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的演进主线
李薇+李美玲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在演进过程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创新。通过多维度研究可以发现，有三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首先，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稳步拓展。从支持革命斗争到促进党组织自身建设，再到治国理政，进而拓展至巩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其次，新聞舆论监督的对象范畴稳步延展。从阶级斗争到党内腐败，再到社会治理，进而扩大到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第三，新闻舆论监督的方法稳步提升。从政治挂帅到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舆论监督体系。无论其路径如何演进，但是始终坚守两大核心定律不变：党管新闻舆论监督的立场原则决不能动摇，新闻舆论监督坚持用事实说话的底线准则决不能改变。
关键词：新闻舆论监督 功能 空间 方法
在2016年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一改过去涉及新闻传媒领域的习惯性表述“新闻宣传工作”，首次使用了“新闻舆论工作”这个新提法。①他将新闻与舆论这两个新闻事业中的核心概念首次密切联合起来，既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新闻思想的新理念和新认识，也标志着我们党对新闻与舆论的主体关系认知实现了新突破和新跨越。
有关我们党舆论监督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发展史的梳理，少有将党的新闻舆论监督事业置于党的历史使命宏观背景下来探究其思想发展的内核区别、内在线索。本文在此视角基础上，首次从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对象范畴、方法等三个方面对我们党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史进行全面剖析，进而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知习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监督思想的先进性，准确把握其在整个党的舆论监督思想史与当下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稳步拓展：支持革命斗争——提升党组织建设——规范治国理政——巩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纵观我们党新闻舆论监督功能稳步拓展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与整个党的历史使命是同频共振、高度契合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我们党历史使命的改变，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始终发挥着党实现历史使命的重要手段的重要作用。
创建之初，我们党首要的历史使命是通过革命斗争领导人民建立一个属于人民自己的政权。因此，当时党的新闻舆论监督功能也首先服务于这个使命，新闻舆论监督最初发挥的功能便是支持革命斗争。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报纸批评”，这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马克思等无产阶级领袖将革命时期的“报纸批评”视为最有力的革命战斗武器的舆论监督思想传统。1942年《中宣部为改进党报的通知》明确提出，党报要适当地开展自我批评，既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更批评工作中的缺点，最终达到指导各方面工作的目的，这标志着我们党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延伸到提升党组织建设层面。
大多数学者将毛泽东同志“报纸批评”的相关思想视为党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的启蒙。新中国成立后，治国理政成为了我们党的第一大核心要务，作为党的事业一部分的新闻舆论工作，其功能也自然被党置于这一宏观使命下，“报纸批评”的功能显然已不再局限于革命斗争，而是自然延伸到了治国理政层面。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我们党历史上，这是第一个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文件。《决定》明确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对象界定为“党和政府的工作”而非革命斗争中的“政治制度”；《决定》所规定的四个具体办法都是为了增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意识，赋予其监督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责任和使命。伴随着这个《决定》而来的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轮新闻舆论监督的高潮，一度提高了我们党所领导的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闻舆论监督的革命斗争功能被错误地引申到党内斗争之中，“报刊批评”甚至成为“钓鱼”和“引蛇出洞”的手段，即引诱人们批评之后“抓辫子”。直到1978年文革结束，我们党的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功能才随着党的治国理政道路走上正轨，而再次回归到治国理政的重心上来。
上世纪80年代末，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历史使命再次经受重大考验时，舆论监督这一概念被我们党正式提出。1989年，李瑞环同志在《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中系统地阐释了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②同时，还区分了我们党新闻舆论监督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差异，实际上明确了我们党新闻舆论监督规范治国理政的核心功能。自此，新闻舆论监督在治国理政层面上的重要地位、监督对象、监督重点、监督方法得以初步明确。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发挥法律监督、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无疑预示了舆论监督成为了社会治理监督体系的重要一环，其规范治国理政的功能获得全面认可。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从治国理政的监管体系中充分发挥着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是我们党对新闻舆论监督治国理政功能科学性和系统性认知的结果。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4G等新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步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加之我国正全面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亟待解决的问题错综复杂，世界舆论场喧嚣异常。要想让世界听到我们党真实的声音，必须将舆论监督功能提高到巩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的层面上来。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将新闻舆论监督事业提升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为在空前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打好主动仗提供了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新闻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而且还撰写过数百篇新闻评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8·19讲话”，首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极端重要的一项工作，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各级思想宣传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也随之上升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层面。2016年2月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并重点阐释了新闻舆论工作在国际传播中意义，希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这也标志着新闻舆论的功能被提升到了对内治国理政、对外巩固国家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尹韵公先生将其称为我国新闻传媒领域发生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③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范畴稳步延展：阶级斗争——党内腐败——社会治理——国家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
从建党之初到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使用新闻舆论监督的核心要务是支持革命斗争，故其监督的对象范畴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领域，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等是核心内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报纸批评”也主要是用来肃清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觀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核心任务已聚焦于治国理政上。面对党内官僚主义对治国理政造成的困难，毛泽东同志认为应该将报纸批评延伸运用到党内日常工作之中，利用舆论监督查处腐败，监督一切违法乱纪行为。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这段时间报纸对贪污腐败的报道比较集中，媒体还动员群众检举揭发贪污分子，形成了较大的影响。195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报纸应该大胆揭露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具体实例。他还亲自批准查处了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受贿案，武汉纪凯夫被诬陷案，上海的黄逸峰打击报复案等大案要案。但文革时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使用了新闻舆论监督的政治功能，对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
1978年改革开放后，党的新闻舆论监督对象又再次聚焦于党内腐败。这一时期，在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党内一些同志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逐步受到影响，贪污腐败等案件大幅增加，党的形象严重受损。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强调新闻舆论监督应首先紧紧围绕“党要受监督”这一核心展开。他说：“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威信很高；在我们国家，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④与此同时，他逐渐将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从党内反腐败斗争领域扩展至国家社会治理层面，强调赋予人民群众舆论监督权，让人民群众充分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⑤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日常国家治理范畴得以法规的方式被确定为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党章为核心、以法规条例为主干，以配套规定和规范为重要补充，新闻舆论监督对象得以规范化、制度化，并被纳入党内监督条例。
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监督对象主要聚焦于国内事务，对国外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事务总是处于守势，我国党政机关报媒体多数处于被动状态，新闻舆论监督对外很少主动出击。虽然中国共产党一直有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但是其作为上层建筑，与作为物质基础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连。当下的中国，一方面面临的国际环境今非昔比，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一些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欧美中心”优越感渐趋不复存在，我国与欧美的思想文化斗争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当今舆论场上网络媒体的介入之深、之广、之强，远超以往，这使得舆情非常复杂。因此，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难度和力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于是习近平同志将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范畴提升至全球化格局之中。他提出，我们党的新闻舆论监督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⑥
三、新闻舆论监督的方法稳步提升：政治挂帅——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舆论监督体系
我们党在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也是随着其功能、对象的不断变化得以不断改进，并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舆论监督体系。自我们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始终以“阶级斗争的工具”为指导，在此背景下，尽管毛泽东同志关于新闻舆论监督方法做过一些较全面且务实的阐释，例如：在“报纸批评”策略上，他要求对于“广东大雨”等地方性事件，必须如实公开报道；对于“全国灾情”等全国性事件，也一样地必须真实公开报道，甚至对重大生产事故，也要报道，讲究对策。⑦但是，这一时期新闻舆论监督方法总体上依然是政治挂帅。1955年，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的观点。因此，毛泽东同志的“报纸批评”方法是革命时期的产物，当整个新闻传播事业以革命为最高奋斗目标时，政治挂帅是理所当然的。不能否认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关于报纸批评方法的学说，是充分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后提出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担任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时期，党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方法逐渐回归到新闻传播规律轨道上。他首先强调新闻舆论监督以真实且理性的内容为基本出发点，参加批评的人，首先要对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他认为“新闻舆论监督要坚持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正确的开展，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改进工作。”⑧其次，邓小平同志充分将新闻舆论监督与党内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了新闻舆论监督再次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指出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引导，有时还要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才不是消极的。此后，党一直提倡新闻舆论监督要在新闻传播规律轨道上运行，江泽民同志提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将舆论监督与舆论导向结合起来。
党的十四大后，构建新闻舆论监督科学体系摆上了重要日程。胡锦涛同志将新闻舆论监督置于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之内，显而易见是遵从了新闻传播规律。党的十六大后，面对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胡锦涛同志还最早注意到追求新闻传播艺术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提出：“要遵循规律，注重艺术，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果。”⑨
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人基础上结合自身罕见的作为新闻评论高手的传媒经历，对新闻舆论监督的传播艺术提出了一些新理念。首先，一改过去涉及新闻传媒领域的习惯性表述“新闻宣传工作”，而是使用了“新闻舆论工作”这个新提法。这是习总书记注意到新闻传播工作正在全面转型的结果，把握住了新闻传播规律的新动态。其次，将舆论监督的范畴拓展至网络空间，并将网络舆论监督提升到整体舆论监督的核心地位。他充分认知到新媒体技术所改变的舆论格局现状，熟知我国当下大众舆论纷繁复杂的现状，而且，他对网络舆论的多样性有着科学的判断，他要求同志们不要苛求网民的观点都准确，要有包容的态度，及时引导和纠正错误看法，及时化解怨气怨言。再次，习近平总书记将舆论监督与对外传播联合起来，使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用西方擅长的讲故事手法争得国际话语权。他提出“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⑩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国际舆论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尤其是在对外的宣传中，有很多失败、失误就是因为不会“讲故事”。
综上，我们党的新闻舆论思想演进和发展，是始终贴近时代不断走向科学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其主线始终是围绕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空间、方法等三个维度展开，其核心始终是：一方面党管新闻舆论监督的立场原则决不能动摇。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并不是只有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才能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相反，新闻媒体只有与政府同心协力，其舆论监督权限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另一方面新闻舆论监督坚持用事实说话的底线准则决不能改变。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注释：①③尹韵公：《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新理念》，《新闻与写作》，2016（4）。
②《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④邓小平文选（1938-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58页。
⑤⑧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21、150页。
⑥杜尚泽：《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02/20。
⑦盛大林：《要“如实公开报道灾情”》，《四川文学》，2002（3）。
⑨《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2/01/11，新华网“胡锦涛活动报道专集”。
⑩王庚年：《勇担职责使命加快融合发展讲好中国故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4）。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在演进过程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创新。通过多维度研究可以发现，有三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首先，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稳步拓展。从支持革命斗争到促进党组织自身建设，再到治国理政，进而拓展至巩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其次，新聞舆论监督的对象范畴稳步延展。从阶级斗争到党内腐败，再到社会治理，进而扩大到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第三，新闻舆论监督的方法稳步提升。从政治挂帅到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舆论监督体系。无论其路径如何演进，但是始终坚守两大核心定律不变：党管新闻舆论监督的立场原则决不能动摇，新闻舆论监督坚持用事实说话的底线准则决不能改变。
关键词：新闻舆论监督 功能 空间 方法
在2016年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一改过去涉及新闻传媒领域的习惯性表述“新闻宣传工作”，首次使用了“新闻舆论工作”这个新提法。①他将新闻与舆论这两个新闻事业中的核心概念首次密切联合起来，既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新闻思想的新理念和新认识，也标志着我们党对新闻与舆论的主体关系认知实现了新突破和新跨越。
有关我们党舆论监督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发展史的梳理，少有将党的新闻舆论监督事业置于党的历史使命宏观背景下来探究其思想发展的内核区别、内在线索。本文在此视角基础上，首次从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对象范畴、方法等三个方面对我们党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史进行全面剖析，进而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知习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监督思想的先进性，准确把握其在整个党的舆论监督思想史与当下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稳步拓展：支持革命斗争——提升党组织建设——规范治国理政——巩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纵观我们党新闻舆论监督功能稳步拓展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与整个党的历史使命是同频共振、高度契合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我们党历史使命的改变，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始终发挥着党实现历史使命的重要手段的重要作用。
创建之初，我们党首要的历史使命是通过革命斗争领导人民建立一个属于人民自己的政权。因此，当时党的新闻舆论监督功能也首先服务于这个使命，新闻舆论监督最初发挥的功能便是支持革命斗争。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报纸批评”，这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马克思等无产阶级领袖将革命时期的“报纸批评”视为最有力的革命战斗武器的舆论监督思想传统。1942年《中宣部为改进党报的通知》明确提出，党报要适当地开展自我批评，既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更批评工作中的缺点，最终达到指导各方面工作的目的，这标志着我们党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延伸到提升党组织建设层面。
大多数学者将毛泽东同志“报纸批评”的相关思想视为党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的启蒙。新中国成立后，治国理政成为了我们党的第一大核心要务，作为党的事业一部分的新闻舆论工作，其功能也自然被党置于这一宏观使命下，“报纸批评”的功能显然已不再局限于革命斗争，而是自然延伸到了治国理政层面。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我们党历史上，这是第一个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文件。《决定》明确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对象界定为“党和政府的工作”而非革命斗争中的“政治制度”；《决定》所规定的四个具体办法都是为了增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意识，赋予其监督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责任和使命。伴随着这个《决定》而来的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轮新闻舆论监督的高潮，一度提高了我们党所领导的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闻舆论监督的革命斗争功能被错误地引申到党内斗争之中，“报刊批评”甚至成为“钓鱼”和“引蛇出洞”的手段，即引诱人们批评之后“抓辫子”。直到1978年文革结束，我们党的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功能才随着党的治国理政道路走上正轨，而再次回归到治国理政的重心上来。
上世纪80年代末，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历史使命再次经受重大考验时，舆论监督这一概念被我们党正式提出。1989年，李瑞环同志在《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中系统地阐释了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②同时，还区分了我们党新闻舆论监督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差异，实际上明确了我们党新闻舆论监督规范治国理政的核心功能。自此，新闻舆论监督在治国理政层面上的重要地位、监督对象、监督重点、监督方法得以初步明确。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发挥法律监督、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无疑预示了舆论监督成为了社会治理监督体系的重要一环，其规范治国理政的功能获得全面认可。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从治国理政的监管体系中充分发挥着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是我们党对新闻舆论监督治国理政功能科学性和系统性认知的结果。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4G等新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步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加之我国正全面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亟待解决的问题错综复杂，世界舆论场喧嚣异常。要想让世界听到我们党真实的声音，必须将舆论监督功能提高到巩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的层面上来。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将新闻舆论监督事业提升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为在空前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打好主动仗提供了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新闻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而且还撰写过数百篇新闻评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8·19讲话”，首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极端重要的一项工作，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各级思想宣传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也随之上升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层面。2016年2月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并重点阐释了新闻舆论工作在国际传播中意义，希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这也标志着新闻舆论的功能被提升到了对内治国理政、对外巩固国家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尹韵公先生将其称为我国新闻传媒领域发生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③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范畴稳步延展：阶级斗争——党内腐败——社会治理——国家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
从建党之初到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使用新闻舆论监督的核心要务是支持革命斗争，故其监督的对象范畴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领域，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等是核心内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报纸批评”也主要是用来肃清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觀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核心任务已聚焦于治国理政上。面对党内官僚主义对治国理政造成的困难，毛泽东同志认为应该将报纸批评延伸运用到党内日常工作之中，利用舆论监督查处腐败，监督一切违法乱纪行为。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这段时间报纸对贪污腐败的报道比较集中，媒体还动员群众检举揭发贪污分子，形成了较大的影响。195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报纸应该大胆揭露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具体实例。他还亲自批准查处了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受贿案，武汉纪凯夫被诬陷案，上海的黄逸峰打击报复案等大案要案。但文革时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使用了新闻舆论监督的政治功能，对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
1978年改革开放后，党的新闻舆论监督对象又再次聚焦于党内腐败。这一时期，在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党内一些同志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逐步受到影响，贪污腐败等案件大幅增加，党的形象严重受损。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强调新闻舆论监督应首先紧紧围绕“党要受监督”这一核心展开。他说：“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威信很高；在我们国家，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④与此同时，他逐渐将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从党内反腐败斗争领域扩展至国家社会治理层面，强调赋予人民群众舆论监督权，让人民群众充分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⑤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日常国家治理范畴得以法规的方式被确定为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党章为核心、以法规条例为主干，以配套规定和规范为重要补充，新闻舆论监督对象得以规范化、制度化，并被纳入党内监督条例。
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监督对象主要聚焦于国内事务，对国外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事务总是处于守势，我国党政机关报媒体多数处于被动状态，新闻舆论监督对外很少主动出击。虽然中国共产党一直有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但是其作为上层建筑，与作为物质基础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连。当下的中国，一方面面临的国际环境今非昔比，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一些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欧美中心”优越感渐趋不复存在，我国与欧美的思想文化斗争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当今舆论场上网络媒体的介入之深、之广、之强，远超以往，这使得舆情非常复杂。因此，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难度和力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于是习近平同志将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范畴提升至全球化格局之中。他提出，我们党的新闻舆论监督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⑥
三、新闻舆论监督的方法稳步提升：政治挂帅——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舆论监督体系
我们党在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也是随着其功能、对象的不断变化得以不断改进，并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舆论监督体系。自我们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始终以“阶级斗争的工具”为指导，在此背景下，尽管毛泽东同志关于新闻舆论监督方法做过一些较全面且务实的阐释，例如：在“报纸批评”策略上，他要求对于“广东大雨”等地方性事件，必须如实公开报道；对于“全国灾情”等全国性事件，也一样地必须真实公开报道，甚至对重大生产事故，也要报道，讲究对策。⑦但是，这一时期新闻舆论监督方法总体上依然是政治挂帅。1955年，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的观点。因此，毛泽东同志的“报纸批评”方法是革命时期的产物，当整个新闻传播事业以革命为最高奋斗目标时，政治挂帅是理所当然的。不能否认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关于报纸批评方法的学说，是充分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后提出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担任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时期，党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方法逐渐回归到新闻传播规律轨道上。他首先强调新闻舆论监督以真实且理性的内容为基本出发点，参加批评的人，首先要对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他认为“新闻舆论监督要坚持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正确的开展，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改进工作。”⑧其次，邓小平同志充分将新闻舆论监督与党内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了新闻舆论监督再次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指出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引导，有时还要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才不是消极的。此后，党一直提倡新闻舆论监督要在新闻传播规律轨道上运行，江泽民同志提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将舆论监督与舆论导向结合起来。
党的十四大后，构建新闻舆论监督科学体系摆上了重要日程。胡锦涛同志将新闻舆论监督置于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之内，显而易见是遵从了新闻传播规律。党的十六大后，面对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胡锦涛同志还最早注意到追求新闻传播艺术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提出：“要遵循规律，注重艺术，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果。”⑨
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人基础上结合自身罕见的作为新闻评论高手的传媒经历，对新闻舆论监督的传播艺术提出了一些新理念。首先，一改过去涉及新闻传媒领域的习惯性表述“新闻宣传工作”，而是使用了“新闻舆论工作”这个新提法。这是习总书记注意到新闻传播工作正在全面转型的结果，把握住了新闻传播规律的新动态。其次，将舆论监督的范畴拓展至网络空间，并将网络舆论监督提升到整体舆论监督的核心地位。他充分认知到新媒体技术所改变的舆论格局现状，熟知我国当下大众舆论纷繁复杂的现状，而且，他对网络舆论的多样性有着科学的判断，他要求同志们不要苛求网民的观点都准确，要有包容的态度，及时引导和纠正错误看法，及时化解怨气怨言。再次，习近平总书记将舆论监督与对外传播联合起来，使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用西方擅长的讲故事手法争得国际话语权。他提出“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⑩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国际舆论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尤其是在对外的宣传中，有很多失败、失误就是因为不会“讲故事”。
综上，我们党的新闻舆论思想演进和发展，是始终贴近时代不断走向科学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其主线始终是围绕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空间、方法等三个维度展开，其核心始终是：一方面党管新闻舆论监督的立场原则决不能动摇。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并不是只有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才能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相反，新闻媒体只有与政府同心协力，其舆论监督权限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另一方面新闻舆论监督坚持用事实说话的底线准则决不能改变。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注释：①③尹韵公：《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新理念》，《新闻与写作》，2016（4）。
②《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④邓小平文选（1938-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58页。
⑤⑧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21、150页。
⑥杜尚泽：《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02/20。
⑦盛大林：《要“如实公开报道灾情”》，《四川文学》，2002（3）。
⑨《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2/01/11，新华网“胡锦涛活动报道专集”。
⑩王庚年：《勇担职责使命加快融合发展讲好中国故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