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万里同志
7月15日，我在电视上看到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逝世的消息。我心中一愣，因我早年曾多次接待过万里同志，所以便一直关注着有关他的一些消息。例如：他曾购买了一套线装的新版《二十四史》，该书数量庞大，由于自己钱不够，便由子女们资助了一部分的钱。
北京饭店的老职工们，很多人都和万里同志熟悉，都曾在1973年3月的里见到了万里。他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的北京饭店东大楼工程总指挥。他身穿蓝色棉衣棉裤，头戴安全帽，在建筑工地上的大楼里爬上爬下，指挥着工人们24小时轮班休息施工，仅用了一年多点的时间，便建成了当时首都北京最高的建筑物。这座唯一一座巍峨壮观闻名于中外的现代化的北京饭店东大楼。东大楼地面以上20层，地下室3层，共高23层，占地8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8000多平方米。为当时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很多国家都在和中国建交，首都极度缺乏大型的五星级涉外饭店填补了一项空白。缓解了大量涌入北京的外宾住宿、用餐的问题，又及时解决了一些国家驻华使馆待建、在建中的外交人员无处吃饭住宿的问题。如当年美国驻华联络处就设在北京饭店西四楼，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夫妇就住在西四楼，当年他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1973年—1975年在北京市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每天清晨东长安街上几十万骑自行车上班的市民们，经常抬头观看挂在北京饭店不同楼层上的五颜六色、图案各异的外国国旗，这也是当年北京市著名的一个景观。
在1973年冬季施工中，万里曾陪同着身患重病76岁高龄的周恩来总理，顶着刺骨的寒风，不顾危险，两人乘外挂式小货梯，来到了18层楼上。周恩来总理指示万里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并指示在东大楼9层以上西面及西北角的客房门窗上，在能看到中南海方向的门窗上一律加锁封严，涂上白漆。
其实，我第一次听说万里这个人是在1964年，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当时先父彭瑞愚给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池必卿开专车， 放暑假时，我住在池书记位于东城区遂安伯胡同的一座路南的带花园的欧式小别墅中。一天大门外有按门铃声，我跟着传达室的师傅一同给开门，见门外有一辆绿色的中吉普车，车上走下一位首长模样的人，说他要见池书记汇报工作。我父亲赶到后，领他到了池书记的办公室，途中他摸着我的头问我几岁了，并问我父亲这个小孩是谁？“是我儿子”父亲答：“农村小孩没见过世面，放暑假了，来我这住几天，看看天安门和英雄纪念碑。”后来我问我父亲他是谁时，父亲告诉我，他叫万里是北京市副市长。我又问：“副市长是多大的官呀？”父亲说：“他管着这座北京城呢。”我一听愣住了，北京城得多大呀！这官可够大的，这是我幼小的心灵中对万里最深的一次印象。
我第二次见到万里同志是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最严重的时候，他任铁道部部长。万里被“四人帮”中的江青勒令写检查，住进了北京饭店他曾指挥施工的东大楼五层5008号房间。当时我在东五楼工作，万里住的时间不长，他的心情不好，见到人也没什么话，他沉默寡言，样子很严肃。有时背着手在窄小的卧室和客厅中走走散步和看电视看报纸，几乎不走出房间。客房服务人员每天负责给他搞房间卫生，以及送开水和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他有时回家吃住，但到饭店来好像就是在每天点卯应差。我感觉他当时的政治地位很低。记得当时没有中央来的大的干部来看望他，只有他的搭档铁道部党组书记刘建章和夫人来看望过，我也见到了，并给他们送了茶水。这次听一老师傅讲，刘建章的夫人是位小脚女同志。解放后由于诸多历史原因等，有一小部分老干部都和老家的结发妻子离婚了，这位刘建章书记一直和老伴不离不弃，夫妻感情很好，这在党内，当时也是一段美谈，影响很大。
我第三次见到万里同志是在1977年，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当时中央派他担任中国农业代表团团长访问日本。这次他住在北京饭店中四楼和西四楼中间结合的部分，是向阳的4067房间，这是一间客厅很大的套间，便于会见客人。访日农业代表团团员中有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雷，这是一位很文雅的老干部，他和秘书住在法式中楼4064房间。代表团另一位成员是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一位副主任，住4049房间，他是位老革命，战争年代被敌人打掉了一只胳膊，他好像姓李，他为人很和气，没有一点架子。代表团成员都穿一身灰色的的确良布中山装，他们晚上如果没有会和活动，都喜欢和我们一起在中四楼4055号客厅观看电视新闻和其他节目，河北省的李副主任尤其喜欢发表个人意见。
万里为人很严肃，也很少去看电视，他整天看文件查资料。一次，当时的外贸部部长陈慕华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倪志福来看望他，万里书记提前告诉我说：“一会倪志福要来，要给他们沏点茶，并说倪志福就是 ‘倪钻的发明人。”沏茶时，我用的是现在几乎已失传的一套景德镇专为北京饭店特制的系列“建国瓷”中的茶壶和茶碗。此瓷是人工粉彩手绘，画有粉彩人物、山水、亭台楼阁等。当时北京饭店的法式中楼客房和西楼客房及国宴大厅等处，为客人沏茶时几乎都用此套瓷器。现在已很难见到这种高档瓷器了，我也仅仅收藏有一件绘有亭台楼阁、远山近水湖面有一帆船的茶碟，且是残品（见图）。据我所知，这套茶具已被收藏界视为真品。沏茶时用的茶叶，我用的是当时北京市茶业总公司制作的一种六毛钱一袋的纸袋包装茉莉花茶，茉莉花味特浓。一袋茶叶也就够沏两至三壶茶的。
这次访日代表团在北京饭店住了近一个月，他们为访日行程做了充分的准备和调研。此时我和万里书记等人已经很熟悉了，一次聊天，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顺义榆林村人，他说在文革前他任北京市副市长时曾陪同小平和彭真同志到过顺义视察，顺义县是北京市主要的产粮区盛产小麦和玉米等，有个“箭杆河边”的电影就是讲的你们那边的故事。他又问我你们老家种的香椿树多不多呀，我回答也不太多，他说他小时候在春天时最爱吃他妈妈给他做的“香椿摊鸡蛋”和“香椿芽拌豆腐”了，“想想呀！那真叫香哟！”
这次访日代表团在靠近国宴大厅的一个小餐厅里用餐。他们的食谱，据团员们吃后回到客房时说，据我回忆主要有：主食大米饭、馒头、花卷、豆包、水饺、面条；早餐豆浆、油条、肉包子、大米粥、小米粥、八宝咸菜等；热菜有：宫保鸡丁、鱼香肉片、榨菜炒肉丝、韭黄肉丝、醋溜白菜、白菜猪肉粉条大锅菜、白菜猪肉丸子豆腐大锅菜、酸辣汤、红烧肉、辣椒炒洋白菜、清炒洋白菜、麻婆豆腐、家常豆腐、口蘑老豆腐、豆腐脑、豆腐花等。凉菜有：五香花生米、兰花豆干、酱牛肉、酱猪蹄等。因为他们吃饭的小餐厅，离四川菜厨房很近，所以除了万里同志爱吃的豆腐菜和家常菜外主要以四川菜为主，每天午、晚饭，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一个酸辣汤或是鸡蛋西红柿汤等。虽然经常为代表团成员变换食谱花样，但因为他们在住宿、餐费上都有一定标准，所以常吃的还是一些经济实惠的菜，并没有高档的山珍野味菜。
如今，万里同志已逝世了，我谨以此文，怀念这位我从儿时就认识的既伟大而又平凡的国家领导人。
作者介绍：
彭晓东，曾用笔名彭小冬、彭小东。原北京饭店会计，美食文化研究者、中国国画艺术研究收藏鉴赏者。曾在人民日报发表《给毛主席做饭》、《周总理和他的理发师》，在中国食品杂志社《食品界》杂志、北京电视台“记忆2015”节目发表《开国第一宴》、《香港回归18周年 怀念小平同志一二事》，还有不少文章在《人民政协报》《北京晚报》、《农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北京饭店的老职工们，很多人都和万里同志熟悉，都曾在1973年3月的里见到了万里。他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的北京饭店东大楼工程总指挥。他身穿蓝色棉衣棉裤，头戴安全帽，在建筑工地上的大楼里爬上爬下，指挥着工人们24小时轮班休息施工，仅用了一年多点的时间，便建成了当时首都北京最高的建筑物。这座唯一一座巍峨壮观闻名于中外的现代化的北京饭店东大楼。东大楼地面以上20层，地下室3层，共高23层，占地8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8000多平方米。为当时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很多国家都在和中国建交，首都极度缺乏大型的五星级涉外饭店填补了一项空白。缓解了大量涌入北京的外宾住宿、用餐的问题，又及时解决了一些国家驻华使馆待建、在建中的外交人员无处吃饭住宿的问题。如当年美国驻华联络处就设在北京饭店西四楼，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夫妇就住在西四楼，当年他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1973年—1975年在北京市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每天清晨东长安街上几十万骑自行车上班的市民们，经常抬头观看挂在北京饭店不同楼层上的五颜六色、图案各异的外国国旗，这也是当年北京市著名的一个景观。
在1973年冬季施工中，万里曾陪同着身患重病76岁高龄的周恩来总理，顶着刺骨的寒风，不顾危险，两人乘外挂式小货梯，来到了18层楼上。周恩来总理指示万里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并指示在东大楼9层以上西面及西北角的客房门窗上，在能看到中南海方向的门窗上一律加锁封严，涂上白漆。
其实，我第一次听说万里这个人是在1964年，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当时先父彭瑞愚给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池必卿开专车， 放暑假时，我住在池书记位于东城区遂安伯胡同的一座路南的带花园的欧式小别墅中。一天大门外有按门铃声，我跟着传达室的师傅一同给开门，见门外有一辆绿色的中吉普车，车上走下一位首长模样的人，说他要见池书记汇报工作。我父亲赶到后，领他到了池书记的办公室，途中他摸着我的头问我几岁了，并问我父亲这个小孩是谁？“是我儿子”父亲答：“农村小孩没见过世面，放暑假了，来我这住几天，看看天安门和英雄纪念碑。”后来我问我父亲他是谁时，父亲告诉我，他叫万里是北京市副市长。我又问：“副市长是多大的官呀？”父亲说：“他管着这座北京城呢。”我一听愣住了，北京城得多大呀！这官可够大的，这是我幼小的心灵中对万里最深的一次印象。
我第二次见到万里同志是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最严重的时候，他任铁道部部长。万里被“四人帮”中的江青勒令写检查，住进了北京饭店他曾指挥施工的东大楼五层5008号房间。当时我在东五楼工作，万里住的时间不长，他的心情不好，见到人也没什么话，他沉默寡言，样子很严肃。有时背着手在窄小的卧室和客厅中走走散步和看电视看报纸，几乎不走出房间。客房服务人员每天负责给他搞房间卫生，以及送开水和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他有时回家吃住，但到饭店来好像就是在每天点卯应差。我感觉他当时的政治地位很低。记得当时没有中央来的大的干部来看望他，只有他的搭档铁道部党组书记刘建章和夫人来看望过，我也见到了，并给他们送了茶水。这次听一老师傅讲，刘建章的夫人是位小脚女同志。解放后由于诸多历史原因等，有一小部分老干部都和老家的结发妻子离婚了，这位刘建章书记一直和老伴不离不弃，夫妻感情很好，这在党内，当时也是一段美谈，影响很大。
我第三次见到万里同志是在1977年，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当时中央派他担任中国农业代表团团长访问日本。这次他住在北京饭店中四楼和西四楼中间结合的部分，是向阳的4067房间，这是一间客厅很大的套间，便于会见客人。访日农业代表团团员中有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雷，这是一位很文雅的老干部，他和秘书住在法式中楼4064房间。代表团另一位成员是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一位副主任，住4049房间，他是位老革命，战争年代被敌人打掉了一只胳膊，他好像姓李，他为人很和气，没有一点架子。代表团成员都穿一身灰色的的确良布中山装，他们晚上如果没有会和活动，都喜欢和我们一起在中四楼4055号客厅观看电视新闻和其他节目，河北省的李副主任尤其喜欢发表个人意见。
万里为人很严肃，也很少去看电视，他整天看文件查资料。一次，当时的外贸部部长陈慕华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倪志福来看望他，万里书记提前告诉我说：“一会倪志福要来，要给他们沏点茶，并说倪志福就是 ‘倪钻的发明人。”沏茶时，我用的是现在几乎已失传的一套景德镇专为北京饭店特制的系列“建国瓷”中的茶壶和茶碗。此瓷是人工粉彩手绘，画有粉彩人物、山水、亭台楼阁等。当时北京饭店的法式中楼客房和西楼客房及国宴大厅等处，为客人沏茶时几乎都用此套瓷器。现在已很难见到这种高档瓷器了，我也仅仅收藏有一件绘有亭台楼阁、远山近水湖面有一帆船的茶碟，且是残品（见图）。据我所知，这套茶具已被收藏界视为真品。沏茶时用的茶叶，我用的是当时北京市茶业总公司制作的一种六毛钱一袋的纸袋包装茉莉花茶，茉莉花味特浓。一袋茶叶也就够沏两至三壶茶的。
这次访日代表团在北京饭店住了近一个月，他们为访日行程做了充分的准备和调研。此时我和万里书记等人已经很熟悉了，一次聊天，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顺义榆林村人，他说在文革前他任北京市副市长时曾陪同小平和彭真同志到过顺义视察，顺义县是北京市主要的产粮区盛产小麦和玉米等，有个“箭杆河边”的电影就是讲的你们那边的故事。他又问我你们老家种的香椿树多不多呀，我回答也不太多，他说他小时候在春天时最爱吃他妈妈给他做的“香椿摊鸡蛋”和“香椿芽拌豆腐”了，“想想呀！那真叫香哟！”
这次访日代表团在靠近国宴大厅的一个小餐厅里用餐。他们的食谱，据团员们吃后回到客房时说，据我回忆主要有：主食大米饭、馒头、花卷、豆包、水饺、面条；早餐豆浆、油条、肉包子、大米粥、小米粥、八宝咸菜等；热菜有：宫保鸡丁、鱼香肉片、榨菜炒肉丝、韭黄肉丝、醋溜白菜、白菜猪肉粉条大锅菜、白菜猪肉丸子豆腐大锅菜、酸辣汤、红烧肉、辣椒炒洋白菜、清炒洋白菜、麻婆豆腐、家常豆腐、口蘑老豆腐、豆腐脑、豆腐花等。凉菜有：五香花生米、兰花豆干、酱牛肉、酱猪蹄等。因为他们吃饭的小餐厅，离四川菜厨房很近，所以除了万里同志爱吃的豆腐菜和家常菜外主要以四川菜为主，每天午、晚饭，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一个酸辣汤或是鸡蛋西红柿汤等。虽然经常为代表团成员变换食谱花样，但因为他们在住宿、餐费上都有一定标准，所以常吃的还是一些经济实惠的菜，并没有高档的山珍野味菜。
如今，万里同志已逝世了，我谨以此文，怀念这位我从儿时就认识的既伟大而又平凡的国家领导人。
作者介绍：
彭晓东，曾用笔名彭小冬、彭小东。原北京饭店会计，美食文化研究者、中国国画艺术研究收藏鉴赏者。曾在人民日报发表《给毛主席做饭》、《周总理和他的理发师》，在中国食品杂志社《食品界》杂志、北京电视台“记忆2015”节目发表《开国第一宴》、《香港回归18周年 怀念小平同志一二事》，还有不少文章在《人民政协报》《北京晚报》、《农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