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一个村庄变迁的隐痛
呼东方
在西安曲江新区的发展中，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农民们。
然而，北池头村的村民们至今心生隐痛，曲江在发展的过程中，给他们心中划下了深深的伤痛。
一个城市需要发展，但发展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6月9日，记者被张贴在北池头小区墙上的一则《通知》吸引，开始了此篇报道的采访。
北池头小区原为西安市雁塔区曲江街道北池头村，小区内共有24幢高层。原来的村委会如今改名为居委会，居委会的二层小楼紧靠小区的南门。坐在居委会对面楼荫下的几位老人对记者说：“别进去了，进去也找不到人，原来的村主任和村支书前两个月都辞职不干了，代理村主任和书记啥事也不管，其他村干部们躲得谁也找不到。”
据80多岁的王建山老人讲：昨天已经有好多村民去了石羊，“明天还要去，就是为了和（曲江）管委会要3万元。”村民所说的石羊位于雁翔路上的石羊农庄，是曲江管委会的拆迁办和信访局所在地。
变味的拆迁
王晓林心中有道难以愈合的伤口。7年来，只要有人触及到拆迁，她的泪水就难以抑制。
49岁的王晓林和婆婆、丈夫、儿子一家四口租住在西安东郊等驾坡村一个老居民小区的两居室单元房中。两个卧室分别住着她20多岁的儿子和70多岁的婆婆。老小区年久失修，大多设施都老化了，卫生间的马桶每次用完只能用水盆舀水冲刷。就是这样的房子，每月租金还是要1000元。
房间里摆放着以往的旧家具和电器，因多次搬家王晓林不得不每次扔掉一些。王晓林是北池头村3队的村民，未拆迁前，她家在村里算得上是富裕户。“五间门面房至少200平方米，院子还有20多间出租房，少说也有900平方米。”王晓林哽咽着说：“你想也能想得来，一开始我搬出来多少家当吧！当时说是两年后就能回迁，谁也没想到我们被扔在外面7年没人管！”
截止到今年6月，与王晓林一样未能回迁回北池头小区的原村民还有94户。
2007年的3月7日，那天发生的一切，在王晓林心头烫上了深深的烙印。王晓林清楚记得：“早上6点多，我起床出门，就看到村委会门口贴着一张大布告，通知要拆迁。”紧接着同村的人告诉她，这布告是凌晨4点左右贴上的。“村子所有的出入口都贴满了这样的布告。”在这之前，王晓林和邻居们都没有听说村子要被拆迁的任何消息。
但是这场拆迁就是在王晓林和村民们料想不到的情况下开始了，“没有人来丈量谁家房屋大小，也没有人来同我们协商。村里好多人白天见我还说不搬，到晚上就三三两两地偷着搬走了”，村民们的这些举动让王晓林觉得很是费解。后来她才听说：“当时谁家先搬走就给几万元的奖励。”村民们纳闷，“他们要来拆咱家的房子，却要咱去报名？没见过这样拆迁的。”
“曲江管委会只给村民每人30平方米的住房和15万元的安置补助费，这15万元中还包括了18个月的安置过渡费。”这么苛刻的拆迁条件，让北池头很多村民难以接受。
2007年4月，村中开始断水、断电，王晓林和对面70多岁的李新民等七、八户人家坚守在自己的家中。“有天村子突然来了一伙年轻人叫嚷着：你们谁叫李新民？问到王晓林时，“我一看就不是正派人，就说不知道。”
李新民听到有人叫他，应声从自家门里出来，被那伙人大打出手，老伴吓得连忙报警，被打后的李新民愤怒地喊道：你们连70多岁的老人也敢打啊！
此后，村子中抗住不搬的村民们，陆续开始遭不明身份的人殴打。王晓林亲眼见到7队的一位村民被打，媳妇报案，警察不出警。“他家超市的玻璃全被砸了，男人被打骨折，吓得站在我旁边的耿常材两条腿直打颤。”
5月30日王晓林一家人不得不被迫搬了出来。“村子里拆得到处都是灰尘，每天挖掘机开来就和地震一样。”特别是这天早上婆婆还在睡觉，挖掘机就开始挖隔壁的墙，吓得老人叫喊着，死活不肯在家中待了。
王晓林后来听说，超市那家村民雇了几个人天天守着他家的房子，最后坚守到了8月份，也被迫搬离了。
七年的回迁路
拆迁仿佛似幽灵如影随形，紧紧跟着王月芳，不论她家搬到哪儿总会遭遇被拆的命运。“刚开始是在祭台村租房，不到1年祭台村也开始拆迁了，我就搬到了后村，结果后村又开始拆了，我就继续搬。”
王月芳说，从2007年开始到2013年回迁期间，她一共搬了六次家，“住在外面和逃难一样，一听搬家，我就愁得想哭。”最多的一年她搬了3次，“房东不停地要涨房费，交了一年的租金，不到半年，房东要么谎说儿子要结婚，要么就说亲戚来了要住”，最凄惨的一次，趁她家里没人时，房东进屋把她家的东西全丢到了外面。无奈只好搬到长安去住了几年，起初600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1200元。而曲江管委会给村民们的过渡费一开始只有每月300元。
王月芳的丈夫叹说：“我们北池头以前是西安有名的‘小香港，现在成了要饭村。”
北池头的名称由来，是唐朝因位居曲江池北头而得名。据村民们和王月芳夫妻讲，过去北池头村北到西影路，南到南湖，西边紧挨大雁塔村和秦王宫，东到现在的曲江大道东。“大唐芙蓉园、西安曲江海洋馆、中海地产开发的这些高档小区占的都是我们村子的地。”村民们哀叹道：“原来我们的家，现在成了曲江新区的核心地段，一亩地管委会卖到几百万，却把我们赶到了这个小区来，每人只给安置30平方米的住房。”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失去了生活依托，由于失去了土地加之文化欠缺，健康的男女村民现在大多充当保安和保洁员。
很多久居西影路北池头附近的市民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影路以南还基本全是麦地。北池头村不仅占地多，村子还有很多村办企业，是雁塔区有名的富裕村。市民们讲起昔日的北池头村，“最风光时，他们村里有个球迷协会，逢陕西国力队比赛，北池头的球迷就租着几辆大车，敲锣打鼓地去捧场。”
“以前我们谁家没有十几间房子出租？仅靠租房一年收入都在七八万元。”7年的流离失所，花光了王月芳家中的大部分积蓄。对楼房质量存在的问题，她不是没有看到，但她实在无力支付外面高额的租房费用，“去年房子一到手，我们简单一装修就搬进来了。”
王月芳膝下两个女儿，也都成婚有了孩子，回迁小区后在外打工，10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度日。一个月前，王月芳还在附近的一个别墅小区做保洁员工作，每月工资1500元；丈夫在南湖的一个小区搞绿化，每月收入也是1500元。谁知雪上加霜，王月芳在打扫卫生时，不小心被车撞伤了，只能坐轮椅。丢了工作让她焦虑万分，“我今年64了，过了65岁就没人要我打扫卫生了。”
楼房陷入“质量门”
6月10日上午，记者前往石羊农庄的曲江管委会拆迁办。未料在二楼的会议室里已经坐着60多位北池头村民。
村民来管委会讨要3万元的缘由是因为，“在回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楼房的质量存在问题，在村民们多次要求下，曲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小区的住房进行了抽检，抽检的20户几乎每户都存在质量问题。”村民们向记者提供了一份《雁鸿小区（北池头）项目检验报告》的复印件，结论是多项结果不符合设计要求。曲江管委会给抽检的20户每户补偿了3万元。而据村民们说，“曲江管委会不承认这是补偿款，而是对这20户在抽检过程中给予的房屋装修补贴。”
“我们都知道这是因为楼房质量不合格给补的钱，1到20号楼每幢楼都各抽检了一套房，都不合格，就给抽检住户补贴3万元。”村民们告诉记者：“前几个月来，信访办的领导答复，给你们每家补3万元，下来得几千万元，这不现实。”于是村民提出，我们来的每户也要求抽检自家的房子。村民们气愤地说：“这才刚住进来一年，这24幢楼没有不掉外墙砖的，要不是王老头是个明白人，我们真不知道这楼的质量会这么差。”
村民口中的王老头名叫王学忠，是北池头的祖移户。据他告诉记者：“2013年4月25日，我接到村里的通知，兴冲冲地跑到北池头小区去收房。但到了现场才发现，建设单位拿不出整个小区楼房的竣工合格备案表。我告诉他们，如果没有竣工合格验收，就不具备交房的条件和资格。”70岁的王学忠1964年毕业于西安公路大学桥梁专业（现更名长安大学），后来从事了工业与民用建筑，退休前是高级工程师。“退休后，我一直被一些建筑公司聘为施工方监理，国家的政策和行业的技术标准都非常熟悉。”
从这天开始，王学忠开始陷入到北池头小区楼房的“质量门”中。“越深入越觉得触目惊心。”王学忠说，“这么大的一个安置小区，涉及到5000多人的工程，起码的施工验收程序如此混乱不堪。4月23、24日连续两天，曲江新区国土部门在报纸公示，北池头村安置小区业已通过竣工验收，完全具备回迁条件，4月25日当我提出要楼房竣工合格备案表，4月26日西安曲江建设集团公司才对新建工程实施竣工验收，结论为工程质量合格。程序完全颠倒了，明显是在造假。”王学忠给记者提供了一份落款盖着“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专用章”的文件显示，“经对建设单位2013年4月26日报送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2013年4月27日提交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核查，符合要求，准予备案。”
随后村民们推举王学忠等人成立了维权小组，正当他们在为楼房质量与曲江建设集团斡旋之际，村民中间却暗流涌动。“报纸公告要求4天内回迁，这4天回迁率不到30%。”王宏告诉记者，“管委会又延长了2天的交房时间，村干部们又开始了暗箱操作，还是用拆迁时的旧伎俩。村民们私下传言，要是继续不回迁，管委会就把房子收回去了。”王宏气愤地说，“这还是出钱奖励早收房的人。”
很多村民愤懑地说，“我们村的事都怪得很，人家是白天工作时间正常办公，我们村做什么事全是晚上。晚上让我们签字收房。”多年流落在外的村民们经不起这样的心理攻势，“很多人怕真得没有房子住了，那晚有80%的村民签字同意回迁。”
王学忠叹着气说：“农民世世代代的家被拆了，安置房却是如此的质量，我真替村民们鸣不平。”据他讲：诸如用“普通平玻璃代替图纸要求的钢化玻璃”、“塑钢门窗用80料代替设计的88料”、“防火门用极为廉价的瓦楞纸蜂窝板门安装”、“24座楼公共部分均不按图纸规范安装窗纱”等等的问题层出不穷。
记者在北池头小区采访过程中，只要谈起质量问题，几乎没有一家没有问题的，要么墙开裂、要么地面有裂缝。“屋面雨水渗漏50余天，至今北墙、西墙一旦下雨，墙面便渗水。”王音清楚记得自己家装修时遇到的尴尬，“门道内间距误差4公分，餐厅间距相差7公分，垫层高得让推拉门拉不动。屋顶大梁压根不平正，厨卫墙面基础太差，装修工人拒绝贴砖。”
拆迁安置的不公和楼房质量方面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是王宏和王晓林等94户人不愿意回迁，坚持维权的主要原因。而从2013年4月25日以后，他们的安置过渡费就被全部停发了。漂泊在外的94户人家和北池头的其他村民一起，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
艰辛的维权之路
6月19日，王宏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几张和发小一起吃饭的照片，无奈地叹道：“今天去城管办无果，郁闷！”从第一次去北京国家信访局维权到现在，王宏和村民们已经被一级又一级部门，一个又一个单位推来推去整整一年。
说起去年6月的那次维权经历，王宏和王晓林都觉得非常惊险。“本来我们约好57人于27号早上5点在大雁塔北广场集合，不料26号消息走漏了，晚上11点多曲江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就来北广场截访。一个村民后面跟着两三个工作人员，走哪儿跟到哪儿。”没办法，王宏把第二天一早集合的地点临时又改在了城堡大酒店。6月28日一早，他们来到了国家信访局，王学忠和另外一位村民代表将诉求递交给了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当即就被录入国家信访局的网站上。”而与王宏他们同时抵达北京的还有西安市信访局和曲江管委会主管信访的领导。
村民们提出要求解决三大问题：房屋的质量、房屋项目性质和村民以后的生活依托。回来后，西安市信访局将房屋项目性质给村民们有了确切的答复。王晓林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西安市联席会议办公室的《会议纪要》复印件，“经会议讨论，北池头村安置小区办理房产证手续按照市政府有关安置房规定办理。”但是村民还是不愿意办理房产手续，“这个《纪要》连个公章都不盖，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再变卦。”
王宏说：“其他剩余的问题，几个部门只有一个办法—推。”期间王学忠和村民们也想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陕西省内就没有一个律师敢接手这个案子的。”2013年9月21日，王宏和村民们再次踏上了去北京上访的路。“我们一共去了4次北京，每次都是我们前脚到，西安这边信访部门的人也跟着到了。每次在北京承诺回来解决问题，回来后就开始推来推去。”
6月10日，记者在曲江拆迁办目睹工作人员声称：突然出现紧急情况，主管领导不能来了。要村民们选出几名代表，然后座谈。王宏充当了临时代表之一。“最后的答复是，两区（雁塔区、曲江新区）和街办，搭建一个平台，共同解决我们的问题。”
现在王宏一家四口人，临时租住在一个老旧的单元房中，两室一厅的房子中堆满了衣物和家电。“小女儿经常问我，妈妈咱啥时候能有个能洗澡的卫生间？”经过7年的维权之路，王宏和王晓林等村民们学会了收集各类文字资料和录音资料。
“现在我们这90多户流落在外的未回迁家庭，已经将要求降低到最低了，我们的房子在哪儿？我们未回迁，为什么停发我们的过渡费？还有楼房的质量问题，必须给我们一定的补偿。”长期的抗争难免让人麻木，看不到希望和无任何经济来源，已让很多村民们吃不消了，这是他们将要求降到最低的原因。
“10号那天，我和管委会副主任讲，我租的房子要拆了，没地方住。他开玩笑说，我有套房子空着，要不你先住我房子吧。”王宏和村民们觉得曲江管委会，根本没有诚意解决问题，“完全就是在拖！”
意料中的王宏和村民们早就准备好再次去北京维权，“还印好了50套统一的衣服和帽子。”王宏说这次他们准备一出陕西境内，就开始徒步走到北京，一路会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关注。
而据北池头的村民告诉记者，还有另一部分人“为50亩土地在维权。”王晓林向记者提供了一份2009年6月25日，由曲江管委会刘主任、孙克文等人，以及曲江街办工作人员及村两委会和村民代表共同参加的《会议记录》复印件。记者注意到其中有这样一些内容，村民们质疑：“从2007年3月拆迁到2009年9月动工，为什么安置楼工程拖延两年半才开始建设？之后占地216亩的安置小区缩减成164亩，50亩国有土地哪儿去了？为什么安置楼从12层变为15层？小区地理位置从紧贴曲江大道被挪到以东500米的地方？价值3000万的村集体财产现在哪儿去了？”
在这份会议记录中，详细记录了一段对话：原北池头村主任王永富说，“没有白给，是80万元一亩卖给了管委会”。而管委会孙克文说，“不是80万一亩，而是150万元一亩”。王永富追问孙克文，你对你说的话负不负责？孙克文再次重申，我负责。
据王宏的丈夫告诉记者，前几年村民们到省委去维权，他责问村主任王永富在没有告知村民的情况下，把全村的利益给“卖”了。“王永富当时对我说，村委会与管委会协议的名字不是他本人签的。”
那么，北池头村民眼下是怎样一种状态？他们生活的依托究竟是什么？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刘丽梅一家人在自己楼下开了一家卖串串香的小摊位，全家所有的经济来源就指望这个小摊位。走进北池头小区，几乎每幢楼的一楼都被改装成了小超市、驾校办公室等等，小区里随处是村民们的买卖摊位，菜市和服装集市已经形成，一到夜晚，小区里灯火通明。世界杯开幕以来，小区中心广场也摆上了大投影电视，夜市卖小吃的生意格外红火。
小区外的商铺一直空锁着，好几间商铺的加厚玻璃被砸的粉碎。至今村民们都不知道这些商铺的主人是谁。有些人传言，“商铺全给了村里的干部，现在他们捂着不敢挑明。”刘丽梅和村民们都觉得，“全村的人都让村干部给‘卖了。”从他们回迁这小区以来，就没有见过一个村干部露过面，“他们没有人敢住在这个小区里……”
夜渐渐深了，客人散尽后，刘丽梅数了下今天的收入，有150多元，“比昨晚强点，昨晚才80。现在没人管，谁家想开就开，完全就是自由市场，以后可能不会让这样了。”村民们普遍身心俱疲，他们抱怨看不到未来，生活毫无依托。
刘丽梅刻骨铭心地记着丈夫的一个朋友来她的串串香小摊捧场时说的一句话：你们这样的村民安置小区，就是未来的“贫民窟”。
这句话深深地烙在了刘丽梅的心上，并令她寝食不安，恐惧有加。
（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