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摘 要】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确认我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而在如今这个时代下也在不断的强调思想道德的建设。当提到思想道德建设的时候首先得提出公民道德的建设问题，在反复强调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与探寻为什么进行公民道德建设的同时，也须得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立足于现实地找寻提高公民道德的途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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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道德建设的意义
（一）新时代道德建设的目标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到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党的十九大确认我们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处于与以往不同的历史环境中，面临着新的社会状况，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也将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目标任务。首先应该弘扬主旋律，使人民确立社会主义信仰。当人民以社会主义为信仰时，整个国家力将往一处使，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将更和谐。每个人放眼于集体、国家，协调好个人与集体的利益，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次，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体系，创造舒适、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我们要重新建构的是得符合当下历史背景与社会现状的公民道德体系。每个人处于社会之中，都有着各自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公民道德建设还要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这几个方面来推动。立足现实，围绕人民确立主流的价值观念才能提升人民整体的道德水平，展现中国风貌。
（二）当下不道德现状及原因
近些年来，社会中道德滑坡现象此起彼伏。从毒奶粉事件到地沟油事件引起的食品安全危机;从南京徐老太事件到“小悦悦”事件人们的震惊与心痛。现在社会上这些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崇尚拜金主义，为了金钱与个人的享乐可以善恶不分、背信弃义;官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也是屡禁不止。如今整个社会浮躁不安，传统的道德、伦理规则受到巨大冲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扩大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的道德意识形态也在随着中华文化的“走出去”而“走进来”，冲击着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民族的自豪感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信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动摇。当今在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总以利益为前提，对中国传统舍生取义的义利观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不仅在商界，在学术界的学术不端行为也不断涌现，渗入到政界便是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的现象。在“人人为己”的状况下，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就值得深思。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新时代的当下，公民的道德建设也在提出新的要求。否则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到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整个社会的稳定。
二、公民道德与法律
（一）二者的逻辑关系
“道德构成了法律正当性的基础，法律是实现道德之治的必由之途。”[1]法律与道德都以调整人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目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重合之处不言而喻。首先从立法的阶段来看，法律以道德作为参照标准，根据实际需求将难言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明确的法律条款。法律如果不能与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伦理、道德规则相适应又如何得到人民的认同来保证法律的执行力与有效性？法律的正当性又如何能得到保障？法律是无法用自己来确立自己存在的正当性的。如果立法者仅依自身的喜好与欲望颁布法律不但不能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很可能成为专权的工具为立法者个人或集团大开方便之门。
法治与德治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两个命题。中国古代强调德治，但也免不了外儒内法，在那个社会大背景之下也有“礼”在限制人的行为。如今道德滑坡现象时有耳闻，依法治国更是必不可少。失去了法律支撑的而光谈道德是软弱无力的。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互斥的，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力量。
（二）道德与法治对公民的维系
每位公民的行为都受到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的制约，但是二者着力点却不相同。法律是成文的条例并以国家的强制力量保证其实施;道德以自古以来的风俗、习惯与个人内心的自律为要求，对其产生压力的是生活中的舆论与个人的道德追求。在道德产生作用时，更多的是以鼓励、建议的告诉人“应该怎样做”或“最好怎样做”，促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法律更多是以强硬的态度告知人“必须怎么样做”或“不能怎样做”，同时还带有惩罚机制，它在阻止人向恶的方向发展。法律告诉了人行为的底线是什么，而道德乃至美德在促使人向上发展。在现实的生活中，不可能只存在法律或者道德之一，它们是相互补充、互为支撑的。在公民的各种行为之中，道德好似它的血液，无所不在并为它提供养料且生生不息;而法律却好似它的筋骨，为它提供支撑使其立起来，如果抽离只会一塌糊涂。
三、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
（一）立足新时代的大背景“与时偕行”
公民的道德教育不仅具有民族性、国家性、更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2] 它从三个层面对公民的价值观进行要求。从国家层面来看，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需要凝结全国人民的智慧一起奋斗才能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从社会层面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所须遵循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个人层面，每个中国的公民都应摒弃以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从内心认同、热爱国家并为之奉献。树立民族意识，每个炎黄子孙都有义务为国家的富强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小的角度出发，纵使在社会中每个人有不同的位置但都应竭尽全力，尽职尽责。
（二）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过程
公民道德建设，特别是新时代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3] 立足于国情，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毫不动摇的坚持我们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同时，树立文化自信。中华上下几千年，发展至今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应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礼记·中庸》曾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教人要言而有信，不要鬼鬼祟祟的去耍手段。可当今社会诚信缺失的现象极其严重。孟子曾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当如今的人还在金钱与良心间徘徊时，孟子早有“舍生取义”之说。为了道义连生命都可舍去更何况身外之物。然而古人也并未完全否认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现下市场经济的竞争，这不就是有利于其良性发展的道德品质吗？尊老爱幼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当它能真正的落实到每个公民的心中，何曾需要国家立法要求人们常回家看看？对传统优良文化的重视必不可少，注重在公民道德教育中从小的教学与传授，使其潜移默化的进入到人民的血液之中。
（三）彰显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
毛泽东曾提出：“典型是一种政治力量。”[4]社会中不免有以官员、知识分子等为代表的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人物常以公众人物的形象出现在人民的视野中。他们拥有比平常公民更多的社会资源，有着平常公民所不能及的社会影响力，相应也应该有更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某些官员、明星这一类人出现了道德缺失现象总会引起人民的议论纷纷，对社会风气造成了负面影响。对于这一些人都应加强监督，并设置惩罚机制。对于官员应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进一步优化监督、审查的机构;对于经济方面的企业家，应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严格对产品质量审核要求，使其无漏洞可钻;对于娱乐明星的引起不良社会影响行为相关部门应有相关处罚措施等。现如今强调人才强国，单有才无用，必须德才兼备，在社会中起到示范与榜样的作用才能上行下效。
同时，在各行各业里寻找一些“平凡”的道德模范。榜样不一定都是高不可攀，他们也可以有血有肉。用人们日常真实的事例，将道德的规范化入生活的小事中，体现在人与人的相处间。这种更接地气的榜样不再是空洞的说教，更具有号召力与说服力，让普通的人民更有代入感。每个在平凡生活中、普通职业中的人在拥有了高尚的情操与崇高的道德追求时，他们也可以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 田文利.道德与法律之和谐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三维解读[J].《道德与文明》，2015（5）：17-22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8
[3] 習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4] 萧诗美：毛泽东智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蒋婷婷（1994 -），女，汉族，重庆涪陵，硕士研究生在读，重庆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伦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