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博物馆建设与国民教育

    【摘要】博物馆的作用除了展示历史、传承文明，还能够为国民教育做出贡献，中国出版博物馆的建设顺应了我国的文化建设需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的“东方印迹——中韩日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设立博物馆分论坛，探讨出版博物馆建设与国民教育。本文从博物馆的藏品和研究、建设、运营以及其他博物馆的建设经验入手，梳理了与会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出版博物馆如何汲取众长、传播文化、教育民众提供思路，推动博物馆后续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出版博物馆；国民教育；雕版印刷

    【作者单位】王雨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我国“十三五”期间，国家已经批准建立专门的出版博物馆，地址选在北京的南四环，投入10亿人民币左右资金，可见国家对于出版印刷文化的保留和传承的重视。出版博物馆筹备组正在积极筹建的是国家级出版博物馆，以系统化收藏、展示和研究出版文明遗产。2015年11月28-29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的“东方印迹——中韩日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特设博物馆建设学术分论坛，就出版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内容需求、收藏策略及学术内涵等诸方面进行研讨。分论坛紧贴当下博物馆事业发展现状，以“出版博物馆建设与国民教育”为主题，探讨中国即将建设的出版博物馆的相关内容。会议代表提交学术论文十余篇，从宏观与微观、国内与国外结合的不同视角入手，对这一议题进行交流与分享，推动中国出版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

    博物馆收藏历史记忆，熔铸新文化，保护、展示人类文化遗产，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现在的博物馆不仅是单纯的文物保藏或展示机构，而且能为社会发展和教育做出积极的贡献，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它对扩展文化共享空间、促进国民文化素质教育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正在筹办建立的中国出版博物馆作为保存中国出版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阵地，在推动国民教育的道路上责任重大。

    我国目前的国民教育仍然是以学校为主体，家庭和社会次之，各种社会机构起到的作用少之又少。究其根源，当今的应试教育体系是国民教育结构难以改变的重要原因。为了升学，年轻人所接受的绝大部分知识是来自书本和课堂，能应付考试即可，往往忽略了对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吸收。博物馆本应起到的完善素质教育体系的功能，在国内却难以实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等，都已然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真正成为公众的第二课堂；而国内，文物文化系统的博物馆2008年起才开始免费开放，对大多数人来说却也仍然停留在走马观花的浏览或旅行时的拍照层面，无法实现更深入的社会教育。

    一、博物馆藏品和研究

    博物馆的本质是安置文物典藏的建筑物或机构，收藏并维护具有科学、艺术或历史重要性的物件，并透过展示，使公众能观看这些物件。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中，收藏和研究是重要的功能之一。针对出版博物馆，中韩日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藏品的搜集、保护和研究。

    韩国顺天乡大学的朴现圭教授踏访中国地区，考察了与中韩交流相关的古文献及遗迹，尤其是在中国地区出版的韩国人编注的书籍。当今国内学界对于在韩国出版的汉字书籍有所研究，然而对中国出版的韩国人编著的书籍反而涉及很少。这些书籍包括文学作品、佛经、医学研究、历史论著、地理小志和金石考等，书籍的作者大多是与中国关系紧密的人士。朴教授认为，韩国人在中国出版书籍的动机包括同文意识、考证学热、中国医学的实用性以及为佛教注释。这些书籍的出版和流传为当时的中韩交流做出了贡献，也为我们当今研究传统文化留下了遗产。此研究给国内专家学者以启迪，也可以为出版博物馆藏品收集和研究提供借鉴。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宋明昌部长从自身的职位和工作出发，探讨了出版业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扬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建设中国出版博物馆可以讲清楚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通过回顾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并把握、研究分析和展示出版业的新发展，出版博物馆能够为创造中国出版新的辉煌增光添彩。宋明昌部长从造字、造纸、印刷和数字出版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出版中所传承的中华文明，为博物馆建设奉献思路。而出版博物馆筹建办公室的尚莹莹则立足自身员工的身份，探讨了在博物馆研究中如何解决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从古至今，出版活动与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播紧密相连，为世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然而，我国对于出版文化遗产的研究非常薄弱，对近代出版文化遗产的研究几乎为零。对此，出版博物馆应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选择分层分级的保护框架，确定专业集中的保护主体，并且采用灵活多样的保护方式，填补领域的空白，为文化和精神财富的传承保护做出贡献。

    噶抹降村（四川民族学院）和刑宇晨（中国海关博物馆）分别就出版博物馆未来藏品中关键的两部分古籍文献和雕版印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论述。中国雕版印刷手工技艺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势在必行。刑宇晨提到，当今有很多手工艺非物质遗产面临濒危甚至失传的境遇，亟待博物馆担当起保护的职责。然而其保护中的一个困境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像普通藏品一样可以通过在馆内珍藏展出就能够得以延续，手工艺人本身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研究和探讨得出的结论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博物馆内现场进行技艺展示与互动，是相对性价比最高、更切实有效的可持续保护传承的措施。博物馆有义务也有能力担当起这个保护的职责，这种保护的措施一方面实现了博物馆自身的功能；另一方面互动的行为也增添了展示的趣味性，从而提升了博物馆的可看性。

    二、博物馆的建设与运营

    博物馆的建设不仅要以藏品作为支撑，还需要更多的技巧和创意来维持长久的运营和发展。博物馆单纯依靠展品的吸引力是不可持续的，唯有不断利用科技和创新来更新展示方式，才能保持博物馆持久的魅力，对国民教育起到更突出的作用。就博物馆的建设与运营，几位专家学者提出了各自的想法与见解。

    蔡玉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提出了“中国书房”的概念，试图探讨出版博物馆的一种功能延展性的方式。中国书房是结合建筑实体与非物质文化，完美整合文化、教育与创意等诸多模块的创新项目，为学者、政府机构与企事业单位搭建了交流平台。它可以内置于中国出版博物馆，外延于世界及社会各主要节点，作为中国出版博物馆的一个功能延展单元，可灵活承接诸多社会服务和社会职能，有效诠释和代表中国出版博物馆的内涵潜力和发展方向。二者具备很高的适配度，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相互推动的作用，出版博物馆给中国书房项目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平台，而中国书房为出版博物馆延展其功能范围，为出版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新创意。

    杨琳（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则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的建设和实现为案例，探讨了数字博物馆建设的可能性。院士文库遵循数位化到资料化再到特色化的组织和展示理念，突出“史料性”资料采集、树状结构分类和规范著录加工，展示中力求“以人述史”构建自身特色。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必然是出版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新媒体时代下，如何利用新型的科学技术建设博物馆值得思考。姚怡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放眼科技和未来，对出版博物馆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更好实现国民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新媒体和新技术能够不断扩展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与服务功能，使其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目前环境下，世界范围内博物馆教育方面的转型方向主要有三种：平民化、数字化与互动化。相关部门要把出版博物馆打造成真正的国民教育第二课堂，应当提高陈列布展水平，打造中国出版文化教育基地；建设数字博物馆，构建出版博物馆互动平台；加强与学校的联系，吸引青少年积极参与；多方合作共建，推动出版博物馆国际化发展。这一转变并不容易，博物馆需紧跟时代步伐，借力新媒体和新科技，通过挖掘出版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内涵来建立名副其实的教育基地。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已经着手通过新媒体途径向受众提供信息、展示藏品，移动设备的便携性和联通性已经得到各种艺术机构的认同。

    三、其他博物馆的经验借鉴

    出版博物馆的建设，除了要着眼于自身展品的特点，也要基于国内外众多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的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博采众长以实现完美的融合。

    来自台湾南华大学的黄昱凯以日本城郭这个博物馆为个案，提出人们不仅能够在博物馆内部保存藏品，也可以进一步针对博物馆建筑物的保存课题进行探讨。日本城郭可以说是在众多博物馆类型中较为特别的，它在安土桃山时代开始大量扩展并达到颠峰，而后德川幕府颁布一国一城令开启了城郭的破坏史，明治维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可以说是城郭发展的黑暗破坏史。二战结束后，城郭由于具有历史文化的时代传承价值而被人们重新重视，各地也兴起了城郭复兴的保存活动，博物馆则是日本城郭最常见的形态之一。日本现存完好的城郭有十二座，其中有五座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名列国宝之一的姬路城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日本政府将城郭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与博物馆的建设相结合，利用博物馆的保存和教育功能，推动城郭及其背后历史的发扬和流传。这种方式使得前来参观的民众能够更直观了解博物馆所要展示的内容，社会教育意义突出，值得国内借鉴和学习。

    同样是以国外博物馆为例，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的衣彩天通过自己游历美国众多博物馆的经历，向大家阐释美国是如何通过博物馆传播价值观的，引人深思。她提到，美国的博物馆除了肩负传播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普及艺术审美的责任，还肩负着对美国民众进行历史爱国主义教育等责任，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进行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输出。众所周知，美国一直通过现代传媒产业向全世界进行文化输出，从可口可乐、迪士尼到好莱坞，而博物馆也不例外。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利用博物馆和电影产业相结合来讲述历史，《博物馆奇妙夜》通过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奇幻畅想，将南北战争的故事巧妙穿插，既宣扬反种族歧视的人权宣言，又是美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绝佳案例。其他国家若是一味被输入而自身却难以广泛传播，本土的历史和文化就恐有被排挤的危险。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须紧闭国门严防外来文化的入侵，而应该提升自身文化的感染力和传播能力。中国的博物馆在同样层面上的影响力似乎就远不及美国，如何借鉴其经验，更高效地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还需要出版博物馆在建设和发展中进一步考量。

    反观国内的博物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雨濛着眼于2014年刚刚面向公众开放的国家典籍博物馆，对它所面临的争论进行探讨，并就其未来发展方向出谋划策。典籍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在国家图书馆的基础上挂牌成立的，是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融合产物。国家图书馆自身拥有丰富的典藏，为了更好地展示和弘扬典籍文化，成立了专门的博物馆进行展览。典籍博物馆可以成为联结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纽带，增进公众对典籍文化的了解，并为公众提供公共空间和文化休闲中心。博物馆的公共空间功能是其新时代重要的作用之一，典籍博物馆目前已经开设雕版印书、石刻拓印、古籍装订、书法和剪纸等互动课程，并承担起了一些中小学实践课堂的作用，还运用数字化和互动技术提升展览的吸引力和趣味性。对于博物馆的未来发展，王雨濛认为，博物馆首先应继续加强利用数字化技术，增强互动性；第二是扩展参展内容的领域，增加更通俗化的部分，以拓宽展览的受众；第三是融合更多互动形式的活动，提升观众的参与感。

    此外，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赵泓更关注地方，研究了地方博物馆中古籍保护和利用的案例。我国博物馆中的古籍图书有三分之一处于濒危状态，修复工作刻不容缓。然而，修复工作大多集中于国家层面，国家图书馆开展了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和修复工作，但更多值得珍藏的古籍图书散落在地方图书馆，缺乏资金和人才，困难重重。国家出版博物馆的建设，应该能够使得古籍图书受到更多重视，从而推动从上至下的修复。地方政府也应该意识到博物馆藏品维护的重要性，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

    出版博物馆的建设对我国印刷出版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作用不言自明，对于国民的教育和教化意义更是具有深远的影响。出版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内涵底蕴深远，通过建设和推广，将会对青少年学生以及各行各业的成年人起到极大的教育作用。此次研讨会上，与会代表通过多元视角为博物馆的建设建言献策，突出了出版博物馆在文化传承和国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藏品和史料的展示，梳理中国出版印刷文化的脉络，发掘历史中中华文明的闪光点，为出版业自身提供探索，同时也将文明进程中的奇迹带给前来参观的观众，推动优秀的文化不断繁衍和完善。通过藏品搜集和理论研究，结合国内外博物馆建设的经验，出版博物馆定将在未来对北京乃至全国的文化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