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到电影：《红高粱》的海外接受

    刘堃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于1986年刊登在《人民文学》的第三期，随即在国内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随后莫言与陈建宇和朱伟先生三人共同改编了《红高粱》的电影剧本，而后与张艺谋合作将其搬上了电影舞台。1988年春，电影《红高粱》在第38届柏林电影节上获金熊奖，这是我国当代电影首次获得国际大奖，从此该影片引起海外观众的广泛关注。同年，该影片进入《国际电影指南》的世界十大佳片行列，并位列第二位，这也是我国电影首次在国际A类电影节上荣获的最高赞誉。次年，该影片获第十六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广播电台听众评委会最佳影片奖。该影片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整地浓缩和演绎了小说的精华，以直观的形象、声音去打动观众，其“阅读”方式和观感效果显然要比小说更直接、迅速、强烈。本文以《红高粱》由文学改编后的电影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有哪些因素打动了西方观众？《红高粱》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一、《红高粱》海外传播的原因分析

    电影《红高粱》在海外广泛传播并接受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对此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做了一些相关研究。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清华教授曾对德国的学者和民众做过关于“最喜欢的中国作家”的调查。通过相关数据整理得出“莫言和余华”是德国民众认为最受欢迎的作家。因为余华的作品中有着与西方最为接近的文学经验，而莫言的作品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张清华教授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在海外传播并获得广泛认可，是遵循如下两个途径“一是作品中所包含的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性共同价值的含量；二是其包含的民族文化与本土经验的多少”。[1]由上述张清华教授归纳得来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两个途径中，可以得出我国当代电影在海外传播一方面要具备世界电影所共通的文化，这是容易让西方观众感受、接受并唤起共鸣的部分；另一方面影片中要有鲜明的、浓厚的地域文化，这是激起西方观众观影的兴奋剂。《红高粱》这部影片在海外的热播也缘于这两个方面的突出表现。首先，影片虽然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但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宏大战争场面的渲染，而是对历史战争中激荡着野性的人性、人情予以特别关注，为敢爱敢恨的“我爷爷、我奶奶”等人的人性美搭建了天然的舞台，这是与海外观众所共通的情感召唤。其次，影片的创作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这也是该影片在西方社会得以受到持续关注并逐渐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这也引起另一方面的思考，影片如何有效地在字幕翻译中体现其浓厚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被海外观众所接受和欣赏。这就涉及到影片海外传播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即字幕翻译。

    中国当代电影要走向世界，不可避免地要解决好“银幕文本”翻译，即字幕翻译的问题。电影《红高粱》在海外传播也得益于“翻译”和“影视”这两座文化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影片中充满了民族传统文化和浓郁地域特色的积淀，这增加了影片字幕翻译的难度。影片的译者葛浩文先生不但精通汉语、深刻理解中国民族文化内涵，而且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并了解西方文化，并且积累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经验。葛浩文先生的三重身份“作家、翻译家、学者”使他成为该部影片最合适的字幕翻译人。

    《红高粱》在海外传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张艺谋电影在海外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张艺谋作为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之一，可以说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间接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一人，他不但能准确地从浩瀚的文学作品中选取作为影视母体的优秀文学作品，而且能在对其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过程中融入自身的美学读解。他先后改编的多部影片在获得了国际电影大奖的同时带动或扩大了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并有效地促进海外市场对国内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莫言对张艺谋导演对该影片在海外传播做出的贡献也是赞可的，认为张艺谋导演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发挥了先头部队的作用。[2]

    由此可见，电影《红高粱》和其文学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相得益彰的过程，电影的成功是以优秀的文学脚本为基础，而电影的有效改编和巨大影响会迅速地带动起一系列相关文化产业，为本土文学成功进驻海外提供重要帮助。

    二、《红高粱》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启示

    （一）挖掘小说到电影共通及独异的文学经验

    所谓共通的经验，不仅仅是指文学表现手法的相似性，而是基于共同人性、普世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文学中的许多母题也是这种共通经验的表现形式之一，比如世界各民族文学中都有关于“爱情”“善良”“同情”“正义”“苦难”等内容的描写。而独异的经验则和民族个性、地方风情、语言文化传统等密切相关，是文学元素中明显可以和其他民族国家相区分的那些标志，是给人带来新鲜和陌生感的内容，同时也往往是最容易遭受误解和错位的内容。如果以这样的一种理解来看文学电影的改编，那么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就是一种非常独异的经验，其中有一些不容易被世界兼容的文化的海外接受，都存在着形态各异的“延异”误读。“延异”是德里达自创的重要术语，于1968年1月27日法国哲学学会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德里达用“延异”概念形象阐述了语言的模糊性、未定性，彻底瓦解了文本的明晰性；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应该对语言、文化、环境的多样性及其差异引起高度关注。①通过考察电影在海外接受的“延异”，来反观这种海外接受对中国电影“延展出来的特异影响”。

    相对于文学共通的经验，比如对于人性的观察、爱情的理解、家庭的悲欢等因素，那些独异的文学经验或形式的传播和接受则更需关注。《红高粱》是地域性很强的作品，影片通过对热烈红郁、内涵丰富而辨识度极高的红高粱的渲染，呈现出中国式生命观的艺术标志与象征，并将带有一定神秘色彩且富有深厚民俗文化的中国辽北高密东北乡展示给观众。同时，就影片本身而言，民俗文化的描绘，又使影片中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真实，如一些颇具民俗特色的婚礼情节、祭酒仪式配上“酒神曲”，还有“剥皮”“日食”等民俗、辽北高密民间艺术三绝之一的剪纸艺术等。对于影片中民俗文化这一“独异”的文学经验造成的各种误读和“延异”，我们应在误读和“延异”中创造性地“找回”所有的流失并加倍获益。由此可见，独异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困难和丢失，也是机会和创新。

    （二）彰显译者主体性

    影视字幕翻译活动最直观的是这样一个过程：文学家创作的作品由译者进行翻译，译者译出的字幕又由观众来观赏。该过程中出现了三类主体：原作者、译者和观众。因此也出现了三对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存在：作者一文本、译者一文本、观众一译本。从作家到译者再到译本观众，译事的发起和最终的完成都是由主体的人来掌控的。作者是创作主体，观众是审美主体，而译者则既是审美主体又是一定意义上的创作主体。作为客体的对象则是文本：原本和译本。在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中，作为翻译活动的焦点主体，则是对原文进行审美阅读和理解并将这种审美体验经过创造传递给译语观众的译者。影片译者通过对原影片的欣赏和理解，将欣赏过程中获得的审美体验通过字幕输送给海外观众，译者是原文艺术的再现者。对影片字幕翻译而言，译者对翻译、原作、译本功能、读者等的认识不同和译者个人的审美取向、学识修养等的不同又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译者的翻译，译者因此受到来自语内、语外，自身的、外在的等各方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互相作用、互相融合、动态地影响着译者功能的发挥。

    通过对电影《红高粱》字幕的研究，可以看到译者的文化身份使得字幕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文字间的简单转换，更是两个文化层面的交流，这使得蕴藏在译者文化身份中的三个要素都字幕翻译产生影响，即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这同时也使得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影片的译者葛浩文先生虽从小生活在美国，英语作为他的母语，但他对汉语也是非常的精通，是少有的能够熟练对等英汉两种语言的翻译家，同时他对深厚的中国民族文化有着独有的认知观念和视野。因此，葛浩文先生不可避免地以此作为标准对影片的字幕翻译进行权衡，不但力争影视字幕用词上的精准，也要注重译文能否满足译入语观众的期待。影片《红高粱》是以我国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为背景而展开的，但影片没有着重对英雄人物和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进行渲染，而是刻画了历史战争中珍惜自由、反抗压抑的生命激情，其情节奇幻，修辞多样，语言狂欢，充满了丰富而又独特的民俗气息并混合着自由的激情和原始野性与生命力，这都超出海外观众的观赏经验。因此，这要求译者对词语的把握要精准，使用删改、省略、增译等翻译手段使译文结构紧凑，情节连贯，从而呈现出形象生动的字幕语言，使海外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能够体会和理解异域文化，使富有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的文学作品进人海外市场，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结语

    电影《红高粱》以一种更直观、更有效的方式展现了其文学作品的内涵和精华，是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与电影合作的经典之例。影片与小说共通的及独异的文学经验和对译者主体性的彰显的成功海外传播经验，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当代电影对外传播体系的革新与进步，研究高效和完善的本土文化对外接受模式，帮助我们开拓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的新局面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张清华.关于文学性与中国经验的问题—从德国汉学教授顾彬的讲话说开去[J].文艺争鸣，2007（10）：95-98.

    [2]莫言，李锐.“法兰西骑士”归来[EB/OL].（2015-07-05）[2016-06-20]http：/www.cul.sohu.com/20061111/n2463287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