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老师，更是朋友
郑保卫
项德生老师既是我尊敬的老师，更是我知心的朋友。从196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本科时他担任我们班辅导员，到如今我们的交往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庆贺他80寿辰之际，回顾我们之间几十年的师生情缘，不禁思绪万千……
一、跟学生“没大没小”的老师
1964年，我从福建龙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年后，人大新闻系受新华社的委托，决定组建新中国第一个新闻摄影专业。当时，系领导从1964级的52名学生中选了20名同学成立新闻摄影专业，我也名列其中。项德生老师是1965年底接替孙锋老师，担任我们新闻摄影专业第二任政治辅导员的。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跟我们见面，正好赶上我们班要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完成户外摄影作业。那天天下着雪，他跟我们一路走、一路交流，给我们的感觉是，特别好接近。
第二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便脱离了原先的正常轨道。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今后该怎么办，好像也已经顾不上考虑这些，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
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像一把火点燃并催生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革命”激情。出于对党和领袖的热爱，大家似乎都“毫不犹豫”地跟着报纸和广播的宣传走，参加红卫兵、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搞大串联……
随着运动的深入，学生和老师们中间开始出现观点分歧，随着分歧的加深，紧接着便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当时，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就分成了“人大三红”和“新人大”两派，相互间把对方视作“敌人”，开始了唇枪舌剑。然而，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全班20个同学，加上项老师21个人，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也有不同认识，但却始终没有分派，这在当时全国高校是极为罕见的。为此，学校还把我们班树为全校“革命大联合”的典型，我们的班长徐光春还到学校去介绍“大联合”的经验。
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项老师的工作有着密切关系。那时，他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分析形势、讨论问题，及时统一认识、消除分歧，尽可能地把大家聚在一起，维护班集体的团结。
出生于1938年的项老师比我年长7岁，当时他还不到30岁，应该说和我们的年龄相差无几。他与我们之间虽然是师生，其实更像是兄弟和朋友。大家成天在一起，没大没小的。我们称呼他“老项”，他则亲切地以小宋（宋汉炎）、小苏（苏成雪）等称呼同学。有趣的是，当时同学们称班上几个从部队来的年龄稍大点的同学为“老方”（方瑞祥）、“老刘”（刘俊生），他也跟着这么叫。他还会常常跟我们“耍贫嘴”、说笑话，相互间绝对地“平等”，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藏族同学周明清①，在他面前也会无拘无束地开玩笑。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后来。
1969年，项老师调离学校前往南方工作，临行前同学们都恋恋不舍。當时因为备战②需要，我们正在北京市海淀区的苏家坨农村劳动，同学们都来欢送他。大家相约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倾心交谈，相互勉励，难舍难分，那种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一个大学老师能够如此融入学生之中，大家把他当朋友，甚至当亲人，这种友情是长期培育的结果，更是项老师人格魅力的体现。
二、做学问执着严谨的学者
1969年跟项老师分手后，我们各奔东西，从此失去了音讯。1970年我从人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连当了中学教师，而且一干就是8年。直到1978年我参加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考试，并且荣幸地被录取，成为人大复校后招收的首届研究生，10月份回到北京读书之后，才有机会重新开始了同项老师的交往。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期间，项老师回过人大，见面后，我才知道他离开我们后入伍到了广州军区政治部，之后，他转业到河南许昌市委党校当了教师。1980年，我跟着我的研究生导师甘惜分教授到兰州参加学术会议，会上遇到了郑州大学中文系的刘敏言老师，他当时是新闻学专业的负责人。在交谈中，我向他推荐了项老师，希望他能够帮助项老师重返新闻教育岗位。刘老师很帮忙，后来项老师总算调入了郑州大学新闻系。
项老师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新闻讲台，成了大学新闻学专业的教师，这让我非常高兴。特别巧，我研究生毕业后也到高校当了新闻学专业的老师，从此，我和项老师成了同行，我们之间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研究生毕业后，我先后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中国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这期间跟项老师有很多学术上的交往与合作。项老师作为一个新闻学者，求学之执着、治学之严谨、思想之开放、思维之缜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项老师在郑大新闻系主攻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都主要在这一领域，这与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我认为，他在新闻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最早提出了研究新闻理论首先要解决对新闻学研究逻辑起点的认识问题，并且明确指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信息。后来，他还专门撰写了《试论理论新闻学的逻辑起点》一文，此文在新闻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甘惜分评价说：“此文是近年来新闻学研究的硕果之一，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项老师认为，我们常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以为“事实”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不然，新闻学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关于某一事实的“信息”。他说，马克思写《资本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但他是把“商品”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因此，我们研究新闻学也应该把“信息”作为逻辑起点。他还以此为依据，并且吸收了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的提法，把“新闻是及时公开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作为他参加编写的20所新闻院校合编教材《当代新闻学》一书中的新闻的定义。
项老师是我国新闻界最早研究信息理论并将信息理论引入新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这是他对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项老师总是喜欢学习新理论，研究新问题，琢磨新观点。他很早就采用系统论原理研究新闻学，撰写了《试论新闻学系统的开放性》；他早就开始研究信息和舆论的关系，撰写了《舆论与信息》一书，并组建了“郑州大学新闻与舆论研究所”，自己亲自兼任所长。此举在当时是具有示范和领先意义的，这说明了项老师在学术上的敏锐性和判断力。
项老师也是国内较早研究传播学的学者之一。他主张新闻学应该学习、吸收和借鉴传播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对采取闭关自守态度对待传播学的做法提出批判。但是他又坚决反对用传播学来否定新闻学的做法。他指出，我们虽然肯定大众传播学对传统新闻学是一个突破，但不能同意用大众传播学来取代和包容新闻学。
他说，新闻学研究的只是新闻信息传播，传播学研究的却是一切信息传递形式。相对而言，前者揭示的是具体规律，后者揭示的是一般规律。二者的原则界限不可抹煞。如同哲学不能取代部门科学，一般美学不能取代文艺理论一样，传播学既不能取代，也不能包容新闻学。若说“包容”，倒是个别包容一般，而不是一般包容个别。大众传播学的出现，没有具体解决新闻学发展中应当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当代新闻学有着自己开拓进取的广阔天地。
他知道这些年我在抨击“新闻无学论”思潮、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方面做了些工作，在新闻界被称作是“保卫新闻学学者”，他对我说，他也是始终在维护新闻学的学者。
这次为庆贺项老师80诞辰，我们想给他出本论文集，他忙活了很长时间，在师母郭秀娥老师的帮助下，整理出了一部书稿，他自己起的书名是《仅仅是起点》。我说，你都80岁了，而且在学术界也算是功成名就了，怎么还“起点”？他说，他今后还要学习和思考，学术研究永远有新起点，永远都在路上。正如他在论文集的后记中所说的，出书“主要不是为了纪念过去，而是为了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他的这本论文集，是他多年来勤奋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结晶。全书30多万字，形式和体裁包括论文、随笔、漫谈、回忆录等，内容涉及新闻理论、新闻实务、新闻教育、新闻改革等，反映了他对那些年新闻界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深刻思考，体现了他研究与思考问题的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
在与项老师的学术交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共同编写全国自学考试新闻理论统编教材的一些事。
1999年，教育部要启动全国自学考试新闻理论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主管部门把编写《新闻学概论》的任务交给了项老师。他找到我，希望我能跟他一道来编写这本教材。我当时在新华社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理论课，而且正在写我的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新闻学导论》，对新闻理论教材编写有些自己的思考，再说是自己的老师让我配合他工作，于是，我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同项老师开始了后来才知道工作难度不小的编写任务。
之所以说“难”，是因为这种统编考试用教材的编写要求高而且严，不大好掌握。比如，教材面对的是专升本考生，因此不能把用于本科生的教材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总之，内容不能太深，难度不能太大。另外，书中要设置思考题，还要附有考试例题，而且要严格符合国家考试规范。
我们接受任务后，或集中或独自进行写作，始终密切配合。我和项老师之间的分工是他写前半部分的新闻学原理部分，我写后半部分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及要求部分。统稿时，我们在一起从头开始，一章一章地往下顺。那时我们常常会为一个概念，或某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退让。但无论怎么争论，最后总能取得共识，达成一致。因为我们始终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统领，而且都会以维护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基本观点为旨归。
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我们都会反复讨论，力求达成一致。例如在谈到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界限与区别时，我们都毫不含糊地坚守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再如，对争论多年的党性人民性关系问题，我们都明确地坚持党性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制定的一些新闻政策和毛主席阐发的一些新闻观点，我们都会有理有据地作实事求是的阐释，并尽可能加入一些能够反映新的时代特征、体现最新研究成果的内容。正因为这样，可以说这本书成为我们当时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框架，作最初尝试所形成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此书2000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几次重印，总发行量应超过10万册。这也就是说，购买和使用此书的全国新闻学专业的专升本考生，都是通过这本书来学习和认识新闻学的。这也算是我们师生两人，为我国新闻教育作的一点贡献。
三、办教育倾心投入的教授
项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初调入郑州大学新闻系工作，几十年来，经历了郑大新闻系从白手起家、艰难起步到筚路蓝缕不断发展的整个过程。特别是他从1985年开始担任系领导，1991年主持新闻系全面工作，对郑大新闻系的发展可谓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项老师是个对工作充满激情，而且倾心投入的人。他到郑大新闻系后特别是担任了新闻系领导之后，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院建设和学科发展上。他对郑大新闻系作为一个新建院系如何准确定位、如何扬长避短、如何体现特色等，都有深入的思考和周密的部署，并带领大家踏踏实实地从头做起，打牢基础，稳步前进。
项老师待人热情、为人谦和，很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他都倾注真情、热心相助。正是这种情怀和品质，他把全系师生员工凝聚在一起，齐心协力为新闻系的发展共同奋斗，带出了一支有激情、肯吃苦、有能力的队伍，为郑大新闻系初创时期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同时也为了推动学科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项老师把郑大新闻系申报新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作为新闻系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他在练好内功、做好自己系专业建设的基础上，虚心向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老牌新闻系学习取经，同时主动向方汉奇老师等老专家虚心求教。
功夫不负有心人，郑大新闻系终于在1994年获得了硕士学位授权点。当时全国新闻院系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的仅有十几家，这显示出了郑大新闻系的实力。可以说，项老师为郑大新闻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引领郑大新闻系迈上第一个发展高台的功臣。
1994年，郑大新闻系为建系10周年举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庆祝会。项老师盛情邀请甘惜分、方汉奇、丁淦林、赵玉明等几位我国新闻教育界的老前辈出席会议。当时，全国各新闻院系都派出代表前来祝贺，可谓盛况空前。很荣幸，我当时作为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也受邀出席了庆典活动。项老师安排我代表参加会议的兄弟院校在大会上致辞。我看到项老师领导的郑大新闻系，在短短十年间所取得的成绩和所获得的发展，打心眼里为他高兴。我在致辞中说，郑大新闻系在项老师带领下所取得的成绩，不仅代表着郑大新闻系的发展，同时也是近些年来我国新闻教育飞速发展的缩影。我还说，看到郑大新闻系有那么多意气风发的年轻老师，我想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會更加光明远大。
项老师在艰难的创业环境中，带领郑大新闻系师生员工所付出的辛劳，所留下的足迹，所创造的业绩，在郑大新闻系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今天庆贺项老师80寿辰所应铭记的。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已进入了新时代。项老师虽退休多年，但他始终还在不断学习，努力进取。他说，绝不能让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时代潮流。我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谈到了“四个自信”问题，他说：“中国的新闻学也应当有自己的理论自信。我们一代代人要齐心协力，发挥自己的智慧与才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美好的未来继续奋斗。”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项老师虽已年过八旬，但却始终坚持在学术之路上不断求索，为年青一代新闻学者和新闻院系师生树立了标杆。在庆贺项老师80寿辰的时候，作为学生，我衷心祝愿他心情愉快，健康长寿，今后，在新闻学术之路上同年轻人一道继续携手前行！
注释：
①周明清毕业后回到家乡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担任了副州长，后遭遇车祸不幸殉职。
②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为了防备战争，中央决定疏散城市人口，我们中国人民大学被安排到了海淀区苏家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兼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
编校：董方晓
项德生老师既是我尊敬的老师，更是我知心的朋友。从196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本科时他担任我们班辅导员，到如今我们的交往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庆贺他80寿辰之际，回顾我们之间几十年的师生情缘，不禁思绪万千……
一、跟学生“没大没小”的老师
1964年，我从福建龙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年后，人大新闻系受新华社的委托，决定组建新中国第一个新闻摄影专业。当时，系领导从1964级的52名学生中选了20名同学成立新闻摄影专业，我也名列其中。项德生老师是1965年底接替孙锋老师，担任我们新闻摄影专业第二任政治辅导员的。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跟我们见面，正好赶上我们班要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完成户外摄影作业。那天天下着雪，他跟我们一路走、一路交流，给我们的感觉是，特别好接近。
第二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便脱离了原先的正常轨道。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今后该怎么办，好像也已经顾不上考虑这些，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
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像一把火点燃并催生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革命”激情。出于对党和领袖的热爱，大家似乎都“毫不犹豫”地跟着报纸和广播的宣传走，参加红卫兵、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搞大串联……
随着运动的深入，学生和老师们中间开始出现观点分歧，随着分歧的加深，紧接着便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当时，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就分成了“人大三红”和“新人大”两派，相互间把对方视作“敌人”，开始了唇枪舌剑。然而，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全班20个同学，加上项老师21个人，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也有不同认识，但却始终没有分派，这在当时全国高校是极为罕见的。为此，学校还把我们班树为全校“革命大联合”的典型，我们的班长徐光春还到学校去介绍“大联合”的经验。
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项老师的工作有着密切关系。那时，他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分析形势、讨论问题，及时统一认识、消除分歧，尽可能地把大家聚在一起，维护班集体的团结。
出生于1938年的项老师比我年长7岁，当时他还不到30岁，应该说和我们的年龄相差无几。他与我们之间虽然是师生，其实更像是兄弟和朋友。大家成天在一起，没大没小的。我们称呼他“老项”，他则亲切地以小宋（宋汉炎）、小苏（苏成雪）等称呼同学。有趣的是，当时同学们称班上几个从部队来的年龄稍大点的同学为“老方”（方瑞祥）、“老刘”（刘俊生），他也跟着这么叫。他还会常常跟我们“耍贫嘴”、说笑话，相互间绝对地“平等”，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藏族同学周明清①，在他面前也会无拘无束地开玩笑。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后来。
1969年，项老师调离学校前往南方工作，临行前同学们都恋恋不舍。當时因为备战②需要，我们正在北京市海淀区的苏家坨农村劳动，同学们都来欢送他。大家相约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倾心交谈，相互勉励，难舍难分，那种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一个大学老师能够如此融入学生之中，大家把他当朋友，甚至当亲人，这种友情是长期培育的结果，更是项老师人格魅力的体现。
二、做学问执着严谨的学者
1969年跟项老师分手后，我们各奔东西，从此失去了音讯。1970年我从人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连当了中学教师，而且一干就是8年。直到1978年我参加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考试，并且荣幸地被录取，成为人大复校后招收的首届研究生，10月份回到北京读书之后，才有机会重新开始了同项老师的交往。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期间，项老师回过人大，见面后，我才知道他离开我们后入伍到了广州军区政治部，之后，他转业到河南许昌市委党校当了教师。1980年，我跟着我的研究生导师甘惜分教授到兰州参加学术会议，会上遇到了郑州大学中文系的刘敏言老师，他当时是新闻学专业的负责人。在交谈中，我向他推荐了项老师，希望他能够帮助项老师重返新闻教育岗位。刘老师很帮忙，后来项老师总算调入了郑州大学新闻系。
项老师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新闻讲台，成了大学新闻学专业的教师，这让我非常高兴。特别巧，我研究生毕业后也到高校当了新闻学专业的老师，从此，我和项老师成了同行，我们之间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研究生毕业后，我先后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中国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这期间跟项老师有很多学术上的交往与合作。项老师作为一个新闻学者，求学之执着、治学之严谨、思想之开放、思维之缜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项老师在郑大新闻系主攻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都主要在这一领域，这与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我认为，他在新闻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最早提出了研究新闻理论首先要解决对新闻学研究逻辑起点的认识问题，并且明确指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信息。后来，他还专门撰写了《试论理论新闻学的逻辑起点》一文，此文在新闻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甘惜分评价说：“此文是近年来新闻学研究的硕果之一，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项老师认为，我们常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以为“事实”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不然，新闻学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关于某一事实的“信息”。他说，马克思写《资本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但他是把“商品”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因此，我们研究新闻学也应该把“信息”作为逻辑起点。他还以此为依据，并且吸收了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的提法，把“新闻是及时公开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作为他参加编写的20所新闻院校合编教材《当代新闻学》一书中的新闻的定义。
项老师是我国新闻界最早研究信息理论并将信息理论引入新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这是他对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项老师总是喜欢学习新理论，研究新问题，琢磨新观点。他很早就采用系统论原理研究新闻学，撰写了《试论新闻学系统的开放性》；他早就开始研究信息和舆论的关系，撰写了《舆论与信息》一书，并组建了“郑州大学新闻与舆论研究所”，自己亲自兼任所长。此举在当时是具有示范和领先意义的，这说明了项老师在学术上的敏锐性和判断力。
项老师也是国内较早研究传播学的学者之一。他主张新闻学应该学习、吸收和借鉴传播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对采取闭关自守态度对待传播学的做法提出批判。但是他又坚决反对用传播学来否定新闻学的做法。他指出，我们虽然肯定大众传播学对传统新闻学是一个突破，但不能同意用大众传播学来取代和包容新闻学。
他说，新闻学研究的只是新闻信息传播，传播学研究的却是一切信息传递形式。相对而言，前者揭示的是具体规律，后者揭示的是一般规律。二者的原则界限不可抹煞。如同哲学不能取代部门科学，一般美学不能取代文艺理论一样，传播学既不能取代，也不能包容新闻学。若说“包容”，倒是个别包容一般，而不是一般包容个别。大众传播学的出现，没有具体解决新闻学发展中应当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当代新闻学有着自己开拓进取的广阔天地。
他知道这些年我在抨击“新闻无学论”思潮、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方面做了些工作，在新闻界被称作是“保卫新闻学学者”，他对我说，他也是始终在维护新闻学的学者。
这次为庆贺项老师80诞辰，我们想给他出本论文集，他忙活了很长时间，在师母郭秀娥老师的帮助下，整理出了一部书稿，他自己起的书名是《仅仅是起点》。我说，你都80岁了，而且在学术界也算是功成名就了，怎么还“起点”？他说，他今后还要学习和思考，学术研究永远有新起点，永远都在路上。正如他在论文集的后记中所说的，出书“主要不是为了纪念过去，而是为了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他的这本论文集，是他多年来勤奋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结晶。全书30多万字，形式和体裁包括论文、随笔、漫谈、回忆录等，内容涉及新闻理论、新闻实务、新闻教育、新闻改革等，反映了他对那些年新闻界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深刻思考，体现了他研究与思考问题的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
在与项老师的学术交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共同编写全国自学考试新闻理论统编教材的一些事。
1999年，教育部要启动全国自学考试新闻理论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主管部门把编写《新闻学概论》的任务交给了项老师。他找到我，希望我能跟他一道来编写这本教材。我当时在新华社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理论课，而且正在写我的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新闻学导论》，对新闻理论教材编写有些自己的思考，再说是自己的老师让我配合他工作，于是，我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同项老师开始了后来才知道工作难度不小的编写任务。
之所以说“难”，是因为这种统编考试用教材的编写要求高而且严，不大好掌握。比如，教材面对的是专升本考生，因此不能把用于本科生的教材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总之，内容不能太深，难度不能太大。另外，书中要设置思考题，还要附有考试例题，而且要严格符合国家考试规范。
我们接受任务后，或集中或独自进行写作，始终密切配合。我和项老师之间的分工是他写前半部分的新闻学原理部分，我写后半部分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及要求部分。统稿时，我们在一起从头开始，一章一章地往下顺。那时我们常常会为一个概念，或某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退让。但无论怎么争论，最后总能取得共识，达成一致。因为我们始终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统领，而且都会以维护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基本观点为旨归。
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我们都会反复讨论，力求达成一致。例如在谈到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界限与区别时，我们都毫不含糊地坚守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再如，对争论多年的党性人民性关系问题，我们都明确地坚持党性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制定的一些新闻政策和毛主席阐发的一些新闻观点，我们都会有理有据地作实事求是的阐释，并尽可能加入一些能够反映新的时代特征、体现最新研究成果的内容。正因为这样，可以说这本书成为我们当时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框架，作最初尝试所形成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此书2000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几次重印，总发行量应超过10万册。这也就是说，购买和使用此书的全国新闻学专业的专升本考生，都是通过这本书来学习和认识新闻学的。这也算是我们师生两人，为我国新闻教育作的一点贡献。
三、办教育倾心投入的教授
项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初调入郑州大学新闻系工作，几十年来，经历了郑大新闻系从白手起家、艰难起步到筚路蓝缕不断发展的整个过程。特别是他从1985年开始担任系领导，1991年主持新闻系全面工作，对郑大新闻系的发展可谓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项老师是个对工作充满激情，而且倾心投入的人。他到郑大新闻系后特别是担任了新闻系领导之后，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院建设和学科发展上。他对郑大新闻系作为一个新建院系如何准确定位、如何扬长避短、如何体现特色等，都有深入的思考和周密的部署，并带领大家踏踏实实地从头做起，打牢基础，稳步前进。
项老师待人热情、为人谦和，很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他都倾注真情、热心相助。正是这种情怀和品质，他把全系师生员工凝聚在一起，齐心协力为新闻系的发展共同奋斗，带出了一支有激情、肯吃苦、有能力的队伍，为郑大新闻系初创时期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同时也为了推动学科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项老师把郑大新闻系申报新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作为新闻系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他在练好内功、做好自己系专业建设的基础上，虚心向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老牌新闻系学习取经，同时主动向方汉奇老师等老专家虚心求教。
功夫不负有心人，郑大新闻系终于在1994年获得了硕士学位授权点。当时全国新闻院系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的仅有十几家，这显示出了郑大新闻系的实力。可以说，项老师为郑大新闻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引领郑大新闻系迈上第一个发展高台的功臣。
1994年，郑大新闻系为建系10周年举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庆祝会。项老师盛情邀请甘惜分、方汉奇、丁淦林、赵玉明等几位我国新闻教育界的老前辈出席会议。当时，全国各新闻院系都派出代表前来祝贺，可谓盛况空前。很荣幸，我当时作为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也受邀出席了庆典活动。项老师安排我代表参加会议的兄弟院校在大会上致辞。我看到项老师领导的郑大新闻系，在短短十年间所取得的成绩和所获得的发展，打心眼里为他高兴。我在致辞中说，郑大新闻系在项老师带领下所取得的成绩，不仅代表着郑大新闻系的发展，同时也是近些年来我国新闻教育飞速发展的缩影。我还说，看到郑大新闻系有那么多意气风发的年轻老师，我想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會更加光明远大。
项老师在艰难的创业环境中，带领郑大新闻系师生员工所付出的辛劳，所留下的足迹，所创造的业绩，在郑大新闻系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今天庆贺项老师80寿辰所应铭记的。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已进入了新时代。项老师虽退休多年，但他始终还在不断学习，努力进取。他说，绝不能让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时代潮流。我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谈到了“四个自信”问题，他说：“中国的新闻学也应当有自己的理论自信。我们一代代人要齐心协力，发挥自己的智慧与才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美好的未来继续奋斗。”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项老师虽已年过八旬，但却始终坚持在学术之路上不断求索，为年青一代新闻学者和新闻院系师生树立了标杆。在庆贺项老师80寿辰的时候，作为学生，我衷心祝愿他心情愉快，健康长寿，今后，在新闻学术之路上同年轻人一道继续携手前行！
注释：
①周明清毕业后回到家乡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担任了副州长，后遭遇车祸不幸殉职。
②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为了防备战争，中央决定疏散城市人口，我们中国人民大学被安排到了海淀区苏家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兼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