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的异化及善治：基于风险治理的视角

    田小瑞　何霞

    【摘要】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由于网络舆论本身的非理性、狂欢性及其利益的共通性，原本的风险共识会在此基础上延伸，甚至产生次生风险或者潜在风险。基于此，本文运用“共景监狱”理论探讨网络舆论的治理，以期为网络舆论的治理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关键词】网络舆论；风险社会；共景监狱

    【作者单位】田小瑞，河南新乡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何霞，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一、问题的缘起及文献回顾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著作《风险社会》，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由此，风险社会作为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都充满风险的时代。作为一种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公众意见的总和，网络舆论在当前的风险社会语境下具有建构风险议题的功能。然而由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复杂性以及网民从众心理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网络舆论往往容易产生异化现象。本研究着重从风险治理的视角出发，来探讨网络舆论的善治问题。

    目前，学术界有关网络舆论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舆论的管理以及引导上。有关网络舆论管理的研究，燕道成主要从国外网络管理的经验出发，提出我国网络舆论的管理应多管齐下、整合疏导。匡文波从Web2.0的时代背景出发，指出可以培养网络传播中的意见领袖。还有一类研究侧重于网络舆论危机的应对，如李玉海从预防、准备、应对和修复四个阶段出发，利用决策支持系统来应对网络舆论危机。王国华认为，民众利益表达和情感宣泄机制的缺失是导致网络舆论危机产生的现实土壤，防范和化解的根本之道是完备的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和周密的国家顶层设计。

    近年来，“舆论倒逼”作为一种不可低估的舆论现象，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高度重视。王艳玲、王洁从“舆论倒逼”现象入手，提出“政府有关部门必须进行主动的议程设置，缓和冲突矛盾，释放舆论压力的负面情绪，引导舆论倒逼现象的正确方向。”；丁柏铨（2013）从分析“舆论倒逼”的复杂成因入手，认为自媒体时代对于舆论的管理不能靠简单粗暴的人为卡制，要更新管理的理念和方式。这类研究从“舆论倒逼”着手，最后都落脚到了网络舆论的管理和引导上。

    此外，网络舆论引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理论内核、不同环境以及不同引导主体的网络舆论研究。如席伟航主要从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互动交流和信息服务三方面来展开论述。郑倩怜、徐炳全侧重如何从网络传播规律的视角出发，利用政务微博来进行舆论引导。他们指出，在负面舆论下，政务微博要分类引导，发挥网络宣传的优势，强化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总的来说，网络舆论治理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管理和引导两个方面展开，探讨的领域要么结合自媒体的时代背景，提出一些管理对策；要么从不同的引导主体出发来对网络舆论治理提出一些引导策略，鲜有从风险治理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网络舆论善治的。本文正是基于风险社会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在分析网络舆论在建构风险议题方面出现异化的基础之上，从喻国明教授所提出的“共景监狱”理论出发，探讨对于网络舆论的善治机制。

    本文之所以引进风险治理的视角，一是考虑到在当前风险社会的语境下，由网络舆论所建构的风险话题由于网络舆论本身的非理性等因素的影响，易导致风险的放大甚至转移；二是风险治理本身正是基于善治的原则来对风险加以评估识别和进行管理的，这一点与网络舆论的管理与引导所遵循的网络传播本身的规律有一定的契合度。

    二、网络舆论构建风险议题及其异化表征

    通常情况下，网络舆论是网民围绕媒体设置的某一议题所引发的广泛讨论，在此过程中，由于网络这一传播介质的便捷性、及时性以及无门槛性，众多网民的观点便可以在网络端产生交锋，甚至融合。然而，面对当下我们所处的风险社会的环境，众多涉及网民自身利益的风险议题，如环境领域、健康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风险议题已不单单是由媒介来构建，网民会作为利益主体的一方加入到话题的讨论中，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最终在网络端构建起一个有广泛利益主体的风险议题。由这样的过程所建构的风险议题，往往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在网络端形成广泛深刻的讨论，引起众多利益群体的参与，最终推动风险事件的解决；另外一种由于网民结构的参差不齐，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致使原本的风险、风险事件被放大或者诱发一些次生风险，甚至发生风险转移。在这里我们着重对后一种情况进行论述。

    1. 利益共通中的风险共识与放大

    网络舆论是众多网民的观点、意见、看法或者态度经过交互、碰撞后的总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在社会发生变动时，人们形成或是改变态度都是因为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或服务自身利益。”即人们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会更加关注，互联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利益表达的平台，人们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发表言论，并且“人们更容易找到跟自己思想一致的信息和支持者”，从而形成一种利益的共通。特别是在近几年所发生的环境群体事件中，由于环境保护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具有较高的民意基础，因此，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形成风险共识。如在2014年北京雾霾事件中，网友对其所感知到的雾霾发表了一系列吐槽言论。

    网民通过自身所感知到的雾霾事实，发表了一系列“风险受难”的言论，在此基础上，引发风险共同体的关注，从而形成一个风险表达的社群网络，并不断吸引更多遭遇雾霾的网友的关注。而这一社群网络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网民共同风险认知的情感基础之上。所以说，正是网民在某一问题上达成的风险共识催生了这一领域的风险议题。

    关于雾霾事件所引发的言论不仅仅聚焦于雾霾本身上，有可能延伸至与其相关的其他话题。网民通过网络论坛等形式所进行的风险沟通和交流，实际上强化了网民对于环境风险的再次认知，易引发网民的极端或者恐慌情绪，从而导致风险进一步扩大，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2. 舆论的“狂欢”诱发次生风险

    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凸显。一般而言，正是这类社会问题和矛盾易引起网民的关注和探讨。原本普通的新闻事件，在网民的关注之下，会上升为一个具有高关注度的风险议题，“议题一旦存活下来，就好像龙卷风已经初步形成了‘气候”（金兼斌，2008），议题会在网民的态度和行为之中得到演变和发展。在此之中，网络舆论常常会出现一种非常态化的表现方式，即狂欢。然而，在现实的风险议题中，网民并不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狂欢的，大多是非理性的、无规则的狂欢。如发生在2015年5月的成都女司机被暴打的事件，正是一段在网络端所转发的视频引起了网络端的全民大讨论。女司机被暴打的视频公布后，引来了网络舆论的一边倒现象，即对男司机的谴责和人身攻击。但是，当男司机公开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后，舆论又出现了大反转，转而开始对女司机进行人肉搜索，她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私人信息被挖掘出来，这无疑对女司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此次事件中，网民并没有“驻足欣赏”，而是把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上升到了全民大讨论中，真正意义上享受到了“狂欢”带来的快感。

    从巴赫金所论述的狂欢节特性来看，狂欢节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即所有人都参与狂欢。在成都女司机被暴打事件中，百度贴吧中共有464条帖子，其中近八成的网友表示打得好，足见网友乐于在网络虚拟的世界中享受狂欢。但是狂欢的背后却引来了人们对于文明及社会价值、社会规范的探讨，从这一层面上来说，舆论的狂欢的确诱发了次生风险的产生。

    3. 非理性舆论造成风险转移

    根据第3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我国网民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合计为78.1%。网民中具备中等教育程度的群体规模最大，其中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分别占36.8%与30.6%；底层职业者占76%左右；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网民占65.4%。”总的来看，我国网民结构呈现出了这样一种特点：年轻人/底层/边缘群体居多，学历低、收入低。而互联网的快捷性、虚拟性和互动性等特点使得网民在舆论表达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情绪化的状态，从而导致盲目、冲动、偏激的言论和行为。2015年5月2日，黑龙江省庆安县火车站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在事发后，政府等部门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的视频，由此也引发了网民的种种猜想和不满。2015年5月3日，该县的副县长前去慰问执勤的民警，肯定了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与歹徒搏斗的行为。事后，网友对其进行了人肉搜索，发现了其学历、年龄造假及妻子吃空饷的事实，随后董国生被停职。直到2015年5月14日，案发的视频才予以公布。原本是要获得事实真相的网民，在情绪化舆论的主导下，将事件的焦点引向了副县长是否清廉的问题上。当然，在此次庆安事件中，网民要求官方公布案发视频本是合理的请求，但官方迟迟不公布的行为引发了网友对于该事件其他点的关注。从这一点上来看，网民非理性的行为将事件原本聚焦的风险带到了其他风险问题上，即为风险转移。

    三、从“共景监狱”出发的风险治理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由于风险元素的影响，网络舆论的异化必然会造成不同的风险影响，对于其中不利的影响，我们借用喻国明教授提出的“共景监狱”理论来探讨网络舆论的风险治理。

    1. 在“共景监狱”机制下重构网络理性

    “共景监狱”是相对于“全景监狱”而言的，“全景式监狱”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用来分析全社会控制系统的概念，主要强调管理者自上而下、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治理。但是这种方式在电子媒介时代发生了本质变化，喻国明教授因此提出了“共景监狱”。所谓“共景监狱”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和控制。在这种控制体系中，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信息垄断被打破，两者处于一种信息对称的局面。人们不再只是一味地听从管理者和传媒的声音，而是在自我掌握信息的基础上互相交流和分享，甚至在此基础上设置社会的公共议程。换句话说，对于一些新闻热点事件，传媒的议程设置不再是唯一能够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渠道，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搜寻自己感兴趣和想要的信息。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共景监狱”体制下，网民自身的狂欢性、易怒性以及冲动、盲目和多变等特性，无疑为网络舆论的治理增加了难题。但是，在“共景监狱”下，“监控不再是从中心向外围的单向度监控，而是非中心化或是弱中心化的节点监控体系”，这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的言论都在其他个体的凝视和监控之下。网民的理性和非理性言论均处于“共景监狱”的监控之下，网民之间可以互相凝望，实现对彼此的共同监督。

    2. 建立“警戒型政府”，维护风险责任

    “警戒型政府”是指政府对于各种不确定的风险时刻保持一定的警戒能力，并有一套系统的风险预警及监控系统作支撑。从风险治理的角度来说，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理应承担起一定的风险责任。从网络舆论异化的角度来说，政府作为权威性的机构，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因此，政府应在源头上做好对于网络舆论的引导，对于各种风险事件应及时发布最新的变动信息，消除公众对于风险的恐慌与想象。同时，在风险决策方面，政府要保障公众的参与权，让公众参与到风险治理的过程当中，避免由于公众的极端情绪所带来的舆论狂欢及盲目、冲动等非理性言论，从而引发新的风险。

    3. 媒体发挥全力功能，化解风险

    在媒介化的语境下，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依赖于媒介对于风险的传播和塑造。网络舆论对于风险事件的看法和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媒介的风险呈现和报道，所以，媒体首先应保证风险信息的公开，将最权威和最新的消息公布于众，遏制由于网络舆论的异化所产生的谣言。网民对于与其利益相关的风险议题往往很容易产生极端化的倾向，进而在议题的讨论过程中产生新的风险。总体来说，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对于风险议题，大众媒体应及时公开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同时，“要通过相关信息积极引导公众舆论营造出对治理风险最为有利的信息和舆论环境”。

    4. 公众参与，提升风险素养

    作为风险的直接承担着，公众参与是全社会在应对风险上集体行动的有效保证，在全球化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公众还应提高自身的风险素养，一方面，可以降解媒介对于风险传播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于非理性网络舆论所造成的风险延伸，可以有效地解决和处理。具体说来，公众应快速有效地从媒体上汲取有效的风险信息，做出相应的鉴别和应对措施。同时，公众应利用媒介积极参与风险决策。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网络舆论常常能够自发地建构具体的风险议题。然而，网民由于自身利益的共通，原本的风险事实常常会被夸大，由此产生了风险放大，加上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频频发生。一个风险议题兴起后，网民的非理性往往会使得风险发生转移。基于此，本文提出从“共景监狱”的理论出发，重构网络理性，形成政府、媒体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网络舆论空间。

    [1]张燕. 风险社会与网络传播[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罗坤瑾. 从虚拟幻想到现实图景，网络舆论与公共领域的构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余秀才. 网络舆论：起因、流变与引导[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宫承波，李珊珊，田园.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分析与应对的比较视野[M]. 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2.

    [5]燕道成，蔡骐. 国外网络舆论管理及启示[J]. 当代传播，2007（2）：59-62.

    [6]匡文波. 论Web2.0时代网络舆论的管理[J]. 国际新闻界，2008（12）：71-74.

    [7]桑丽. 网络舆论研究[D]. 中共中央党校，2011.

    [8]刘丹凌. 论新媒体的风险放大机制与应对策略[J]. 中州学刊，2010（2）：253-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