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十二公民》在本土化改编实践中的得与失
程桑桑
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青年导演徐昂执导，何冰、韩童生、钱波、赵春羊等12位实力派演员主演的电影《十二公民》一映成名，在2015年6月13日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奖。这部电影根据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亨利·方达领衔主演的经典电影《十二怒汉》改编，首次把西方陪审团搬上中国银幕，并且加入了诸多中国元素，引发了观众对公民意识、社会偏见、法律与权力等问题的深刻反思，是一次基本成功的本土化改编实践。
一、 幽闭空间内的激烈对决
故事开场的安排十分简单。一伙政法大学的学生在英美法课程的期末考试中挂科，于是，通过模拟法庭的方式补考。学生们为了顺利通过考试考试，邀请他们的家长来担任模拟陪审员。这些身份个性迥异的“陪审员”一起来到一个废旧的体育教室，开始了对一个案件的讨论过程。他们讨论的案件正是新闻报道中被炒的沸沸扬扬的“富二代弑父”案件。经过邻居的证实，成长在富裕家庭里的20岁男孩因为不堪出身贫困的生父的骚扰，在深夜里把生父杀死。面对这个看似结论确凿的案件，大部分人都想在5分钟内结束争辩，所以当8号陪审员提出异议时，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然而，从一开始11个人都坚持富二代有罪，到最后12个人都支持他无罪，这部电影给观众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十二公民》的线索还是相对明朗的，即案件的发展以及随着案件发展带来的11位陪审员态度的转变。一开始，11位陪审员都投“有罪”的原因，除了受新闻报道的影响及内心对“富二代”的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缘由是“不想浪费时间”，而随着8号陪审员对案情发展上几个疑点的提出，他们的内心开始动摇。
这几个疑点也是剧情的转折点，分别是：弹簧刀是否确定为嫌疑人所有，列车开过一个定点所需时间，老人从卧室到门口所需时间，两人的身高差及刀口的形状。在这一过程中，12位陪审员的身份都不是摆设，他们的身份都为案情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帮助，保安的特殊经历让他对列车的时速了如指掌，房地产商人则对房间的设计与隔音效果十分熟悉，经历过文革的老人了解证人做伪证的原因，蹲过冤狱的社会青年对凶器的使用方法十分了解。他们的这些经历都无关于学历、财富和社会地位，并且是他人所无法复制的。最后，矛盾的焦点已经集中在何冰饰演的8号陪审员与韩童生饰演的3号陪审员之间，即使面临诸多疑点，3号依然坚持富二代有罪的结论，原因在于他儿子曾因为和他的争执离家出走，他在对案件的判断上不自觉的产生了移情。所以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强调“孝道”的问题，固执地认为，嫌疑人曾经与其父亲多次争吵，这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最后，他大哭一场之后释放了心中的压力，理性战胜了心中的成见，举起手投向了无罪的一方。
整个故事发生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里，直到最后所有人走出这个废弃的体育馆。在这种环境下，场景的打造显得极其重要。在镜头的使用上，特写镜头不断推进，加强了演员的表演力度。正反打镜头的反复穿插，使得角色的互动恰到好处。同时，这部电影通过大雨前后周围的光线变化、电闪雷鸣的效果来烘托故事进行时的现场气氛。片尾时的景象是大雨已经结束，夕阳洒满大地，家长与孩子、商人与恋人、保安和小贩、老人与子女之间的互动都在夕阳下面呈现出一股暖意，充满了象征意味。
二、 公民意识觉醒的影片主旨
电影《十二怒汉》曾经被很多国家翻拍，每次翻拍，不同国家的导演都会结合本国问题加以反思，这部《十二公民》所讨论的问题就是权力的边界、个人的偏见与生命的尊严之间的关系。影片《十二公民》以“公民”为题呈现了导演想要传达的主旨内容。
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相对立，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在这部影片中，电影名叫“十二公民”，但其实就电影中这12个人物来说，真正符合“公民”这一形象的只有8号，而他这种公民素养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作为检查官的身份。其余的11人在一开始是没有这种意识的。但是，随着影片的进行，他们逐步结合自身的经历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对富二代的偏见开始逐步消除，意识到自己的意见对于一个生命的意义，也开始用对待一个生命的严肃态度来思考这一问题。这可以说是他们公民意识的觉醒。而在一个公民意识薄弱的国家，如何唤醒人们心中的公民意识，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是电影所要追求的意义所在。妨碍这种公民意识的，在这部电影中主要表现为由于偏见而造成的对他人权利的侵犯。在种种社会问题之下，人们充满偏见和戾气，仇视富二代、埋怨外地人、不满社会的不公、不理解年轻一代的想法，于是，剧中每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的权利，而无视对他人权利的侵犯。例如片中北京人对“外乡人”的歧视、对地产商谈恋爱的偏见以及这些偏见所带来的最坏结果——因为自己种种的偏见而带来的对他人生命权利的漠视。
这11位陪审员正是国人的写照，我们经常抱怨不能得到充分的话语权，但如果真的把这个权力交给我们，我们真的能具备足够的“公民意识”来行使它吗？很多中国人都在过多强调自己的权利，而无视自己应负的责任。甚至就会影片中那样为了“早点结束”而草草判定一个人有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以一种严肃和重视的态度面对生命，才是一个人应有的心态。克服个人偏见、接近法律正义，真正让每个人都能以“公民”的心态来面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件，积极、客观地参与公共事务，不以自己的主观情感影响客观判断。仍旧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三、 成功的本土化改编实践
徐昂作为一位话剧导演，曾经凭借《喜剧的忧伤》名声大噪，翻拍《十二怒汉》，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首先是人物设定非常成功，12个普通的中国人，身份不同，个性迥异，密切贴合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生活平淡的出租车司机、大学里的小商贩和保安、和女大学生谈恋爱的房地产老板、保险推销员、曾无辜入狱的社会青年、靠收房租为生的北京本地人、中国典型的笑面虎和老好人……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群，保证了角色的趣味性以及冲突的合理性。导演在他们身上植入了很多最近几年典型发生的社会问题，外地户口、河南人、父子代沟、忘年恋等。使得这部电影不仅是泛泛而谈，而显得十分“接地气”。
电影《十二怒汉》中的嫌疑人身份设定为贫民窟的孩子，教育的缺乏使之成为“有罪”的原因之一，但这样的身份设定如果放到中国，则会是不那么容易引发共鸣甚至容易被诟病的。于是，导演把人物身份设定为另一个极端——富二代，可以说是很符合国人对“富二代”这一身份者的眼光。值得注意的是，导演在案情走向上安排的时间和剧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并且在关于案情的重要转折方面，这部电影中案件本身走向的剧情与《十二怒汉》是比较一致的，不过所幸这些转折足够精彩，使得电影主线还比较清晰，不受太大影响。
当然，这部电影很大一部分剧情都被角色刻画及次要矛盾描写占据了。但这并不算偏离大的主题，因为这些人身份的差异，正是其产生偏见的重要原因。7号陪审员作为一个朝不保夕的小商贩，嘲笑4号陪审员与女大学生之间的恋爱关系为包养，北京土著嫌弃外地人抢占他们的资源，除了8号之外的所有人都对富二代心存偏见。12个人的争辩过程，正是群体对个人偏见的修正。12个人聚集在一个幽闭房间里，在这样一个空间和时间都极为局限的环境中，演员的演技显得十分重要。何冰演绎出了8号陪审员作为一个检察官的隐忍正义、韩童生演绎出了3号陪审员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市侩及掩盖在这下面的善良懦弱，这些有着丰富话剧表演经历的演员们把舞台剧的戏剧张力带到了这部电影里，奉上了可以写进教科书的表演艺术。
四、 票房失败的反思
然而，这部优秀的电影却并没有成为市场的赢家，去年5月上映，排片率在4.5%上下徘徊，上映两天后的票房也仅有325万元，与它良好的口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惋惜。
造成其票房失败最大的原因是这部电影的“三无”身份：无名导、无明星、无营销。虽然有《喜剧的忧伤》这样的话剧名作在前，但是徐昂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的身份，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还是陌生的。而剧中的演员也多是来自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他们在剧中的表现非常精彩，但却不能以强大的“明星效应”给这部电影带来巨大的商业效益。而在营销策略上，这部电影也相对低调，策划与宣传力度都明显不够。
另外，这场电影还是通过对话的形式推进的，演员也大多为话剧演员，虽然表演生动流畅，但插科打诨中还是透露着一种话剧的意味，这些都使得影片更像一部呈现在大银幕上的话剧。就内容而言，影片没有一个强烈而新颖的公共话题，片中涉及的社会问题虽然根深蒂固，但是毕竟流于老套。在拍摄效果上，局限于一个幽闭的空间范围内，也很难拍出强烈的视觉震撼。
当然，这部电影就本身剧情而言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剧情自身的缺陷，也使得电影在吸引力上有所削弱。比如故事的开场是以一场“模拟游戏”的形式出现的，这样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使观众产生足够的代入感，很难进入到这种紧张激烈的环境中。影片最后揭示8号陪审员的实际身份是检察官，这似乎能把这场辩论的重要性提高一些，虽然最后通过字幕的方式交代了这个案件的最终进展结果，但仍让观众感觉多少有些牵强。因为这场辩论归根结底也只是场游戏，所以片中其他11位陪审员的态度似乎也显得无可厚非。故事“模拟游戏”的背景，使得电影想要表达的对生命的敬畏感大大削弱了。这些因素都使得这部电影虽然质量不错，但不能吸引到更多的票房。
结语
虽然这部电影存在着种种不足，但是导演在短短90分钟的时间里，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电影与法律的对话。它向我们的社会传递了一种关于生命尊严的法律意识，也让我们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对这个社会的种种偏见。当然，除了强调法理、揭示社会意义方面的价值，演员的精湛演技也使其具有颇为可观的艺术性。虽然没有取得很好的商业成绩，但是不能否认它是外来电影本土化改编过程中的一次成功实践，在中国影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