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视野下的《亲爱的》解读
周洁琼
由陈可辛执导，黄渤、赵薇、郝蕾、佟大为等主演的电影《亲爱的》，是一部以“打拐”为题材的影片。这部电影是由真实的社会新闻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亲爱的》讲述了以田文军为代表的一群丢失孩子的父母亲们坚持不懈地寻找孩子的心酸经历和人贩子妻子李红琴争取女儿杨吉红的抚养权的故事。影片的主人公田文军是来深圳打工的外乡青年，与妻子卢晓娟的情感被时间和争吵消耗殆尽，选择离婚，自己独自抚养儿子鹏鹏。他唯一的儿子田鹏在马路上被人贩子老杨带走，从此他走上了漫长而艰难的寻亲路。两年之后，他在安徽的一个偏僻的农村找到了自己的儿子鹏鹏，并且把鹏鹏从他的养母李红琴手中抢回来。紧接着故事又围绕李红琴与福利院争夺自己的养女杨吉芳的抚养权而展开。通过运用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对影片《亲爱的》进行解读，探究隐藏在表层的话语系统下深层内蕴，揭示该影片是如何通过两条寻子之路展现复杂的人性，同时也揭示出现行的某些制度的冷漠与无可奈何，从而传达了导演的人文主义情怀。
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下，以托多罗夫、格雷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们开始尝试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对一些叙事类文学作品的语言进行归类、分析、组合等等。理论家开始以叙事性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这类以语言符号为单位的叙述话语是怎样经过作家的排列、组合，才构成一个个有多重故事叙事的整体作品。结构主义理论认为，任何叙事类的作品都是由外在的叙述层和深藏于其内部的结构主干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部分构成的，深层结构是由表层结构“简化”得来的，但它在逻辑上却是先于表层叙述的，是作品叙事的最初表达方式，它在进一步的组合过程中不断生成表层结构，从而呈现为各种各样的叙事文本。结构主义的这种理论为我们研究电影的结构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即我们可以从结构主义叙事学、二元对立、叙事结构的角度出发，分析电影的结构以及影片所表达的主题思想，进而更深刻的理解影片所传达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意蕴。
对影视作品进行结构主义解读分析，不论是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的角度而言，其内在的深层结构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人物、场景、环境以及故事情节。根据故事情节，可以将影片《亲爱的》的整个叙事结构分为两部分——田文军千里寻子和李红琴千方百计地争取养女抚养权。这两个部分表面上看似毫无关系，但实际上二者有逻辑上的内在交换纽带相联系。
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来看，电影《亲爱的》体现了亲情的深度。影片以人贩子老杨拐走田文军的儿子田鹏为故事的开端，从此田文军、卢晓娟夫妇走上了漫长而艰难的寻子路，终于在安徽的一个偏远村落找到儿子鹏鹏。从理论上讲，在田文君夫妇找到儿子鹏鹏之后，故事也将结束，这条寻子之路也将封闭。然而李红琴因鹏鹏的离开也失掉了自己的孩子，因此在鹏鹏离开之后寻子之路又被重新开启。田文军与儿子鹏鹏之间有割不断地血缘亲情，所以无论寻子之路有多么艰辛，他们都义无返顾地坚持着。而李红琴，这个被丈夫“认定”为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并没有把“拐来的孩子”当做商品，这位寡妇把他们视若己出全心培育，把自己的母爱全部给予她对抚养多年的两个小家。因此，当吉芳被福利院收养后，她千方百计想要争取吉芳的抚养权，想找回女儿，追求做母亲的权利。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故事却有其深刻的内在联系即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其次就横向的共时性而言，电影《亲爱的》体现了亲情的广度。在影片中，田文军夫妇因寻找儿子鹏鹏而结识了一批丢失孩子、无助、失望的父母，他们在一起相互慰藉受伤的心灵，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在田文军接回鹏鹏之后，李红琴依然不断偷偷地去看鹏鹏。律师高原决定帮助李红琴也是被她的亲情所感动。卢晓娟决定收养吉芳也是被鹏鹏和吉芳之间的亲情所打动。“亲情”这个元素遍布在影片《亲爱的》的每一个角落。
二
对影片进行结构主义的分析，主要是找出一部电影或者某一类型电影中存在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一方面呈现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另一方面呈现为二元对立结构，即能够在电影的形式与内容上找出多组相互对立的“二元”组，尽管这些对立组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具有对立性。这些相互对立的二元组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整体结构。因此，“二元对立结构”成为了结构主义理论构成的核心部分。结构主义电影批评者认为，相互对立的二元不仅有助于推进故事的进展，而且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影片的思想内蕴。对在电影中多次重复出现的事件、视像风格、主题的探究，能够找出其中基本的对立二元组，如个人与荒野、成功与挫折、内部与外部、男人与女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等，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赏析每部影片。
结构主义批评理论认为，在每部叙事类作品的整体结构内部都存在着许多相互对立的元素组。这些对立的元素组作为一个矛盾体，相互依存，并且不断通过“交换纽带”来相互沟通。由此出发，我们也可以找出影片《亲爱的》中相互对立的二元：
（一）感性与理性
当卢晓娟告诉鹏鹏把妹妹接回家的时候，孩子主动握住母亲的手，影片对这两只紧握的手进行了特写，这是孩子无言的感恩。当丢失孩子的父母都在殴打人贩子老婆李红琴时，田文军并没有把失子之恨加到她身上，而是对她说：“我最多也只能做到不恨你！”当鹏鹏已经被父亲接回家后，李红琴仍然忍不住偷偷跑去看孩子，再被田文军发现后讪讪离去时说：“别给孩子吃桃，他对桃子过敏。”这一刻观众不禁会想到田文军在拍摄寻子视频时，他一直在强调：“如果有人买了我的儿子，他吃桃子过敏，千万不要给他吃桃子。”这一刻，各种情感碰撞在一起，已经不是单纯的伦理关系而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大爱无边。
田文军发现儿子鹏鹏走丢后立即报警，然而警方却坚持24小时之后才立案，这是原则。他对这白纸黑字的规定很无奈，只能凭一己之力寻找孩子。当吉芳踩在床沿上一直盼望着母亲李红琴来接她时，这最普通、最纯粹的情感被那严苛的法律就如同那扇关闭的窗户把女孩的希望也关闭了。当韩德忠与妻子去办理准生证时，工作人员却一定要求他们先出事韩小宝的死亡证明才能办理生育证明。当村妇李红琴瑟缩在派出所的角落，被一身“正派”的警察恐吓逼问时，仿佛李红琴变成了所有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缩影，而那些警察则升为了社会生活中不可碰触的法律，法律永远超越凌驾于一切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
从李红琴的寻子之路上来看，我们依然能够捕捉到许多理性的因素。她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区农村妇女，却不曾用传统的那些简单粗暴的哭闹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符合“文明社会”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她知道为自己坐过牢开证明，向田文军道歉，跟福利院院长讲道理，请律师给自己辩护。虽然她所做的这些事情对她争夺女儿的抚养权没有太大的帮助，但却使得亲情和法律的悖论毫无保留的暴露了。
（二）坚持与改变
影片从开始就不断在时间上作各种暗示，最初的时间是2009年7月18，通过闹钟的时间来暗示鹏鹏被拐的时间是5：10，田文军冲进卢晓娟家时新闻联播正在开始，监控拍摄到孩子在火车站的时间是19：40。之后，是一年后、两年后，来不断提示观众时间的流逝。但是就在事件的流逝中，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们并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孩子。无论时间的逝去，他们找孩子的决心都非常坚定。然而在影片中也有两处最明显的改变，其一是田文军问卢晓娟，孩子是多久才叫她（李红琴）妈呢？另一处是卢晓娟答应鹏鹏把妹妹接回家的时候，孩子主动牵起了妈妈的手。
（三）成功与失败
与田文军同样丢失孩子的那些父母们都在坚持寻找自己的孩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成功。有坚持的“成功者”，如田文军和卢晓娟夫妇，他们坚持不放弃地寻找自己的孩子，最终获得成功。也有坚持未果的“失败者”，如那个可以在人群中扫射孩子长相的人“失心疯”。还有商人韩德忠，他是影片中坚持时间最长的，坚持了6年。寻亲团是由他发起的，然而当田文军找到孩子之后，而他仍然没有找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弃。
（四）人情与法律、人性与制度
佟大为在影片中所饰演的高夏，是一个矛盾体，外表冷漠、市侩，而内心却善良与坚持。他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极市侩的小人物。他重视金钱，依靠欺骗手段来谋取官司的成功，对于来自农村的李红琴草草敷衍等等。然而在他身上有体现着浓厚剖的人性色彩，虽玩世不恭但对自己认定的事情非常认真；内心真正对弱者的同情促使他最终接下那一场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官司。他性格的变化在李红琴身上体现出来，当李红琴遭到殴打时他挺身而出，让我们看到在他势力冷漠的外壳下所拥有的一颗柔软而善良的心。当高夏给出李红琴到底知不知道孩子的身世的答案时，虽然他的答案不符合律师的身份，违背了律师的职业道德，但这却让我们看到了律师身上感性的人性光芒。这一幕改变了高夏身上的道德符码，让他服从于自己内心的情感。
《亲爱的》这部电影承袭了陈可辛贯有的风格，在有限的叙事范围内抛出多个深沉而又多元的话题，显示出高超的叙事策略。影片采用双主的叙事结构，讲述了讲个家庭围绕田鹏而展开的寻子与失子的故事。影片以犀利的笔锋和真实的情感展现了那些丢失孩子的家长们的痛苦绝望和坚韧执着，同时揭示出现行的某些制度的冷漠与无可奈何。通过电影镜头，这类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所遭受的苦难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影片表达了对底层人民的悲悯情怀，更传达了导演的人文主义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