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影片《我的1919》在思政课堂教育中的应用
金波
思想政治教育是是特定的社会组织或群体为了对特定对象进行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愈加丰富，多元文化载体的运用也愈加广泛。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较深关注。
本文以电影《我的1919》为例，阐述应用电影赏析等手段在思想品德培养以及世界观、价值观等认识能力提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 主旋律电影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
主旋律电影是中国电影独有的艺术类型，其运用鼓舞和激励的影像风格，传播主流历史认知、宣传深厚思想内涵、营造烘托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具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的职能。尤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由于通过影像方式进行内容传播，通过视觉造型将艺术还原为真实，运用声音、色彩、画面、蒙太奇等表现手段将人物塑造和叙事内容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具有极强的视听性和逼真性，因此有较高的传播效率和审美教育意义。
主旋律电影在思政教育中，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在教育对象群体中传播正确的历史认知。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的海量信息、匿名性和高度互动等特征，导致信息的“把关”环节减少，信息良莠不齐、真假莫辨，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意见领袖，甚至披裹伪善的外表，借助传播流的影响流效应，对受众进行煽动和分裂。大众受此影响，加之互联网思维的猎奇、个性化特征，使之价值观倾向易受引导，对主流思想、言论和权威产生刻板性抵抗。主旋律电影的事实材料的影像化重写或还原，是对事实信息的一次真实把关，有助于受众群体正确的认识史实事件。尤其对受网络文化影响较深、历史记忆呈“碎片化”“离散化”状态的青少年而言，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光辉灿烂或可歌可泣的事件的史诗化、细节化和高亮度呈现，有助于建构社会认同的集体记忆。如《大决战》《南昌起义》《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优秀主旋律电影，对大众群体对社会、历史等的认知有较强的传播意义。二是在教育对象群体中传播深厚思想内涵。受工业化社会在流行文化中引起的“快餐文化”影响，大众文化目前正遭受低俗化、浅表化的影响，网络文化的催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影响的扩散速度与广度。流行文化圈中充斥着低俗的文化作品。主旋律电影借助优美的叙事节奏和影像风格，将深刻的思想内涵、文化道德等主流价值观进行优美和通俗的解读与传播，有利于提升大众的道德、情感价值观，增强生活与审美情趣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与拥护，进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大众的行为方式。如电影《任长霞》《生死牛玉儒》《集结号》等电影，把对高尚品德、政治觉悟等主流价值观的歌颂通过对英烈模范的成功刻画进行了有效的传播。
二、 影片《我的1919》的主要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在主旋律电影生产和传播方式的转型期，受电影市场化影响，主旋律电影正经受从教导式的刻板教条到平民视角的优美叙事转变。一部尊重市场规律而生产的优秀主旋律电影，由于对于艺术形象的高度概括与精致塑造，对故事内容的精巧叙事以及对电影本身的有效宣传，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而摄制于10余年前的《我的1919》，就是这样一部兼具传播正确历史认知和深刻思想内涵的主旋律电影。
影片背景设定在1919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大战时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时任驻美公使、全权代表顾维钧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和会。然而，在和平会议期间，欧美各国以及日本等列强意欲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不仅中国代表团人数遭到削减、更荒诞的是和会完全无视公理，居然把战败国德国此前攫取的中国山东的权益转给了日本，而腐败的北洋政府居然要求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签字。消息传回国内，国内立刻燃烧起熊熊烈火，“五四运动”迅即爆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由此揭幕。正是由于国内以学生为先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和海外广大华侨的强烈反对，和会上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代表团成员凭着爱国良知和外交智慧，顶住压力，在会议上慷慨陈词，驳斥日方无理要求，断然拒绝签字，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向列强说“不”。影片便是以沉重的笔锋，拨开历史尘封，重现了1919年的这段史实。
这是一部处在转型期的主旋律电影，导演黄健中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处进行了细致打磨，使这部电影不仅在主题上立意高远，更能以故事感染人，以人物感染人，以细节打动人，用润物细无声的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精妙的叙事手法，传播正确历史认知
影片的主旨是再现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的真实历史及五四运动的爆发过程，但并不通过传统的宏大叙事手段，而是通过中国政府参加“和会”的代表顾维钧回顾历史的视角来条分缕析历史。由于从个人的视角来回顾历史，使故事的表述更为“私人化”，即通过透露出作者的思想、观念、情感甚至幻想，使历史的还原更加饱满也更丰富。影片通过回顾顾维钧出席巴黎和会的前后历程以及在出席巴黎和会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那场波谲云诡的会议。也正是通过顾维钧这个巴黎和会期间核心人物的个人回顾，也使历史的还原（包括当时因为这段历史社会各阶层心态的改变）保有了最真实的颜色。而通过叙述肖克俭等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又把和会期间国内风云激荡的政治形势进行了精妙的构述，最后通过掀起影片的高潮，把当年国内外发生的真实史实进行了层次清晰的叙述，达到了影片的传播目的。而这种叙事手法，使受众在随顾维钧的一同回忆中，成功的认知了历史。
（二）利用成功的人物刻画，突出正面形象
顾维钧的形象是这部影片的关键所在。影片中，着重刻画了顾维钧在大义面前绝不低头的伟大外交家气概。而这种气概，在辩论会上他的的慷慨陈词中得到了强烈的展现。1919年1月27日，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首先声明，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均须无条件让予日本，并公布了英、法、俄、意四国承诺日本要求的密约，他毫不客气地讽刺日本是捡个钱包把钱拿走还给主人一个空钱包，愤然离席；而面对日本代表所提出的“中国在战争中未出‘一兵一卒的谬论，顾维钧顶住国内政府的压力，从容不迫地拿出了一战中外国记者拍摄的在法国的华工墓地照片，用铁的事实说明，一件件照片就是一滴滴中国人在战争中牺牲的血泪，证明了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的付出；其中，顾维钧用理智却不失激昂的话语阐述的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立场“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如同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掷地有声，成功地展现了一个弱国外交官的个人抗争，更由他的表述，代表了压抑已久的整个中华民族愤怒的爆发。而他精彩辩论后，当时与会代表的掌声雷动，侧录了辩论的成功，更成功营造了在不屈的抗争中怒吼的气氛。这种气概，在影片中从一而终地在顾维钧的人物塑造中得到体现，为此剧中围绕他设置了诸多场冲突，也因此更加突出了顾维钧本人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主人公形象的成功设置，不仅让观众对“顾维钧”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了深刻记忆，更加通过这个特色鲜明的人物形象实现了主旋律电影通过塑造人物传播深刻思想内涵的目的。事实上，影片中顾维钧每一次慷慨激昂的陈词演说，每一次深陷矛盾的思想波动，都令观众为之动容，为一部影片的成功传播，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记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利用细节描绘，传播高尚的爱国情操
影片为之动容的还有体现爱国情操的描绘。而这种描绘不是浮光掠影式的隔靴搔痒，而是一处处细节的精心雕刻，影片群像式的刻画了国内愤怒呼号的中国群众，在巴黎和警察搏斗的中国工人、华侨和留学生……而对肖克俭的几处细节描述，更把一位在小爱面前选择了大爱的爱国青年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在他牺牲前留给自己妻子的字条中只简单地写下了一句：“梅，回祖国去吧，那里正在燃烧！”没有儿女情长，没有缠绵悱恻，有的只是国家大事的殷殷嘱托，在朴素话语中流露出的对妻儿的不舍和对家国的希望，使肖克俭的形象跃然纸上，也使这一典型人物成为当时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奔走呼号的进步青年的代表，再现了那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从细节处出发对爱国情操的渲染，使影片成功地向观影人群传播了爱国情操，主旋律电影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得到彰显。
由于《我的1919》在传播正确历史认知和深刻思想内涵上的突出作用，该片在在思政课堂教育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思政教育课堂中，该片主要通过电影赏析的这一形式在思政课堂上进行应用。思政教育者结合欣赏理论对《我的1919》的深刻思想内涵加以引导传播，使受教育者群体对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能有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在《我的1919》中，思政教育者通过对电影情节的预告，首先引导受教育群体了解影片所处历史环境。重点在电影放映过程中，与受教育群体进行紧密互动，提醒注意对叙事手法、人物刻画和细节描述等的了解与欣赏，从而产生共鸣，加强受教育群体对认知历史、提升道德品质，凝聚爱国情操。
实际上，我国的主旋律电影在思政课堂教育中的应用基本都通过电影赏析形式进行。电影赏析寓教育于赏析中，通过对主旋律电影的赏析，一方面使受教育群体加深审美感性认识和审美体验，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另一方面促使受教育群体加强对文化、道德、情感的辨析，助其远离低俗文化、加深民族认同、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从而自觉地选择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影片，并且在欣赏中不断提高审美欣赏水平，更在思想言行上不断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体现出较深的政治觉悟和较高的道德水平。
结语
总之，由于视听性和逼真性等特征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主旋律电影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载体。优秀的主旋律电影，既能传播正确历史认知，也能对深刻思想内涵的进行传递。电影赏析是主旋律电影在思政课堂中的主要应用，通过思政教育者对电影主要内容和表现手法的的引导欣赏，使主旋律电影的思政传播目的得以实现，并使受教育群体不断提高审美欣赏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