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出版的汉译农书观察

    【摘要】晚清时期，我国开始出版汉译农业书籍，其特点包括：清政府和官员支持农书出版；农书主要来自日本；中方和外方翻译出版的目的不同，但殊途同归；翻译方式包括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和单独翻译；农书的翻译多为辑译或撰译；出版的书籍涉及农业各个方面，但以教科书居多。

    【关键词】晚清；汉译农业图书；出版

    【作者单位】孙海琳，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晚清的中国经过多年的闭关锁国，在思想和科技方面都处于落后状况。西方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整个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为了保家卫国，社会上的有志之士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积极学习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开始大量翻译西书。同时，各类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华大地，它们出版各类西书以开启民智，在民众中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

    与农业相关的汉译图书出版主要开始于晚清，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从日本转口引进的农书占农书出版的绝大部分。本文所说的与农业相关的汉译图书包含农业、林业、畜牧业、植物和动物等方面的译书，为了方便论述，以下简称为农书。

    一、晚清出版的汉译农书及其出版机构

    鸦片战争以后，被动挨打的国人意识到西方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思想上都处于先进的地位，要向西方学习，除了派遣留学生，还要翻译各类西方书籍。各类出版西书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我国各地，这些出版机构可以分为三类：传教士创办、官办机构和民间商办。

    1843年在上海成立的墨海书馆是传教士创办的最早的比较大的译书机构，传教士和我国文人们合作翻译了许多西方书籍。《植物学》是我国编译的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也是墨海书馆出版的唯一的一部与农业相关的图书，由李善兰和威廉臣（后期是艾约瑟）合译。另一家出版农书的机构是益智书会。1877年成立的益智书会是一家教科书编译机构，它编译了两套丛书《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其中也有一些动植物类的教科书，包括《植物图说》（傅兰雅译）、《百鸟图说》（英国韦门道德译）、《百兽图说》（译者不详）和《动物学新编》（美国潘雅丽译）。

    翻译农书的官方机构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是清朝政府创办的官方翻译机构，创办的目的是翻译西方兵工制造方面的书籍，但同时它也翻译了10部农学书籍，包括《农学初级》（秀耀春口译，范熙庸笔述）、《意大里蚕书》（傅兰雅口译，汪振声笔述，赵元益校对）、《农务化学问答》（秀耀春口译，范熙庸笔述，王汝骆校对）、《农务土质论》（卫理口译，汪振声笔述）、《农务要书简明目录》（傅兰雅口译，王树善笔述，赵元益校对）、《农学津梁》（卫理口译，汪振声笔述）、《农务化学简法》（傅兰雅口译，王树善笔述，蔡澄校对）、《农务全书》（施妥缕撰，赵治深笔述，舒高第参与口译）、《新译种葡萄法》（舒高第口译，陈沫笔述）和《农学理说》（王汝骇口译，赵治深笔述）。从所译书名来看，这些农学书籍一类是非常具体的种植养殖类书籍，如种葡萄和养蚕的方法；另一类是农学概要入门类的书籍，如初级、问答、目录、津梁、简法和全书，还有一本土质方面的书籍。

    出版农业书籍的民间机构有商务印书馆、会文书社和农学会。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它最初是一家印书工坊，后来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开始了图书出版工作。晚清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许多汉译教科书，与农业相关的有《普通植物学教科书》（著者日本好学原，译者亚泉学馆）和《动物学》（译者黄英）。1903年，会文书社由汤寿潜、沈霖创立于上海，它组织留日学生翻译了日文的“普通百科全书”100部，全部是日本富山房出版的教学用书，其中与农业相关的图书约24部，涉及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动植物，数量较多，本文不一一列举，全部是日本中小学和大学教科书。农学会是1896年由罗振玉等人创办的，目的是向国人传播西方先进的农业知识。学会所办的报纸《农学报》上每期会刊登国外农书译文，后来这些农书译文被装订成册，即《农学丛书》，共7集，235部。其中有些是编译的，有些是外国人创作的，也有些是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还有一些是我国古代农书。其中的译书有134种是来自日本，18种来自欧美。

    另据熊月之统计，与农书相关的汉译图书还有科学仪器馆出版的《中等植物教科书》和《普通动物学》，中西印刷局的《农理学初步》，湖北官书局的《植物学》和《动物学》，北洋官书局的《植物教科书》和《草木移植心得》，山西大学译书院的《植物学教科书》。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些书的著者和译者，以及引进国家。

    晚清时期，在学习西学的大潮中，各类学科的知识，包括农业知识都涌入中国，开阔了国人的眼界。

    二、农书出版的特点

    1.汉译农书的出版得到晚清政府和官员的支持

    清朝末年，经过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被动挨打的局面让清政府和各级官员感到了危机，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意识到要想富国强民，就要解决传统农业产能低下的问题，因此，政府和官员也积极支持出版西方农业书籍。1898年7月21日，光绪皇帝发布诏令，要求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州府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光绪政府支持农会的成立和农报的刊发，以及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还要购买西方的农业机械。这些西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首先由有田产的士绅和地主进行试验，试验成功之后作为表率，进行推广。

    1901年，封疆大吏刘坤一和张之洞连上三疏，史称“江楚三折”，要求政府实行变法，支持西学。对于农业，他们认为，国家的富强首先要依靠农业的发展，而要发展农业就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当时的西方，农业技术比较发达的是法国和美国，但是因为通晓法语和英语并能翻译的人较少，所以这类译本也较少。明治以来，日本译出了几十种农业方面的书籍，译文通俗易晓，因为日语中有很多汉字，风俗习惯和土壤条件也颇为相近，因此，刘坤一和张之洞认为我们可以引进日文图书。日本翻译的西方农书包罗万象，包括物性土壤的利弊、肥料推广的新方法，劝导奖励方式的功效。由此，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意识到翻译农书的必要性。

    2.译书的原本主要来自日本

    晚清翻译的农书主要来自日本。我国翻译外国科学文献是从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开始的，这些耶稣会士变身“西儒”，进行“科学传教”，中国开明的士大夫们也借此大开眼界，开始了西学东渐的第一次高潮。此时，科学书籍的来源主要是欧洲，但几乎没有农业书籍的翻译。

    到了晚清，农业书籍开始被翻译到我国。清末汉译农书的原本主要来自日本，日文农书的数量要远远大于译自欧美的农书。上海会文学社的范迪吉等留日学生翻译出版的“百科全书”均是日本各级教科书，农业类图书完全依据日本小学、中学和大学教科书进行翻译，内容涵盖农业各个领域。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将西方各类书籍翻译成日文，兴办西式教育，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也包括农业。我国的知识分子留学日本，发现了日本的先进之处，大开眼界。因为日语中有许多汉字，所以学人们认为，想要快速学习西方先进知识，从日书转译西方书籍，是一条快速有效的路径。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认为日本与我国是同文之国，日文中的汉字有十之六七。学习日文，“数月而小成”，然后翻译日文西书，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农学丛书》所载的译著来看，译稿的原本选自日本的要比欧美多，分别占总数的57%和7.5%，大体比例为7.6：l，而所译西书又多是从日译本重译者。由此可见，日文原本的农业相关书籍占了农书引进的绝大部分。

    3.从翻译农书的目的来看，中方和外方各不相同，但殊途同归

    国人翻译西学的目的在于发展农业，增强我国国力。我国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看到我国国力的虚弱，积极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础，如果能够运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可以大大增强国家的实力。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提出，依据西方人的推算，如果使用西方的农业经营方法，我国每年可增加农业收入“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他认为，我们要“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抚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当时的知识分子怀着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情翻译西书，翻译来自日本的农书，可以学其方法，翻译来自欧美的农书，可以学习这些方法的源流。他们希望我国的农业人员看到这些书后，可以学会并运用其中的农业生产方法，举一反三，以推动我国农业技术的革新，起到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也可使我们的农业达到西方农业发展的水平，进而增强我国的国力。

    西方传教士的译书兴趣来自传播基督教的使命，科技书籍的翻译是他们完成这项使命的通道，也就是科学传教。正如《植物学》序文所载，翻译此书的韦廉臣和艾约瑟皆是耶稣会士，他们利用闲暇时间翻译此书的目的在于传教，他们认为动植物都是上帝所造，中国人看到植物结构如此精妙，就会叹服于上帝的伟大和神奇，从而让国人在内心中信仰上帝，这是传教士在中国积极译书的最终目的。

    日文农书的译者多为赴日留学生，他们的翻译目的当然是振兴我国农业。另外，日本译者也是农书翻译的重要力量。其中，藤田丰八最为著名，他是农学报馆的翻译主事，翻译的近代日本农学文章和著作也最多。他认真负责的翻译态度赢得了大家的赞誉，为中国引进和推广西方农学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4.从译者来看，来自西方的农书大多是中西合译，日文农书多为单个译者

    清末，很少有人能完全通晓欧美语言和汉语，而且还是农业专家，所以从欧美引进的书籍往往是中西合译。日文中有许多汉字，使得日本人学中文或中国人学日文更为便捷，有利于日本人或中国人独自承担翻译活动。如前所述，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和益智书会的图书多引自欧美，多为中西合译，会文书社和农学会的图书多引自日本，译者多为单个的日本人或中国人。

    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十本农书为例，最少有一位外方的口译人员和一位中方的笔述人员，有些书还有校对人员。傅兰雅记述了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方式，首先由外国译员理解消化原文内容，然后由外国译员将书中内容口译讲解给中国译员，由汉语译员书写记录，较难翻译和意思不明之处，双方共同商议解决，最后由中国译员对译文进行修改润色。在合译中，外国口述人员的中文水平不必太高，只要中方笔述人员能够理解其意思即可，中方笔述人员也不必掌握外语，只要文笔通顺，能够润色外国译员的译文即可。最后还有校对人员，可以保证译文质量。

    5.农书的翻译方式多为辑译或撰译

    清末图书的翻译多为辑译或撰译，也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编辑修改，或者译者在译文中加入自己撰写的内容，因此，在这种翻译中，译文和原文不是严格对等的。农书的翻译也有这种情况，《植物学》记载此书是由韦廉臣和艾约瑟辑译，李善兰笔述。汪子春认为，《植物学》是John Lindley所著《植物学基础》（Elements of Botany）的选译。我们对照了这两本书，发现两本书的整体章节、插图和具体内容差别都很大，几乎可以说，两本书没有任何联系。这个译本是我国植物学的开山之作，在这个译本中，植物学这个词以及一些植物学基本术语首次出现，并且沿用至今，如细胞、萼、瓣、心皮和子房等名词。晚清时期，许多学科在我国是从无到有，也就没有现成的汉语名词与一些西方新概念相对应，除了从日文中直接借用的一些名词，译者创造的新词往往为译文以至这个学科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

    6.出版的书籍中，教科书居多，涉及与农业相关的各个方面

    清朝末年，传统教育受到挑战，西式教育在我国发展起来，西式教育就需要西式教科书，当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大众，都没有编写西式教科书的经验，只能依赖外国教科书。由此，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翻译风生水起，各个出版社也顺应了这个潮流，大量翻译出版教科书。农业也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也使用了西式教科书。农业类的教科书从日本引进较多，会文书社所翻译的24部日本与农业相关的教科书，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和好评。农业作为一个大的学科，包括许多下属学科，按照我国学科划分标准，农学下属有植物生产类、森林资源类、环境生态类、动物生产类、动物医学类和水产类。清末出版的汉译农业教科书包括了农学各个分类，为我国全面建立农学学科奠定了基础。

    清朝末年，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我国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科技方面的落后，社会各界开始向西方学习。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础，也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从而改变其落后的面貌，汉译农业书籍的出版为我国农业输入了新的活力。我们有必要对汉译农书进一步挖掘和整理，这对我国农业发展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也有助于现代农业书籍出版的研究。

    [1] Lindley John. The Elements of Botany [M]. London： Bradbury & Evans， 11， Bouverie Street，1849.

    [2] 霍有光. 交大馆藏江南制造局译印图书概貌及其价值[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0）.

    [3]李善兰，韦廉臣/艾约瑟（译）. 植物学[M]. 上海：墨海书馆，1859.

    [4]李文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5]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之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41.

    [6]邵桂林. 农业图书出版发展策略与模式——以化学工业出版社为例[J]. 出版广角，2014（3）.

    [7]汪子春. 我国传播近代植物学知识的第一部译著《植物学》[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3）.

    [8]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9]衣保中，郭欣旺. 藤田丰八与清末中国西方农学引进[J]. 东北亚论坛，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