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历史追述
刘建明
【摘要】在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70周年之际，回顾《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中发生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委婉地批评《晋绥日报》没有执行和宣传中央的土改政策，鼓动群众冒险蛮干，不敢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不依靠群众开门办报，势必要犯“左”的错误。这些观点对办好党报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谈话；《晋绥日报》；左倾错误；历史教训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等人前往河北平山县途经晋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了一次重要谈话。2018年是《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①（以下简称《谈话》）发表70周年。岁月虽久，但谈话的宏旨大意仍不失一字千钧。因为毛泽东对党报工作不仅提出了重大的原则和理论要求，而且策略地批评了《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其寓意恢弘，洞鉴昔今，历史与现实意义令人刻骨铭心。
一、《晋绥日报》发动土改与反右倾的功绩
山西省兴县是我党创建的晋绥解放区的首府，晉绥分局党委机关报《晋绥日报》的驻地就设在兴县蔡家崖村。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文件（又称“五四指示”），“支持农民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从地主阶级手中取得土地”。《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中既有建树，又有严重的历史教训，一些历史著作和报刊文章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披露。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许多文字多有舛误，大都回避了毛泽东对该报土改宣传的破坏作用所做的剖析。
1947年4月5日，《晋绥日报》发表了《坚持平均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土地》的社论，提出把一切应当分配的土地（地多的村应留些给地少的村），统统合拢到一起，按应分土地的人口大体均摊，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生活困境（包括少地的中农在内）。根据1944年的调查，晋绥区十八县百余行政村及近千个自然村，地主占人口总数的2.85%，占土地总数的14.6%；富农占人口总数的5.5%，占土地总数的12.5%；中农占人口总数的31.6%，占土地总数的45%；而贫农占人口总数的51%，占土地总数的25.5%，比华南、华中各省地主富农占土地总数的50%～60%少得多。晋绥地区要清算的地主富农极少，大量贫雇农没有“被剥削感”，发动农民斗地主，急需广泛、深入地动员群众，[1]这个担子就落在了分局领导和《晋绥日报》人员的肩上。
中共晋绥分局选派大量干部，成立工作团、工作队深入村庄指导土改，各村由无地少地的农民组成贫民团，选出贫民委员会。《晋绥日报》接连发表新闻、社论和编者按，启发贫雇农控诉地主剥削，引导他们“吐苦水”“挖穷根”，树立阶级斗争意识。从1947年4月9日起，该报接连报道了《粉碎地主寡妇的诡计》《偏关长安镇群众分到土地欢欣异常》《地主残害了一家三代》等几十条重要新闻，有的还配发了评论。忻县十区秦家庄群众没收地主秦全伦弟兄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第二天《晋绥日报》发表了新闻《忻县群众联合斗争地主恶霸秦全伦弟兄》。后来农民发现，秦全伦的弟弟秦砚伦偷割贫农庄稼，土改工作队立刻召开群众大会揭发。当晚半夜，秦家哥俩带着全家逃往太原，被民兵发现后扣获，将其携带的300元现款没收，分给21户贫雇农与抗属（抗日军人的家属），随后，《晋绥日报》报道了《恶霸地主秦全伦弟兄抗拒清算逃跑未遂》。5月16日又报道《保德冀家沟，分地中照顾孤老》的消息，6月9日发表《偏关四区群众将好地优先分给抗属》，群众参加土改的热情开始高涨。
当6月19日《晋绥日报》大张旗鼓地刊登《在斗争地主的战场上，贫农武老三激愤过度逝世》的消息后，整个晋绥边区反响强烈。武老三在诉苦会上因情绪激动和愤慨而昏厥，群众将其抬回家后死亡。经《晋绥日报》的鼓动，武老三的死亡激起了广大贫雇农的更大愤怒。几天后，《晋绥日报》刊登消息说，平鲁县地主沈浩父子，为逃避清算，混进合作社。当群众正准备清算他们二人时，沈浩畏罪逃跑，群众向其子沈存仁清算，群众分得好地一百多亩和白洋、粮食、牲畜、衣物等。《晋绥日报》环环紧扣的报道，使斗争地主的高潮迅速扩散，整个边区燃起怒火。
在任何时期，党内都可能出现右倾或敌对阶级的代理人。当晋绥边区土改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农民揭发少数党员干部包庇地主，有些县区领导则认为是小题大做。于是，报纸连续发表新闻和时评，报道农民审查党员干部，查出一批坏人和右倾分子。例如交城县米家庄有个“抗联主任”，日寇占领时担任伪职，日本投降后，钻进共产党队伍当了干部，在土改前欺压群众，贪污钱财，奸淫妇女。上级领导却把他作为犯一般错误的干部保护起来，农民强烈要求把他定为恶霸，把他从党内清除出去。《晋绥日报》支持农民的正义行动，受到群众的欢迎，贫雇农说：“报纸又把咱们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晋绥日报》反对右倾，嗅觉敏锐，立场坚定，毛泽东在《谈话》中大加肯定：“《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对于你们认为错误的观点和材料，你们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加以批注。你们的批注后来也有缺点，但是那种认真的精神是好的。”毛泽东赞扬这一时期的报纸尖锐泼辣，有朝气，“我很愿意看它”。不过，毛泽东也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晋绥日报》编者按语的主要缺点“是把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说到这里，毛泽东一面微笑着在屋子里慢慢踱步，一面举起两只手臂，比划拉弓的姿态，在胸前一拉一合。大家高兴地笑起来。[2]
二、煽动残酷斗争，《晋绥日报》以“左”为快
随着土改的深入发展，晋绥边区成立了“农会筹备委员会”，《晋绥日报》发表筹委会《告农民书》，号召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贫雇农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为激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土改工作团诱导贫雇农寻找打击对象，号召群众想怎么斗就怎么斗。《晋绥日报》开始以“左”为快，鼓吹暴力与肉体摧残。
土改工作队进入蔡家崖木兰杆村后，发现村里没有一户地主。晋绥分局得知后认为，划成分不能光看他们的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他们祖辈上干过什么，是否有剥削行为。《晋绥日报》在《吐苦水和挖穷根，土地改革中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的点滴经验》一文中，引导工作队和农民在木兰杆村重新划成分。工作队带领贫农到野外去看农民的祖坟，只要坟墓有围墙、有石碑，就将其后代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贫雇农的坟是立不起围墙、竖不了碑的。就这样硬是划出4户破落地主。经过动员村民，工作队带领所谓“勇敢分子”去挖底财，张拖喜家有200块白洋，这是兄弟俩常年辛苦磨豆腐攒的钱，却被定为“恶霸地主”。全村群众了解张家兄弟的为人，知道他们没有血债，对他们没有仇恨心理。工作团就强迫农民斗这兄弟俩，会上怒吼一声“严惩”后，怂恿民兵把哥俩枪毙了。[3]
《晋绥日报》报道与评论这一事件的笔调是那样理所当然，大快人心。此后，该报经常使用“化形地主”的概念，提出查“三代”，划成分要看政治态度，要彻底报仇雪恨。这样鼓动的结果，“把一半中农划到地主富农范围，大大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利益”。在报道斗地主时，多次号召农民要“狠斗”“彻底地斗”；或“对发生在各地日益普遍起来的打杀行为，或者轻描淡写，或者避而不谈”[4]。9月2日，《晋绥日报》刊登一则重要通讯：《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刘象坤是开明绅士刘少白的弟弟。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好人。刘象坤在家务农，是个乡医，待人和善，他的儿子刘武雄1932年参加了革命。《晋绥日报》的长篇通讯却捏造说他吃租放债、设局开赌、调戏妇女、欺压百姓、抗交公粮、贩运大烟、走私偷税、杀害7人、出卖36人、贪污中饱等罪行。黑峪口的8个自然村召开千人大会，会议没到一半，刘象坤就被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地打死了。
刘象坤的哥哥、开明绅士刘少白在年轻时就同情革命，他与曾经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好友牛友兰，创办了多所中小学。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与丈夫陈道原分别担任中共顺直（今河北）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刘少白还利用在北平的个人身份，营救过被捕的中共党员王若飞、杨献珍、何述之、王瀛、赵世兰等重要人物。刘少白于1937年8月被批准为秘密党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以党外人士的名义担任边区副议长。土改前夕，他电告兴县政府要求献地，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上百棵树木和一处四合院捐献出来。《晋绥日报》在1946年8月1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的长篇通讯。即便如此，兄弟二人仍没有逃脱厄运。刘象坤被打死后，60多岁的刘少白被游斗，会后被捆绑关押一个多月。《晋绥日报》以《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为题刊登通讯，说他捐献土地是伪装进步，说他与牛友兰是一路货色。
抗战初期，八路军120师来到晋绥，牛友兰把自己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捐献出来，供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使用。他还捐献了2.3万元大洋、150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后来他又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战”。他的儿子牛荫冠早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加入了共产党，1936年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返回太原，任牺盟总会负责人。[5]牛友兰、牛荫冠父子在1947年9月26日成为斗争对象。批斗大会有5000多人参加，61岁的牛友兰被反绑着双手，跪在主席台上。批斗后抬回家没几天牛友兰就咽气了。《晋绥日报》最先在头版头条报道揪出刘少白和牛友兰这两人“是土改运动的巨大胜利”，后又报道蔡家崖农民斗争刘、牛大会的“盛况”，煽动贫雇农使用暴力消灭“新”地主和“旧”地主。
11月27日，《晋绥日报》发表《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指出：“今后凡党员和干部……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几天后，晋绥分局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这篇社论。包括区长、县长、劳动模范、“锄奸英雄”和土改工作团在内的几乎所有干部，都面临斗争和清算，不少县和县以下的基层党组织被解散，多数基层干部受到审查。有的行政村八个支部书记，一个处决，一个自杀，六人被斗争撤职。在贫雇农掌权下，神池县委和县政府被农会宣布为清一色的“地主专政”，予以解散，23人被羁押。[6]
据《山西通史》记载，“兴县1948年6月22日的统计，全县8个区290个村庄，土改中被打死的有1050人，其中地主384人，富農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的共有862人，其中地主255人，中农345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因冻饿而死的有63人，其中地主27人，富农33人，中农3人，上述3项共死亡1976人。”[7]据晋绥分局《党代会总结》统计：“土改中全边区共死亡党员、干部357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33人，村干部与党员317人。”[8]《晋绥日报》在土改中不顾后果，煽动极左，毛泽东委婉地批评说：“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1948年《晋绥日报》发表为刘少白、牛友兰平反的消息，毛主席读后大为震惊，严厉批评晋绥分局的主要领导：“过去我还愿意看《晋绥日报》，因为它有时还揭露一些问题，现在看了你们批斗刘少白的报道，我再也不看你们的报了。像刘少白这样的人都被你们斗了，以后还有谁敢跟我们合作呢？”[9]
清算恶霸地主是政策性很强的阶级斗争，农民往往搞不清楚什么人该斗，以什么方式批斗，法律有什么限制。《晋绥日报》不考虑农民的觉悟和认识水平，盲目鼓动他们要“狠斗”“彻底地斗”，甚至诱导他们乱斗、乱打，破坏了党的政策，玷污了党的形象。所以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党报的斗争矛头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向，做到有理、有节、有制，不能为所欲为地肆意鼓吹。
三、警惕《晋绥日报》错误倾向的历史重演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会议（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任弼时在发言中指出晋绥土改谴责过火行为，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不久，习仲勋就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三次致电毛泽东：要注意克服土改中“左”的情绪，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复电习仲勋，完全同意他的意见。[10]全党很快在各解放区开展了一场反对“左”倾的思想检查。
对党报系统，防止“左”倾错误的关键是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947年下半年，《晋绥日报》土改宣传直接違背中央的“平分地主富农的土地，团结保护中农，不伤害一般地主富农”的土改政策。《晋绥日报》不让农民全面了解党中央的这一政策，依据分局党委的口径贸然提出“农民要怎样办就怎样办”“不要为某些能说会道的中农所陶醉”“由贫雇农审查党组织”，这就势必要犯“左”的错误。为此，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毛主席的这个重要结论，是党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做好一切群众工作的关键。
报纸不犯错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坚持正确的思想原则，掌好舵，把好关。当年（1947年2月）康生、陈伯达带领中央土改试点团来到晋绥边区，不顾老解放区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现状，主张“搬石头”“贫农团取代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康生、陈伯达公然不按剥削关系划分阶级，提出“查三代”“化形地主”“下坡地主”的说法。晋绥分局书记在木兰杆村追查张姓家族，从清朝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一直查到当时的子孙。分局党校追查共产党员、代县县长十几代，一直查到1000多年前宋朝时他的家庭背景。康生、陈伯达搅乱了阶级阵线，使《晋绥日报》的宣传方向偏离了正确轨道。
《晋绥日报》之所以盲目跟随康生、陈伯达和分局领导的指挥棒转，根本原因是多数记者编辑认为：领导有错误，反对抵制危如累卵，紧跟照办才保险；“左”比右好，“左”倾不犯立场错误，没有“丧身失节”。这种丧失良知或明哲保身的恶习，使许多人养成落井下石的恶劣品质，宁可迫害诬陷好人，也不敢坚持和伸张正义。有些党员干部、编辑记者对人对事不讲原则，在真理面前不敢亮明旗帜。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
党报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大难度，但却是报纸办得好坏、避免错误的关键。甘惜分教授生前认为：“党的机关报受党组织的直接控制，领导正确，则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必受读者欢迎。领导错误，报纸则必犯错误，这不是为报纸推卸责任，而是多年来的痛苦教训。所以党委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进行调查研究，倾听下级意见，千万不可自以为是，随便发号施令，强迫下面执行。尤其要注意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以集体意见领导报纸，使报纸沿着正确路线办下去。个人说了算，搞一言堂，没有不失败的。”[11]毛主席在《谈话》中特别强调：“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听听群众主张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坚持实事求是，是新闻工作者防止“左”或右错误的法宝。
“左”的思想在新闻界影响深远，警惕“左”的危害，防止极左思想的侵蚀和破坏，是我国新闻界一项长期历史任务。《晋绥日报》的“左”倾错误教训极为深刻，但没有成为一些人的前车之鉴。许多人宁愿伪装革命，说假话、说大话，也不愿意实事求是地说真话。“想一想多年来，每一次极左运动，哪一次不是报纸推波助澜，先由报纸发动起来并推广到全国。”[12]著名记者穆欣曾指出：“编者头脑发热，忘乎所以，遇事无限上纲，严词批判。对于涉及的人和事，往往不经调查核实，就主观臆断，横加指责。”[13]这样的党报工作者难以成风化人，根本写不出有温度的作品。
《晋绥日报》推行错误的土改路线，捏造事实，诬陷好人，打击中农，炮制了许多假新闻。但《晋绥日报》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勇敢地让群众审查自己的报纸，检举它的虚假报道，发起反“客里空”运动。这是解放区报纸的一次伟大创举。《晋绥日报》原来没有知名度，在反“客里空”事件后，引起全国解放区新闻界的关注。不仅新华社总社发表社论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还下发指示明确肯定：“由《晋绥日报》发动的反‘客里空运动，是土改中的一个重要收获。”194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指示说：《晋绥日报》发动的反“客里空”运动，中央已号召将此种自我批评精神应用到各种工作中去。随后，各解放区的报纸和新华社总社与分社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客里空”运动。这是人民的报纸同人民血肉联系的重要标志。所以毛主席要求：“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注 释：
①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初稿发表于1948年5月晋绥边区出版的《新闻战线》创刊号。最后定稿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131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是毛主席的一次即兴讲话，当时由《晋绥日报》编辑纪希晨同志记录。
参考文献：
[1]牛崇辉.刘少奇与晋绥土改[J].湘潮，2012（10）.
[2]纪希晨.新闻，让我与伟人风云际会[J].新闻战线，2013（6）.
[3]罗平汉.晋绥土改的左倾偏向及其纠正[J].文史精华，2004（10）.
[4]甘惜分.四十年前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M]//甘惜分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18.
[5]政协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主编.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18-19.
[6]廉如鉴.土改时期的“左”倾现象何以发生[J].开放时代，2015（5）.
[7]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山西通史：第9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146-147.
[8]穆欣.《晋绥日报》反“客里空”的得失与教训[J].党史文汇，2006（9）.
[9]党史文汇编辑部.从开明绅士到共产党员：刘少白生平[J].党史文汇，1987（3）.
[10]祝彦.习仲勋三次致电毛泽东，痛批土改中“左”祸[N].学习时报，2010-07-21.
[11]甘惜分.四十年前的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M]//甘惜分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39.
[12]甘惜分.四十年前的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M]//甘惜分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42.
[13]穆欣.《晋绥日报》反“客里空”的得失与教训[J].党史文汇，2006（9）.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王志昭
【摘要】在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70周年之际，回顾《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中发生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委婉地批评《晋绥日报》没有执行和宣传中央的土改政策，鼓动群众冒险蛮干，不敢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不依靠群众开门办报，势必要犯“左”的错误。这些观点对办好党报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谈话；《晋绥日报》；左倾错误；历史教训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等人前往河北平山县途经晋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了一次重要谈话。2018年是《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①（以下简称《谈话》）发表70周年。岁月虽久，但谈话的宏旨大意仍不失一字千钧。因为毛泽东对党报工作不仅提出了重大的原则和理论要求，而且策略地批评了《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其寓意恢弘，洞鉴昔今，历史与现实意义令人刻骨铭心。
一、《晋绥日报》发动土改与反右倾的功绩
山西省兴县是我党创建的晋绥解放区的首府，晉绥分局党委机关报《晋绥日报》的驻地就设在兴县蔡家崖村。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文件（又称“五四指示”），“支持农民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从地主阶级手中取得土地”。《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中既有建树，又有严重的历史教训，一些历史著作和报刊文章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披露。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许多文字多有舛误，大都回避了毛泽东对该报土改宣传的破坏作用所做的剖析。
1947年4月5日，《晋绥日报》发表了《坚持平均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土地》的社论，提出把一切应当分配的土地（地多的村应留些给地少的村），统统合拢到一起，按应分土地的人口大体均摊，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生活困境（包括少地的中农在内）。根据1944年的调查，晋绥区十八县百余行政村及近千个自然村，地主占人口总数的2.85%，占土地总数的14.6%；富农占人口总数的5.5%，占土地总数的12.5%；中农占人口总数的31.6%，占土地总数的45%；而贫农占人口总数的51%，占土地总数的25.5%，比华南、华中各省地主富农占土地总数的50%～60%少得多。晋绥地区要清算的地主富农极少，大量贫雇农没有“被剥削感”，发动农民斗地主，急需广泛、深入地动员群众，[1]这个担子就落在了分局领导和《晋绥日报》人员的肩上。
中共晋绥分局选派大量干部，成立工作团、工作队深入村庄指导土改，各村由无地少地的农民组成贫民团，选出贫民委员会。《晋绥日报》接连发表新闻、社论和编者按，启发贫雇农控诉地主剥削，引导他们“吐苦水”“挖穷根”，树立阶级斗争意识。从1947年4月9日起，该报接连报道了《粉碎地主寡妇的诡计》《偏关长安镇群众分到土地欢欣异常》《地主残害了一家三代》等几十条重要新闻，有的还配发了评论。忻县十区秦家庄群众没收地主秦全伦弟兄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第二天《晋绥日报》发表了新闻《忻县群众联合斗争地主恶霸秦全伦弟兄》。后来农民发现，秦全伦的弟弟秦砚伦偷割贫农庄稼，土改工作队立刻召开群众大会揭发。当晚半夜，秦家哥俩带着全家逃往太原，被民兵发现后扣获，将其携带的300元现款没收，分给21户贫雇农与抗属（抗日军人的家属），随后，《晋绥日报》报道了《恶霸地主秦全伦弟兄抗拒清算逃跑未遂》。5月16日又报道《保德冀家沟，分地中照顾孤老》的消息，6月9日发表《偏关四区群众将好地优先分给抗属》，群众参加土改的热情开始高涨。
当6月19日《晋绥日报》大张旗鼓地刊登《在斗争地主的战场上，贫农武老三激愤过度逝世》的消息后，整个晋绥边区反响强烈。武老三在诉苦会上因情绪激动和愤慨而昏厥，群众将其抬回家后死亡。经《晋绥日报》的鼓动，武老三的死亡激起了广大贫雇农的更大愤怒。几天后，《晋绥日报》刊登消息说，平鲁县地主沈浩父子，为逃避清算，混进合作社。当群众正准备清算他们二人时，沈浩畏罪逃跑，群众向其子沈存仁清算，群众分得好地一百多亩和白洋、粮食、牲畜、衣物等。《晋绥日报》环环紧扣的报道，使斗争地主的高潮迅速扩散，整个边区燃起怒火。
在任何时期，党内都可能出现右倾或敌对阶级的代理人。当晋绥边区土改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农民揭发少数党员干部包庇地主，有些县区领导则认为是小题大做。于是，报纸连续发表新闻和时评，报道农民审查党员干部，查出一批坏人和右倾分子。例如交城县米家庄有个“抗联主任”，日寇占领时担任伪职，日本投降后，钻进共产党队伍当了干部，在土改前欺压群众，贪污钱财，奸淫妇女。上级领导却把他作为犯一般错误的干部保护起来，农民强烈要求把他定为恶霸，把他从党内清除出去。《晋绥日报》支持农民的正义行动，受到群众的欢迎，贫雇农说：“报纸又把咱们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晋绥日报》反对右倾，嗅觉敏锐，立场坚定，毛泽东在《谈话》中大加肯定：“《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对于你们认为错误的观点和材料，你们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加以批注。你们的批注后来也有缺点，但是那种认真的精神是好的。”毛泽东赞扬这一时期的报纸尖锐泼辣，有朝气，“我很愿意看它”。不过，毛泽东也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晋绥日报》编者按语的主要缺点“是把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说到这里，毛泽东一面微笑着在屋子里慢慢踱步，一面举起两只手臂，比划拉弓的姿态，在胸前一拉一合。大家高兴地笑起来。[2]
二、煽动残酷斗争，《晋绥日报》以“左”为快
随着土改的深入发展，晋绥边区成立了“农会筹备委员会”，《晋绥日报》发表筹委会《告农民书》，号召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贫雇农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为激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土改工作团诱导贫雇农寻找打击对象，号召群众想怎么斗就怎么斗。《晋绥日报》开始以“左”为快，鼓吹暴力与肉体摧残。
土改工作队进入蔡家崖木兰杆村后，发现村里没有一户地主。晋绥分局得知后认为，划成分不能光看他们的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他们祖辈上干过什么，是否有剥削行为。《晋绥日报》在《吐苦水和挖穷根，土地改革中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的点滴经验》一文中，引导工作队和农民在木兰杆村重新划成分。工作队带领贫农到野外去看农民的祖坟，只要坟墓有围墙、有石碑，就将其后代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贫雇农的坟是立不起围墙、竖不了碑的。就这样硬是划出4户破落地主。经过动员村民，工作队带领所谓“勇敢分子”去挖底财，张拖喜家有200块白洋，这是兄弟俩常年辛苦磨豆腐攒的钱，却被定为“恶霸地主”。全村群众了解张家兄弟的为人，知道他们没有血债，对他们没有仇恨心理。工作团就强迫农民斗这兄弟俩，会上怒吼一声“严惩”后，怂恿民兵把哥俩枪毙了。[3]
《晋绥日报》报道与评论这一事件的笔调是那样理所当然，大快人心。此后，该报经常使用“化形地主”的概念，提出查“三代”，划成分要看政治态度，要彻底报仇雪恨。这样鼓动的结果，“把一半中农划到地主富农范围，大大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利益”。在报道斗地主时，多次号召农民要“狠斗”“彻底地斗”；或“对发生在各地日益普遍起来的打杀行为，或者轻描淡写，或者避而不谈”[4]。9月2日，《晋绥日报》刊登一则重要通讯：《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刘象坤是开明绅士刘少白的弟弟。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好人。刘象坤在家务农，是个乡医，待人和善，他的儿子刘武雄1932年参加了革命。《晋绥日报》的长篇通讯却捏造说他吃租放债、设局开赌、调戏妇女、欺压百姓、抗交公粮、贩运大烟、走私偷税、杀害7人、出卖36人、贪污中饱等罪行。黑峪口的8个自然村召开千人大会，会议没到一半，刘象坤就被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地打死了。
刘象坤的哥哥、开明绅士刘少白在年轻时就同情革命，他与曾经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好友牛友兰，创办了多所中小学。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与丈夫陈道原分别担任中共顺直（今河北）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刘少白还利用在北平的个人身份，营救过被捕的中共党员王若飞、杨献珍、何述之、王瀛、赵世兰等重要人物。刘少白于1937年8月被批准为秘密党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以党外人士的名义担任边区副议长。土改前夕，他电告兴县政府要求献地，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上百棵树木和一处四合院捐献出来。《晋绥日报》在1946年8月1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的长篇通讯。即便如此，兄弟二人仍没有逃脱厄运。刘象坤被打死后，60多岁的刘少白被游斗，会后被捆绑关押一个多月。《晋绥日报》以《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为题刊登通讯，说他捐献土地是伪装进步，说他与牛友兰是一路货色。
抗战初期，八路军120师来到晋绥，牛友兰把自己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捐献出来，供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使用。他还捐献了2.3万元大洋、150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后来他又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战”。他的儿子牛荫冠早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加入了共产党，1936年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返回太原，任牺盟总会负责人。[5]牛友兰、牛荫冠父子在1947年9月26日成为斗争对象。批斗大会有5000多人参加，61岁的牛友兰被反绑着双手，跪在主席台上。批斗后抬回家没几天牛友兰就咽气了。《晋绥日报》最先在头版头条报道揪出刘少白和牛友兰这两人“是土改运动的巨大胜利”，后又报道蔡家崖农民斗争刘、牛大会的“盛况”，煽动贫雇农使用暴力消灭“新”地主和“旧”地主。
11月27日，《晋绥日报》发表《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指出：“今后凡党员和干部……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几天后，晋绥分局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这篇社论。包括区长、县长、劳动模范、“锄奸英雄”和土改工作团在内的几乎所有干部，都面临斗争和清算，不少县和县以下的基层党组织被解散，多数基层干部受到审查。有的行政村八个支部书记，一个处决，一个自杀，六人被斗争撤职。在贫雇农掌权下，神池县委和县政府被农会宣布为清一色的“地主专政”，予以解散，23人被羁押。[6]
据《山西通史》记载，“兴县1948年6月22日的统计，全县8个区290个村庄，土改中被打死的有1050人，其中地主384人，富農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的共有862人，其中地主255人，中农345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因冻饿而死的有63人，其中地主27人，富农33人，中农3人，上述3项共死亡1976人。”[7]据晋绥分局《党代会总结》统计：“土改中全边区共死亡党员、干部357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33人，村干部与党员317人。”[8]《晋绥日报》在土改中不顾后果，煽动极左，毛泽东委婉地批评说：“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1948年《晋绥日报》发表为刘少白、牛友兰平反的消息，毛主席读后大为震惊，严厉批评晋绥分局的主要领导：“过去我还愿意看《晋绥日报》，因为它有时还揭露一些问题，现在看了你们批斗刘少白的报道，我再也不看你们的报了。像刘少白这样的人都被你们斗了，以后还有谁敢跟我们合作呢？”[9]
清算恶霸地主是政策性很强的阶级斗争，农民往往搞不清楚什么人该斗，以什么方式批斗，法律有什么限制。《晋绥日报》不考虑农民的觉悟和认识水平，盲目鼓动他们要“狠斗”“彻底地斗”，甚至诱导他们乱斗、乱打，破坏了党的政策，玷污了党的形象。所以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党报的斗争矛头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向，做到有理、有节、有制，不能为所欲为地肆意鼓吹。
三、警惕《晋绥日报》错误倾向的历史重演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会议（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任弼时在发言中指出晋绥土改谴责过火行为，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不久，习仲勋就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三次致电毛泽东：要注意克服土改中“左”的情绪，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复电习仲勋，完全同意他的意见。[10]全党很快在各解放区开展了一场反对“左”倾的思想检查。
对党报系统，防止“左”倾错误的关键是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947年下半年，《晋绥日报》土改宣传直接違背中央的“平分地主富农的土地，团结保护中农，不伤害一般地主富农”的土改政策。《晋绥日报》不让农民全面了解党中央的这一政策，依据分局党委的口径贸然提出“农民要怎样办就怎样办”“不要为某些能说会道的中农所陶醉”“由贫雇农审查党组织”，这就势必要犯“左”的错误。为此，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毛主席的这个重要结论，是党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做好一切群众工作的关键。
报纸不犯错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坚持正确的思想原则，掌好舵，把好关。当年（1947年2月）康生、陈伯达带领中央土改试点团来到晋绥边区，不顾老解放区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现状，主张“搬石头”“贫农团取代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康生、陈伯达公然不按剥削关系划分阶级，提出“查三代”“化形地主”“下坡地主”的说法。晋绥分局书记在木兰杆村追查张姓家族，从清朝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一直查到当时的子孙。分局党校追查共产党员、代县县长十几代，一直查到1000多年前宋朝时他的家庭背景。康生、陈伯达搅乱了阶级阵线，使《晋绥日报》的宣传方向偏离了正确轨道。
《晋绥日报》之所以盲目跟随康生、陈伯达和分局领导的指挥棒转，根本原因是多数记者编辑认为：领导有错误，反对抵制危如累卵，紧跟照办才保险；“左”比右好，“左”倾不犯立场错误，没有“丧身失节”。这种丧失良知或明哲保身的恶习，使许多人养成落井下石的恶劣品质，宁可迫害诬陷好人，也不敢坚持和伸张正义。有些党员干部、编辑记者对人对事不讲原则，在真理面前不敢亮明旗帜。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
党报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大难度，但却是报纸办得好坏、避免错误的关键。甘惜分教授生前认为：“党的机关报受党组织的直接控制，领导正确，则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必受读者欢迎。领导错误，报纸则必犯错误，这不是为报纸推卸责任，而是多年来的痛苦教训。所以党委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进行调查研究，倾听下级意见，千万不可自以为是，随便发号施令，强迫下面执行。尤其要注意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以集体意见领导报纸，使报纸沿着正确路线办下去。个人说了算，搞一言堂，没有不失败的。”[11]毛主席在《谈话》中特别强调：“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听听群众主张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坚持实事求是，是新闻工作者防止“左”或右错误的法宝。
“左”的思想在新闻界影响深远，警惕“左”的危害，防止极左思想的侵蚀和破坏，是我国新闻界一项长期历史任务。《晋绥日报》的“左”倾错误教训极为深刻，但没有成为一些人的前车之鉴。许多人宁愿伪装革命，说假话、说大话，也不愿意实事求是地说真话。“想一想多年来，每一次极左运动，哪一次不是报纸推波助澜，先由报纸发动起来并推广到全国。”[12]著名记者穆欣曾指出：“编者头脑发热，忘乎所以，遇事无限上纲，严词批判。对于涉及的人和事，往往不经调查核实，就主观臆断，横加指责。”[13]这样的党报工作者难以成风化人，根本写不出有温度的作品。
《晋绥日报》推行错误的土改路线，捏造事实，诬陷好人，打击中农，炮制了许多假新闻。但《晋绥日报》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勇敢地让群众审查自己的报纸，检举它的虚假报道，发起反“客里空”运动。这是解放区报纸的一次伟大创举。《晋绥日报》原来没有知名度，在反“客里空”事件后，引起全国解放区新闻界的关注。不仅新华社总社发表社论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还下发指示明确肯定：“由《晋绥日报》发动的反‘客里空运动，是土改中的一个重要收获。”194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指示说：《晋绥日报》发动的反“客里空”运动，中央已号召将此种自我批评精神应用到各种工作中去。随后，各解放区的报纸和新华社总社与分社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客里空”运动。这是人民的报纸同人民血肉联系的重要标志。所以毛主席要求：“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注 释：
①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初稿发表于1948年5月晋绥边区出版的《新闻战线》创刊号。最后定稿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131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是毛主席的一次即兴讲话，当时由《晋绥日报》编辑纪希晨同志记录。
参考文献：
[1]牛崇辉.刘少奇与晋绥土改[J].湘潮，2012（10）.
[2]纪希晨.新闻，让我与伟人风云际会[J].新闻战线，2013（6）.
[3]罗平汉.晋绥土改的左倾偏向及其纠正[J].文史精华，2004（10）.
[4]甘惜分.四十年前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M]//甘惜分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18.
[5]政协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主编.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18-19.
[6]廉如鉴.土改时期的“左”倾现象何以发生[J].开放时代，2015（5）.
[7]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山西通史：第9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146-147.
[8]穆欣.《晋绥日报》反“客里空”的得失与教训[J].党史文汇，2006（9）.
[9]党史文汇编辑部.从开明绅士到共产党员：刘少白生平[J].党史文汇，1987（3）.
[10]祝彦.习仲勋三次致电毛泽东，痛批土改中“左”祸[N].学习时报，2010-07-21.
[11]甘惜分.四十年前的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M]//甘惜分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39.
[12]甘惜分.四十年前的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M]//甘惜分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42.
[13]穆欣.《晋绥日报》反“客里空”的得失与教训[J].党史文汇，2006（9）.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王志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