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人版《阿甘正传》
宋海宁
《启功》是根据教育家启功先生生平改编,由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于2015年9月10日上映的传记题材影片,影片主要讲述了著名书法艺术家启功先生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后的传奇故事。
一、 自然的历史叙事及其代表的时代缩影
传记题材电影总是与传记文学或者历史传记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综合地看,《启功》也可以视为一部历史类电影。中国历史学界认为学好历史的四把钥匙即“年代、目录、官制、地理”,其中第一把钥匙就是“年代”;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也是构成史学叙事的最关键方面。我们可以视电影《启功》为一段体制严整、融合顺叙与插叙、注重听众感受的“学者自述”,这种高度鲜明的主角自述,可以很好地达到影片的宣传目的。
本剧中有少年启功、青年启功、中年启功、壮年启功、老年启功五个形象,后两者的扮演者均为马恩然先生。我们也可以对他们作进一步的归类,即少年与青年时代基本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即清末民初;其余三者则分别对应民国时期、建国初期(文革时期为主体)与改革开放后。这四个断代恰好可以约略反映我国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的社会风貌与现实精神。少年启功英语课上画画,由此挨打的同时也获得母亲的留意,拜师的场景恰能代表中国尊师重道的教育传统;而青年启功步入中华书画学研究会那一刻,堂内的文人相互作揖,伴着轻灵典雅的音乐,倘若不是清末民初的服装左右,观众可能感到的是盛唐或者雅宋的风气。清朝的国祚结束,但传统的社会风俗却不能像王朝鼎革那样朝令夕改。
中年启功面临着国破族衰的时代重压和失业丧母的中年危机,虽然“门与窗往往不同时打开”,或者说福不双至,但命运就是给中年启功关上一扇门的同时打开了一扇窗,陈垣的出现及对启功的知遇之恩是中年启功的救命之水。在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一书中,作者提到学者在大学中是通过教学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这与我国“教学相长”的经典理念相一致。这个道理在中年启功于辅仁中学与辅仁大学教学的经验中得以印证。改革开放前与后简直是冰火两重天,不同境遇是时代使然,狭窄的住房、简陋的衣食、曲心的言行就是文革时期中年启功的特征;宽亮的书室、无忧的衣食、大师的话语权则是启功一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回馈。从中国的五大元素“金木水火土”到历史循环理论的“五德终始说”,以“五”为代表的数字思维成为中国哲学思考的一个传统,这甚至构成民族心理素质中不可删却的因素,而本剧五个生命历程的设计恰恰暗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以年代归类,“五”进“四”的改造则可以视为本剧叙事艺术的特色所在。
本剧之用心随处可见,而尊重历史原貌则反映了我国电影行业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我国“二十四史”的点校进入第三阶段,而陈垣先生也恰是在1971年6月21日去世的。我们翻检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启功隽语》、中华书局出版的《启功日记》以及载于《回忆中华书局》的《风风雨雨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纪略》一文,不能得知究竟是陈垣先生去世在前亦或是启功得到领导通知点校《清史稿》在前。同样是被任命点校《清史稿》,郑天挺先生恰恰是因为政治问题没有得到南开大学的同意而无法去成。在影片中,中年启功由于政治问题的缘故不能参加陈垣追悼会,只能在灵堂门外痛哭磕头,这发生于1971年6月21日后;获得“解放”后,可以获得师大的许可点校《清史稿》;而《启功日记》中有1971年8月30号“到中华书局报到”的记载。无论是实然性的判断还是应然性的考虑,本剧对这段事件多发的历史处理得十分到位。由此可见,尊重时间的逻辑有序性,是传记题材电影或者历史类电影的编剧关键。
二、 “友”的思想观念及其反映的人生哲学
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在电影开头与结尾的课堂上,启功都在讲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样安排既可以在影片伊始突出启功教师的身份,又可以用“跨时代讲课”(开头未讲到精要之处)这一细节说明影片核心的思想观念“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启功对这句诗“知情、知意、知心”“知己重在通情、达意、交心”“人有知己就没有孤独”等诠释是一个久经沧桑的长者对学生和观众的建议。“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都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精华,前者是个人层次上的,而后者可理解为着重对“交友”态度与心理的概括。中国的三纲五常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不了血缘关系或者生理意义上的解读,而“友”的观念的普世性似乎强了一些,这也是影片结尾具有“阳光普照式”温暖效果的原因所在。
本剧反映的思想主题是通过主角启功及启功与重要角色的交往表达出来的。谁才是启功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呢?母亲、老师、妻子和学生。少年启功的母亲懂得“因材施教”的道理,这是启功书画生涯的第一福;启功同族心畬先生的“善教”是青年启功初识门径的第二福气;妻子宝琛对于启功的绝对理解和支持是其第三福;陈垣耐心给壮年启功讲解怎么教学生、破格带入辅仁大学其的第四福;电影中剪大字报的小刘对启功的书法达到痴迷程度是其第五福。而实际上,启功在领会这些“福”的同时,那种感觉就是幸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这样评价启功先生——“富”。“人有知己就不会孤独”,这句话道出了当今热门的幸福学中的一个真谛,而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比,在同样具有实用性的同时,中国“友”观念背后的人际交往法则和交友境界有更强的超越性。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是启功先生的墓志铭,而在影片中,启功先生是在陈垣先生去世后为自己提前撰写的。教师的身份能够引带出本剧要表达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又主要是通过教育哲学传递的。我国的思想高峰是在先秦时期,而我国的教育哲学根基恰是在先秦时代奠基的,一篇载于《唐都学刊》题为《先秦儒家教育伦理思想框架探析》中一段文字十分高明:“(先秦儒家教育伦理思想的框架)概括地讲,‘仁是情感根基,‘礼是实现手段,‘和则是目的与理想状态下的社会效果。而我以为‘仁是前秦儒家的教育伦理动力论的核心,‘礼与‘和则分别是其教育伦理方法论和教育伦理目的论的核心。‘仁、‘礼、‘和可以分别解释为正性、循学、致和,然而这三者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其间的过渡即虚心与谦格,所以可以把先秦儒家教育伦理思想概括为一个生机的进路:正性、虚心、循学、谦格、致和。”[1]少年启功拜师时老师的笑容与中年启功给陈垣拜寿时陈垣的泪水都能说明“虚心”与“谦格”的重大作用,这种“敬”的精神既可以说是交友方法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友”思想的最高境界。表面上看,启功先生在剧中似乎是一个完人,高大上的形象也成为批评声音的缘由。而实际上,少年的贪画、青年的字不好与焦躁、英语不过关甚至中年启功被陈垣批评作曲心之作都是电影尊重人物原型的证明,本剧的高妙之处在于委婉处理了这些细节,使得全剧的风格与启功先生的性格吻合。
三、 《启功》:中国学人版的《阿甘正传》
美国1995年上映的《阿甘正传》早已成为经典,至今激励着许多当代人。美国90年代新经济的起飞是《阿甘正传》成功的时代背景,所以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启功》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事件。那么必然性有哪些可能呢?
大谈一部电影出现的必然性未免难逃夸大其重要性与故意推广的“恶名”,因此,笔者谈有“哪些可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举世瞩目成就不容置疑,这与剧中时代给予启功的老来福能够对应。中国的经济需要走出自己的特色,中国的文化需要以特色的形式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电影走自己的道路也势在必行。我国的电影由最初的不成熟到第一部大片《英雄》的出现经历了一段时间,而《英雄》之后中国的电影事业更加蓬勃。《启功》的最大特色是启功“学人”的身份。网络上“教授的一生工资抵不上Angelababy一季《跑男》的报酬”这类声音的出现有着必然性,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本应是对知识与创造的理性尊重,绝非是对娱乐与声色的盲目推崇。电影《启功》代表着中国学人的心声:我们需要话语权以及学人应有的权利。
《阿甘正传》反映了标准美式的乐天派精神,而《启功》反映的是中国的“和”精神与婉转风格。二者有哪些共同性呢?就叙事而言,两者均有插叙,而且前者主要是插叙;而两者的时间跨度均非常大,都反映着一个国家最关键的时代剧变。就主角而言,阿甘是个“傻子”,而无论现实还是电影,启功先生都是达观淡泊、不慕名利的君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中西方成功学的共性:德就是才,对于成功而言,德更为重要。就配角而言,阿甘和启功先生都遇到了性质相似的重要人物,慈爱的母亲、知心的妻子、知遇的朋友、必要的追随者。而《阿甘正传》中的珍妮是另一条暗线,珍妮之死使得《阿甘正传》的震撼力大大增强;而《启功》完全尊重历史,宝琛之死以启功有时默默流泪却痛彻肝肠的那一瞬间来表现,有中国结发夫妻之恩的深刻内涵。就结尾而言,两部剧都属匠心独具,前者是飘下一片羽毛,代表着年轻一代新的飞翔,而后者是马恩然先生站在启功先生像前,那种生命更替、精神永驻的寓意就被永远定格在启功先生像上了。当然两者也有诸多不同,阿甘的成功的夸张性和难以复制性与启功先生的升沉荣辱到最后的豁然明朗有着较大的差别。
结语
阿甘的母亲教给阿甘“人生是一盒巧克力,每一块的味道都不同”,要求阿甘自己学会着适应与尝试;而本剧中启功母亲的一句话“有个人照顾你,我也就安心了”则反映了中西方母亲哲学的不同,起码是中国传统意义上母亲哲学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母亲哲学的不同。珍妮一生都在追寻独自的道路但是综合评判却是失败的个人探索,宝琛一生都以启功为中心,这种以他人为中心创造巨大价值的路径也反映了“传统中国女性主义”的取向。阿甘的成功是在一次又一次颠覆前有基础上的成功实现的,那种既噱头又合理的傻子哲学代表着一种自然成功之道,而心畬先生讲的“经史为上诗词为下”,到陈垣教给启功的人生哲学与教学方法,再到启功最后的名言“入学初识门庭,毕业非同学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却在生平”,电影《启功》重“传承”轻“创新”的意味则比较明显。这或许未必是电影的教导,而是电影团队希望通过电影对观众甚至所有受众的劝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