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影《北京爱情故事》中的爱情观表达
徐慧
【摘 要】《北京爱情故事》以小成本投入制作，却收到了令人瞩目的票房成绩，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故事表现了城市里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对爱情的不同观念，笔者试从文本建构的角度来分析影片中不同爱情观的另类表达。
【关键词】电影；叙事；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3-0158-02
2014年的情人节档，《北京爱情故事》（以下简称《北爱》）首映日票房破亿，毫无悬念地摘下同档期票房冠军。直到今日，围绕《北爱》小成本如何赢得大票房的各种研讨会方兴未艾。业界讨论总结为以下三个原因：一、同名电视剧已经积累了广泛的观众基础；二、两岸三地老中青当红明星的巨大号召力；三、营销队伍铺天盖地式的宣传。
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部获得票房神话的电影是如何在赢得观众、获取票房及迎合主流价值观方面来构建文本的。导演运用经典模式讲述了发生在北京的爱情故事，给观众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叙事上采用了串行结构，以爱情故事为线索，将五个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彰显爱的力量。导演借爱情名义来展示主流家庭观、伦理观、道德观、爱情观。
影片一开头展示了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的北京城之夜，酒吧内一群空虚、无聊、寂寞的单身男女用酒精肆意消遣。随之，开始了第一段爱情故事，北漂男陈锋在好友派对上漫无目的地打发时间，天使般纯洁无暇的沈彦走入他的视线，随后两人开展了热恋，不久，沈彦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要面对孩子留还是不留的问题。沈彦的前男友恰巧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凭借自己有钱有权的身份向沈彦求婚，他分析陈锋和自己有着巨大的地位差别，甚至开出两个小时换取两千万的筹码。然而，在巨大的金钱诱惑之下，女主坚守爱情不放松，果断地生下了孩子，与屌丝男成立起了家庭，而自恃清高的高富帅对于爱情终无所获。
2010年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一期节目中，有个叫马诺的女孩自称“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她大张旗鼓地宣传拜金主义，遭到很多网友的谴责与咒骂，网友人肉搜索她和她的家人，对其进行人身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全媒体时代，媒体加以利用炒作就成了一个社会话题。电影对这类社会现实却有不一样的反映和价值观输出，《我愿意》和《101次求婚》分别作为2012年、2013年的情人节档影片上映，讲述的是女神在面对矮穷挫和高富帅的同时追求时该如何抉择的问题。两部影片都有相似的结局：女主放弃高帅富的诱惑，投入到矮穷挫的怀抱。2014年的《北爱》也采用了同样的爱情观传递，在一种看似轻松活泼的氛围中，编导者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价值观的输出。似乎有钱人是罪恶的化身，他们花心、好色、油嘴滑舌，而穷人则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譬如勤劳、朴实、真诚、善良，除了出身不好、没有钱之外，什么都好，而金钱又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获取的。
意识形态会为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存中所遭遇的问题提供想象性的解决，与其说是解决，不如说是一种合法性的阐释。一个成功地隐藏起自身，并顺畅运作的意识形态，可以使每一个人在其中照见自己的主体形象并从中获得抚慰。《北爱》的文本构建无疑给坐在电影院里的中产阶级上班族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当前的社会现状是：普通白领靠自己的收入在高房价面前只能望尘莫及，很多年轻人表示结不起婚、养不起娃。我们都对女神心驰神往，但“门当户对”的古训已存在千年，七仙女和放牛郎的故事也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现实就是白富美和高富帅在一起了，且不讨论他们婚后幸不幸福的问题，至少在外人眼里这种组合搭配方式才是合理的。但是观众花钱购票并不是去看血淋淋的现实问题，电影是造梦的机器，观众希望在电影院中暂时逃离现实生活的烦恼和压力，编导者洞察观众心理，你喜欢看什么样的，我就拍这样的给你看，于是在影院银幕之上，观众完成了一次想象性的满足。
第二段爱情故事以婚外情介入，指涉当代社会中年夫妻的生活危机现象，与第三段“偷情”故事有一定程度上的关连。文本设置的是男子在外滥交、花天酒地，妻子是面容憔悴、不修边幅、缺乏激情的家庭主妇形象，在发现丈夫出轨之后，妻子欲用与别人一夜情的方式来报复丈夫，但她挣扎在情欲与道德之间。之后，和上司刘辉在酒店见面，她让刘辉进浴室洗澡，自己躺在酒店床上，她没有惊吓和不安，相反倒显得动作熟悉和老练，刘辉出浴后发现张蕾不辞而别，最终，她选择了回家，和丈夫依偎在一起，家庭伦理观念得以深刻凸显。
这段故事的讲述留给观众一些想象的空白，那就是张蕾和刘辉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从他俩暧昧的谈话内容来看，两人似乎发生过什么，但文本并没有交代什么，这些也只是观众的猜测而已。在爱琴海的夜晚，佳玲逼问刘辉到底有没有过婚外情，刘辉正面承认了这一点，但对象是不是张蕾，文中没有交代，把前后场景缝合在一起，就会觉得他们之间似乎是有过什么的，但编导者刻意规避了这一点的叙述。张蕾是作为一个自律性极强、道德感极高的女性形象而存在的，也是凝结在编导者心中标准家庭妇女的形象，纵使自己有七情六欲，但一定要克制，占据道德制高点，保持自身完美的道德形象。而对男人的刻画都是具有出轨之实，具有浓重的道德批判色彩，这样的女人才有足够的说服力去感化丈夫，男人最终觉悟，发现了结发之妻的重要性，最终肯定会选择回归家庭。佳玲和刘辉打破误会，畅谈心事，也实现了家庭和解。在当下这个离婚率与日俱增的时代，编导者借爱情的名义把他们团聚在一起，传递社会正能量和正面价值观。但是文本并没有去挖掘他们的爱情究竟面临怎样的困境，只是浮于表面地向观众展示一些猎奇性的场面，没有具体细节为人物行为动机做支撑，关于婚姻，关于爱情，只有潦草的展示，编导者把臆想出来的故事呈现于银幕之上，通过明星效应获得认同，看起来合乎情理，实则经不起任何琢磨推敲。
第四个故事把镜头对准了少男少女懵懂的初恋故事，女孩刘星阳在学校乐队担任大提琴手，却由于父母的反对，不能去参加梦想秀的比赛，父母坚持让她去英国留学，她虽然没明确地表示反对，但对出国似乎也没有多么强烈的兴趣，宋歌听到她要出国的消息，第一反应是觉得太远，而不是惊叹刘星阳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他坚决支持刘星阳参加梦想秀，对国内的舞台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中国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与时下流行的中国梦主题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贴合，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迎合主流价值观的表达。
导演在第五个故事中彻底植入了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斯琴高娃饰演的老高在生命的最后期限为老伴儿王大齐找对象，最终看中的是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海归”太太薛艾佳，见面安排在火锅店，带有十足的中国特色，薛艾佳在餐桌上表示“洛杉矶也有好几家火锅店，但一点都不正宗......四十岁离的婚，一个人在美国住了近二十几年，有一天往窗外一看，忽然间觉得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我还是想回来，我还想找个合适的人，陪我把剩下的日子走完。”编导者有意把相亲对象薛艾佳设置成一个“海归”人士，即使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但黑头发、黄皮肤、赤子心、中国魂的内核没有改变，迟暮之年一定要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度过，回国才是最好的选择，在这里才可以获得最完整的文化记忆与认同。编导借她对祖国文化的认同表达自己文化认同，即使后面又发生了情节的戏剧性转变，但这并不妨碍编导者植入在文本中的价值观表达。
参考文献：
[1]王群.《北京爱情故事》：一个缺失爱情故事的“爱的寓言”[J]，当代电影，2014，（04）：57.
[2]陈晓云.电影理论基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09）：126.
[3]杨远婴.电影理论读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01）.
作者简介：
徐 慧（1990-），女，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2013级电影学硕士，担任纪录片《失落中的记忆——木杆秤》的总编导、执行制片人，研究方向：电影艺术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