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后相关疾病的中医辨证论治
刘文琛 彭文杰 彭坚 姚欣艳
关键词：器官移植；辨证论治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6.01.028
中图分类号：R2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6）01-0110-02
器官移植是将器官整体或局部从供体移植到受体，以重建病变器官生理功能的治疗方法。它改变了传统内科疾病主要依靠药物的治疗途径，已成为临床治疗多种终末期疾病的有效手段。但随之而来的新生医学难题也一直困扰着医学界，如自身排斥反应及应用抗排斥反应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反应等，现代医学尚无有效解决方法。中医辨证论治一定程度上可有效解决上述难题，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因此，将中医理论和实践与现代医学发展紧密联系，研究和解决器官移植相关领域的难题，能够发挥自身优势。
1 器官移植技术与中医基础理论的关系
早在古代，我国就有器官移植设想的记载。《列子·汤问》云：“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即悟，如初，二人辞归。”由此可知，器官移植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即有萌芽。《灵枢·本神》云：“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天年》又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指出在中医理论体系下的人体各脏腑器官，均受之于父母媾精结胎成形。而对于外源性器官的来源及性质问题，中医经典古籍无相关记载，更未对外源器官功能异常的病因病机进行相关分析[1]。
器官移植在中医体系里无相关理论阐述的重要原因，归根到底在于中西医自然观、方法论的本质差异[2]。中医学体系建立在“元气论”的基础上，采用“象思维”模式，决定了中医学重整体、强调辨证论治的基本特征；而西方医学体系建立在原子论、还原论的基础上，决定了西医学重视局部、强调解剖的基本特征。因中医所认识的生理、病理并非建立在解剖
结构上，所以，不可能把本来不属于解剖结构的生理、病理套用到以解剖结构为基础的理论上去。在以往中医临床实践过程中，往往将供体器官视为自身器官，但因患者本身脏腑气血阴阳失调的体质，以及移植术后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的不良反应，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病机特点。所以，从中医重视功能的角度分析，根据临床证候学特点，应将移入的器官与正常器官在功能差异上进行对比，可能会对相关理论的创新有所指导。
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医疗手段，可以成为探究中医藏象、经络理论与实体器官相关性的有力工具。有观点认为，从经络理论入手可以探讨器官移植后人体的生理病理改变[3]；亦有报道通过自体干细胞移植技术反向探讨了“心肾相交”的关系[4]，以及通过排异反应研究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生理病理机制[5]。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及对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复杂性科学对中医的研究日趋兴起，会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注入新活力，而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反过来也将有力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
2 辨证论治
2.1 肾移植术后
脏腑虚损，肾气衰微，浊毒瘀血内停，加之手术耗损气血、损伤络脉，而术后应用大剂量免疫抑制剂更加重了气血损伤，故肾移植术后基本病机以肾气亏虚为本，瘀血内阻为标。对此可从下列证型辨治。
2.1.1 气虚血瘀证 患者素体肾气衰微，加之手术更耗伤正气，术后气虚无力行血，故而成瘀，证见发热、腰酸腹痛、下腹坠胀、少尿、面黑、舌质紫黯、脉弦涩等。血瘀发热予桃仁承气汤或血府逐瘀汤；瘀血少尿予益气养血、化瘀利尿通淋之剂，药用丹参、当归、赤芍、益母草、马鞭草、刘寄奴、小蓟、白茅根、生地黄、牡丹皮、黄柏、当归、大黄、瞿麦、石韦、甘草梢等。
2.1.2 脾肾两虚证 因供体肾本身非己所有，加之长期免疫抑制剂毒性作用，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失养，耗损脾气，使脾肾两虚，证见肢冷、少尿浮肿、恶心呕吐、舌苔白腻、脉沉细乏力。可予温胆汤治其标，真武汤、加味寿胎丸治其本。
2.1.3 气血亏虚证 肾病日久终致脾肾同衰，气血生化无源；久病耗伤气血，食欲不振则气血更虚，证见面色萎黄、神疲乏力、纳差、腹胀、足膝无力，舌质淡白、苔薄白，脉细。方以八珍汤或十全大补汤加减。
2.2 肝移植术后
肝移植术前肝失调达与疏泄，横犯脾胃，复因手术损伤经络，肝郁血瘀，或邪毒留恋而致毒瘀壅滞，肝郁不疏，克于脾土，故肝血瘀阻、脾虚气滞为肝移植术后的基本病机特点[6]。对此可分以下证型辨治。
2.2.1 肝胆湿热，瘀血内阻证 肝移植术后，湿热毒邪内生，迫及肝胆，损伤胆络，煎熬胆液，化生腐浊泥沙，阻塞胆络，证见黄疸、全身浮肿、腹大如鼓、大便油黑、舌苔黄厚腻、脉细数。治疗上，前期以清热利湿、解毒化浊、疏泄肝胆为主，药用茵陈、生地黄、秦艽、车前草、甘草、赤芍、王不留行、路路通、黄芩、黄连、黄柏、生大黄等；后期以活血化瘀、疏利肝胆为法，药用陈皮、法半夏、茯苓、甘草、芥子、桃仁、红花、丹参、赤芍、王不留行、路路通、丝瓜络、柴胡、黄芪等。
2.2.2 脾虚气滞，肝脾不调证 术前肝病迁延，久病必虚，加之手术损伤，机体衰弱，尤以脾气亏虚明显，证见面色萎黄、消瘦、乏力倦怠、舟状腹、纳差、脘腹胀闷、便溏不爽、胁肋胀满疼痛、情志抑郁不舒、或喜叹息、或心烦急躁易怒、面色晦黯等。治以疏肝实脾，重用柴胡、白芍、黄芪、党参、太子参、麸炒白术、薏苡仁、山药、鸡内金等以调和肝脾、化湿助运，少佐清热解毒之品。
2.3 抗排斥药物不良反应
抗排斥药物在抑制机体免疫系统对移植器官排斥作用的同时，也会导致诸如免疫功能低下、肾毒性、感染、诱发肿瘤等不良反应。中药具有免疫双向调节作用，使供受体两者相适应，纠正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不良反应，以建立新稳态。近年来，运用中药配合免疫抑制剂综合治疗在临床已取得一定效果。如免疫抑制剂对骨髓造血功能的抑制，中医学认为其病因病机为药毒损伤人体气血津液，伤及五脏六腑，毒邪内蕴，肝肾亏损所致，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归属中医“虚劳”范畴。遵“虚则补之”“治病求本”原则，可用黄芪、当归、太子参、白术、补骨脂、鹿角胶等。
肾移植术后患者因长期应用抗排斥反应药物，自身免疫力低下，体质较为虚弱，故邪毒极易入侵。肾藏精，为封藏为本，肾虚则封藏失职，湿停热郁而化浊，故有些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血尿、蛋白尿。对此，可采用补肾化浊之法，药用黄芪、山萸肉、杜仲、黄柏等。
3 小结
器官移植能有效解决终末期器质性病变的难题，但对器官移植术后器官功能不全、排异反应等功能性疾病的治疗不甚理想。中医具有重视整体和功能的特点，在器官移植相关疾病的有效运用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此同时，器官移植给中医带来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中医理论的不断完善和继承创新提供了机遇。总之，中医理论要发展，需要冲破西医认为生理病理都建立在解剖结构上这一狭隘观点的桎梏，从实际出发，在现代医学不断发展背景下，以更宽广的视野拓展出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 何金森，刘若兰，卢莎，等.肾移植角度质疑肾为先天之本[J].中西医结合研究，2011，3（4）：214-215.
[2] 陈小平.元气论与原子论的差异及其对中西医学发展的影响[M]//张宗明.自然辩证法概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33-34.
[3] 陈新淦.对器官移植者中医经络研究的思考[J].中医杂志，2006， 47（8）：571-572.
[4] 徐志伟，张进，张明.从心肾相关探讨干细胞移植治疗冠心病心衰的中医理论内涵[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9，32（5）：1-4.
[5] 严兴科，王宇，张广全，等.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与研究进展[J].陕西中医，2003，24（4）：378-380.
[6] 潘淼，孙百军，袁红霞.乙肝后肝硬化肝移植术后中医证型转化规律初探[J].光明中医，2009，24（2）：199-200.
（收稿日期：2014-12-15）
（修回日期：2015-02-25；编辑：梅智胜）
关键词：器官移植；辨证论治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6.01.028
中图分类号：R2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6）01-0110-02
器官移植是将器官整体或局部从供体移植到受体，以重建病变器官生理功能的治疗方法。它改变了传统内科疾病主要依靠药物的治疗途径，已成为临床治疗多种终末期疾病的有效手段。但随之而来的新生医学难题也一直困扰着医学界，如自身排斥反应及应用抗排斥反应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反应等，现代医学尚无有效解决方法。中医辨证论治一定程度上可有效解决上述难题，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因此，将中医理论和实践与现代医学发展紧密联系，研究和解决器官移植相关领域的难题，能够发挥自身优势。
1 器官移植技术与中医基础理论的关系
早在古代，我国就有器官移植设想的记载。《列子·汤问》云：“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即悟，如初，二人辞归。”由此可知，器官移植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即有萌芽。《灵枢·本神》云：“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天年》又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指出在中医理论体系下的人体各脏腑器官，均受之于父母媾精结胎成形。而对于外源性器官的来源及性质问题，中医经典古籍无相关记载，更未对外源器官功能异常的病因病机进行相关分析[1]。
器官移植在中医体系里无相关理论阐述的重要原因，归根到底在于中西医自然观、方法论的本质差异[2]。中医学体系建立在“元气论”的基础上，采用“象思维”模式，决定了中医学重整体、强调辨证论治的基本特征；而西方医学体系建立在原子论、还原论的基础上，决定了西医学重视局部、强调解剖的基本特征。因中医所认识的生理、病理并非建立在解剖
结构上，所以，不可能把本来不属于解剖结构的生理、病理套用到以解剖结构为基础的理论上去。在以往中医临床实践过程中，往往将供体器官视为自身器官，但因患者本身脏腑气血阴阳失调的体质，以及移植术后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的不良反应，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病机特点。所以，从中医重视功能的角度分析，根据临床证候学特点，应将移入的器官与正常器官在功能差异上进行对比，可能会对相关理论的创新有所指导。
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医疗手段，可以成为探究中医藏象、经络理论与实体器官相关性的有力工具。有观点认为，从经络理论入手可以探讨器官移植后人体的生理病理改变[3]；亦有报道通过自体干细胞移植技术反向探讨了“心肾相交”的关系[4]，以及通过排异反应研究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生理病理机制[5]。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及对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复杂性科学对中医的研究日趋兴起，会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注入新活力，而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反过来也将有力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
2 辨证论治
2.1 肾移植术后
脏腑虚损，肾气衰微，浊毒瘀血内停，加之手术耗损气血、损伤络脉，而术后应用大剂量免疫抑制剂更加重了气血损伤，故肾移植术后基本病机以肾气亏虚为本，瘀血内阻为标。对此可从下列证型辨治。
2.1.1 气虚血瘀证 患者素体肾气衰微，加之手术更耗伤正气，术后气虚无力行血，故而成瘀，证见发热、腰酸腹痛、下腹坠胀、少尿、面黑、舌质紫黯、脉弦涩等。血瘀发热予桃仁承气汤或血府逐瘀汤；瘀血少尿予益气养血、化瘀利尿通淋之剂，药用丹参、当归、赤芍、益母草、马鞭草、刘寄奴、小蓟、白茅根、生地黄、牡丹皮、黄柏、当归、大黄、瞿麦、石韦、甘草梢等。
2.1.2 脾肾两虚证 因供体肾本身非己所有，加之长期免疫抑制剂毒性作用，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失养，耗损脾气，使脾肾两虚，证见肢冷、少尿浮肿、恶心呕吐、舌苔白腻、脉沉细乏力。可予温胆汤治其标，真武汤、加味寿胎丸治其本。
2.1.3 气血亏虚证 肾病日久终致脾肾同衰，气血生化无源；久病耗伤气血，食欲不振则气血更虚，证见面色萎黄、神疲乏力、纳差、腹胀、足膝无力，舌质淡白、苔薄白，脉细。方以八珍汤或十全大补汤加减。
2.2 肝移植术后
肝移植术前肝失调达与疏泄，横犯脾胃，复因手术损伤经络，肝郁血瘀，或邪毒留恋而致毒瘀壅滞，肝郁不疏，克于脾土，故肝血瘀阻、脾虚气滞为肝移植术后的基本病机特点[6]。对此可分以下证型辨治。
2.2.1 肝胆湿热，瘀血内阻证 肝移植术后，湿热毒邪内生，迫及肝胆，损伤胆络，煎熬胆液，化生腐浊泥沙，阻塞胆络，证见黄疸、全身浮肿、腹大如鼓、大便油黑、舌苔黄厚腻、脉细数。治疗上，前期以清热利湿、解毒化浊、疏泄肝胆为主，药用茵陈、生地黄、秦艽、车前草、甘草、赤芍、王不留行、路路通、黄芩、黄连、黄柏、生大黄等；后期以活血化瘀、疏利肝胆为法，药用陈皮、法半夏、茯苓、甘草、芥子、桃仁、红花、丹参、赤芍、王不留行、路路通、丝瓜络、柴胡、黄芪等。
2.2.2 脾虚气滞，肝脾不调证 术前肝病迁延，久病必虚，加之手术损伤，机体衰弱，尤以脾气亏虚明显，证见面色萎黄、消瘦、乏力倦怠、舟状腹、纳差、脘腹胀闷、便溏不爽、胁肋胀满疼痛、情志抑郁不舒、或喜叹息、或心烦急躁易怒、面色晦黯等。治以疏肝实脾，重用柴胡、白芍、黄芪、党参、太子参、麸炒白术、薏苡仁、山药、鸡内金等以调和肝脾、化湿助运，少佐清热解毒之品。
2.3 抗排斥药物不良反应
抗排斥药物在抑制机体免疫系统对移植器官排斥作用的同时，也会导致诸如免疫功能低下、肾毒性、感染、诱发肿瘤等不良反应。中药具有免疫双向调节作用，使供受体两者相适应，纠正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不良反应，以建立新稳态。近年来，运用中药配合免疫抑制剂综合治疗在临床已取得一定效果。如免疫抑制剂对骨髓造血功能的抑制，中医学认为其病因病机为药毒损伤人体气血津液，伤及五脏六腑，毒邪内蕴，肝肾亏损所致，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归属中医“虚劳”范畴。遵“虚则补之”“治病求本”原则，可用黄芪、当归、太子参、白术、补骨脂、鹿角胶等。
肾移植术后患者因长期应用抗排斥反应药物，自身免疫力低下，体质较为虚弱，故邪毒极易入侵。肾藏精，为封藏为本，肾虚则封藏失职，湿停热郁而化浊，故有些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血尿、蛋白尿。对此，可采用补肾化浊之法，药用黄芪、山萸肉、杜仲、黄柏等。
3 小结
器官移植能有效解决终末期器质性病变的难题，但对器官移植术后器官功能不全、排异反应等功能性疾病的治疗不甚理想。中医具有重视整体和功能的特点，在器官移植相关疾病的有效运用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此同时，器官移植给中医带来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中医理论的不断完善和继承创新提供了机遇。总之，中医理论要发展，需要冲破西医认为生理病理都建立在解剖结构上这一狭隘观点的桎梏，从实际出发，在现代医学不断发展背景下，以更宽广的视野拓展出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 何金森，刘若兰，卢莎，等.肾移植角度质疑肾为先天之本[J].中西医结合研究，2011，3（4）：214-215.
[2] 陈小平.元气论与原子论的差异及其对中西医学发展的影响[M]//张宗明.自然辩证法概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33-34.
[3] 陈新淦.对器官移植者中医经络研究的思考[J].中医杂志，2006， 47（8）：571-572.
[4] 徐志伟，张进，张明.从心肾相关探讨干细胞移植治疗冠心病心衰的中医理论内涵[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9，32（5）：1-4.
[5] 严兴科，王宇，张广全，等.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与研究进展[J].陕西中医，2003，24（4）：378-380.
[6] 潘淼，孙百军，袁红霞.乙肝后肝硬化肝移植术后中医证型转化规律初探[J].光明中医，2009，24（2）：199-200.
（收稿日期：2014-12-15）
（修回日期：2015-02-25；编辑：梅智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