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俗社百年剧社的曲江时代

    李嵱

    6月28日,易俗社行政经理田博在朋友圈里直播当晚小剧场惠民演出情况:“范紫东先生经典剧目《翰墨缘》正在上演,因为下雨,想着观众不多,但观众给力,上座率非常不错……”

    易俗社融入曲江时代之后,无论是演员、戏迷、专家还是管理者,都曾经历了种种不适应。“要耐得住寂寞。”这是记者采访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曲江模式下的易俗社将走向何方,还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

    直到今天,曲江和易俗社似乎仍未完全踩在一个步调上。

    一个是颇具实力的大企业,一个是有着百年历史的秦腔剧社。秦腔剧院总经理雍涛“顶着压力才把易俗社的百年大庆办得红红火火。”易俗社能挂起“国家级非遗保护单位”的牌子,或许是百年大庆的后效应。

    在易俗社历史上,一代代演员、导演、剧作家、戏迷,靠包容和互助共克时艰。他们的守护能换来一个新的辉煌吗?

    走在西一路上,时常能听到音像店里传出的秦腔之声,它穿透周围的喧嚣,直逼你的内心。

    这个行业在不断地黯淡下去

    “我刚到秦腔剧院的时候,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在我之前已经换了三任院长。”西安秦腔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雍涛说。

    2005年西安市整合资源,将易俗社、三意社等四家秦腔剧团合并组建成西安市秦腔剧院;2007年“整建制移交”曲江探索改革路径;2009年,西安秦腔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秦腔剧院)全面完成事转企改制。

    在雍涛的印象中,改制之前的易俗社一片萧条,平时仅有一个看摊子的人。单位有人来定戏,大家才集合在一起。移交曲江的最初两年,并没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大家在观望,在互相适应。“确实感觉这个行业在不断地黯淡下去。”雍涛说。

    自2009年开始,秦腔剧院,包括旗下易俗社、三意社两个古老的秦腔剧社开始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用‘脱胎换骨有点过分,至少是变化比较大、发展比较快,这样说比较客观。”雍涛说。

    苏育生是原西安市文化局局长,秦腔专家,也是易俗社专家顾问团的顾问之一。作为曾经的上级主管,他对易俗社等秦腔剧团合并前的生存状况比较了解。他坦言:“合并之前各个剧团的状态一片低迷。”

    在曲江接管之前,文化局也搞了很长时间的文化体制改革,都没什么成效。所谓体制改革要么就是减人,要么就是尽可能增加剧团自己的活力,让它们自己在市场上多挣些钱,减少财政的补给。

    “当时为啥要合并?我想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数十年来四个剧团的格局还要保留的话,首先,观众真不需要这么多剧团;再一个,各个剧团的演出阵容确实参差不齐,生旦净丑各个行当不齐全,演出质量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苏育生说。

    合并以后好几百号人,为了减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定一个年龄线,这也是看起来相对公平的办法。“但实际上,这一做法违背艺术发展的规律。”苏育生感叹。

    2009年,易俗社中老年演员一刀切被裁掉。老中青人员格局被打破。“虽然还在原址上班,出去仍说是易俗社的人,但是大家心理上有一个大的变化。体制的改变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坎,影响到了大家对秦腔事业的热情。”新生代导演同莎向记者回忆说,“转企以后,完全跟社会一样利益化了。要用金钱来衡量传统艺术的话,可能有人就觉得它一文不值了。”

    是开发,还是坚持传统?

    接管和盘活一个日渐衰落的百年剧社,这是史无前例的案例,无论从商业角度,还是文化角度,其间的经验和滋味都是难以名状的。

    “说心里话,刚开始我们也很茫然,不知道曲江能接纳我们吗?对传统文化能不能有一种包容和理解?能不能像我们一样热爱这个事业?”易俗社社长惠敏莉当时颇感压力。曲江给易俗社定的任务是一年500万元,她卯着劲儿才完成了300万元。

    “我们在外面到处接演出,比如瓜果节、农博会,我们社长也去跑一些学校的包场演出等等。”演出队队长屈鹏说,“唱戏的能挣500万还找你曲江干嘛?好在,现在每年的任务,没有那么多了,基本都能完成。”

    据雍涛介绍,当时秦腔剧院归属于曲文投,董事长也是曲文投给秦腔剧院配的,对这个行业并不是很了解,用对待企业的办法来管理。当时的思路是“文化体制改革就要用数字来说话,改革成功的标志就是从市场上拿回多少钱。”

    直至2013年8月,秦腔剧院被完全划归为曲江管委会管理,从经费和政策的支持上才更顺一点。

    2009年,曲文投投资1500万元对剧场进行抢救性修缮,保留了明清建筑的整体风格,重新装修了舞台和大厅,并在二楼设置豪华包厢。翻修后的小剧场于两年后开门营业,一开始定位为“秦腔文化主题高端会所”,从最低票价180元到豪华包厢8000元的天价,让易俗社陷入争议。

    “当时我们希望通过走高端路线来提升秦腔的价值,秦腔不应该永远是下里巴人。媒体炒的天价秦腔实际上是我们小剧场二楼两个豪华包间,加上那么长的串台打包卖的价格,平均下来,一张票也就二三百元。”雍涛说。

    曲江原本打算将易俗社和文化旅游结合,却发现根本行不通。外地人受方言限制,欣赏不了秦腔。真正喜欢秦腔的戏迷却接受不了这个价格。雍涛坦言,“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现在小剧场采取惠民策略,票价定在30元、50元。”

    近年来,易俗社一直坚持惠民演出,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两个剧场加上送戏下乡,每年演出场次保持在850场到1000场之间。过去易俗社和三意社加起来一年也就一二百场。“其实演员最想演戏,你要掌握这个规律。我们是赔着钱演。”

    曲江并没有放弃和旅游市场结合的探索。“小剧场现在实行新的策划,想和旅游公司合作,面向旅游市场打造一台涵盖秦腔元素,突显陕西文化特色的旅游节目。因为戏迷不固定,票房无法保证,看似坐得满满的,毛收入也就三四千块钱,连电费都不够。”

    同样定位为旅游演出的创新式秦腔《梦回长安》后来也被实践证明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演得越多越赔钱,不挣钱也不能赔钱。”雍涛说。

    《梦回长安》一直饱受圈内人抨击。“它不是戏,是很多唱段的一个集合。”“谁800块钱买一张票看你那东西?”“报纸上说《梦回长安》赚了2000多万。事实是,一天至少赔两万,有时观众比台上演员还少。”

    红红火火过百年

    2012年的百年大庆是易俗社改制后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雍涛当时顶着压力要把易俗社的百年大庆办得红红火火。但曲江当时对于易俗社的价值认识不够,认为中央现在不提倡这种庆典、仪式什么的,演几场戏就算了。

    为了力挺易俗社,惠敏莉曾备受煎熬,“最终省委宣传部给了200万元,市委宣传部给了200万元,曲江给了800万元,我们才得以百年大庆,齐心老人还专门发来了贺信。”

    沉寂多年的百年剧社蕴藏的生命力也让雍涛深感震撼。“过去先贤们创立易俗社,站的高度不同,不同于一般的江湖班社。老先生们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通过戏曲这种人们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华民族优良思想。”

    “易俗社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当雍涛用三个月做足了易俗社百年庆典活动的同时,也给曲江带来颇为轰动的社会效应。曲江第一次看到易俗社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并开始重估这一百年剧社的价值。

    “说实话,这两年好多了。今年我们被文化部评为非物质文化保护单位,心里就更觉得有一点负担了,因为咱要扛得起这面旗帜。”同莎说。

    “改制前易俗社确实也过不下去了。”易俗社文武小生李东锋说,李东锋对秦腔有一种骨子里的爱。“在这儿能坚守的人,都是爱这个事儿。”

    “曲江整体投入要比原来好的多。”屈鹏告诉记者,今年是易俗社演员最忙的一年。“惠民演出这个月包括周边十几场,小剧场十几场。白天排练,晚上演出,像一个圈。回家就是睡个觉。一个月几乎二十天都是这样子。”

    今年3月,易俗社被文化部授牌命名为国家级非遗保护单位,这对易俗社的年轻演员们更是莫大的鼓舞,屈鹏得意地说:“不要理额(我)哦,额(我)现在是受保护的!”

    “易俗社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挺自豪的。走出去,我们说是易俗社的,骨子里有种自豪感。”屈鹏说。

    传统文化需要的是保护

    百年大庆后,曲江对易俗社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既是一名演员,又是一名管理者,惠敏莉有时候感受到双重责任和双重使命。“我觉得个人微乎其微,但这个事业要做下去的。”

    这几年,无论是剧目建设,还是团队建设,惠敏莉都是奋力而行,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你弄得我们都不得安生,天天跑来跑去,干啥?甚至有人说,你痴心若狂想干什么?”

    惠敏莉的热情多少感染了雍涛,雍涛又把这种热情传递给了曲江。

    “曲江现在慢慢认可易俗社了,过去认为不就是一个老剧社嘛,有啥了不起的。”惠敏莉不止一次地说:“艺术是一个软实力,你说钟楼能抬到北京吗?我们的地方文化靠的是什么?就是靠艺术的工具来宣扬它。传统文化需要的是保护和传承,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完全是两回事。”

    惠敏莉11岁从艺,在戏校时,易俗社的老师们给他们带课,总是讲易俗社多么了不起,多么伟大。她懵懂的心里面就觉得“易俗社”这三个字了不得。真正走进易俗社,在这个艺术的殿堂里,又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说实话,我做很多事都是抱着感恩的思想。”

    去年在北京学习期间,惠敏莉又办成几件事:让易俗社的戏上了央视,让百年剧社的牌子挂了起来,让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剧本创作与时代精神来易俗社开了研讨会……

    “好不容易,现在市上也很重视,国庆前易俗社要进京汇报演出,我得商量活怎么做,明天我还得约导演谈。”惠敏莉说,她还想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在不久的将来,建立易俗社文化博物馆。

    该好好为传承做些事情了

    如今,易俗社上上下下意识到,最迫切的问题是人和戏的传承。

    2014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来易俗社调研时强调:“易俗社一百年前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过去先进,现在和未来更要先进,一定要传承好、继承好,不能丢。”

    改制时,一大批演职人员选择了内退,近几年再未注入新鲜血液,秦腔艺术面临着后续人才短缺、行当不全、衔接断档的现状,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刻不容缓。

    易俗社骨干演员李淑芳,薛学惠、丁小玲、小生泰斗女演员陈妙华的女弟子吕秋娟等数十人皆被提前退休。

    这是救这个行业还是在毁这个行业?雍涛认为这是很不科学,也很不经济的一种方式。“刚好内退的那一部分人应该是给现在这批人继续传承舞台的技艺,把他们分离了,一下割裂了剧团传承的历史,对这个行业伤害很大。”

    “但是,如果我再把这些人全部返聘回来,却没有这个经济实力。”雍涛说。

    “如今两个社都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问题,这个已经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雍涛准备今年开始和省艺校联合招生,成立“西秦预科班”,培养储备后续人才。他还计划邀请五十位秦腔届的老专家、老艺术家,担任艺术顾问。“这些老艺术家是真正艺术传承的宝贝,我们现在陆续请回来传帮带,一些流派和老艺术家个人的风格必须要有人承接。”

    苏育生认为雍涛的建设性建议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他说:去年省文化厅搞了个“文华奖”—青年秦腔演员电视大赛,易俗社成绩不错,就是请原来的一些老艺术家回来给年轻演员排一些折子戏。包括最近排的《四进士》《貂蝉》,都是原来张咏华、惠昆华这些老同志排出来的。

    “请老艺术家回来搞传承,非常好,非常紧迫,老师们都七八十岁了。易俗社好些戏,如果这些老师不能动了,那戏都不知道怎么演了。

    易俗社网络俱乐部的戏迷制作的横幅上写着:“我们是秦腔的守护者,腾飞吧易俗社!”苏育生认为,正是三秦父老的眷恋和守护,让秦腔流传千年,并造就了易俗社的百年传奇。

    苏育生向本刊记者坦言:“曲江如果能更多地从艺术的角度考虑,从有利于剧团发展这方面考虑,就会给剧团带来好处。”

    回首这几年走过的路,雍涛坦言:“确实走了一些弯路,离戏曲本体有点远,甚至舞蹈化、话剧化了,现在整个圈里也在达成共识,讲究回归。我们现在排的戏尽量按照传统,再稍微创新一点,绝不敢走太远。”

    对于易俗社是否过于商业化、外行管理内行、曲江“以文化之名搞房地产”的诸多质疑,雍涛直言不讳,“戏曲界沉寂了多少年,尤其西安秦腔,过去是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我这个‘外行这些年出了这么多成绩,原来内行领导的时候咋没有呢?”

    今年管委会任命雍涛为董事长之前,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四级以下的演员全部归为四级;一、二、三级按照工作量、所担任角色、演出场次不同按劳取酬。因为年薪制有一个特点,多少年不变,不像事业单位一年浮动一点,一级和一级差距不大。我觉得改革导致大家心里不平衡,但我总体上是想让大家退休了能够拿的高一点。如果他们连这个情都不领……”雍涛陷入沉默。

    在最新一份给上级领导的汇报材料中,他提出这样的具体建议:“为提升秦腔剧院的社会地位及干部员工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议恢复秦腔剧院原有建制和级别待遇……为提高干部员工向心力和归属感,建议参照曲江体系薪酬标准逐步上调工资福利标准,并为秦腔剧院干部职工申请一批曲江区域内的廉租房和经适房,解决目前部分干部职工的燃眉之急。”

    对于未来的发展,雍涛清晰地认识到:“首先要抓传承,抓人才,这是根本。说得再好,后继没人,白搭。再过二十年,西安的秦腔就消亡了。人才的不断延续,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其他都是扯淡。”

    结束采访,记者对当下易俗社和曲江之间的体制交集,有种曲高和寡般道不清理还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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