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批评大格局及其与电影实践的良性互动（二）

    三、 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实践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也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20世纪30、80年代，是中国电影批评公认的的两个黄金时代，但与今天相比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因为历史是不会简单重复的。或许现在电影批评不像20世纪80年代跟创作、特别是创作者的关系那么紧密，能够直接对创作产生影响，也没有出现那个时代曾经有过的一言九鼎的批评家。但是，电影批评集合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力量，形成了一种更大的气场和一种新的社会氛围并且对电影实践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在电影批评的影响和促进下，中国电影已经摆脱了转型之初的古装商业大片模式，乃至整个电影产业都发生了有效的扭转。当下中国电影出现的问题不仅在于中国电影产业化处于初级阶段、整个中国电影行业对电影产业化的认识也处于初级阶段，更在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电影产业化改革和发展实践相适应的电影观念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还没有建立起与中国特色电影产业化实践相适应的评估体系，没有形成动态的、科学的评价体系、科学评价机制，对电影产业现状、电影文化现状无法做出比较有说服力的判断。当下中国电影确实存在很多新现象、新的热点问题，过去时代没碰到过，过去批评家也没碰到过。过去的批评家，过去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成果无法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现成的方法和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电影批评有愧于电影创作，但不能把电影创作和生产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电影批评。无论如何，观察、认识和评价中国电影必须有建设性的、善意的思路和态度。但是，观察并且指出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电影批评的全部内容。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要帮助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少走弯路，助推中国电影实现“弯道超车”，必须在准确指出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当下特别需要电影批评在中国电影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中国电影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关键时刻，秉持建设性的思维、态度和方法，有力度、有温度地发出主流的声音，并且不应该有任何的禁区、禁忌。就是说，电影批评只要坚持专业的立场、客观的态度、建设性的思路、具有辩证的方法，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任何形式的禁区设置都不是建设性的思维、态度和方法。现在社会上对电影批评还有很多误区，比如电影市场、电影创作的同质化问题，很多人都归咎于电影批评不作为，很多会议上都把批评的目标对准了电影批评，指责近年的电影批评无所作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因为批评的疆域和影响力是有限的。批评可以提出问题，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毕竟，批评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不能把电影创作、电影市场体系出现的所有问题，统统归结于电影批评的不作为、电影批评的失职。无论是有效推进差异化电影市场体系建设优化电影生态，还是大力推进电影文化体系建设有效解决观众的观影态度和素质问题，都需要整体性的顶层设计，需要整体性的顶层设计下政府的推动和支持。

    确实，相对于中国电影实践的迅猛发展，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的脚步有些沉重和缓慢。比如，创作界从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乃至第六代后以至于无法再分代，随之中国电影进入“无代”，只好用“新生代”统称和表述，而且新生代也已经换了好几拨人了。但是，包括本人在内的所谓第五代批评家依然相当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电影理论批评话语的主流。尽管从事电影理论批评的年轻人很多，但整体性的声音不够响亮，“更新换代”的历史性任务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当下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实践一样，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在更高、更广层面上进行整合，尤其需要结构性的调整以追踪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并发出强有力尤其是有说服力的声音。

    在笔者看来，当下中国电影面临着三大风险。第一，在各种资本、尤其是非专业资本的推动下中国电影有可能出现“发展失控”，有可能出现只注重经济效益、经济价值而忽视社会效益、社会价值的偏颇。第二，资本对创作的绑架有可能使得创作出现某种变形乃至畸形，从而失去艺术创作应有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难以创作出更高质量、更高品质的电影。第三，中国电影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整个中国电影业界缺乏一个对话和沟通的机制，难以达成基本共识乃至有限共识。

    如今中国电影缺乏共识，甚至彼此都没有追求寻求共识的愿望。通过对话一时半会也难以达成共识，但只要愿意相互倾听，愿意坦诚对话，无论如何也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不仅创作者需要在平等坦诚的基础上相互倾听和对话，其他如管理者、投资者、批评者及其相互之间都需要相互倾听和对话。由于缺少相互倾听和对话，对抗性情绪暗流似乎在悄然涌动，甚至出现了某种撕裂的苗头和征兆。有人说，现在电影界由于身份差异、方法论差异，特别是利益诉求差异，几乎很难在一个共享的时空里对话。或许实际情形真的就是这样，但即使如此，哪怕是隔空对话也很有必要，至少可以倾听各方的立场、方法及其利益诉求。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努力创造电影业界交流、沟通、对话的平台和机制，促成电影业界更多、更有效果、有意义的沟通和对话。因为对话本身是现在社会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对话过程或许就能形成很多意想不到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因此，跟过去时代相比，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通过促进电影业界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有效对话从而促进电影产业健康发展，促进中国电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应该而且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面临撕裂、分裂的中国电影业界及其各种现象，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自身的思考应该具有辩证平衡和包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两种对立的现象和评价交织纠结，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本身是否具有包容性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具有包容性才可以让各种声音都有发言的渠道、通道，也才有可能达成某种对话哪怕是隔空对话，即使短时期内达不成共识也可以“求同存异”的方式把分歧摆到桌面上。最重要的，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不能仅仅需要指出问题的存在、问题的所在并且作出客观的评价，更要在对问题进行有效诊断的基础上凝聚更多的智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贡献各自的方法论。前面已经说过，当下中国电影各种新现象、新玩法、新热点可谓是层出不穷，目不暇接乃至眼花缭乱。我们不能简单的停留在现象罗列和梳理上，更应该看到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即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当下中国电影生动复杂、充满变数也充满活力的电影实践也为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发展奠定了“实践性”基础。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需要在中国电影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中提炼出富有说服力和生命活力的理论话语，勇于理论创新，并且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有效互动和联动。总之，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必须更加紧密地追踪电影实践，聚焦新的电影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辩证、平衡和包容性的理论思考，并且最终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这是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在当前特别需要关注和调整的，也是电影批评自身能否与时俱进并且得以现代化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事实上，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需要相互倾听和对话：2015年12月17日下午，在尹力导演的主持下，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年度青年导演峰会在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举行。参加峰会的青年导演秉持着不同的电影艺术理念、艺术追求，分别拍摄了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电影。在讨论和对话中，青年导演们都有着基于自己艺术理念的坚持，但同时也都愿意倾听他者的意见，表现出了应有的宽容和包容。在笔者看来，这应该是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尤其是中国电影批评应有的一种态度和境界。事实上，无论是拍摄偏大众化的商业类型电影，还是拍摄偏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并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不过前提必须有基本的艺术诚意和专业的艺术态度。①如今中国社会缺乏共识，中国电影更是缺乏共识。虽然通过对话一时半会也难以达成共识，但只要愿意相互倾听，愿意坦诚对话，无论如何也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不仅创作者需要在平等坦诚的基础上相互倾听和对话，其他如管理者、投资者、批评者及其相互之间都需要相互倾听和对话。

    有调查显示，中国主流商业院线核心电影观众群的平均年龄是21.5岁，也有调查说，18岁至30岁的电影观众占中国影院观众群的63.5%。当下中国电影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观众的变化、观众群体的变化，观众群体的更新换代。三四线城市新兴观众群体也就是“小镇青年”成为中国电影新的增长点。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电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电影创作如何来应对这种挑战？电影批评如何来应对这种挑战？众多更为年轻的导演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样一种观众群体的结构性变化，所以他们更愿意用更加通俗化、商业化的姿态来面对观众群体的结构性变化以争取更多的观众。②中央最近反复强调“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新的理念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而电影业界特别是电影批评对“供给侧改革”的认识和理解还不是很到位。当下中国电影的需求很旺盛，几乎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中国电影需求的空前旺盛，其实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而放大的一种“口红效应”。但是，即使是空前高涨的电影需求，最终还是依靠优质的产品、优质的供给来保障，用优质的产品、优质的供给创造更多的观影需求。

    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是一种与好莱坞电影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关系，并且伴随始终。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关系，在最大程度上就是与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关系。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批评家甚至是以国外、尤其是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差评”作为立论的依据和根据，对中国电影面临的具体问题、发展困境不去进行深入分析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思路和对策，无意中成为了好莱坞“传声筒”。而好莱坞贬损中国电影的内在目的无非是引导中国观众都去看好莱坞电影而已，从而到达他们处心积虑占领中国电影市场的企图，因为中国电影市场对于好莱坞来说就是一座最后的“金矿”。数据显示，在全球电影总票房排行榜上，排在前20位的影片全是美国各大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好莱坞大片，众多好莱坞大片海外票房均超过50%，大多超过了60%。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好莱坞不仅以“异形”和“虚拟现实”的电影引发了空间观念的革命与电影叙事的空间革命，而且以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海外票房成就和维持着一个覆盖全球、党同伐异的影业帝国。这必然是一个文化同质化的过程，是一个好莱坞电影特别是好莱坞大片潜移默化影响全球文化的过程。按照麦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观点，国家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可以想见的结果是，某一个国家一枝独秀地主宰了权力，并在它扩张性的国家形成过程中力图发展出一个全球共同的文化。[23]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警惕，有所反思，并且寻找有效的对策。尽管目前看中国电影市场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情况比较乐观，但即将到来的2017年仍然是中国电影的大考乃至大限。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需要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迅速做大做强电影市场，特别是迅速增强中国电影的市场竞争力，取得与好莱坞电影长期博弈的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临极其艰难的转型，需要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国家支柱型产业，并且引领和推动经济转型。而电影作为最具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文化创意产业，或许更应该发挥先导性、引领性、示范性作用。事实上，在国家战略层面，电影不仅仅是电影，貌似还担负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如国家文化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除此之外，资本、跨界、新力量、题材开放和类型拓展，以及互联网背景下中国电影发展模式、路径、方法的创新，一个也不能少。

    电影对于国民经济转型及其增长的推动、贡献，也远远超越了票房乃至单纯经济效应的边界。而在大国博弈、现代文明竞争乃至构建新的世界秩序过程中，电影所能发挥的软力量都是别的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因此，我们除了对电影本体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细化之外，在某种意义上恐怕还要超越电影。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起更具有包容性、前瞻性、科学性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可以说，我们对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的认识、理解和阐释依然在路上。事实上，中国电影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那就是应该关注从单纯票房的高速增长过渡到中国电影全面质量和效益的增长上。优化电影生态，提高电影品质，推出一批有情怀、有境界、有经典气质的电影无疑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对于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而言，如果说10年前关注电影产业研究具有开拓性、先锋性的话，那么今天重新回到电影美学的分析和研究则符合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的辩证法。如果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能够对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潮流和趋势作出战略性、前瞻性的研判，那对于中国电影而言真正是善莫大焉。遗憾的是，不少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依然只是聚焦于票房等产业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电影理论批评应该有的高度和深度，失去了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应该有的品质和规范，也失去了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应该发挥的引领、引导作用。中国电影需要清醒和调整，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更需要清醒和调整。

    毫无疑问，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是对中国电影的思考、讨论和阐释。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一样，走过了一条有自身内涵丰富并且有其本质规定性的道路。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也应该从中国电影传统，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美学传统中来汲取更多的营养，无论是概念的打造，还是方法论的借鉴和使用。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特别是中国电影实践是紧急捆绑在一起的，是依托于中国电影实践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的立足点、核心竞争力在于——中国电影批评一方面在第一时间密切追踪中国电影实践，另一方面又借助于理论武器和思考前瞻性的先于中国电影实践提出问题，确立方向，在相互支撑中实现有效互动，实现双赢。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电影现象是最复杂、最生动也是最具有活力的；这种最复杂、最生动也最有活力的电影实践，为电影理论批评的发展、为构建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提供了、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基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当前中国电影的丰富实践中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话语体系，建构电影理论的中国学派，形成建立在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基础上的科学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可以说，时代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历史契机，理应产生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产生电影理论批评大师级人物。”[24]电影批评无疑是一种融汇情感与智慧的审美活动，“电影评论同时也是孕育创作人才或研究学者的温床，过去产生过伟大的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和成就斐然的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现在与将来也正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人”。[25]

    参考文献：

    [23]（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M].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4-125.

    [24]饶曙光.建构电影批评的中国学派[J].电影新作，2015（5）.

    [25]杨远婴.当下电影批评的格局与再建构[J].当代电影，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