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与蒙古藩贡的周边传播探析
刘源
【摘要】周边关系是当下国际多元文化语境下，构建“命运共同体”为主体的重要国际关系议程。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对于我国在国际社会文化输出方面具有重要的物质和战略意义。不过周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输出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特别是清代，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大一统”王朝，不仅要对传统中华文化圈构建自身作为“天朝”的优越形象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对北方、以蒙古为代表的“藩部”周边，传播中央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建构作为“宗主大汗”地位的中央王朝形象，有效地构建清廷中央与蒙古藩部之间的“中央—藩部”主从周边关系，并使之长久维系、运行。
【关键词】清代；蒙古藩部；周边传播
藩部在清代是一种与附属国相似的、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政权。但与附属国不同，藩部的主体为清代时我国边疆内部周边的少数民族社会，虽然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但是依然是帝国统治下的周边地区。而附属国则是独立的国家，并且与清廷建立有不平衡的外交关系。二者的相似性在于，都会在固定时间向清廷进行贡品输出、文书上呈、礼仪朝拜等活动。对于蒙古来说，这一模式称为“藩贡”或“朝觐”。
藩部、附属国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决定其远近的重要因素在于清廷这一主体，并且这种远近不仅仅在于地缘上，更主要在于心理认同上。本文所分析的正是以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与蒙古藩部之间利用藩贡路径的周边传播活动。
一、清廷与蒙古藩部关系概述
有清一代，无论是蒙古还是西藏、回部等周边藩部，皆因满族“国语骑射”的民族传统，及其立足于“八旗意识”框架下构建的周边认同意识，①并以此输出意识形态。但是“非汉”族属的清廷统治者，对于已经被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其他附属国来说，彼此间的认同相对会较为疏远。例如，朝鲜就曾经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对明朝的怀念，以及对于“非汉”出身的清廷统治者表达了鄙夷，并将清廷称之为“夷虏”，将皇帝称之为“胡皇”。[1]在心理上，他们自认为是儒家文明的正统传承者，对于清代从服饰到制度上的“移风易俗”尤其厌恶，而对自身保留明朝服饰的传统却有高度的自信。但是，在文化背景与满族更加近似的蒙古藩部，清廷利用藩贡的模式，对其从身体到心智不断进行监督和规训，而蒙古藩部也因此对清廷产生了认同。在讨论传播活动之前，先要分析的是蒙古藩贡的周边传播路径。
二、蒙古藩贡的传播路径
传播路径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清廷出于构建自身作为蒙古藩部的“大汗”形象目的，利用贡品、文书、身体礼仪等多重元素的传播过程。宏观上分为时空和礼制两条路径。
（一）时空路径
所谓时空路径是指，在理藩院规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向清廷进行藩贡。②这一路径在清廷的不同时期，不同藩部都有严格的限制。通常来说，清廷将内属③和外藩内札萨克的进贡时间统一划定，而外藩外札萨克因路途较远，清廷“优待”其藩贡的周期相对较长，清廷将这一路径称为“年班”。除了年班外，另一种时空路径则是在清初设立的“围班”，“围班”可以说是与年班相辅相成的又一种辅助性路径。在秋天由皇帝带领的蒙古藩部王公在木兰围场共同狩猎并举行带有蒙古“那达慕”节日特色的“跳驼”“博克”（摔跤）等民俗活动。这与清室提倡的所谓旧俗“国语骑射”有直接关系。
从时间上来看，无论是在传统春节还是具有游牧特性的“那达慕”，都是一种“时空以外之时空”。[2]其目的是为了在特殊时空范围内，进行不同于日常的社会活动，以此来创造满蒙“民族融合”的历史记忆和建立身份认同。这种由权力支配下的文化交融，实际上亦是一种刻意为之，并且通过不同活动的样态來构建的“归属意识”。[3]
但是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文化范式，在清廷统治者看来，则将自身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路径下，对象征“蒙昧”的蒙古藩部周边群体，建立一套以“主仆”仪式系统为核心、以满—蒙古“尚武”习俗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规训范式。这与蒙古藩部最初的“游牧骑射”传统记忆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礼制传播路径
礼制的传播路径，既包含了蒙古藩部的贡物和礼仪，也包括清廷对其的实物回礼和官爵封号，还有派遣使臣到蒙古藩部传达皇帝心意的圣旨，等等。从传播主体和对象区分，礼制传播路径分为蒙古藩部对清廷的路径和清廷对蒙古藩部的路径两种类型。
1.蒙古藩部对清廷的路径
首先，“礼”的身体规训。清初规定了“蒙古王、贝勒，凡遇年节，……望阙行三跪九叩礼”[4]，到康熙朝对于外藩蒙古王公和贝勒派遣使者规定了“若遇年节冬至，及凡遇庆贺，皆行三跪九叩礼”[5]，到了乾隆朝，将三跪九叩礼的身体规训推广到了除王以外的其他蒙古贵族，规定其“奉制书亦如是”[6]。这一仪式的制定者为清廷中央，而实施主体则是蒙古王公。清廷的目的是，希望蒙古藩部王公通过完成礼仪，建立起二者身份上的“尊卑秩序”。在每年固定的时空路径下，重复仪式过程，使蒙古藩部王公建立其作为臣下的心理认同。
其次，藩贡中的表文和礼物。理藩院规定了表文的具体内容格式，特别强调了蒙古藩部王公对皇帝的表文，均不可以在文中以“尔”“我”相称。最直接的例证即是漠北喀尔喀部④未归附之前与清廷的通信和表文中，均以“尔满洲”“吾蒙古”等称谓，遭到了顺治皇帝的严厉斥责。在清廷看来，虽然喀尔喀尚未归附，但仍然只是蒙古藩部中的一员，与“天朝”框架下的中央相较，不具有平等对话的权利，只是未来潜在周边藩部中的“蕞尔之地”。此外，藩贡中的礼物，清廷都对不同蒙古藩部有明确规定，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康熙朝之后对于漠北喀尔喀部的“九白年贡”制度⑤，除了喀尔喀部外，其他蒙古藩部均不可效仿。
总体来说，虽然是以蒙古藩部作为行为主体，以身体、表文、礼物作为媒介表达对中央的臣服，但实际上是蒙古藩部王公在清廷所建立的天朝观的意识形态下，进行重复性的礼仪活动，并且在长时间、周期性的藩贡中，将这一记忆写入到身心当中，成为一种被构建的传统习俗。
2.清廷对蒙古藩部的路径
从中央对藩部的礼仪，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权力在主体间发挥作用，目的是为了在藩部建立政治认同、扶绥周边以及自身形象的塑造。具体来看，其路径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路径是作为政治认同的目的，向蒙古藩部周边派遣使臣宣布圣旨的礼仪。如果说历代王朝在替代前代王朝，建立新政权之后，最为重要的即是对与其有朝贡关系的周边附属国家去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并令其改奉本朝正朔。那么，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意识到了这一传播活动的重要性，并且建立自身政治身份的合法性。不过，清廷在对北方蒙古藩部进行遣使活动时，似乎又具有自身民族的特殊性。因在入关前，其与部分蒙古藩部有长期的交往和渗透，彼此间在清初，已经部分形成了一种带有少数民族特点的“宗主—周边”的正朔关系。不过随着清廷的壮大以及统一全国之后，更强调的是自身作为“九州共主”的更高层级的统治者身份，而不仅仅是蒙古藩部观念中的“大汗”。因而，在利用使臣宣读圣旨时，又带有了“儒化”色彩的自上而下的礼仪秩序。在清建立之初，就对于蒙古藩部王公迎接清廷使臣有详细的规定。在将圣旨迎请到将要宣读的蒙古藩部王公家后，“要先置于桌上，焚香之后，蒙古诸王公贵族行一跪三叩首礼，并且持续保持跪着。而使臣将圣旨交给笔帖式（笔者注：“笔帖式”为满语，意思是“文秘”），由其宣读之后，交给蒙古王公，接旨之后交给随从，并再次行一跪三叩首礼”。[7]在这一活动中，充分传递出使臣和圣旨作为统治者意志的人化和物化媒介的象征意义。他们被授予权力，传达帝王的思想意志，并以监视蒙古王公身体的礼仪来达到控制之目的。
第二种路径则是清廷以厚待的赏赐，来增加蒙古藩部对于帝王圣德的感化和认可。这种回赐的“礼物之流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的交换或经济的交易，而是一种不平等的物的流动。这种物可以是实际的金银财宝，也可以是具有象征性的封号，还可以是在不同阶段对蒙古藩部的俸禄、廪饩等额外的优抚性的礼物。在蒙古藩部发生战乱或饥荒时，又会发放粮食和钱财加以赈济，并且在王贝勒以下的王公过世之后，会降旨赐恤，从理藩院有文献记载的康熙十一年之“赐牛犊一头、羊八只、酒九瓶，并且有内阁满蒙合璧祭文，派使臣赴藩部读文致祭”[8]。一直到晚清的道光、光绪朝，对于赐恤政策继续在蒙古藩部维持并不断调整。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礼物封赏和回赐，与蒙古藩部的藩贡礼物相比，可以说是完全不对等的。而这种不对等的礼物流动目的是为了强化自身对于蒙古藩部的“恩泽万世”的君主形象。
第三种路径是册封诏书和印信。对于归附的蒙古藩部来说，诏书的册封象征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成为其重要的成员。而印信则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表征，在所有被册封的藩王诏书中，只有加盖了印信，才能被视为其册封的爵位具有了实际的效果。一般来说，诏书的内容主要是说明清廷皇帝的文治武功之德行，以及在其统治下，其帝国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观。同时，在诏书中又会以“满蒙同源一体”的政治修辞，当然这些修辞有歪曲事实之嫌，但是其说服蒙古藩部与清廷建立起“一统”的宗藩关系却产生了实际的效果。而印信则是由皇帝亲自颁布，并加盖在象征皇权至上的诏书和用满蒙文合璧文书上，象征蒙古藩部自此成为帝国统治下的内周边⑥。例如，在喀尔喀王公进贡时，康熙皇帝对于其来朝进贡表达了赞赏，并且劝说喀尔喀王公，如若归附之后，其恩赏也必会复重，并且还告诉他们，若归附则会“永享福祉”。[9]并且在封赏礼物和封号之后，将封赏的内容记录下来“用满、蒙文字缮写在诏书所用黄纸之上，加盖制诰之宝”。[10]这一仪式过程，让蒙古藩部与清廷中央建立起一种心理上向内的周边关系。
综合来看，藩贡是一个综合性、动态的，以不同阶层的个人或族群为主体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建构的传播范式，它所突出的是不对等的主体间在构建自身的形象时，利用多元立体的传播路径来达到其实际传播的目的和效果。
三、藩贡传播中的实际效果
传播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要看到其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且这种效果的优劣与否，需要观照到传播之初的政治意图。对于清廷与蒙古藩部，借藩贡之力所产生的效果的考察，同样不可避免地纳入到了這一框架内。清廷对于周边非附属国而又具有高度自治的少数民族藩部，希望借藩贡手段，建立起一套文治武功、威德并行的大汗形象。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很难准确地说明藩贡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清廷和少数民族藩部周边的关系上，究竟达到何种程度的传播效果。但是却可以根据史实，找出清廷与蒙古藩部的传播效果之证据。
（一）藩贡关系维系时间之长久
从现有的理藩院文档中可看出，蒙古藩部与清廷的藩贡，几乎伴随着有清一代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在国初形成定制，并且伴随着招抚、归降、征服等不同途径进入帝国疆界之内的周边族群，形成了越来越详细、越来越严格的藩贡制度。例如在道光十九年时，理藩院对于喀尔喀王公藩贡途中患疾病的规定和领赏的具体举措，以及同治七年时，对于阿勒泰乌梁海七旗进贡皮张的取缔，等等。这些都表明，此时尽管清廷已经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外部挑战，但是蒙古藩部，却依然能够保持始终如一的对中央宗主的藩贡活动，并且将其维系到19世纪末期。按照史学家王赓武的理念“朝贡制度是展示‘权威与实力及对外传播的中国统治原则的结果”[11]。如果说传统中原王朝的统治形象，被其他附属国所认可，通过朝贡来表达这种对于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那么清廷和蒙古藩部通过藩贡手段进行的形象塑造，则更带有以游牧生产为主的蒙古藩部对统治者“尚武”之风的民族形象的认可，而到了清后期，则是一种在长期藩贡中形成的化入民族集体记忆的传统范式。
（二）蒙古藩部对中央的忠诚
通常在帝国繁盛之时，不同藩部对于中央的藩贡和朝觐可以解读为对天朝文明繁盛的向心力。但是在帝国面临危机之时，却依然能够冲锋陷阵并且为帝国效劳，那么在间接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在藩贡路径的作用下，蒙古藩部成员对于宗主的高度认同。在清代面临来自西部准噶尔汗国的军事危机时，漠南阿鲁科尔沁王公栋牛台吉随军出征，并训谕旗下兵丁“我等受皇恩甚深，若稍退缩，有何颜面见圣颜乎？”[12]因而“率属兵三百名复进，皆殁”[13]。此外，喀尔喀部在之后对准噶尔的战争中，则表现为“各部蒙古汗王以下、台吉以上，俱禀皇上指授，亲执鞭镫，如同仆隶，奔走驰驱，争先恐后，以至所属蒙古兵丁，亦无不奋勇效力”[14]。这种在帝国危亡之时，作为蒙古藩部成员，能够奋起对抗与之文化根源和历史记忆更为接近的漠西准噶尔汗国，反而效忠于清廷，这就能将其理解为，是在藩贡路径的影响下，蒙古藩部成员对清廷中央所产生的一种高度认同。这种认同即是清廷利用一种与蒙古游艺和尚武习俗相近的围班朝觐和丰厚的赏赐，来构建自己作为蒙古藩部“宗主大汗”的威武与德行共存的明君形象，对于蒙古藩部周边来说，这一形象塑造的效果是成功的。
（三）崇满与习汉并蓄
如果说，历代王朝对周边附属国的传播效果中，最为重要的即是周边附属国将天朝之制度、礼仪、语言、服饰、文字甚至意识形态作为效仿的范式进行复制和模仿，那么，在一定时期内，蒙古藩部与清廷以藩贡作为路径进行传播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即为蒙古藩部在生产生活中，模仿并融入了其“宗主”的民族习俗和礼仪文化，以及对于汉文化的吸收。在诸多历史文献中，对于蒙古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民俗文化和满、汉风俗的融合都有所描述。例如“近内地一带，颇沾染汉人习气，极力摹仿内地情形。近东北三省一带，多采满洲制度……近外蒙古一带，则仍守旧有之习惯”[15]，在罗布桑却丹的《蒙古风俗鉴》中，对于清末民初，不同地区的蒙古人所穿着的服饰均有明确描述，接近东北的蒙古族“人们效仿满族穿戴的不少”[16]。甚至在已经独立的蒙古，其男子服饰在日本学者吉村忠三的描述中仍为“蒙人服装多仿满清旧式，故其礼服，常见有顶戴花翎补袍蹄袖”。[17]此外，在清代嘉庆帝之后，一些蒙古藩部也同样受到了其影响，开始“建房屋”“演听戏曲”“豢养优伶”“起汉名”“习汉书”等“渐染汉习”的行为。[18]
综合上述证据来看，清廷与蒙古藩部在以藩贡路径进行的周边传播，所产生的效果，是清廷在蒙古藩部有效地建立起了作为宗主大汗的威仪与文德并蓄的形象，有效地构建了清廷中央与蒙古藩部之间的“中央—藩部”主从周边关系，并使之长久维系、运行。能够实现这样的传播效果，其原因很复杂，但综合来看，这是一种依靠军事和经济诱惑的硬实力与依靠文化吸引的软实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余论：藩贡传播效力之成因浅释
从美国外交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对于对外传播中除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作用外，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国家的“软实力”之作用，在构建国家形象、输出该国文化知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实际对外传播中，硬实力与软实力二者缺一不可，有了硬实力的支撑，软实力才可能得到扩散和提升，进而使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这一点在当下周边国家的传播中，同样奏效。
不过与对外传播不同之处在于，周边传播所要强调的是一种“汇同化异”的过程，即利用主体间的相似性来进行有效的传播活动。这也是周边传播与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之间巨大的差异。清代与蒙古藩部之间的藩贡路径亦是一种利用两者文化中的相似或相同性，使之彼此产生认同的过程。如果说传统封建王朝是贡品、文书、身体礼仪利用一种“华夷秩序观”，并将自身文化推崇为一种先进文明来吸引附属国学习并效仿，以构建自身威德形象的对外传播活动；那么清廷对于蒙古藩部的藩贡路径则既有满汉共治的礼制路径，又有遵从蒙古藩部与满族统治者相似的尚武之俗的时空路径合力下，以构建相似且威德的君主—臣下周边关系的传播活动。传统封建王朝的对外传播拼的是文化的软实力，那么清廷与蒙古藩部则拼的是文治武功并治的巧实力。这亦是清廷与蒙古藩部利用藩贡产生长期有效的传播活动之重要原因。
注 释：
①“八旗意识”由满族文化学者张佳生提出，是一种“表现对本社会群體的认同感和对中华各民族的认同感”。（张佳生.八旗十论[D].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69.）
②根据已有的文献分析，通常会以管理蒙古事务的专有法律《理藩院则例》作为标准进行藩贡。
③内属蒙古是一个制度概念，是由清廷直接管辖的蒙古藩部，不设置蒙古传统的汗或王。而外藩则是更有高度自治性的蒙古藩部，通常会有王公贵族作为该部的统治阶层。而外藩又分为内扎萨克和外扎萨克两种。
④喀尔喀部是指大漠以北的蒙古藩部，包括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和赛音诺颜四大部落，即今天的蒙古国全境。
⑤九白指喀尔喀在年班时，向清廷进贡的一匹白骆驼和八匹白马。
⑥关于内外周边，陆地将其定义为“一个机构、部落或国家靠近边界的、与边界外侧部分相似的内部界限”[陆地.周边传播理论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J].当代传播，2017（5）]。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内与外的关系在清代“有疆无界”的模糊语境下，更多的是指心理上的内外远近。
参考文献：
[1]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5：155.
[2]A.Falassi，Time out of time：Essays on the Festival，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3]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56.
[4]赵云田.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67.
[5]赵云田.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67.
[6]赵云田.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73.
[7]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钦定迎接钦差大臣及圣旨之礼仪[M]//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3.
[8]赵云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386.
[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康熙帝遣使恩赏喀尔喀车臣汗之敕谕
[M]//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2015：361.
[10]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颁喀尔喀六头目之敕谕格式及转交理藩院过程之记录[M]//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2015：362.
[11]王赓武.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分析[M]//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7.
[12]张牧.蒙古游牧记：卷三[M].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1965：168.
[13]张牧.蒙古游牧记：卷三[M].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1965：168.
[14]康熙起居注：卷八[M].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国学文化馆出版，1985：4255.
[15]吴禄贞.东四盟蒙古实纪[M]//忒莫勒，乌云格日勒.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北部边疆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214.
[16]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12.
[17]吉村忠三.外蒙古之现世[M].李祖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58.
[18]赵云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405-407.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董方晓
【摘要】周边关系是当下国际多元文化语境下，构建“命运共同体”为主体的重要国际关系议程。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对于我国在国际社会文化输出方面具有重要的物质和战略意义。不过周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输出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特别是清代，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大一统”王朝，不仅要对传统中华文化圈构建自身作为“天朝”的优越形象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对北方、以蒙古为代表的“藩部”周边，传播中央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建构作为“宗主大汗”地位的中央王朝形象，有效地构建清廷中央与蒙古藩部之间的“中央—藩部”主从周边关系，并使之长久维系、运行。
【关键词】清代；蒙古藩部；周边传播
藩部在清代是一种与附属国相似的、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政权。但与附属国不同，藩部的主体为清代时我国边疆内部周边的少数民族社会，虽然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但是依然是帝国统治下的周边地区。而附属国则是独立的国家，并且与清廷建立有不平衡的外交关系。二者的相似性在于，都会在固定时间向清廷进行贡品输出、文书上呈、礼仪朝拜等活动。对于蒙古来说，这一模式称为“藩贡”或“朝觐”。
藩部、附属国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决定其远近的重要因素在于清廷这一主体，并且这种远近不仅仅在于地缘上，更主要在于心理认同上。本文所分析的正是以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与蒙古藩部之间利用藩贡路径的周边传播活动。
一、清廷与蒙古藩部关系概述
有清一代，无论是蒙古还是西藏、回部等周边藩部，皆因满族“国语骑射”的民族传统，及其立足于“八旗意识”框架下构建的周边认同意识，①并以此输出意识形态。但是“非汉”族属的清廷统治者，对于已经被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其他附属国来说，彼此间的认同相对会较为疏远。例如，朝鲜就曾经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对明朝的怀念，以及对于“非汉”出身的清廷统治者表达了鄙夷，并将清廷称之为“夷虏”，将皇帝称之为“胡皇”。[1]在心理上，他们自认为是儒家文明的正统传承者，对于清代从服饰到制度上的“移风易俗”尤其厌恶，而对自身保留明朝服饰的传统却有高度的自信。但是，在文化背景与满族更加近似的蒙古藩部，清廷利用藩贡的模式，对其从身体到心智不断进行监督和规训，而蒙古藩部也因此对清廷产生了认同。在讨论传播活动之前，先要分析的是蒙古藩贡的周边传播路径。
二、蒙古藩贡的传播路径
传播路径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清廷出于构建自身作为蒙古藩部的“大汗”形象目的，利用贡品、文书、身体礼仪等多重元素的传播过程。宏观上分为时空和礼制两条路径。
（一）时空路径
所谓时空路径是指，在理藩院规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向清廷进行藩贡。②这一路径在清廷的不同时期，不同藩部都有严格的限制。通常来说，清廷将内属③和外藩内札萨克的进贡时间统一划定，而外藩外札萨克因路途较远，清廷“优待”其藩贡的周期相对较长，清廷将这一路径称为“年班”。除了年班外，另一种时空路径则是在清初设立的“围班”，“围班”可以说是与年班相辅相成的又一种辅助性路径。在秋天由皇帝带领的蒙古藩部王公在木兰围场共同狩猎并举行带有蒙古“那达慕”节日特色的“跳驼”“博克”（摔跤）等民俗活动。这与清室提倡的所谓旧俗“国语骑射”有直接关系。
从时间上来看，无论是在传统春节还是具有游牧特性的“那达慕”，都是一种“时空以外之时空”。[2]其目的是为了在特殊时空范围内，进行不同于日常的社会活动，以此来创造满蒙“民族融合”的历史记忆和建立身份认同。这种由权力支配下的文化交融，实际上亦是一种刻意为之，并且通过不同活动的样态來构建的“归属意识”。[3]
但是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文化范式，在清廷统治者看来，则将自身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路径下，对象征“蒙昧”的蒙古藩部周边群体，建立一套以“主仆”仪式系统为核心、以满—蒙古“尚武”习俗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规训范式。这与蒙古藩部最初的“游牧骑射”传统记忆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礼制传播路径
礼制的传播路径，既包含了蒙古藩部的贡物和礼仪，也包括清廷对其的实物回礼和官爵封号，还有派遣使臣到蒙古藩部传达皇帝心意的圣旨，等等。从传播主体和对象区分，礼制传播路径分为蒙古藩部对清廷的路径和清廷对蒙古藩部的路径两种类型。
1.蒙古藩部对清廷的路径
首先，“礼”的身体规训。清初规定了“蒙古王、贝勒，凡遇年节，……望阙行三跪九叩礼”[4]，到康熙朝对于外藩蒙古王公和贝勒派遣使者规定了“若遇年节冬至，及凡遇庆贺，皆行三跪九叩礼”[5]，到了乾隆朝，将三跪九叩礼的身体规训推广到了除王以外的其他蒙古贵族，规定其“奉制书亦如是”[6]。这一仪式的制定者为清廷中央，而实施主体则是蒙古王公。清廷的目的是，希望蒙古藩部王公通过完成礼仪，建立起二者身份上的“尊卑秩序”。在每年固定的时空路径下，重复仪式过程，使蒙古藩部王公建立其作为臣下的心理认同。
其次，藩贡中的表文和礼物。理藩院规定了表文的具体内容格式，特别强调了蒙古藩部王公对皇帝的表文，均不可以在文中以“尔”“我”相称。最直接的例证即是漠北喀尔喀部④未归附之前与清廷的通信和表文中，均以“尔满洲”“吾蒙古”等称谓，遭到了顺治皇帝的严厉斥责。在清廷看来，虽然喀尔喀尚未归附，但仍然只是蒙古藩部中的一员，与“天朝”框架下的中央相较，不具有平等对话的权利，只是未来潜在周边藩部中的“蕞尔之地”。此外，藩贡中的礼物，清廷都对不同蒙古藩部有明确规定，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康熙朝之后对于漠北喀尔喀部的“九白年贡”制度⑤，除了喀尔喀部外，其他蒙古藩部均不可效仿。
总体来说，虽然是以蒙古藩部作为行为主体，以身体、表文、礼物作为媒介表达对中央的臣服，但实际上是蒙古藩部王公在清廷所建立的天朝观的意识形态下，进行重复性的礼仪活动，并且在长时间、周期性的藩贡中，将这一记忆写入到身心当中，成为一种被构建的传统习俗。
2.清廷对蒙古藩部的路径
从中央对藩部的礼仪，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权力在主体间发挥作用，目的是为了在藩部建立政治认同、扶绥周边以及自身形象的塑造。具体来看，其路径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路径是作为政治认同的目的，向蒙古藩部周边派遣使臣宣布圣旨的礼仪。如果说历代王朝在替代前代王朝，建立新政权之后，最为重要的即是对与其有朝贡关系的周边附属国家去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并令其改奉本朝正朔。那么，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意识到了这一传播活动的重要性，并且建立自身政治身份的合法性。不过，清廷在对北方蒙古藩部进行遣使活动时，似乎又具有自身民族的特殊性。因在入关前，其与部分蒙古藩部有长期的交往和渗透，彼此间在清初，已经部分形成了一种带有少数民族特点的“宗主—周边”的正朔关系。不过随着清廷的壮大以及统一全国之后，更强调的是自身作为“九州共主”的更高层级的统治者身份，而不仅仅是蒙古藩部观念中的“大汗”。因而，在利用使臣宣读圣旨时，又带有了“儒化”色彩的自上而下的礼仪秩序。在清建立之初，就对于蒙古藩部王公迎接清廷使臣有详细的规定。在将圣旨迎请到将要宣读的蒙古藩部王公家后，“要先置于桌上，焚香之后，蒙古诸王公贵族行一跪三叩首礼，并且持续保持跪着。而使臣将圣旨交给笔帖式（笔者注：“笔帖式”为满语，意思是“文秘”），由其宣读之后，交给蒙古王公，接旨之后交给随从，并再次行一跪三叩首礼”。[7]在这一活动中，充分传递出使臣和圣旨作为统治者意志的人化和物化媒介的象征意义。他们被授予权力，传达帝王的思想意志，并以监视蒙古王公身体的礼仪来达到控制之目的。
第二种路径则是清廷以厚待的赏赐，来增加蒙古藩部对于帝王圣德的感化和认可。这种回赐的“礼物之流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的交换或经济的交易，而是一种不平等的物的流动。这种物可以是实际的金银财宝，也可以是具有象征性的封号，还可以是在不同阶段对蒙古藩部的俸禄、廪饩等额外的优抚性的礼物。在蒙古藩部发生战乱或饥荒时，又会发放粮食和钱财加以赈济，并且在王贝勒以下的王公过世之后，会降旨赐恤，从理藩院有文献记载的康熙十一年之“赐牛犊一头、羊八只、酒九瓶，并且有内阁满蒙合璧祭文，派使臣赴藩部读文致祭”[8]。一直到晚清的道光、光绪朝，对于赐恤政策继续在蒙古藩部维持并不断调整。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礼物封赏和回赐，与蒙古藩部的藩贡礼物相比，可以说是完全不对等的。而这种不对等的礼物流动目的是为了强化自身对于蒙古藩部的“恩泽万世”的君主形象。
第三种路径是册封诏书和印信。对于归附的蒙古藩部来说，诏书的册封象征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成为其重要的成员。而印信则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表征，在所有被册封的藩王诏书中，只有加盖了印信，才能被视为其册封的爵位具有了实际的效果。一般来说，诏书的内容主要是说明清廷皇帝的文治武功之德行，以及在其统治下，其帝国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观。同时，在诏书中又会以“满蒙同源一体”的政治修辞，当然这些修辞有歪曲事实之嫌，但是其说服蒙古藩部与清廷建立起“一统”的宗藩关系却产生了实际的效果。而印信则是由皇帝亲自颁布，并加盖在象征皇权至上的诏书和用满蒙文合璧文书上，象征蒙古藩部自此成为帝国统治下的内周边⑥。例如，在喀尔喀王公进贡时，康熙皇帝对于其来朝进贡表达了赞赏，并且劝说喀尔喀王公，如若归附之后，其恩赏也必会复重，并且还告诉他们，若归附则会“永享福祉”。[9]并且在封赏礼物和封号之后，将封赏的内容记录下来“用满、蒙文字缮写在诏书所用黄纸之上，加盖制诰之宝”。[10]这一仪式过程，让蒙古藩部与清廷中央建立起一种心理上向内的周边关系。
综合来看，藩贡是一个综合性、动态的，以不同阶层的个人或族群为主体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建构的传播范式，它所突出的是不对等的主体间在构建自身的形象时，利用多元立体的传播路径来达到其实际传播的目的和效果。
三、藩贡传播中的实际效果
传播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要看到其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且这种效果的优劣与否，需要观照到传播之初的政治意图。对于清廷与蒙古藩部，借藩贡之力所产生的效果的考察，同样不可避免地纳入到了這一框架内。清廷对于周边非附属国而又具有高度自治的少数民族藩部，希望借藩贡手段，建立起一套文治武功、威德并行的大汗形象。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很难准确地说明藩贡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清廷和少数民族藩部周边的关系上，究竟达到何种程度的传播效果。但是却可以根据史实，找出清廷与蒙古藩部的传播效果之证据。
（一）藩贡关系维系时间之长久
从现有的理藩院文档中可看出，蒙古藩部与清廷的藩贡，几乎伴随着有清一代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在国初形成定制，并且伴随着招抚、归降、征服等不同途径进入帝国疆界之内的周边族群，形成了越来越详细、越来越严格的藩贡制度。例如在道光十九年时，理藩院对于喀尔喀王公藩贡途中患疾病的规定和领赏的具体举措，以及同治七年时，对于阿勒泰乌梁海七旗进贡皮张的取缔，等等。这些都表明，此时尽管清廷已经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外部挑战，但是蒙古藩部，却依然能够保持始终如一的对中央宗主的藩贡活动，并且将其维系到19世纪末期。按照史学家王赓武的理念“朝贡制度是展示‘权威与实力及对外传播的中国统治原则的结果”[11]。如果说传统中原王朝的统治形象，被其他附属国所认可，通过朝贡来表达这种对于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那么清廷和蒙古藩部通过藩贡手段进行的形象塑造，则更带有以游牧生产为主的蒙古藩部对统治者“尚武”之风的民族形象的认可，而到了清后期，则是一种在长期藩贡中形成的化入民族集体记忆的传统范式。
（二）蒙古藩部对中央的忠诚
通常在帝国繁盛之时，不同藩部对于中央的藩贡和朝觐可以解读为对天朝文明繁盛的向心力。但是在帝国面临危机之时，却依然能够冲锋陷阵并且为帝国效劳，那么在间接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在藩贡路径的作用下，蒙古藩部成员对于宗主的高度认同。在清代面临来自西部准噶尔汗国的军事危机时，漠南阿鲁科尔沁王公栋牛台吉随军出征，并训谕旗下兵丁“我等受皇恩甚深，若稍退缩，有何颜面见圣颜乎？”[12]因而“率属兵三百名复进，皆殁”[13]。此外，喀尔喀部在之后对准噶尔的战争中，则表现为“各部蒙古汗王以下、台吉以上，俱禀皇上指授，亲执鞭镫，如同仆隶，奔走驰驱，争先恐后，以至所属蒙古兵丁，亦无不奋勇效力”[14]。这种在帝国危亡之时，作为蒙古藩部成员，能够奋起对抗与之文化根源和历史记忆更为接近的漠西准噶尔汗国，反而效忠于清廷，这就能将其理解为，是在藩贡路径的影响下，蒙古藩部成员对清廷中央所产生的一种高度认同。这种认同即是清廷利用一种与蒙古游艺和尚武习俗相近的围班朝觐和丰厚的赏赐，来构建自己作为蒙古藩部“宗主大汗”的威武与德行共存的明君形象，对于蒙古藩部周边来说，这一形象塑造的效果是成功的。
（三）崇满与习汉并蓄
如果说，历代王朝对周边附属国的传播效果中，最为重要的即是周边附属国将天朝之制度、礼仪、语言、服饰、文字甚至意识形态作为效仿的范式进行复制和模仿，那么，在一定时期内，蒙古藩部与清廷以藩贡作为路径进行传播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即为蒙古藩部在生产生活中，模仿并融入了其“宗主”的民族习俗和礼仪文化，以及对于汉文化的吸收。在诸多历史文献中，对于蒙古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民俗文化和满、汉风俗的融合都有所描述。例如“近内地一带，颇沾染汉人习气，极力摹仿内地情形。近东北三省一带，多采满洲制度……近外蒙古一带，则仍守旧有之习惯”[15]，在罗布桑却丹的《蒙古风俗鉴》中，对于清末民初，不同地区的蒙古人所穿着的服饰均有明确描述，接近东北的蒙古族“人们效仿满族穿戴的不少”[16]。甚至在已经独立的蒙古，其男子服饰在日本学者吉村忠三的描述中仍为“蒙人服装多仿满清旧式，故其礼服，常见有顶戴花翎补袍蹄袖”。[17]此外，在清代嘉庆帝之后，一些蒙古藩部也同样受到了其影响，开始“建房屋”“演听戏曲”“豢养优伶”“起汉名”“习汉书”等“渐染汉习”的行为。[18]
综合上述证据来看，清廷与蒙古藩部在以藩贡路径进行的周边传播，所产生的效果，是清廷在蒙古藩部有效地建立起了作为宗主大汗的威仪与文德并蓄的形象，有效地构建了清廷中央与蒙古藩部之间的“中央—藩部”主从周边关系，并使之长久维系、运行。能够实现这样的传播效果，其原因很复杂，但综合来看，这是一种依靠军事和经济诱惑的硬实力与依靠文化吸引的软实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余论：藩贡传播效力之成因浅释
从美国外交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对于对外传播中除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作用外，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国家的“软实力”之作用，在构建国家形象、输出该国文化知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实际对外传播中，硬实力与软实力二者缺一不可，有了硬实力的支撑，软实力才可能得到扩散和提升，进而使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这一点在当下周边国家的传播中，同样奏效。
不过与对外传播不同之处在于，周边传播所要强调的是一种“汇同化异”的过程，即利用主体间的相似性来进行有效的传播活动。这也是周边传播与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之间巨大的差异。清代与蒙古藩部之间的藩贡路径亦是一种利用两者文化中的相似或相同性，使之彼此产生认同的过程。如果说传统封建王朝是贡品、文书、身体礼仪利用一种“华夷秩序观”，并将自身文化推崇为一种先进文明来吸引附属国学习并效仿，以构建自身威德形象的对外传播活动；那么清廷对于蒙古藩部的藩贡路径则既有满汉共治的礼制路径，又有遵从蒙古藩部与满族统治者相似的尚武之俗的时空路径合力下，以构建相似且威德的君主—臣下周边关系的传播活动。传统封建王朝的对外传播拼的是文化的软实力，那么清廷与蒙古藩部则拼的是文治武功并治的巧实力。这亦是清廷与蒙古藩部利用藩贡产生长期有效的传播活动之重要原因。
注 释：
①“八旗意识”由满族文化学者张佳生提出，是一种“表现对本社会群體的认同感和对中华各民族的认同感”。（张佳生.八旗十论[D].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69.）
②根据已有的文献分析，通常会以管理蒙古事务的专有法律《理藩院则例》作为标准进行藩贡。
③内属蒙古是一个制度概念，是由清廷直接管辖的蒙古藩部，不设置蒙古传统的汗或王。而外藩则是更有高度自治性的蒙古藩部，通常会有王公贵族作为该部的统治阶层。而外藩又分为内扎萨克和外扎萨克两种。
④喀尔喀部是指大漠以北的蒙古藩部，包括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和赛音诺颜四大部落，即今天的蒙古国全境。
⑤九白指喀尔喀在年班时，向清廷进贡的一匹白骆驼和八匹白马。
⑥关于内外周边，陆地将其定义为“一个机构、部落或国家靠近边界的、与边界外侧部分相似的内部界限”[陆地.周边传播理论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J].当代传播，2017（5）]。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内与外的关系在清代“有疆无界”的模糊语境下，更多的是指心理上的内外远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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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Falassi，Time out of time：Essays on the Festival，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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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云田.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67.
[6]赵云田.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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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康熙帝遣使恩赏喀尔喀车臣汗之敕谕
[M]//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201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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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牧.蒙古游牧记：卷三[M].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1965：168.
[13]张牧.蒙古游牧记：卷三[M].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1965：168.
[14]康熙起居注：卷八[M].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国学文化馆出版，1985：4255.
[15]吴禄贞.东四盟蒙古实纪[M]//忒莫勒，乌云格日勒.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北部边疆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214.
[16]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12.
[17]吉村忠三.外蒙古之现世[M].李祖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58.
[18]赵云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405-407.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