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国新闻理论领域若干问题的探讨与争鸣
丰纯高
【摘要】新闻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发展速度最快、受扶持力度最大、地位提升最明显的学科之一。这一成就与新闻理论领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积极开展探讨与争鸣有关。有些探讨与争鸣事关原则、事关全局、事关方向，敏感而重要，引起党和国家高层的关注和重视、介入和引导。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和争鸣，应该讲政治、讲科学、讲方法，不应公开质疑和反对中央已经明确做出结论、形成规范表述的观点和主张。
【关键词】人民性；意识形态；新闻体制
改革开放40年来，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与争鸣，从来没有中断过，包括“新闻的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的内涵”“新闻的本质属性”“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出版自由”“新闻舆论导向”“新闻舆论监督”“党性与人民性”“新闻体制”等，新闻理论中几乎每一个基本问题都被关注并引发过热烈讨论。有些问题的讨论持续时间还比较长，有些观点在新闻界和社会上传播得还比较广，影响还比较大。描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新闻理论领域的全貌是比较困难的。与其面面俱到，蜻蜓点水，不如选择其中一些既有影响又能给人以启发的议题与观点，做些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一、新闻理论领域的争鸣助推新闻学学科发展
新闻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最年轻的学科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最快、受扶持力度最大、地位提升最明显的学科之一。与改革开放同步，新闻学国家层面的学科规划建设，是从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新闻研究所开始的。1987年新闻学被列入国家科委的统计年报，正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科项目之一。10年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研究生专业目录，其中一级学科增列“新闻传播学”，把过去被列为二级学科的“新闻学”调整升级为一级学科。200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工作时，点名要求加强包括新闻学在内的13门学科的研究。这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首次将新闻学与文、史、哲、经、法等传统大学科并列，表明了党中央对新闻学学科的重视。2004年，中央启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具体任务之一，是为高校师生编写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基础理论教材，编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材。新闻学被“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选为首批建设的九大重点学科之一，其教材编写组专家受到时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同志的亲切接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求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他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两位新闻学学者参加；他在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专门提到了新闻学，把新闻学视为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新闻学目前已经进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第一方阵。
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以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为主干和骨架。其中，理论新闻学习惯上称为新闻理论，旨在研究和揭示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深层本质和根本规律，研究和揭示新闻事业发展的大趋势和大道理，研究和揭示新闻从业者的素质修养和行为规范。“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1]在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中，新闻理论对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等其他分支学科发挥著统领性的作用，对新闻学的整体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新闻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新闻学。新闻理论所阐述的对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根本观点，引领、制约甚至支配着新闻学的整体发展。通过对历史上我国新闻学的研究和世界范围内的新闻学研究不难发现，决定其学科体系性质和学科整体面貌的，不是历史新闻学和应用新闻学，而是新闻理论。“资产阶级新闻学”“西方新闻学”“无产阶级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等各种新闻学的不同，主要在于新闻理论基本观点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事业获得长足发展，新闻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中日益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好的经验，也有教训。从新闻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概括，对于更好地指导新闻实践，更好地让新闻工作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讲，党和国家对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与争鸣是重视和支持的，这在客观上会提升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为学科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力和物力支持。特别是新闻理论领域对某些问题的探讨与争鸣，事关原则、事关全局、事关方向，敏感而重要，往往会引起党和国家高层的特别关注和重视。在他们的介入和引导下，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学的发展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沌状态中，冲出困境，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二、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
改革开放以来对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与争鸣，最先体现在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我国各条战线各方面工作首先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1979年3月，新闻界召开了一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在发言中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工作的教训时使用了“人民性”的提法。当年9月，他在一次报告中讲道，过去的事实表明，我们党和党中央犯错误的时候，党报因为坚持党性就会跟着犯错误，要找出办法防止这种状况，那就是要坚持人民性。他后来又说：“党报强调党性，就是要强调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若干重要指示和重要措施，为无产阶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党报强调人民性，就是要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二者各有侧重，不可偏废。”[2]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党性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人民性”这一概念和提法，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党的新闻工作中出现过，并不是由这位老新闻工作者首先提出的。新中国成立前，党的新闻界在使用“人民性”这一概念时，在对它所做出的解释中，一直把它看成与党性一致的东西，人民性就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性，强调二者的统一。在新闻实践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既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其报名体现的也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问题不在于使用“人民性”这一概念和提法，而在于对人民性和党性所做出的解释，以及对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判断。这位老同志当时在新闻界的地位比较高，他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这些说法，以反思历史、总结教训的面目出现，在新闻界影响很大，引起了广泛讨论。从这些说法出发，新闻理论领域出现了这样一些认识：第一，党会犯错误，而人民不会犯错误，党报在党不犯错误时应坚持党性，在党犯错误时就可以不坚持党性而要坚持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第二，党性强调的是党报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人民性强调的是党报对人民负责，党报要代表人民利益替人民说话，就要坚持人民性；第三，党性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人民性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党报反映现实生活，报道的是具体地方的具体的人和事，就要突出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哪怕是局部利益，突出人民性。
在讨论和争鸣中，出现了与上述认识针锋相对的声音。有声音说，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的体现。一切错误的东西，伤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东西，包括党过去工作中所犯过的错误，是同党性根本对立的，是反党性的，党正在克服和纠正，不应该把那些非党性的东西、反党性的东西同党性混同起来。此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有没有犯错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都得经过实践由人民群众来判断，而不是由党报工作者来事先判断，党报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自作主张地坚持或者不坚持党性，宣传或者不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声音说，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等内容，本身是党性内涵的应有之义，如果人为地把这些内容从党性中剥离出去，把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就会给党的新闻工作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造成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有声音说，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党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人民群众需求制定的，它是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体，是人民群众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体。它不可能反映人民群众中每一个个体的每一项需求或每一种意见，特别是不能迁就不正当需求和不合理意见。党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并将之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是党的新闻工作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利益的具体方式。还有声音认为，从逻辑学的原理来看，党性和人民性构不成一对矛盾主体。党性是政党的衍生物，政党出现后才有党性。党性来自于政党，没有政党的产生和存在，就没有党性。而人民性来源于人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先有人民，后有政党。政党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而人民自人类社会产生就一直存在，不会随着政党的消失而消失。也就是说，党性与人民性并不因对方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对方的消失而消失，它们构不成互为前提和条件的矛盾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新闻理论领域中关于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讨论，特别是把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给新闻界带来了相当长时期的理论混乱和实践迷茫，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社会上也有人质疑新闻工作者的采訪报道和评论是“站在党的立场”还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正确认识和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从此成为新闻宣传舆论工作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事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能不对此进行回应。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发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观点鲜明地批评有人“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3]。1989年11月北京政治风波平息后，江泽民同志在中宣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特别指出：“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4]2008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强调，“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5]。这些论述，都紧紧把握住了党性和人民性关系中的核心要义，即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新闻工作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统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讲话和新闻舆论工作的讲话，都强调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关系。他说：“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6]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7]。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重要判断，对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作了科学总结和准确把握，提升了人民性在新闻理论概念体系中的地位，使人民性与党性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概念。这是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最新理论发展，必将对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和新闻工作的实际产生重大影响。新闻理论领域中在党性与人民性问题上一切不正确的说法与讨论，从此可以休矣。
三、新闻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意识形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改革开放的步伐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市场竞争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对新闻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新闻理论领域出现了关于“新闻是商品”“读者是上帝”的讨论和争鸣。[8]
主张“新闻是商品”“读者是上帝”的声音认为，新闻具备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其使用价值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改革应考虑如何使新闻商品化并按商品流通的原则组织生产和消费。有报纸刊文说，报刊存亡兴衰的命运掌握在广大读者手中，我们新闻工作者要想想，我们是靠谁养活的呢？作者愿套用商界的一句话与新闻界的同志们共勉，对于报纸来说，读者就是上帝。
反对“新闻是商品”“读者是上帝”的声音认为，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生产的目的是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买卖，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和创办的新闻机构所采编的新闻，不是为了到市场上去交换和买卖。如果认为“新闻是商品”，那么搞“有偿新闻”就是合理的，符合等价交换原则，那我们还怎样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的职业道德呢？在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人们提出“消费者是上帝”“顾客是上帝”的口号，强调“有求必应”，遵循市场导向，意在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和顾客具体、直接的物质需求，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样的口号如果套用到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上，衍生为“读者是上帝”，这是不合适的。精神产品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净化和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精神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当然应有读者意识。但如果将这种读者意识上升为“读者是上帝”，一切唯读者是从，这就不是正确的读者观。面对某些读者比较低级、下流甚至反动的需求，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不仅不能迎合与满足，还要进行教育和引导。有分析认为，上帝需要什么我们就迎合什么、供应什么，把新闻工作变成一般的商品活动，按所谓市场规律来进行新闻采编工作，恐怕就是某些报刊在舆论导向上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新闻是商品”“读者是上帝”的观点，在思想上影响到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新闻价值取向，新闻实践中有一些新闻单位开始搞所谓“新闻卖点”的策划：什么新闻能卖钱就刊发什么新闻，何时能卖出最大价钱最能吸引受众就何时发布新闻。正是从这种新闻价值取向出发，一些以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手法描写两性关系、违法犯罪细节的黄色、低俗新闻纷纷出笼。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把自己手上拥有的采访、写作、编辑、刊发新闻稿件的职业权利商品化，实行“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搞钱稿交易。还有的新闻媒体违反法律和纪律，发布一些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唱反调的新闻，抢发一些不宜抢发的新闻，以达到哗众取宠、扩大销路的目的。
关于“新闻是商品”“读者是上帝”的讨论与争鸣，实质上是对新闻本质属性的讨论与争鸣。新闻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这个问题早有答案。1922年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就提出过“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9]。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新闻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是客观事物经过人们头脑主观加工和反映出来的东西。“写真”一词的使用，清晰地表明了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期间，时任总编辑陆定一同志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新闻的本源和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以什么形式报道，都需要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充分研究事实内在的新闻价值要素，研究受众的需求和喜好，研究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任务需要，在此基础上综合选择才能决定，这其中包含着立场、观点、态度和情感。陆定一提出的这个新闻定义，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是我国公认度最高的、比较准确、比较科学的新闻定义，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陆定一在此定义中所使用的“报道”一词，鲜明地体现了新闻的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
把新闻看作意识形态而非商品，把新闻工作看作意识形态工作而非经济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历代主要领导人的基本认知。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把新闻、宣传、教育、文化等部门列入意识形态部门，并亲切称呼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同志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求“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0]。江泽民同志说：“新闻舆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1]胡锦涛同志认为，“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12]。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同志将之视为党的极为重要的工作，认为它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秉持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的看法，习近平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三家主要新闻媒体后，主持召开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提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13]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为自身赖以依存的经济基础及自身所依附的国家政权进行论证和辩护的作用，同时对敌对的经济基础及国家政权进行总体上的否定和批判。“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4]统治阶级如果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它就必须加强自己的意识形态工作，牢固地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古今中外，任何阶级任何政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建设政权，巩固政权，实现长治久安，必须始终做好新闻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和政党是这样，反动的阶级和政党也是这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是这样，镇压人民奴役人民的政权也是这样。历史经验和教训反复表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搞乱一个社会搞垮一个政权，往往首先从其思想领域开始。新闻舆论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会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危及国家政权安全。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都强制要求意识形态部门及意识形态产品要维护国家基本制度和政權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所列举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等各项事业，都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有共同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使命和责任，不能讨价还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也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传播载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的出版物，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很显然，这样的出版物即使市场有需求能卖钱也不能出版发行。基于同样的逻辑，新闻理论领域讨论新闻的本质属性以及相应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地位、任务、价值观、绩效标准等基本问题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会及时发表针对性强的讲话，对理论探讨和争鸣进行引导和规范。邓小平同志反对“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要求包括新闻机构在内的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要把社会效益作为自己活动的唯一准则和最高准则。江泽民同志也阐述过关于“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的观点。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政治报告中一直坚持这一同样的论述和宣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闻舆论工作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这既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也是新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级各类媒体发挥社会效益的努力方向。
四、新闻体制反映和体现国家政治体制对新闻事业的要求
新闻体制是国家管理新闻事业的体系和制度，从根本上讲，它属于政治体制的范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每一次党代会，政治报告里都讲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其中专设一个部分讲政治体制改革。伴随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新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对现存的新闻体制改什么，不改什么，新闻界也有热烈的讨论和争鸣。
有声音主张，应该实现办报自由，允许民间办报，私人办报；新闻改革应实现媒体自主，使新闻机构独立于党和政府，才能调动广大新闻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新闻报道应全面、客观、真实，“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符合新闻规律。
针对上述主张，有不少反驳的声音。
对“民间办报”“私人办报”的办报自由观，有声音反驳道：从理论上看，这种观念本质上是私有制观念的体现，按照这种观念，有足够财力的资本占有者可以通过自由办报获得包括商业利益在内的各种更大的好处。从实践上看，“民间办报”“私人办报”在社会主义国家也行不通。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媒体的运营就很艰难，最后不得不实行公私合营；而原南斯拉夫、波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颁布《新闻法》规定公民个人可以自由办报后，纷纷出现了工人阶级执政党下台、社会主义政权性质发生重大改变的严重事件，这恰恰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允许私人办报是行不通的。
对“新闻机构独立于党和政府”的主张，有声音反驳道：我国新闻媒体当好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比如，报纸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政府的政令和主张，不可能每天都去原文刊播党和政府的文件，而是要吃透文件的精神，结合国内外形势，结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研究读者、听众、观众的喜好和需求，运用消息、通讯、评论、图片、声音、画面等，全面、准确地把政策精神、要求和道理讲清楚说明白。新闻工作者如果不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发挥自己独立负责的精神，不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不可能做好这份工作的。也就是说，党和政府视新闻媒体为自己的耳目喉舌，是鼓励、支持和要求新闻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新闻机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应该理解为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下，自主地、独立地、负责地做好工作，而不是摆脱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去实现“自主”和“独立”。在我国，新闻机构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有很高的威信，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根本原因和最大优势就在于它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下，及时准确地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要求，发挥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用。
对正面宣传为主和新闻规律的关系，有声音阐述道：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内在品质和鲜明特色，是党和国家为了充分发挥我国新闻媒体的社会效益而专门制定的重要方针。正面宣传为主，不是“报喜不报忧”，而是说在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的内容管理上，要让肯定主流和弘扬正气的正面报道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新闻工作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与遵守新闻规律的要求是不矛盾的。新闻规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里面既包括新闻活动内在的特有规律，比如按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和趣味性来判断一件事实是否值得报道的新闻价值规律，及时准确地向受众传播他们未知而需知的新闻信息的新闻传播规律，新闻机构从业者在其所有者操控下表达和引导社会舆论的新闻运作规律等，又包括新闻活动受社会大系统支配的外在规律，如维护国家利益，顺应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接受政权的制约和管控等。就如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要围绕太阳转，既受其内在的自转规律支配又受太阳引力场支配一样，在新闻规律体系中，由于新闻活动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新闻事业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社会大系统的规律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对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的内在规律起支配作用。正所谓大规律管小规律，大道理管小道理。新闻一定要真实，也是新闻内在规律之一。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虚假是新闻的天敌。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看来，真实有个别真实和总体真实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真实观不仅强调新闻要准确报道个别事实，还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和实行的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已经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流的是积极的正面的事物，处于支流的是消极的负面的事物。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正是遵循新闻规律，坚持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我国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
新闻理论领域中对新闻体制的探讨与争鸣，涉及新闻媒体的创办、党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都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央也一直高度关注并进行回应表明主张。关于新闻媒体的创办，江泽民同志明确表示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是私有者的事业。关于新闻机构“独立于”党和政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党管媒体原则”。面对新时代条件下的媒体发展态势，习近平同志要求“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15]，也就是说，只要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信息传播平台，都要坚持这一原则。关于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都态度鲜明地强调了“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我们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从这些回应不难发现，我国新闻体制是我国政治体制在新闻领域的具体化，受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反映和体现国家政治体制的底色、面貌和要求。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到哪一步，新闻体制的改革才会发展到哪一步。新闻体制的改革，不能超前，也不会滞后。
五、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与争鸣要讲政治、讲科学、讲方法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在这两个方针中，“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第一位的方針。在此前提下，才能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习近平同志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座谈会上强调：“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要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1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7]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与争鸣，应该努力做到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正确“区分”。这可以从讲政治、讲科学、讲方法着手。
讲政治，就是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尊重和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尊重和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楚地知道政治底线在哪儿，以确保我们公开发表的观点和结论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抵触，不突破政治底线。在新闻理论领域，我们如果对中央已经明确做出结论、已经形成规范表述的问题和观点，通过探讨和争鸣的方式去质疑和反对，就容易出现政治问题或政治原则问题。
讲科学，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联系地看问题，全面地看问题，发展地看问题，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以确保我们的观点和结论，在不违反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出现因个人思维局限造成对事物的分析和认识不深入、不全面、不准确的现象。比如只看眼前而不看过去和将来，只看细节和局部而不看整体和大局，只看现象而不看本质，只看支流而不看主流。在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和争鸣中，我们如果只是就新闻谈新闻，不把新闻放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大系统中去研究，不把新闻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就容易出现肤浅、片面、极端等思想认识问题。
讲方法，就是在不违反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具体方法和手段，有效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确保我们的观点和结论，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经得起事实、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在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和争鸣中，我们如果只是靠拍脑袋想当然，只是靠情绪写文章打嘴仗，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就容易出现学术问题或学术观点问题。
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和争鸣，应该形成“讲政治、讲科学、讲方法，相互切磋，平等讨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共识。果若如此，新闻学术研究就能减少无谓的纷争，集中宝贵的资源，形成强大的合力，在共同应对和解决新闻实践领域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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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
编校：王志昭
【摘要】新闻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发展速度最快、受扶持力度最大、地位提升最明显的学科之一。这一成就与新闻理论领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积极开展探讨与争鸣有关。有些探讨与争鸣事关原则、事关全局、事关方向，敏感而重要，引起党和国家高层的关注和重视、介入和引导。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和争鸣，应该讲政治、讲科学、讲方法，不应公开质疑和反对中央已经明确做出结论、形成规范表述的观点和主张。
【关键词】人民性；意识形态；新闻体制
改革开放40年来，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与争鸣，从来没有中断过，包括“新闻的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的内涵”“新闻的本质属性”“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出版自由”“新闻舆论导向”“新闻舆论监督”“党性与人民性”“新闻体制”等，新闻理论中几乎每一个基本问题都被关注并引发过热烈讨论。有些问题的讨论持续时间还比较长，有些观点在新闻界和社会上传播得还比较广，影响还比较大。描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新闻理论领域的全貌是比较困难的。与其面面俱到，蜻蜓点水，不如选择其中一些既有影响又能给人以启发的议题与观点，做些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一、新闻理论领域的争鸣助推新闻学学科发展
新闻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最年轻的学科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最快、受扶持力度最大、地位提升最明显的学科之一。与改革开放同步，新闻学国家层面的学科规划建设，是从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新闻研究所开始的。1987年新闻学被列入国家科委的统计年报，正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科项目之一。10年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研究生专业目录，其中一级学科增列“新闻传播学”，把过去被列为二级学科的“新闻学”调整升级为一级学科。200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工作时，点名要求加强包括新闻学在内的13门学科的研究。这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首次将新闻学与文、史、哲、经、法等传统大学科并列，表明了党中央对新闻学学科的重视。2004年，中央启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具体任务之一，是为高校师生编写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基础理论教材，编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材。新闻学被“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选为首批建设的九大重点学科之一，其教材编写组专家受到时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同志的亲切接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求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他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两位新闻学学者参加；他在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专门提到了新闻学，把新闻学视为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新闻学目前已经进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第一方阵。
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以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为主干和骨架。其中，理论新闻学习惯上称为新闻理论，旨在研究和揭示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深层本质和根本规律，研究和揭示新闻事业发展的大趋势和大道理，研究和揭示新闻从业者的素质修养和行为规范。“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1]在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中，新闻理论对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等其他分支学科发挥著统领性的作用，对新闻学的整体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新闻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新闻学。新闻理论所阐述的对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根本观点，引领、制约甚至支配着新闻学的整体发展。通过对历史上我国新闻学的研究和世界范围内的新闻学研究不难发现，决定其学科体系性质和学科整体面貌的，不是历史新闻学和应用新闻学，而是新闻理论。“资产阶级新闻学”“西方新闻学”“无产阶级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等各种新闻学的不同，主要在于新闻理论基本观点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事业获得长足发展，新闻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中日益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好的经验，也有教训。从新闻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概括，对于更好地指导新闻实践，更好地让新闻工作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讲，党和国家对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与争鸣是重视和支持的，这在客观上会提升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为学科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力和物力支持。特别是新闻理论领域对某些问题的探讨与争鸣，事关原则、事关全局、事关方向，敏感而重要，往往会引起党和国家高层的特别关注和重视。在他们的介入和引导下，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学的发展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沌状态中，冲出困境，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二、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
改革开放以来对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与争鸣，最先体现在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我国各条战线各方面工作首先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1979年3月，新闻界召开了一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在发言中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工作的教训时使用了“人民性”的提法。当年9月，他在一次报告中讲道，过去的事实表明，我们党和党中央犯错误的时候，党报因为坚持党性就会跟着犯错误，要找出办法防止这种状况，那就是要坚持人民性。他后来又说：“党报强调党性，就是要强调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若干重要指示和重要措施，为无产阶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党报强调人民性，就是要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二者各有侧重，不可偏废。”[2]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党性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人民性”这一概念和提法，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党的新闻工作中出现过，并不是由这位老新闻工作者首先提出的。新中国成立前，党的新闻界在使用“人民性”这一概念时，在对它所做出的解释中，一直把它看成与党性一致的东西，人民性就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性，强调二者的统一。在新闻实践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既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其报名体现的也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问题不在于使用“人民性”这一概念和提法，而在于对人民性和党性所做出的解释，以及对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判断。这位老同志当时在新闻界的地位比较高，他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这些说法，以反思历史、总结教训的面目出现，在新闻界影响很大，引起了广泛讨论。从这些说法出发，新闻理论领域出现了这样一些认识：第一，党会犯错误，而人民不会犯错误，党报在党不犯错误时应坚持党性，在党犯错误时就可以不坚持党性而要坚持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第二，党性强调的是党报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人民性强调的是党报对人民负责，党报要代表人民利益替人民说话，就要坚持人民性；第三，党性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人民性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党报反映现实生活，报道的是具体地方的具体的人和事，就要突出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哪怕是局部利益，突出人民性。
在讨论和争鸣中，出现了与上述认识针锋相对的声音。有声音说，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的体现。一切错误的东西，伤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东西，包括党过去工作中所犯过的错误，是同党性根本对立的，是反党性的，党正在克服和纠正，不应该把那些非党性的东西、反党性的东西同党性混同起来。此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有没有犯错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都得经过实践由人民群众来判断，而不是由党报工作者来事先判断，党报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自作主张地坚持或者不坚持党性，宣传或者不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声音说，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等内容，本身是党性内涵的应有之义，如果人为地把这些内容从党性中剥离出去，把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就会给党的新闻工作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造成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有声音说，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党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人民群众需求制定的，它是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体，是人民群众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体。它不可能反映人民群众中每一个个体的每一项需求或每一种意见，特别是不能迁就不正当需求和不合理意见。党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并将之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是党的新闻工作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利益的具体方式。还有声音认为，从逻辑学的原理来看，党性和人民性构不成一对矛盾主体。党性是政党的衍生物，政党出现后才有党性。党性来自于政党，没有政党的产生和存在，就没有党性。而人民性来源于人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先有人民，后有政党。政党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而人民自人类社会产生就一直存在，不会随着政党的消失而消失。也就是说，党性与人民性并不因对方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对方的消失而消失，它们构不成互为前提和条件的矛盾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新闻理论领域中关于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讨论，特别是把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给新闻界带来了相当长时期的理论混乱和实践迷茫，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社会上也有人质疑新闻工作者的采訪报道和评论是“站在党的立场”还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正确认识和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从此成为新闻宣传舆论工作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事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能不对此进行回应。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发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观点鲜明地批评有人“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3]。1989年11月北京政治风波平息后，江泽民同志在中宣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特别指出：“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4]2008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强调，“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5]。这些论述，都紧紧把握住了党性和人民性关系中的核心要义，即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新闻工作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统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讲话和新闻舆论工作的讲话，都强调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关系。他说：“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6]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7]。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重要判断，对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作了科学总结和准确把握，提升了人民性在新闻理论概念体系中的地位，使人民性与党性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概念。这是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最新理论发展，必将对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和新闻工作的实际产生重大影响。新闻理论领域中在党性与人民性问题上一切不正确的说法与讨论，从此可以休矣。
三、新闻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意识形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改革开放的步伐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市场竞争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对新闻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新闻理论领域出现了关于“新闻是商品”“读者是上帝”的讨论和争鸣。[8]
主张“新闻是商品”“读者是上帝”的声音认为，新闻具备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其使用价值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改革应考虑如何使新闻商品化并按商品流通的原则组织生产和消费。有报纸刊文说，报刊存亡兴衰的命运掌握在广大读者手中，我们新闻工作者要想想，我们是靠谁养活的呢？作者愿套用商界的一句话与新闻界的同志们共勉，对于报纸来说，读者就是上帝。
反对“新闻是商品”“读者是上帝”的声音认为，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生产的目的是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买卖，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和创办的新闻机构所采编的新闻，不是为了到市场上去交换和买卖。如果认为“新闻是商品”，那么搞“有偿新闻”就是合理的，符合等价交换原则，那我们还怎样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的职业道德呢？在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人们提出“消费者是上帝”“顾客是上帝”的口号，强调“有求必应”，遵循市场导向，意在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和顾客具体、直接的物质需求，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样的口号如果套用到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上，衍生为“读者是上帝”，这是不合适的。精神产品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净化和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精神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当然应有读者意识。但如果将这种读者意识上升为“读者是上帝”，一切唯读者是从，这就不是正确的读者观。面对某些读者比较低级、下流甚至反动的需求，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不仅不能迎合与满足，还要进行教育和引导。有分析认为，上帝需要什么我们就迎合什么、供应什么，把新闻工作变成一般的商品活动，按所谓市场规律来进行新闻采编工作，恐怕就是某些报刊在舆论导向上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新闻是商品”“读者是上帝”的观点，在思想上影响到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新闻价值取向，新闻实践中有一些新闻单位开始搞所谓“新闻卖点”的策划：什么新闻能卖钱就刊发什么新闻，何时能卖出最大价钱最能吸引受众就何时发布新闻。正是从这种新闻价值取向出发，一些以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手法描写两性关系、违法犯罪细节的黄色、低俗新闻纷纷出笼。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把自己手上拥有的采访、写作、编辑、刊发新闻稿件的职业权利商品化，实行“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搞钱稿交易。还有的新闻媒体违反法律和纪律，发布一些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唱反调的新闻，抢发一些不宜抢发的新闻，以达到哗众取宠、扩大销路的目的。
关于“新闻是商品”“读者是上帝”的讨论与争鸣，实质上是对新闻本质属性的讨论与争鸣。新闻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这个问题早有答案。1922年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就提出过“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9]。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新闻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是客观事物经过人们头脑主观加工和反映出来的东西。“写真”一词的使用，清晰地表明了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期间，时任总编辑陆定一同志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新闻的本源和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以什么形式报道，都需要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充分研究事实内在的新闻价值要素，研究受众的需求和喜好，研究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任务需要，在此基础上综合选择才能决定，这其中包含着立场、观点、态度和情感。陆定一提出的这个新闻定义，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是我国公认度最高的、比较准确、比较科学的新闻定义，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陆定一在此定义中所使用的“报道”一词，鲜明地体现了新闻的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
把新闻看作意识形态而非商品，把新闻工作看作意识形态工作而非经济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历代主要领导人的基本认知。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把新闻、宣传、教育、文化等部门列入意识形态部门，并亲切称呼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同志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求“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0]。江泽民同志说：“新闻舆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1]胡锦涛同志认为，“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12]。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同志将之视为党的极为重要的工作，认为它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秉持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的看法，习近平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三家主要新闻媒体后，主持召开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提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13]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为自身赖以依存的经济基础及自身所依附的国家政权进行论证和辩护的作用，同时对敌对的经济基础及国家政权进行总体上的否定和批判。“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4]统治阶级如果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它就必须加强自己的意识形态工作，牢固地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古今中外，任何阶级任何政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建设政权，巩固政权，实现长治久安，必须始终做好新闻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和政党是这样，反动的阶级和政党也是这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是这样，镇压人民奴役人民的政权也是这样。历史经验和教训反复表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搞乱一个社会搞垮一个政权，往往首先从其思想领域开始。新闻舆论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会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危及国家政权安全。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都强制要求意识形态部门及意识形态产品要维护国家基本制度和政權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所列举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等各项事业，都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有共同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使命和责任，不能讨价还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也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传播载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的出版物，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很显然，这样的出版物即使市场有需求能卖钱也不能出版发行。基于同样的逻辑，新闻理论领域讨论新闻的本质属性以及相应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地位、任务、价值观、绩效标准等基本问题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会及时发表针对性强的讲话，对理论探讨和争鸣进行引导和规范。邓小平同志反对“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要求包括新闻机构在内的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要把社会效益作为自己活动的唯一准则和最高准则。江泽民同志也阐述过关于“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的观点。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政治报告中一直坚持这一同样的论述和宣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闻舆论工作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这既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也是新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级各类媒体发挥社会效益的努力方向。
四、新闻体制反映和体现国家政治体制对新闻事业的要求
新闻体制是国家管理新闻事业的体系和制度，从根本上讲，它属于政治体制的范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每一次党代会，政治报告里都讲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其中专设一个部分讲政治体制改革。伴随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新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对现存的新闻体制改什么，不改什么，新闻界也有热烈的讨论和争鸣。
有声音主张，应该实现办报自由，允许民间办报，私人办报；新闻改革应实现媒体自主，使新闻机构独立于党和政府，才能调动广大新闻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新闻报道应全面、客观、真实，“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符合新闻规律。
针对上述主张，有不少反驳的声音。
对“民间办报”“私人办报”的办报自由观，有声音反驳道：从理论上看，这种观念本质上是私有制观念的体现，按照这种观念，有足够财力的资本占有者可以通过自由办报获得包括商业利益在内的各种更大的好处。从实践上看，“民间办报”“私人办报”在社会主义国家也行不通。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媒体的运营就很艰难，最后不得不实行公私合营；而原南斯拉夫、波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颁布《新闻法》规定公民个人可以自由办报后，纷纷出现了工人阶级执政党下台、社会主义政权性质发生重大改变的严重事件，这恰恰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允许私人办报是行不通的。
对“新闻机构独立于党和政府”的主张，有声音反驳道：我国新闻媒体当好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比如，报纸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政府的政令和主张，不可能每天都去原文刊播党和政府的文件，而是要吃透文件的精神，结合国内外形势，结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研究读者、听众、观众的喜好和需求，运用消息、通讯、评论、图片、声音、画面等，全面、准确地把政策精神、要求和道理讲清楚说明白。新闻工作者如果不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发挥自己独立负责的精神，不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不可能做好这份工作的。也就是说，党和政府视新闻媒体为自己的耳目喉舌，是鼓励、支持和要求新闻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新闻机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应该理解为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下，自主地、独立地、负责地做好工作，而不是摆脱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去实现“自主”和“独立”。在我国，新闻机构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有很高的威信，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根本原因和最大优势就在于它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下，及时准确地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要求，发挥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用。
对正面宣传为主和新闻规律的关系，有声音阐述道：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内在品质和鲜明特色，是党和国家为了充分发挥我国新闻媒体的社会效益而专门制定的重要方针。正面宣传为主，不是“报喜不报忧”，而是说在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的内容管理上，要让肯定主流和弘扬正气的正面报道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新闻工作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与遵守新闻规律的要求是不矛盾的。新闻规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里面既包括新闻活动内在的特有规律，比如按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和趣味性来判断一件事实是否值得报道的新闻价值规律，及时准确地向受众传播他们未知而需知的新闻信息的新闻传播规律，新闻机构从业者在其所有者操控下表达和引导社会舆论的新闻运作规律等，又包括新闻活动受社会大系统支配的外在规律，如维护国家利益，顺应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接受政权的制约和管控等。就如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要围绕太阳转，既受其内在的自转规律支配又受太阳引力场支配一样，在新闻规律体系中，由于新闻活动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新闻事业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社会大系统的规律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对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的内在规律起支配作用。正所谓大规律管小规律，大道理管小道理。新闻一定要真实，也是新闻内在规律之一。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虚假是新闻的天敌。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看来，真实有个别真实和总体真实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真实观不仅强调新闻要准确报道个别事实，还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和实行的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已经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流的是积极的正面的事物，处于支流的是消极的负面的事物。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正是遵循新闻规律，坚持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我国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
新闻理论领域中对新闻体制的探讨与争鸣，涉及新闻媒体的创办、党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都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央也一直高度关注并进行回应表明主张。关于新闻媒体的创办，江泽民同志明确表示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是私有者的事业。关于新闻机构“独立于”党和政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党管媒体原则”。面对新时代条件下的媒体发展态势，习近平同志要求“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15]，也就是说，只要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信息传播平台，都要坚持这一原则。关于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都态度鲜明地强调了“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我们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从这些回应不难发现，我国新闻体制是我国政治体制在新闻领域的具体化，受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反映和体现国家政治体制的底色、面貌和要求。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到哪一步，新闻体制的改革才会发展到哪一步。新闻体制的改革，不能超前，也不会滞后。
五、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与争鸣要讲政治、讲科学、讲方法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在这两个方针中，“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第一位的方針。在此前提下，才能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习近平同志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座谈会上强调：“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要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1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7]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与争鸣，应该努力做到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正确“区分”。这可以从讲政治、讲科学、讲方法着手。
讲政治，就是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尊重和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尊重和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楚地知道政治底线在哪儿，以确保我们公开发表的观点和结论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抵触，不突破政治底线。在新闻理论领域，我们如果对中央已经明确做出结论、已经形成规范表述的问题和观点，通过探讨和争鸣的方式去质疑和反对，就容易出现政治问题或政治原则问题。
讲科学，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联系地看问题，全面地看问题，发展地看问题，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以确保我们的观点和结论，在不违反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出现因个人思维局限造成对事物的分析和认识不深入、不全面、不准确的现象。比如只看眼前而不看过去和将来，只看细节和局部而不看整体和大局，只看现象而不看本质，只看支流而不看主流。在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和争鸣中，我们如果只是就新闻谈新闻，不把新闻放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大系统中去研究，不把新闻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就容易出现肤浅、片面、极端等思想认识问题。
讲方法，就是在不违反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具体方法和手段，有效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确保我们的观点和结论，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经得起事实、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在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和争鸣中，我们如果只是靠拍脑袋想当然，只是靠情绪写文章打嘴仗，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就容易出现学术问题或学术观点问题。
新闻理论领域的探讨和争鸣，应该形成“讲政治、讲科学、讲方法，相互切磋，平等讨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共识。果若如此，新闻学术研究就能减少无谓的纷争，集中宝贵的资源，形成强大的合力，在共同应对和解决新闻实践领域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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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
编校：王志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