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喜剧真人秀栏目之“谐”
邵泽宇
【摘 要】2004年以来，随着《超级女声》在全国范围内的走红，各种真人秀节目层出不穷。2012年首季《中国好声音》的播出，又将这种选秀节目推向高潮。2013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加强版限娱令”，明确要求各卫视上星频道减少唱歌类节目的比重。电视喜剧真人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其中表现出的“谐趣”，则是电视喜剧真人秀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谐趣；电视喜剧真人秀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3-0144-02
德国近代著名美学家康德最早揭示出谐谑与自由的审美联系，他主要把笑看做一种“形式表象”的自由游戏。康德认为，谐谑是从观念的游戏开始的，“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其代表作《诗论》一书中认为，所谓的谐趣是指：“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做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从朱先生的定义可以看出，谐趣有几层内涵：谐趣来源于“游戏的态度”；谐趣的对象是“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谐趣产生美感，这种美感具有普遍性。电视喜剧真人秀自诞生之时就天然地被赋予了“谐”这一美学特征和功能，使其能做到雅俗共赏，这也是此种栏目维持较高收视率的原因之一。喜剧真人秀对于“谐”的运用，归根到底是要追求一种“笑果”。
一、电视喜剧真人秀之谐——游戏的态度
谐谑和笑作为诸观念的形式表象的自由游戏，主要在心理——生理层面上调节平衡生命肌体的运动而促进人的健康，使精神成为肉体的医疗者。在古代社会中，“优”是一个重要的官职，他们即以“谐”为职业，这些人经常跟在君王后面，趁机会开玩笑，常常利用笑话和玩笑，讽刺君主为人处世的的行为，或提出不满，即“美刺讽谏”，而一国之君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般不会追究优的责任。在康德看来，“谐谑”尽管属于“快适的艺术”，也仍然可以在其自由游戏中，通过展露人的善良天性而体现美。游戏是人类的天性，席勒和斯宾塞更是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喜剧真人秀本身就是一场游戏，它的游戏性体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
从形式上来看，喜剧真人秀本身是一场游戏。索绪尔将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认为语言是各种规则和制度，而言语则是具体的行为。《道德经》指出：“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种“有无相生”的思想贯穿了喜剧真人秀栏目的始终。《我为喜剧狂》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初赛中，选手表演之前要播放一段VCR并且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三位导师根据选手的表演进行选择。复赛阶段，每组导师的学员会进行一场组内车轮大战，留下的学员将晋级决赛。游戏规则为栏目的制作和播出以及选手的表现设置了框架，给予选手充分的发挥空间，在这一空间内，选手可以任意发挥，各显其能，使“剩余精力”得到充分发挥。至于胜利或是失败已不重要，正如康德所说，它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没有功利的目标。
从内容上来看，选手的每个节目都是一场游戏。康德认为，在谐谑的游戏中，存在着一种假装“天真”的“伪装术”：它以“天真”的美丽“幻相”示人，让人领略到那“根本不曾料到会遇见的”“未被败坏的无辜的天性”，随后又突然使之“转变为虚无”，“就好像露出了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促狭鬼一样，这就产生了我们内心朝两个对立的方向的连续不断的运动，同时就使身体也有益于健康地抖动起来。”《我为喜剧狂》第二季的内容可谓是丰富多彩，学员扮演的角色如新婚夫妇、健身教练、小丑、大爷大妈、古代将军等等都是对“伪装”技巧的使用，一位擅于扮演后宫妃子的男性学员通过精湛的表演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体验派”表演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演员表演时必须充分揣摩角色人物的心理，进入人物的内心深处，与整个戏剧环境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天真”的“伪装术”，在“伪装”的过程中不露一丝痕迹，满足观众“窥视”他人生活的欲望。生活与舞台的不同表现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是制造谐趣的手段之一。真正的喜剧大师在生活中是沉默寡言的，正如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的郭德纲而言：“在生活中我是个很内向的人。”
二、电视喜剧真人秀之谐——“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
朱光潜先生认为：“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也不能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节目的谐趣主要产生于“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我为喜剧狂》栏目的导师团队由郭德纲、英达、谢娜组成，导演将三位导师的个性与栏目的整体性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提升了栏目的趣味和看点。郭德纲经常拿英达开涮，比如郭德纲说：“看到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元帅”，英达问：“什么元帅？”郭德纲回答：“天蓬元帅”，意思是英达太胖了。在某期节目中，英达身穿一件绿色的马甲，郭德纲调侃英达是“忍者神龟”。当然，郭德纲因个头和长相的问题也经常招致其他两位导师和学员的调侃，并且常常自嘲是巨人——“锯了腿的人”，他的徒弟在节目中则调侃他“就算去整容了，也不见得会好看到哪儿去”。类似于这种对话在学员的节目中比比皆是，故不赘言。
亚里士多德从模拟说出发，认为喜剧反映生活的客观对象，提出“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模仿”，并指出了喜剧与生活中的丑的联系。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比较坏的人”可以指品格有问题的人。某期节目中，郭德纲调侃某人时说：“出门不捡钱就算丢”，极尽形象地道出了此人吝啬爱财的德行。
电视喜剧真人秀中，由“人事的乖讹”所产生的谐趣充分表现出“寓庄于谐”的喜剧特征。“庄”指喜剧的主题思想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艺术家创作喜剧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谐”指主题思想的表现形式是诙谐可笑的，喜剧要引发欣赏者的笑声，使人们在笑声中受到启迪、教育和获得精神享受。在喜剧节目中，这种乖讹通常是通过喜剧冲突展现出来的。《欢乐喜剧人》第一季中，贾玲出演的小品《花木兰》，一经播出便引来巨大争议，河南商丘虞城县的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更是要求贾玲本人及栏目组公开道歉。将这一争执搁置一边，就节目本身而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寓庄于谐”的例子。故事讲述的是“吃货”花木兰受父亲逼迫不情愿地替父从军，最终立下汗马功劳，荣归故里，已经去世的父亲留下一封信，上面说村里的恶霸要娶花木兰，而他爹以替父从军的手段使木兰逃过一劫，阴差阳错地使花木兰成为了英雄，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这出小品打破了以往塑造的花木兰威武高大、庄重肃穆的形象，而是以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让观众从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现场许多观众留下了泪水。宋小宝和贾玲分别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表演的《看病》《喜剧啊喜剧》也使用了这种手法，在笑与泪中体会人生的真谛，“笑着笑着就哭了”，使得观众在观看的同时领悟人生的真谛，产生“寓教于乐”的效果。
总之，寓庄于谐就是指用诙谐可笑的形式表现生活的深刻本质。在喜剧中，“庄”与“谐”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反映生活深刻本质的内容和思想，喜剧就失去了灵魂；没有诙谐可笑的形式，喜剧也不能成为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真正喜剧。
三、电视喜剧真人秀之谐——谐趣的普遍性
“谐”的需要是普遍的，富有社会性。《文心雕龙》中说：“谐之言皆也，词浅会俗，皆悦笑也。”任何擅于“谐”的人都会受到别人的欢迎。“对于命运开玩笑”，谐是“一种循逃，也是一种征服”，高雅者与粗俗者皆喜欢“谐”这一形式，通过“开玩笑”使得原本紧张的事情或气氛得到缓解，起到传染感情、增进人际交往的作用，是生活的润滑剂。
电视喜剧真人秀已经成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栏目形式。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受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快乐。游戏的态度是电视喜剧真人秀必不可少的精神，也是现实人生所需要的。一句幽默的话反映的是人对于生活的理解和人的聪明智慧。这种智慧能使我们与他人和谐相处，解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电视喜剧真人秀使我们减轻自身的压力，缓解心灵的痛苦，提高自身的精神生活质量。许多哲学家给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说人是能笑的动物。为了使“能笑的动物”找到一个笑的理由，人们就在艺术中加进了谐的成分，如今，广大电视工作者又将这一成分成功地运用到喜剧真人秀之中。在欣赏节目的同时为受众在烦闷的现实人生中掘出一个口子，让新鲜的空气透进来，让生活的暗夜里升起一轮希望的月亮。“能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引用郭德纲经常说的一句话：“听了我的相声，让观众们能在我的表演中开心俩小时，心情愉快，不打架，回家睡个好觉，第二天高高兴兴精精神神地上班，也算是郭德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的贡献。”这也是电视喜剧真人秀应该做出的贡献。
四、总结
由此看来，谐谑或玩笑作为自由的游戏，不仅能够促进人的健康，还可以滋养心灵。但是电视喜剧真人秀在“谐”的同时也要自觉预防和抵制“三俗”问题的出现。康德在肯定谐趣“属于精神的独创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指出“谐”这种能力具有“好的意义”与“坏的意义”。在“好的意义”上，能够使自己置身于一种内心气质中，并按照内心情绪的“某些理性原则来评判”，进而达到“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标准，而“在坏的意义上”，“不由自主地”屈从于任情使性的变化，就成了“性情乖张”。因此他提出谐谑游戏中的自由不可失去理性的规约，不能超出人类道德的底线。这对于警示喜剧艺术创作中某些庸俗无聊的搞笑，确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电视喜剧真人秀栏目应从制作者、传播者和受众三方面共同抵制“三俗”，制作幽默搞笑节目的同时，净化荧屏空间，使得喜剧真人秀栏目能够不断地满足大众对于“笑”的需求，丰富受众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诗论[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1.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修倜.喜剧美学：从“表象自由”到“人性自由”——由康德到席勒的理论推进[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