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失地农民的媒介镜像考察
何秋红 黄召婷
【摘要】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失地农民因农地被征用而实现了户籍上的“农转非”，向市民化角色转变。媒体能否站在公正的立场展现真实、多元的失地农民问题，关系到新市民的自我认同与城市社会对其的认同。以《人民日报》2000年至2017年间的失地农民报道为样本来研究，发现报道呈现出三项偏差：失地农民“主角配角化”；农民“市民化”内涵有失简单；过多的“妥善安置”报道存在片面性。同时对这三类偏差可能引起的社会文化后果做出了分析。
【关键词】《人民日报》；失地农民；媒介镜像；市民化
一、问题提出
2016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7%，过快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对土地需求的飞速增长，一个数量庞大的失地农民群体在被征地过程中成为“新市民”，预计2020年将扩展到1.1亿人左右。[1]这一乡城迁移群体在各项生活要素还未充分协调的情况下进城，其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正处于农民群体的风口浪尖，“失地农民”“农民工”“村落终结”已被列为这个时代的新“三农”问题。[2]
当今社会已进入媒介化时代，大众媒介建构现实的巨大力量正强有力地形塑着主流社群对某一群体的认知、态度与情感，直接关系到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时下这一群体常以同质性的“城中村”面貌出现于各类都市报中，媒体能否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呈现真实、多元的失地农民议题，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媒体如何关注失地农民群体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正在寻求市民化困境出路的失地农民能否通过媒体的公共论坛来表达他们的“实际问题”？
本文旨在考察我国主流媒体对失地农民群体进行报道时所表现出的特征，并探寻媒介镜像的成因，试图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分析单位
1.目标媒体的选定
《人民日报》覆盖面广，能够更完整地呈现全国各地的失地农民境况。此外，考虑到失地农民议题关涉到政府、农民、城市居民之间的利益博弈，研究来源必须尽可能做到公正平衡，《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其立场不会轻易被经济利益所左右，会以更平衡的视角报道失地农民群体，本文即以《人民日报》为样本来源。
2.时间范围的选定
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由来已久，但很少在官方话语中占一席之地，2000年后的第三次“圈地热”大致是失地农民问题浮现的起点，随后其“无地、无业、无保障”的问题全面爆发，成为社会關注的焦点，[3]本研究选取2000年至2017年为研究时段。
3.抽样方法及分析单位的选定
笔者在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对“失地农民”作全文搜索（根据特定内容需要，将通过关键词“征地”“农民”进行相关检索作补充），得到551条报道数据。因本研究对分析单位的界定是以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社会保障、就业安置、城市融入为主要报道对象，要求整篇文章以探讨失地农民为新闻价值落脚点，人工剔除相关度低的文章后，实际得到关于失地农民群体的报道数量为188篇，这188篇报道便是本研究的全部样本。
（二）类目构建
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的类目包括：
1.消息来源
（1）失地农民；（2）地方政府；（3）征地组织或开发商；（4）专家学者；（5）城市居民；（6）记者媒体；（7）不可辨别。
2.报道体裁
（1）消息；（2）通讯；（3）深度报道，包括专访、调查性报道；（4）评论；（5）其他。
3.失地过程
（1）顺利进行。（2）激烈的手段抵抗征地：如自焚或暴力。（3）非暴力方式抵抗征地：如上诉、游行、拒绝搬迁。（4）未交代。
4.失地结果（可多选）
（1）失地农民受伤或死亡；（2）失地农民拒绝被征地或上访；（3）失地农民事先同意征地行为；（4）征地者/政府官员受到处罚；（5）失地农民利益受损；（6）失地农民得到妥善补偿与安置；（7）未交代。
5.失地补偿方式（可多选）
（1）征地补偿款；（2）住房安置；（3）纳入社会保障制度内；（4）就业创业扶持；（5）教育培训与子女入学；（6）对其城市认同、文化适应困境的人文关怀；（7）未交代。
6.失地农民报道的偏差类型
（1）失地农民“主角配角化”；（2）报道中农民“市民化”议题的呈现角度单一；（3）失地农民受到妥善安置的报道议题占半数以上。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消息来源——以记者媒体为主
党报在报道失地农民时，首要消息来源“记者媒体”的比例（53.7%）远远高于第二消息来源“失地农民”的比例（15.4%），地方政府和专家学者作消息源的报道数目均占到10.1%。新闻实践中的消息源是“框限”新闻真实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霍尔甚至认为“消息源是社会真实的首要界定者”。[4]记者媒体作消息源的报道样本最多意味着媒体较多的话语权、对公共问题较强大的界定力量，在党报政策导向和正面导向的双重调控下，本研究所有媒介样本中记者媒体的报道视角多以正面宣传、弱势视角为主，这使得党报建构的失地农民形象多为“受难者”和“被保护者”。
（二）报道体裁的分布——消息为主
消息体裁一般容量较小，只交代几大基本事实要素，无法兼顾复杂的新闻背景，模式化的叙事方式可能会妨碍公众对某一问题的深层认知。在所有关于失地农民的报道中，有三成（31.4%）是以消息的形式向外散布，其次是评论类文章（20.7%）、通讯（17.6%）、深度报道（13.8%）等体裁。可以发现，党报除运用消息这一新闻类写作外，对评论类文章也较为重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站位，《人民日报》在用以公正性为原则的新闻评论对农民失地问题进行追问与核查，以此捍卫农民的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三）失地农民报道呈现的失地特征
1.失地过程的分布——失地过程不明确
失地农民报道中所呈现的农民失地过程依次为：未交代（60.1%）、顺利进行（22.9%）、非暴力方式抵抗征地（13.8%）、激烈的手段抵抗征地（3.2%）。前两者之和达到83.0%，说明报道对征地过程鲜少提及，即便提及农民失地过程，也倾向于作“顺利进行”的媒介建构图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日报》较少呈现农民的“农转非”意愿，较少给予失地农民主体性的表达机会。
2.失地结果的分布——农民被妥善补偿与安置为主
《人民日报》对农民失地结果的呈现是：超过一半（51.1%）的失地农民能够得到妥善补偿与安置，近三成（27.7%）失地农民利益受到损害，16.0%失地农民事先同意征地行为，12.8%的失地农民拒绝被征地或上访。如果对数据做些处理，党报的报道倾向将更加明晰——笔者将前两个数据相加，和为78.8%，后两个数据相加，和为28.8%，由此可见，被征地后的农民无论是得到了合理补偿还是利益受损（78.8%），显著呈现农民愿意出让土地（28.8%）的报道太少，同时意味着《人民日报》对征地结果的呈现不仅倾向于“农民失地后得到合理的补偿”——这与现实中失地农民普遍权益受损的事实并不相符，此外，党报中的农民话语权相对缺位——对他们主观意愿的描述往往“惜墨如金”。
3.失地补偿方式——就创业扶持为主
如何分配和补偿农民损失的土地利益往往是征地事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報道的失地补偿形式依次为：就业与创业扶持（63.3%）；征地补偿款（56.4%）；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制度内（54.3%）；住房安置（35.6%）；无法辨别或未交代（6.9%）；对失地农民面对城市认同、文化适应等观念转变困境的人文关怀（4.1%）；教育培训与子女入学（2.5%）。数据显示，报道中对失地农民物质层面的补偿与保障是安置这一群体时首要考虑的层面，其中63.3%的报道提及对失地农民的就业与创业扶持，说明《人民日报》较为关注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的出路问题，但心理调适和文化教育问题（6.6%）占比太低，对农民的心理状态、文教问题较少关注。
（四）失地农民报道中的偏差情况
1.报道中农民“市民化”议题的呈现角度单一
《人民日报》的失地农民报道虽已观照到失地农民生活的许多方面，但在报道重点的调配上却有失平衡，表现为普遍关注农民失地后的补偿款、就业、社会保障、户口问题，而城市新市民的文化适应、社会融合、城市性现代性的养成被相对忽视（6.6%），或是限于篇幅简化为一两句话，内容议题较单一。
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模式透露出党报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倾向于将农民市民化“框限”于身份转变、福利保障内涵，这样的概括多少疏漏了“城市化”“市民化”中所包含的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多层的权利）的发育以及性格和行动的变化等内容，[5]“这种单一身份的认知不仅与社会现实不相符，同时还抹杀了个体在其他身份中应有的权利，更严重的是不断强化的单一身份认知会引发群体之间因为认同分歧而产生的暴力，产生种种结构性的城市病症”。[6]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人民日报》，天然地承担着“社会之公器”的职能，其构建的“象征性现实”已成为城市社会对失地农民群体进行社会认知的最为重要的媒介之一，直接关系到失地农民进城融城的具体行为方式。
为更清晰地显示《人民日报》对失地农民报道中农民“市民化”的身份—物质和文化—心理二元维度的报道失衡情况，笔者在参考童星等学者对农民工的研究基础上，[7]绘制出图1框架图并附带研究样本数据，以此更清晰地呈现相关报道中被简化的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内涵。
结合图1这张框架图，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失地补偿方式在横向上有两种取向：一是问题取向，二是福利取向。在纵向上有两个阶段：一是生存型，二是发展型。笔者在这里将报道中提及的几种失地补偿方式操作为不同的政策取向，不同的取向能够体现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需求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日益变迁的，不同的需求存在着不同的轻重缓急。
对早期“三无”群体居多的失地农民来说，生存型、问题取向型补偿方式比发展型、福利取向型补偿方式更为迫切，因而对弱势群体生存性权益的报道符合媒体对焦点问题优先报道的规律，而随着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后拆迁时代到来，失地农民的财产权和土地所有权逐步受到了尊重与保护。当生存难题逐步得到缓解，对失地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应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即对失地农民来说至关重要的城市适应、再社会化难题应该成为媒体、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与努力的方向。但是，由图1不难发现，2000年至今的失地农民报道中，提及城市认同、文化适应等观念转变的报道仅占4.1%，失地农民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文教问题（2.5%）也鲜少能得到观照，远远低于对就业（63.3%）、补偿款（56.4%）、社保（54.3%）这些生存性安排的关注。某种程度上，《人民日报》将失地农民这一新市民群体的生活框定在了“生活需要”原则内，而忽略了他们作为城市市民理应拥有的“有意义的生活”原则[8]和教育发展的权利，这一报道模式不利于培养失地农民将自己视为新市民的自我身份认同。
2.失地农民“主角配角化”
研究发现，失地农民在报道中往往以事事需帮扶、处处需引导的媒介形象出现在“媒介取景框”内，成为主要报道对象的配角。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对“公共领域”研究时曾提出，媒介就是一种最重要的公共领域。某种意义上说，传媒就是社会公众“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冲突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9]而在报纸媒介中，笔者认为这种公共话语的异质性组合即是一张充满四面八方声音的“新闻事实网”，这张网由媒介组织搭建，“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可能的事实。需要相互支撑的事实，以构建一个互相证实的事实网络。这种框架是必然的，因为具有想象的合法性”[10]。在《人民日报》对失地农民的报道中，上述消息源统计数据已显示，作为消息源主体出现的比例远远低于政府、记者媒体等体制化机构，报道中普遍存在以主流社群的视角来裁剪、挑选和叙述事实，失地农民的话语在《人民日报》这片集结各种声音的公共领域中，鲜少以负面诉求、问题揭露或描绘原生态日常生活的形态出现，多是表达“感谢”“感慨”的正面内容。
对应到具体样本，如“我每个月都可以领274元养老金，而且还将随着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提高而增加。以前，我还寻思，这没了地，往后可咋办呢？现在我可把心放进肚子里了”[11]“没想到咱也能像城里人一样领到‘退休金了”[12]等。这类农民在受惠下陈述正面经济情况的报道中，我们看不到农民在失地后的退休金、养老金能否弥补土地曾给予他们的保障功能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此外，还存在“个个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13]“我们跳起舞来精神好得不得了，那叫一个惬意啊，以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那真是‘下不得地！”[14]等，这类感慨市民新生活的话语表达着农民“农转居”后的喜悦心情，但在这类农民发声的报道中我们很难看到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提出诉求或建议，基本都在验证各类政策思想的行政效用。在样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报道尽管是农民在发言，但主题是在强调党政干部及各种团体、政策对失地农民的帮扶与保护，失地农民报道中本应是主体的失地农民反而被有意无意地“配角化”了。
因此，尽管《人民日报》中存在《征地须守住非暴力底线》[15]《城镇化，不能没文化》[16]这些反思探索类文章，但正面宣传报道较多的情形下，此类反思性文章已淹没于精英话语为主体的报道之中，我们较难看到农民的苦恼，较少看到城乡越来越大的差距，较少听到失地农民早期作为“三无”群体时的利益诉求，以及如今作为新市民的市民化需求。
3.失地农民受到妥善安置的报道议题占半数以上
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的宏观背景下，过多的“妥善安置”报道显然存在片面性。《人民日报》存在一半以上（51.1%）的失地农民报道是受党和政府的安置愛护，仅有三成（27.7%）失地农民报道是农民利益受到损害。
从《人民日报》上失地农民报道的标题写作，我们可以感受到失地农民在媒介框架下实现职业、生活空间转换后的幸福生活。如《成都二十万农民入住公寓社区》[17]《老林老颜好开心》[18]《过上市民新生活》[19]等。透过类似“纳入社保后养老无忧”“市民新生活”的标题，我们常可以看到：某地政府给予了失地农民养老金、某种组织或机构为失地农民进行了就业培训、政府安置的回迁住房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里人同等的待遇等。总之，此类报道以正面宣传为主，失地农民多以“沐恩者”形象出现，报纸对失地农民其他方面的议题设置较少。
正面宣传为主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方针，以此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但《人民日报》在失地农民报道中呈现的报道偏向仍值得深思，考虑到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作为两个不同群体关乎城市社会的资源竞争问题，对农民失地后美好生活的过分渲染可能令公众产生怀疑——城市有限的资源正在大幅流向失地农民群体，引发城市群体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城乡二元结构可能会进一步被加固。如2016年杨箕村回迁时的“千围宴”再次引发争议，大众媒介框架内只报道了村民们拆迁致富时其乐融融、锣鼓喧天的情形，甚至艳羡地计算着杨箕村每户坐拥资产超过千万元，每年光租金就可以收入40多万元，[20]却未能及时反映公共权力在城市开发过程中实际扮演了开发商的共同利益人角色，以及为开发商保驾护航的庇护者角色，而被征地者往往是弱势的博弈者和最后的输家。
《人民日报》在“纠偏”方面具备先天的权威性。失地农民问题实则暗含城市化成果由谁分享的利益博弈关系，在社会公平正义缺失、公众普遍焦虑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公众对财富分配均衡与否的神经已极为敏感，《人民日报》更应准确反映失地农民真实生存境况，不仅要做到每篇新闻都真实，而且应当通过连续不断的新闻报道反映出整个现实的真实，完整地呈现出失地农民的得与失，引导人们合理看待失地农民问题中反映出的社会紧张状态。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3批面上资助获资项目，课题编号2018M631991；南通大学2017年度校级人文社科研究招标项目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顾榕昌.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征地农民民生保障问题研究：以广西为例[J].改革与战略，2015（5）：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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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映芳.城市中国的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87.
[6]孙哲，陈映芳.农民工权利资格问题反思：以“多重身份”为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16（3）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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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映芳.城市中国的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96.
[9]周海涛.农民话语权的表达与传媒作为[J].新闻界，2004（3）46-47.
[10]盖伊·塔奇曼.做新闻[M].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99-100、108.
[11]李炜娜.成都：城市与乡村“联姻”[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07-15（2）.
[12]张鹏，常胜军，张少勇，戴岚，王慧敏，杨险峰，陈从吉.“五福”送农家[N].人民日报，2007-09-16（6）.
[13]汪晓东.“幸福江阴”民生图景[N].人民日报，2008-07-22（1）.
[14]侯琳良.跨出“农门”闯“城门”[N].人民日报，2011-08-23（1）.
[15]刘志权.征地须守住“非暴力”底线[N].人民日报.
[16]张贺.城镇化，不能没文化[N].人民日报.
[17]刘裕国.成都二十万农民入住公寓社区[N].人民日报.
[18]蒋升阳.老林老颜好开心[N].人民日报.
[19]田豆豆.过上市民新生活[N].人民日报.
[20]杨箕村千围宴，我们争议什么？[EB/OL].http：//sanwen.net/a/
kwmdupo.html.2016-11-16.
（何秋红为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黄召婷为南通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编校：王 谦
【摘要】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失地农民因农地被征用而实现了户籍上的“农转非”，向市民化角色转变。媒体能否站在公正的立场展现真实、多元的失地农民问题，关系到新市民的自我认同与城市社会对其的认同。以《人民日报》2000年至2017年间的失地农民报道为样本来研究，发现报道呈现出三项偏差：失地农民“主角配角化”；农民“市民化”内涵有失简单；过多的“妥善安置”报道存在片面性。同时对这三类偏差可能引起的社会文化后果做出了分析。
【关键词】《人民日报》；失地农民；媒介镜像；市民化
一、问题提出
2016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7%，过快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对土地需求的飞速增长，一个数量庞大的失地农民群体在被征地过程中成为“新市民”，预计2020年将扩展到1.1亿人左右。[1]这一乡城迁移群体在各项生活要素还未充分协调的情况下进城，其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正处于农民群体的风口浪尖，“失地农民”“农民工”“村落终结”已被列为这个时代的新“三农”问题。[2]
当今社会已进入媒介化时代，大众媒介建构现实的巨大力量正强有力地形塑着主流社群对某一群体的认知、态度与情感，直接关系到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时下这一群体常以同质性的“城中村”面貌出现于各类都市报中，媒体能否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呈现真实、多元的失地农民议题，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媒体如何关注失地农民群体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正在寻求市民化困境出路的失地农民能否通过媒体的公共论坛来表达他们的“实际问题”？
本文旨在考察我国主流媒体对失地农民群体进行报道时所表现出的特征，并探寻媒介镜像的成因，试图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分析单位
1.目标媒体的选定
《人民日报》覆盖面广，能够更完整地呈现全国各地的失地农民境况。此外，考虑到失地农民议题关涉到政府、农民、城市居民之间的利益博弈，研究来源必须尽可能做到公正平衡，《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其立场不会轻易被经济利益所左右，会以更平衡的视角报道失地农民群体，本文即以《人民日报》为样本来源。
2.时间范围的选定
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由来已久，但很少在官方话语中占一席之地，2000年后的第三次“圈地热”大致是失地农民问题浮现的起点，随后其“无地、无业、无保障”的问题全面爆发，成为社会關注的焦点，[3]本研究选取2000年至2017年为研究时段。
3.抽样方法及分析单位的选定
笔者在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对“失地农民”作全文搜索（根据特定内容需要，将通过关键词“征地”“农民”进行相关检索作补充），得到551条报道数据。因本研究对分析单位的界定是以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社会保障、就业安置、城市融入为主要报道对象，要求整篇文章以探讨失地农民为新闻价值落脚点，人工剔除相关度低的文章后，实际得到关于失地农民群体的报道数量为188篇，这188篇报道便是本研究的全部样本。
（二）类目构建
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的类目包括：
1.消息来源
（1）失地农民；（2）地方政府；（3）征地组织或开发商；（4）专家学者；（5）城市居民；（6）记者媒体；（7）不可辨别。
2.报道体裁
（1）消息；（2）通讯；（3）深度报道，包括专访、调查性报道；（4）评论；（5）其他。
3.失地过程
（1）顺利进行。（2）激烈的手段抵抗征地：如自焚或暴力。（3）非暴力方式抵抗征地：如上诉、游行、拒绝搬迁。（4）未交代。
4.失地结果（可多选）
（1）失地农民受伤或死亡；（2）失地农民拒绝被征地或上访；（3）失地农民事先同意征地行为；（4）征地者/政府官员受到处罚；（5）失地农民利益受损；（6）失地农民得到妥善补偿与安置；（7）未交代。
5.失地补偿方式（可多选）
（1）征地补偿款；（2）住房安置；（3）纳入社会保障制度内；（4）就业创业扶持；（5）教育培训与子女入学；（6）对其城市认同、文化适应困境的人文关怀；（7）未交代。
6.失地农民报道的偏差类型
（1）失地农民“主角配角化”；（2）报道中农民“市民化”议题的呈现角度单一；（3）失地农民受到妥善安置的报道议题占半数以上。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消息来源——以记者媒体为主
党报在报道失地农民时，首要消息来源“记者媒体”的比例（53.7%）远远高于第二消息来源“失地农民”的比例（15.4%），地方政府和专家学者作消息源的报道数目均占到10.1%。新闻实践中的消息源是“框限”新闻真实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霍尔甚至认为“消息源是社会真实的首要界定者”。[4]记者媒体作消息源的报道样本最多意味着媒体较多的话语权、对公共问题较强大的界定力量，在党报政策导向和正面导向的双重调控下，本研究所有媒介样本中记者媒体的报道视角多以正面宣传、弱势视角为主，这使得党报建构的失地农民形象多为“受难者”和“被保护者”。
（二）报道体裁的分布——消息为主
消息体裁一般容量较小，只交代几大基本事实要素，无法兼顾复杂的新闻背景，模式化的叙事方式可能会妨碍公众对某一问题的深层认知。在所有关于失地农民的报道中，有三成（31.4%）是以消息的形式向外散布，其次是评论类文章（20.7%）、通讯（17.6%）、深度报道（13.8%）等体裁。可以发现，党报除运用消息这一新闻类写作外，对评论类文章也较为重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站位，《人民日报》在用以公正性为原则的新闻评论对农民失地问题进行追问与核查，以此捍卫农民的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三）失地农民报道呈现的失地特征
1.失地过程的分布——失地过程不明确
失地农民报道中所呈现的农民失地过程依次为：未交代（60.1%）、顺利进行（22.9%）、非暴力方式抵抗征地（13.8%）、激烈的手段抵抗征地（3.2%）。前两者之和达到83.0%，说明报道对征地过程鲜少提及，即便提及农民失地过程，也倾向于作“顺利进行”的媒介建构图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日报》较少呈现农民的“农转非”意愿，较少给予失地农民主体性的表达机会。
2.失地结果的分布——农民被妥善补偿与安置为主
《人民日报》对农民失地结果的呈现是：超过一半（51.1%）的失地农民能够得到妥善补偿与安置，近三成（27.7%）失地农民利益受到损害，16.0%失地农民事先同意征地行为，12.8%的失地农民拒绝被征地或上访。如果对数据做些处理，党报的报道倾向将更加明晰——笔者将前两个数据相加，和为78.8%，后两个数据相加，和为28.8%，由此可见，被征地后的农民无论是得到了合理补偿还是利益受损（78.8%），显著呈现农民愿意出让土地（28.8%）的报道太少，同时意味着《人民日报》对征地结果的呈现不仅倾向于“农民失地后得到合理的补偿”——这与现实中失地农民普遍权益受损的事实并不相符，此外，党报中的农民话语权相对缺位——对他们主观意愿的描述往往“惜墨如金”。
3.失地补偿方式——就创业扶持为主
如何分配和补偿农民损失的土地利益往往是征地事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報道的失地补偿形式依次为：就业与创业扶持（63.3%）；征地补偿款（56.4%）；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制度内（54.3%）；住房安置（35.6%）；无法辨别或未交代（6.9%）；对失地农民面对城市认同、文化适应等观念转变困境的人文关怀（4.1%）；教育培训与子女入学（2.5%）。数据显示，报道中对失地农民物质层面的补偿与保障是安置这一群体时首要考虑的层面，其中63.3%的报道提及对失地农民的就业与创业扶持，说明《人民日报》较为关注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的出路问题，但心理调适和文化教育问题（6.6%）占比太低，对农民的心理状态、文教问题较少关注。
（四）失地农民报道中的偏差情况
1.报道中农民“市民化”议题的呈现角度单一
《人民日报》的失地农民报道虽已观照到失地农民生活的许多方面，但在报道重点的调配上却有失平衡，表现为普遍关注农民失地后的补偿款、就业、社会保障、户口问题，而城市新市民的文化适应、社会融合、城市性现代性的养成被相对忽视（6.6%），或是限于篇幅简化为一两句话，内容议题较单一。
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模式透露出党报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倾向于将农民市民化“框限”于身份转变、福利保障内涵，这样的概括多少疏漏了“城市化”“市民化”中所包含的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多层的权利）的发育以及性格和行动的变化等内容，[5]“这种单一身份的认知不仅与社会现实不相符，同时还抹杀了个体在其他身份中应有的权利，更严重的是不断强化的单一身份认知会引发群体之间因为认同分歧而产生的暴力，产生种种结构性的城市病症”。[6]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人民日报》，天然地承担着“社会之公器”的职能，其构建的“象征性现实”已成为城市社会对失地农民群体进行社会认知的最为重要的媒介之一，直接关系到失地农民进城融城的具体行为方式。
为更清晰地显示《人民日报》对失地农民报道中农民“市民化”的身份—物质和文化—心理二元维度的报道失衡情况，笔者在参考童星等学者对农民工的研究基础上，[7]绘制出图1框架图并附带研究样本数据，以此更清晰地呈现相关报道中被简化的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内涵。
结合图1这张框架图，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失地补偿方式在横向上有两种取向：一是问题取向，二是福利取向。在纵向上有两个阶段：一是生存型，二是发展型。笔者在这里将报道中提及的几种失地补偿方式操作为不同的政策取向，不同的取向能够体现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需求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日益变迁的，不同的需求存在着不同的轻重缓急。
对早期“三无”群体居多的失地农民来说，生存型、问题取向型补偿方式比发展型、福利取向型补偿方式更为迫切，因而对弱势群体生存性权益的报道符合媒体对焦点问题优先报道的规律，而随着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后拆迁时代到来，失地农民的财产权和土地所有权逐步受到了尊重与保护。当生存难题逐步得到缓解，对失地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应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即对失地农民来说至关重要的城市适应、再社会化难题应该成为媒体、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与努力的方向。但是，由图1不难发现，2000年至今的失地农民报道中，提及城市认同、文化适应等观念转变的报道仅占4.1%，失地农民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文教问题（2.5%）也鲜少能得到观照，远远低于对就业（63.3%）、补偿款（56.4%）、社保（54.3%）这些生存性安排的关注。某种程度上，《人民日报》将失地农民这一新市民群体的生活框定在了“生活需要”原则内，而忽略了他们作为城市市民理应拥有的“有意义的生活”原则[8]和教育发展的权利，这一报道模式不利于培养失地农民将自己视为新市民的自我身份认同。
2.失地农民“主角配角化”
研究发现，失地农民在报道中往往以事事需帮扶、处处需引导的媒介形象出现在“媒介取景框”内，成为主要报道对象的配角。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对“公共领域”研究时曾提出，媒介就是一种最重要的公共领域。某种意义上说，传媒就是社会公众“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冲突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9]而在报纸媒介中，笔者认为这种公共话语的异质性组合即是一张充满四面八方声音的“新闻事实网”，这张网由媒介组织搭建，“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可能的事实。需要相互支撑的事实，以构建一个互相证实的事实网络。这种框架是必然的，因为具有想象的合法性”[10]。在《人民日报》对失地农民的报道中，上述消息源统计数据已显示，作为消息源主体出现的比例远远低于政府、记者媒体等体制化机构，报道中普遍存在以主流社群的视角来裁剪、挑选和叙述事实，失地农民的话语在《人民日报》这片集结各种声音的公共领域中，鲜少以负面诉求、问题揭露或描绘原生态日常生活的形态出现，多是表达“感谢”“感慨”的正面内容。
对应到具体样本，如“我每个月都可以领274元养老金，而且还将随着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提高而增加。以前，我还寻思，这没了地，往后可咋办呢？现在我可把心放进肚子里了”[11]“没想到咱也能像城里人一样领到‘退休金了”[12]等。这类农民在受惠下陈述正面经济情况的报道中，我们看不到农民在失地后的退休金、养老金能否弥补土地曾给予他们的保障功能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此外，还存在“个个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13]“我们跳起舞来精神好得不得了，那叫一个惬意啊，以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那真是‘下不得地！”[14]等，这类感慨市民新生活的话语表达着农民“农转居”后的喜悦心情，但在这类农民发声的报道中我们很难看到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提出诉求或建议，基本都在验证各类政策思想的行政效用。在样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报道尽管是农民在发言，但主题是在强调党政干部及各种团体、政策对失地农民的帮扶与保护，失地农民报道中本应是主体的失地农民反而被有意无意地“配角化”了。
因此，尽管《人民日报》中存在《征地须守住非暴力底线》[15]《城镇化，不能没文化》[16]这些反思探索类文章，但正面宣传报道较多的情形下，此类反思性文章已淹没于精英话语为主体的报道之中，我们较难看到农民的苦恼，较少看到城乡越来越大的差距，较少听到失地农民早期作为“三无”群体时的利益诉求，以及如今作为新市民的市民化需求。
3.失地农民受到妥善安置的报道议题占半数以上
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的宏观背景下，过多的“妥善安置”报道显然存在片面性。《人民日报》存在一半以上（51.1%）的失地农民报道是受党和政府的安置愛护，仅有三成（27.7%）失地农民报道是农民利益受到损害。
从《人民日报》上失地农民报道的标题写作，我们可以感受到失地农民在媒介框架下实现职业、生活空间转换后的幸福生活。如《成都二十万农民入住公寓社区》[17]《老林老颜好开心》[18]《过上市民新生活》[19]等。透过类似“纳入社保后养老无忧”“市民新生活”的标题，我们常可以看到：某地政府给予了失地农民养老金、某种组织或机构为失地农民进行了就业培训、政府安置的回迁住房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里人同等的待遇等。总之，此类报道以正面宣传为主，失地农民多以“沐恩者”形象出现，报纸对失地农民其他方面的议题设置较少。
正面宣传为主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方针，以此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但《人民日报》在失地农民报道中呈现的报道偏向仍值得深思，考虑到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作为两个不同群体关乎城市社会的资源竞争问题，对农民失地后美好生活的过分渲染可能令公众产生怀疑——城市有限的资源正在大幅流向失地农民群体，引发城市群体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城乡二元结构可能会进一步被加固。如2016年杨箕村回迁时的“千围宴”再次引发争议，大众媒介框架内只报道了村民们拆迁致富时其乐融融、锣鼓喧天的情形，甚至艳羡地计算着杨箕村每户坐拥资产超过千万元，每年光租金就可以收入40多万元，[20]却未能及时反映公共权力在城市开发过程中实际扮演了开发商的共同利益人角色，以及为开发商保驾护航的庇护者角色，而被征地者往往是弱势的博弈者和最后的输家。
《人民日报》在“纠偏”方面具备先天的权威性。失地农民问题实则暗含城市化成果由谁分享的利益博弈关系，在社会公平正义缺失、公众普遍焦虑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公众对财富分配均衡与否的神经已极为敏感，《人民日报》更应准确反映失地农民真实生存境况，不仅要做到每篇新闻都真实，而且应当通过连续不断的新闻报道反映出整个现实的真实，完整地呈现出失地农民的得与失，引导人们合理看待失地农民问题中反映出的社会紧张状态。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3批面上资助获资项目，课题编号2018M631991；南通大学2017年度校级人文社科研究招标项目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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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田豆豆.过上市民新生活[N].人民日报.
[20]杨箕村千围宴，我们争议什么？[EB/OL].http：//sanwen.net/a/
kwmdupo.html.2016-11-16.
（何秋红为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黄召婷为南通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编校：王 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