第二句、第三句按照目的语的行文习惯和规范进行了归化处理。第三句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译文中还被省去不译，一方面是因为后面已经明晰化地解释了引语的准确内涵；另一方面是受众对中国古籍里的引语没有预期认识，如果再重复这部分内容，容易影响受众对主要信息的理解。为了达到准确输出文化信息，避免不必要的误读，译者采取了以归化为主，变译为辅的翻译策略。

    （二）文化负载类文本的翻译

    如上文所述，这类文本是服务于“塑造文化大国形象，提升我国文化影响力”之目的。这类文化负载类文本具有鲜明的语言风格，浓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思想内涵。翻译这类文本时，最重要的就是传达汉语言文化特质和汉文化的异质性，保持译本的文化身份。因此，在保证目标受众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地使用异化策略。试想在文学翻译中，如果不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又怎能把浓郁的中国语言文化风情呈现给外国读者呢？王东风在《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文中，提出译者应该具有“敏感的文体或风格意识”，洞悉蕴涵其中的美学价值，并尽量用相应的目的语语言形式传译出来。再如，如果把我国经典名作《中庸》和《易经》中的“圣人”和“大人”翻成英语“The Saint”或是”The Great man”，即西方宗教中的基督耶稣，那就失去了文化输出的意义了。

    有学者担心，文化输出，如果西方人不感兴趣或不能接受怎么办？王克非在回应这类疑惑时说“接受对象的兴趣虽是重要的指数，但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前提”。就此观点，我深表赞同。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过程。文化输出意味着中国文化应该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管他者接受心态怎样，我们都要说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强调自己的文化精神，使西方对中国文化不再是俯视而只能是平视。下面以一个实例来考察用异化法翻译较之于归化法翻译在服务于文化输出目的中所取得的后者不能相比的作用和效果。

    例1：龟鹤衔芝：此器根据明代黄宫陈设的吉祥物龟鹤延年缩小而成。为一仰头昂胸的仙鹤立于四头仰望的老龟背上，口衔灵芝，意味深长。民间传统鹤意喻常青，龟代表长寿，而灵芝为返老还童之仙药。

    译文1：This article is the miniature of the mascots- crane and tortoise displayed in the imperial palace of Ming dynasty. Crane stands for youth， tortoise for longevity， and glossy iris for elixir. The image vividly represents the love everlasting.

    译文2：……（同译文1）It has a red crowned crane with its head up，breast thrown out， and a wonder iris in its beak，standing on the back of a tortoise with its heads turning up. It is rich in its meaning. In folk tradition， the crane symbolizes youth， the tortoise represents long life and the wonder iris is an elixir which retards aging and restores youth.

    这是典型的实用文化的文本译介，译文1采取了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归化策略，只是简单介绍了这个器物是何物，而把西方读者不熟悉的形象及寓意一律删除不译。而译文2则详细地译出了“鹤、龟、灵芝”的生动形象以及它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象征的含义。译文1显然起不到文化传播的目的，因为西方读者阅后只知道中国有这个东西，却对背后的文化没有点滴认识。兴趣来源于新鲜感，而新鲜感来源于文化的异质性。只有采取异化策略，才能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翻译策略的选择取决于翻译文化文本的目的，取决于服务于不同文化输出目的的文本类型。文本类型不是单一的，因此翻译的策略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文化输出的总体目标。

    [参考文献]

    [1]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十年回顾与反思[J].对外大传播，2006，（12）.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

    [责任编辑：李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