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欲望浸透的晚清军事形象
谢庆立
【摘要】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军事实力成为早期在华外报持续关注的议题，所发表的有关报道和评论为西方建构了中国军事形象。早期在华外报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军事形象，这一形象折射出传播者的何种心态，其持续关注中国的军事实力的动因何在？研究者通过考察有关“中国军事实力”这一议题发现，借助有关报道和评论，早期在华外报不仅仅是为了研究中国军事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找“控制东方的秘密”；这一议题被在华外报持续关注，其主要动力来自于当时西方国家征服中国的殖民欲望。
【关键词】外报；军事实力；建构
早在1830年1月，英国鸦片商的喉舌——《广州纪录报》就呼吁“打破中国坚冰似的排外体制”①，“使野蛮让位于文明”②。之后，中国的军事实力成为早期在华外报③（以下简称“外报”）持续关注的议题。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外报发表了大量报道和评论，从不同的维度，为西方读者建构了晚清中国的军事形象。本文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外报有关中国军事实力的报道和评论，分析外报是如何建构晚清中国军事形象的？建构了怎样的晚清中国军事形象，其中蕴含着传播者怎样的心态？同时探究“中国军事实力”这一议题被外报持续关注的动因。
一、硬实力：武器装备和防御水平处于冷兵器时代
西方国家早就觊觎中国的军事实力。中国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19世纪早期广州口岸的外报从武器装备和防御技术方面，不断发表关注中国军事实力问题的报道和评论，向西方读者展现有关中国的军事形象，其报道和评论所选择的材料，往往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商人在华的考察和见闻。
1832年2月，加入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等人一起，从澳门出发，沿着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航行并进行考察活动。他们的这次考察，除商业目的外，还有军事侦察性质。英国东印度公司曾指示郭士立绘制海域图，探明中国沿海港口的航道，搞清中国沿海一带的兵力部署、炮台位置和防御设施等情况。是年6月30日，郭士立在日志中记载，他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考察了这里的防御内部结构，发现炮台的设计者不懂工事技术，所建筑的炮台不堪一击。郭士立断言，“如果我们以敌人的身份发起进攻，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④撇开对中国的其他军事考察活动不算，仅在鸦片战争前，郭士立在中国沿海一带的有关军事侦察活动就有10多次。这些考察活动为以后英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依据。1932年5月《中国丛报》创刊后，曾一连5期连载郭士立的1832年2月“现场报道”——《郭士立中国沿海考察日志》，其中不少篇幅介绍了中国军事技术问题。郭士立也是广州外报的主要作者，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考察经历以及他个人的兴趣，自然对广州口岸的外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丛报》《广州纪录报》《广州周报》等英美报刊经常刊登有关军事报道。但是，最初刊登的相关信息往往是对中國沿海风俗、民情的叙述和描写，单纯的军事报道很少见。
借助报刊媒体，通过战争冲突直接报道中国军事实力问题的作品始见于1834年11月《中国丛报》发表的长篇报道《在华英国当局》一文。其中详细报道了1834年9月“律劳卑事件”⑤引发的中英军事——
两艘英国军舰在江中慢慢航行，常常随风转向，把船身暴露出来，受到中国各炮台的袭击，然而不过轻微损伤。这一经历表明，中国守军缺乏毅力，中国军事技术十分落后，他们本来有可能击沉两舰，但没有实力击败对手。……交战结果出乎预料，英国军舰许多32磅的炮弹射中中国炮台的炮眼。有一座炮台被击穿，炮台里的一座小庙被炸得飞上了天，变成一片瓦砾。可以断定，在英国军舰的这次攻击中，中国人的损失一定很大。
英国的军舰安装了蒸汽发动机、舰载火炮和导航设备，极大地增强了作战的灵活性，提高了军事作战能力。而当时清朝的“水师”没有近代化的船舶和军事技术装备，炮台建设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战船多是木质结构，船帆破旧，常常偏离航向，看似庞然大物，但吃水量都在250吨左右，炮台固定在甲板上，缺乏作战灵活性，很难瞄准射击的目标。本来，中国守军占据有利位置，英国军舰完全进入射程，中国守军使用的大炮却不能有效地击中对方。中英这次军事较量，无疑是对中国军事实力的一次检验。与西方军事技术相比，中国的武器装备已落伍于西方，通过中英武力的初步较量，中国的军事弱点暴露无遗。
此后，外报一再呼吁对华动用武力，这与外报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判断有一定关系。“律劳卑事件”后，外报刊登的中国军事问题的文章逐渐增多。1835年1月，《中国丛报》编发一组读者来信，以《与中国人的交往》为题刊登出来。书信的作者意见基本相同，呼吁英国政府调整外交策略，放弃“温和”政策。署名“一个外国人”的作者指出，把“天朝”当成文明的国家来对待十分荒谬，针对英国议会倡导对华实行“宽容体制”的言论，他指出，“天朝”把英国当成“蛮夷”，这是中华帝国没有“见识大英帝国的强大力量”导致的。言外之意，就是要对华使用武力。很快，这种观点引起了读者的“共鸣”。1835年2月25日，《广州纪录报》以“专题”形式，发表了评论《对华战争》，这篇评论公开鼓动对中国发起战争。作者以“律劳卑事件”为由头，认为两广总督卢坤“践踏大不列颠的神圣法律”，英国不能再奉行“沉默政策”，应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给中国一点“教训”，“以保护大英臣民及其国家的尊严”。⑥
外报认为，战争的胜败是由交战双方军事实力决定的，那么，中国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1836年8月出版的《中国丛报》在显著位置，以“专题”形式发表长篇评论《中国人军事技术与实力》。作者认为，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时代，把新技术用于战争，这是社会文明的一种进步，而中国由于长期对外封闭，使社会文明处于停滞状态，导致军事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将被视为处于文明的最低境地”。评论回顾了人类战争的历史，发现致命的战争一直是人与人之间为争夺利益而进行的残酷争斗。当徒手搏击时，人们会使出浑身的力气、技巧，试图击倒对方，赢得胜利。“随着文明的进步，战争以科学为依据，个人的勇猛不那么受推崇”。评论指出，中国虽然在13世纪火药技术就有所发展，但在武器装备和防御技术等方面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假如当时中西交战，中国能否防御和抵抗西方国家的军事进攻？1835年1月出版的《中国丛报》曾发表评论——《与中国人谈判》，对中国军事现状进行了分析。评论指出，中华帝国自称军事力量是无可匹敌的，但这个国家海军和陆军的弱点已暴露无遗，军队毫无战斗力，“新近沿海的进军已经说明：天朝的这个陆军和海军都不能把一艘仅由几个欧洲人保护的商船驱逐开去。我们曾见过那些自诩为英雄的人，其实不堪一击。一团英国兵可以击退天朝几个省的兵力，这绝对不是夸张之辞”。⑦从评论话语中可以发现，西方征服中国的野心和欲望越来越强烈，已经表现得急不可耐。1836年，《中国丛报》发表涉及中国军事防御水平方面的报道就有20多篇，其报道材料大多来源于实地观察。譬如对广州珠江口沿岸炮台防御情况的报道——
从虎门到黄埔一路上都没有设防。黄埔炮台显得笨重，不过是个摆设罢了，实际上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从两个方向开来的船队很容易占领这个位置，使用西方舰炮，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把炮台摧毁……这些炮台将会当成是防御工事的初级样品；没有城河、堡垒等防卫设施。事实上，这些只是作为临时防御设施，一到生死关头，即使训练有素的官兵也会抛弃阵地而逃走。可以断定，这些河上的炮台没有一座能抵御外国军舰的炮火攻击。⑧
报道者发现，当时中国军事防御设施非常原始，属于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在冷兵器时代，中国的这些防御设施可以发挥军事防御作用。但时代变了，中国没有与时俱进；而西方在科技文明的带动下，发展了军事技术，军舰上安装了蒸汽机，可以轻松地远渡重洋，其火炮射程可覆盖较大的范围，瞬间可摧毁中国落后的防御工事，冷兵器时代的防御设施已失去原有的防御作用。经过1834年9月中英军事较量，西方看清了中国军事的弱点，更确信了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二、软实力：多维展示中国军事实力衰落的图景
除以上从“硬实力”层面报道和评论中国的中国军事实力外，外报还十分关注中国军事的“软实力”：一方面从表层考察中国军队的军事素质——战斗力问题；另一方面还从文化、政治和历史等层面，透视了中国军事实力衰落的深层原因，从而为西方读者建构了较为清晰、立体的晚清帝国军事形象。
当时中国军队的基本素质如何呢？首先，外报把当时中国军队的素质与国民素质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决定了军队素质，导致中国军队战斗力普遍虚弱。《广州纪录报》创办不久，就大量报道有关中国的“内乱”，报道大多是讲述中国内乱不息，政府军没有战斗力，最后政府只好靠对叛军的分化与收买来平息内乱。《中国丛报》曾发表评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农民受到政府的剥削和压迫，仅仅处于能够生存的境地，使他们无心去关心谁是总督，谁是皇帝。历史事实证明，无论谁骑在他们的头上，反正没有任何东西丢失，因为新的征服者为了他們的利益，将不试图折磨没什么油水可榨的农民，而征服者的战利品土地必须靠农民的勤劳耕种，才会创造社会价值。”⑨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过程中，农民就是农奴，像羔羊一样默默活着，根本不愿走上战场为政府卖命。另外，由于中国军队多来自社会底层，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素质很低，自然影响战斗力的发挥。《中国丛报》曾断言，“中国军队全不中用，连一般的暴动也不能平定，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⑩譬如，海南岛发生叛乱时，两广总督李鸿宾带去平乱的军队不过6000人，结果这些人一上战场就闻风而逃，军队战斗力如此缺乏，已成为西方人嘲笑的对象。中国军队不能守卫自己的疆土，连一般的骚乱都无法控制。那么，这支军队不是徒有虚名吗？中国声称不畏惧战争，可是“你们能动员的强大的陆军又在哪里呢？”？輥？輯？訛
其次，外报认为，最致命的问题是中国军队没有“爱国心”。《中国信使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军队官兵都来自普通百姓，而普通百姓缺乏“爱国心”。表面上看，中国的百姓很排外，把“华”“夷”分得很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忠诚于自己的民族国家。1832年4月14日，《中国信使报》刊登了广东一带的“叛乱消息”。编辑对此发布评论指出，一般而言，按照中国人的个性，他们对于这个帝国的政府并不忠诚。无疑，如果自封的中国皇帝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那么，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将会投奔到那里。？輥？輰？訛对此，《中国丛报》也发表文章，加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文章认为，在中国，人们没有“爱国心”，不限于普通百姓，那些爬上社会上层的官僚士大夫也是如此。这些人读书是为了踏上仕途，不是为了服务国家，为的是让自己踏上升官发财的门道。？輥？輱？訛就连那些大政治家也同样没有“爱国心”，譬如朝廷的权臣和珅，在乾隆在位的最后几年里，权倾朝野，家财万贯。然而，他的财富是以牺牲国家利益的方式得来的。《中国丛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历史上缺乏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爱国主义案例，在中国历史上难以找到那些高贵的爱国主义案例。恰恰相反，中国人以追求个人财富和名誉为人生目标。？輥？輲？訛在《中国丛报》看来，中国自上而下的人都没有“爱国心”，这样一种精神现实，是中国军队缺乏战斗力的根本所在。
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爱国心”？《中国丛报》发表评论指出，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军队不懂得“爱国”。《中国丛报》曾报道，中国官兵大多没有受过教育，缺乏文化素质，他们只有个人利益、家庭利益，没有民族国家利益，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民族国家”这些概念非常模糊。《中国丛报》指出，中国军队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只局限于养育他们的这一片土地上，而并不会延伸至统治者管理的整个帝国”。这样，西方国家以武力征服中国就有了可乘之机，并认为这就是“控制东方帝国的秘密”。？輥？輳？訛《中国丛报》还指出，“一些人为活命和土地斗争，另一些人则为他们的财产而斗争。那些不受侵扰的劳动者无视这些斗争，继续他们的生活，对谁能够打胜仗，普通百姓毫不关心”。事实是否如此？《中国丛报》找到了说服西方读者的生动个案。譬如，驻守在沿海港口炮台守军的精神状态就是一个明证。由于长期缺乏战斗训练，这些官兵养尊处优，军事意识懈怠，战斗力下降，失去了战斗的警惕性，该报通过实地考察进行报道：
城门口应有强壮而又负责任的卫兵驻守。外国人出于好奇，向城门内探了探，发现只有一个苦力样子的士兵制止窥探。这名卫兵穿着短裤，一手拿着把扇子，一手拿着一根藤条做的鞭子。外国人到官署前来呈递禀帖时，他们正为集合兵马而发出信号。这时候，他们一个个鱼贯而入，不穿军服，不带武器，昏昏欲睡，没有任何防御的准备。他们戴着棕色毡帽，身著红色、黄色、褴褛衣衫，衣衫前后都绣着一个“勇”字。也能看到身材高大、威猛的士兵，他们挽着弓，背着几捆箭，生锈的箭，活生生一幅好战的画面，不过是吓唬“蛮夷”的把戏。？輥？輴？訛
这些报道，在观念形态上为西方建构了清晰的中国军事形象：在这个广袤的帝国，支撑帝国的“天朝”军队人数众多，但军队的文化素质较差。虽有军队的形式但无军队应有的战斗力；这支军队不懂得“爱国”，因此没有“爱国心”，中国军队是一支庞大的没有灵魂的军队。一旦西方发起战争，中国的防卫军队就会迅速被击溃。从这些话语中可以发现，外报饶有兴趣地研究和报道中国的军事问题，其动力来源于征服中国、“控制东方”的欲望和野心。而要实现他们征服中国、“控制东方”的梦想，就有必要研究中国的军事问题，然后才能逐步把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中国的军事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此，外报向西方读者进行了深入报道和评论，为西方读者展示出一幅较为立体的中国军事实力衰落图景。
首先，外报把一个国家有否军事实力视为一种“文明进步的标杆”。《中国丛报》认为，新航路发现之后，西方国家在进步，在政治文明和经济发展方面已经领先中国。而中国文明虽然一度领先世界，但现在与西方相比，不思进取，社会发展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人形成了封闭保守的文化心理，“长久以来，中华民族养成了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目空一切的心理习惯，他们自以为在文化、艺术、秉性、勇气和武艺等方面，胜过其他任何民族。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反常，这使我们不免注意到这个民族的顽固性和狂妄性”。？輥？輵？訛他們认为，中国采取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政策，就是这种文化心理在对外体制层面的延伸。这种文化心理，也导致自己与世界隔绝，不了解世界的最新发展，排斥外来的新知识，使自己陷于落后的境地，因此制约了中国武器装备和防御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
其次，外报从政治角度观察中国军事实力问题，发现清政府政治腐败、军事管理体制僵化也是导致中国军事实力下降的因素。皇帝高高在上，看似具有最高的权威，无所不能，但在具体军事活动时，皇帝的命令又靠“驿站”层层下传。各个部门互相牵制，推诿扯皮，影响了军事效率。军队的官僚大多过着安逸的生活，嗜钱如命，腐败成风。这样，士兵也不愿意为他们卖命。上下之间互相欺瞒，好大喜功，注重繁文缛节，做官样文章，结果，“天朝帝国虽然地域辽阔，但事实上非常虚弱。这种虚弱，也是天朝政府所洞悉的。因此只要太平无事，他们就不惜牺牲一切，以保存这个外强中干的局面”。？輥？輶？訛
外报还从历史的角度透视了中国军事实力衰落的原因。《中国丛报》认为，汉民族文化同化了具有尚武精神的“鞑靼人”，而这种尚武精神正在消失，虽然“一些鞑靼的军队还保持着英勇好战的精神，不过并没有使这种尚武的精神在这个庞大的帝国蔓延开来。皇帝对此早有不满，从乾隆皇帝开始，整个国家对军事的狂热逐步衰退”。？輥？輷？訛《中国丛报》指出，中国的鞑靼族已遗忘了军事训练，甚至连原来的语言都遗忘了。1836年2月，《中国丛报》发表了《与中国定约：一个巨大的迫切需要》一文，此文考察、梳理中西关系历史，通过西方人在沿海侦察的最新材料，指出中华帝国的海军——“水师”实力虚弱，甚至无能力驱逐一艘只配备数名武装人员的货船。中国虽然地广人多，实则不堪一击。
三、结语
外报为什么饶有兴趣地报道和评论有关中国的军事实力问题？其动因来自何处？研究者认为，外报推出相关议题的背后，无疑是西方人急于得到在华利益的诉求。
首先历史地看，新航路开辟后，征服中华帝国一直是西方国家的梦想，葡萄牙和荷兰都先后进行过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进入19世纪，西方国家急需开拓海外市场，扩大与殖民地的贸易，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中国的军事防御，研究中国的军事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以武力征服中国做准备。1831年7月创刊的《中国信使报》，一开始就对中国军事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该报曾在第八期刊登了长篇评论《向中国开战》，评论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傲慢无知的国家，其文明程度与欧洲国家无法相比。“中国善于颠倒黑白”“正是由于这种盲目的虚荣，他们一直拒绝与外国政府交往”。如何改变中国对外国人的态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中国发动战争。作者指出，中国军事虚弱，所有西方在华侨民都会支持与中国交战，“天朝帝国的任何军队都不堪一击，一旦与纪律严明和富有朝气的欧洲军队较量，这个国家的防线将很快被摧毁，他们的抵抗将是一场闹剧”。这些鼓动战争的言论，实质上代表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欲用武力征服中国的真实心态。
其次，早期外报传播主体（传播者）一是商人，二是新教传教士，他们是外报的创办者，鉴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自愿充当西方国家的代言人。作为商人，他们更希望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向西方打开大门，进行自由贸易；身为传教士，同样希望中国政治开放、文化多元，给他们提供相对宽松的传教环境。但他们发现，长期以来的中西交流证明，靠文化力量改变中国，道路艰难而漫长，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现实。“律劳卑事件”之后，他们认识到使用武力让中国屈服，并以此来改善中西关系是一条有效路径。
最后要指出的是：外报所建构的中国军事形象，其中蕴含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其殖民范围的欲望。但从以上外报的报道和评论中可以发现，这种“控制东方”的欲望，往往又被外报以“文明”“进步”的话语进行掩饰。从经济层面分析，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市场，借助“上帝的法则”和“全球自由贸易”的幌子，他们使用武力推进其经济殖民的势力范围，以争取其在华利益的最大化。从文化层面分析，外报把中国军事的落后归结为文明的落后，这其实就意味着文明国家对愚昧国度的宰制更具“合理性”；从政治层面分析，自恃政治文明的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军事占领也就有了冠冕堂皇的说辞。正如裨治文所言，“我们憎恶战争，反对损人利己的政策。我们也不为违背公理和国际法的人作辩护。然而，过去西方国家与天朝的一切调和都毫无成效，那我们就要争取国家的体面，以及侨民的权利，摆脱天朝对我们的控制，争取我们自己的利益”。？輦？輮？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在华外报与中国形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3BXW008）
注 释：
①The Future，The Canton Register January 16th，1830.
②Barbarism， Civilization， The Canton Register December 30th，1834.
③1827年—1835年出现4家在华英文外报，都集中于广州口岸，本文把这一时段出现的外报称为早期在华外报。这一时段先后出现的英文在华外报有：1827年11月8日，首家在华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出版；1831年7月8日，第二家英文报纸《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出版；1832年5月，《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出版；1835年9月12日，《广州新闻》（The Canton Press）出版。《广州纪录报》和《广州新闻》为英国人创办，其余两家为美国人创办。
④C.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and 1833，p153-154.
⑤1833年12月，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Lord Napier）为首任驻华商务总监。1834年4月，律劳卑从英国出发，7月15日到达澳门。7月25日，他在没有携带国书、没获得清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抵达广州。中国方面的行商奉两广总督卢坤之命，告知律劳卑依惯例行事，一切交往文书由行商代呈，不能与官方直接联系。卢坤发布一系列命令，要求律劳卑返回澳门，律劳卑拒绝执行。卢坤下令封锁外国商馆，断绝日常生活来源。1834年9月11日，律劳卑命令英国军舰进入珠江口，先后与清军交战两次。卢坤封锁珠江，英国进退失据受到英国舆论的指责。
⑥War with china， The Canton Register， February 30th，1834.
⑦？輥？輶？訛？輦？輮？訛Negotiation with Chinese， The Chinese Repository，January，1835.
⑧⑨⑩？輥？輯？訛？輥？輳？訛？輥？輴？訛？輥？輵？訛？輥？輷？訛Military Skill and Power of Chinese，The Chinese Repository，August，1836.
？輥？輰？訛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April 14th，1832.
？輥？輱？訛Profession of Letters in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July，1834.
？輥？輲？訛Sketch of Statesman Hok-wan，The Chinese Repository，October，1834.
（作者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
【摘要】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军事实力成为早期在华外报持续关注的议题，所发表的有关报道和评论为西方建构了中国军事形象。早期在华外报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军事形象，这一形象折射出传播者的何种心态，其持续关注中国的军事实力的动因何在？研究者通过考察有关“中国军事实力”这一议题发现，借助有关报道和评论，早期在华外报不仅仅是为了研究中国军事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找“控制东方的秘密”；这一议题被在华外报持续关注，其主要动力来自于当时西方国家征服中国的殖民欲望。
【关键词】外报；军事实力；建构
早在1830年1月，英国鸦片商的喉舌——《广州纪录报》就呼吁“打破中国坚冰似的排外体制”①，“使野蛮让位于文明”②。之后，中国的军事实力成为早期在华外报③（以下简称“外报”）持续关注的议题。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外报发表了大量报道和评论，从不同的维度，为西方读者建构了晚清中国的军事形象。本文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外报有关中国军事实力的报道和评论，分析外报是如何建构晚清中国军事形象的？建构了怎样的晚清中国军事形象，其中蕴含着传播者怎样的心态？同时探究“中国军事实力”这一议题被外报持续关注的动因。
一、硬实力：武器装备和防御水平处于冷兵器时代
西方国家早就觊觎中国的军事实力。中国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19世纪早期广州口岸的外报从武器装备和防御技术方面，不断发表关注中国军事实力问题的报道和评论，向西方读者展现有关中国的军事形象，其报道和评论所选择的材料，往往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商人在华的考察和见闻。
1832年2月，加入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等人一起，从澳门出发，沿着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航行并进行考察活动。他们的这次考察，除商业目的外，还有军事侦察性质。英国东印度公司曾指示郭士立绘制海域图，探明中国沿海港口的航道，搞清中国沿海一带的兵力部署、炮台位置和防御设施等情况。是年6月30日，郭士立在日志中记载，他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考察了这里的防御内部结构，发现炮台的设计者不懂工事技术，所建筑的炮台不堪一击。郭士立断言，“如果我们以敌人的身份发起进攻，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④撇开对中国的其他军事考察活动不算，仅在鸦片战争前，郭士立在中国沿海一带的有关军事侦察活动就有10多次。这些考察活动为以后英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依据。1932年5月《中国丛报》创刊后，曾一连5期连载郭士立的1832年2月“现场报道”——《郭士立中国沿海考察日志》，其中不少篇幅介绍了中国军事技术问题。郭士立也是广州外报的主要作者，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考察经历以及他个人的兴趣，自然对广州口岸的外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丛报》《广州纪录报》《广州周报》等英美报刊经常刊登有关军事报道。但是，最初刊登的相关信息往往是对中國沿海风俗、民情的叙述和描写，单纯的军事报道很少见。
借助报刊媒体，通过战争冲突直接报道中国军事实力问题的作品始见于1834年11月《中国丛报》发表的长篇报道《在华英国当局》一文。其中详细报道了1834年9月“律劳卑事件”⑤引发的中英军事——
两艘英国军舰在江中慢慢航行，常常随风转向，把船身暴露出来，受到中国各炮台的袭击，然而不过轻微损伤。这一经历表明，中国守军缺乏毅力，中国军事技术十分落后，他们本来有可能击沉两舰，但没有实力击败对手。……交战结果出乎预料，英国军舰许多32磅的炮弹射中中国炮台的炮眼。有一座炮台被击穿，炮台里的一座小庙被炸得飞上了天，变成一片瓦砾。可以断定，在英国军舰的这次攻击中，中国人的损失一定很大。
英国的军舰安装了蒸汽发动机、舰载火炮和导航设备，极大地增强了作战的灵活性，提高了军事作战能力。而当时清朝的“水师”没有近代化的船舶和军事技术装备，炮台建设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战船多是木质结构，船帆破旧，常常偏离航向，看似庞然大物，但吃水量都在250吨左右，炮台固定在甲板上，缺乏作战灵活性，很难瞄准射击的目标。本来，中国守军占据有利位置，英国军舰完全进入射程，中国守军使用的大炮却不能有效地击中对方。中英这次军事较量，无疑是对中国军事实力的一次检验。与西方军事技术相比，中国的武器装备已落伍于西方，通过中英武力的初步较量，中国的军事弱点暴露无遗。
此后，外报一再呼吁对华动用武力，这与外报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判断有一定关系。“律劳卑事件”后，外报刊登的中国军事问题的文章逐渐增多。1835年1月，《中国丛报》编发一组读者来信，以《与中国人的交往》为题刊登出来。书信的作者意见基本相同，呼吁英国政府调整外交策略，放弃“温和”政策。署名“一个外国人”的作者指出，把“天朝”当成文明的国家来对待十分荒谬，针对英国议会倡导对华实行“宽容体制”的言论，他指出，“天朝”把英国当成“蛮夷”，这是中华帝国没有“见识大英帝国的强大力量”导致的。言外之意，就是要对华使用武力。很快，这种观点引起了读者的“共鸣”。1835年2月25日，《广州纪录报》以“专题”形式，发表了评论《对华战争》，这篇评论公开鼓动对中国发起战争。作者以“律劳卑事件”为由头，认为两广总督卢坤“践踏大不列颠的神圣法律”，英国不能再奉行“沉默政策”，应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给中国一点“教训”，“以保护大英臣民及其国家的尊严”。⑥
外报认为，战争的胜败是由交战双方军事实力决定的，那么，中国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1836年8月出版的《中国丛报》在显著位置，以“专题”形式发表长篇评论《中国人军事技术与实力》。作者认为，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时代，把新技术用于战争，这是社会文明的一种进步，而中国由于长期对外封闭，使社会文明处于停滞状态，导致军事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将被视为处于文明的最低境地”。评论回顾了人类战争的历史，发现致命的战争一直是人与人之间为争夺利益而进行的残酷争斗。当徒手搏击时，人们会使出浑身的力气、技巧，试图击倒对方，赢得胜利。“随着文明的进步，战争以科学为依据，个人的勇猛不那么受推崇”。评论指出，中国虽然在13世纪火药技术就有所发展，但在武器装备和防御技术等方面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假如当时中西交战，中国能否防御和抵抗西方国家的军事进攻？1835年1月出版的《中国丛报》曾发表评论——《与中国人谈判》，对中国军事现状进行了分析。评论指出，中华帝国自称军事力量是无可匹敌的，但这个国家海军和陆军的弱点已暴露无遗，军队毫无战斗力，“新近沿海的进军已经说明：天朝的这个陆军和海军都不能把一艘仅由几个欧洲人保护的商船驱逐开去。我们曾见过那些自诩为英雄的人，其实不堪一击。一团英国兵可以击退天朝几个省的兵力，这绝对不是夸张之辞”。⑦从评论话语中可以发现，西方征服中国的野心和欲望越来越强烈，已经表现得急不可耐。1836年，《中国丛报》发表涉及中国军事防御水平方面的报道就有20多篇，其报道材料大多来源于实地观察。譬如对广州珠江口沿岸炮台防御情况的报道——
从虎门到黄埔一路上都没有设防。黄埔炮台显得笨重，不过是个摆设罢了，实际上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从两个方向开来的船队很容易占领这个位置，使用西方舰炮，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把炮台摧毁……这些炮台将会当成是防御工事的初级样品；没有城河、堡垒等防卫设施。事实上，这些只是作为临时防御设施，一到生死关头，即使训练有素的官兵也会抛弃阵地而逃走。可以断定，这些河上的炮台没有一座能抵御外国军舰的炮火攻击。⑧
报道者发现，当时中国军事防御设施非常原始，属于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在冷兵器时代，中国的这些防御设施可以发挥军事防御作用。但时代变了，中国没有与时俱进；而西方在科技文明的带动下，发展了军事技术，军舰上安装了蒸汽机，可以轻松地远渡重洋，其火炮射程可覆盖较大的范围，瞬间可摧毁中国落后的防御工事，冷兵器时代的防御设施已失去原有的防御作用。经过1834年9月中英军事较量，西方看清了中国军事的弱点，更确信了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二、软实力：多维展示中国军事实力衰落的图景
除以上从“硬实力”层面报道和评论中国的中国军事实力外，外报还十分关注中国军事的“软实力”：一方面从表层考察中国军队的军事素质——战斗力问题；另一方面还从文化、政治和历史等层面，透视了中国军事实力衰落的深层原因，从而为西方读者建构了较为清晰、立体的晚清帝国军事形象。
当时中国军队的基本素质如何呢？首先，外报把当时中国军队的素质与国民素质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决定了军队素质，导致中国军队战斗力普遍虚弱。《广州纪录报》创办不久，就大量报道有关中国的“内乱”，报道大多是讲述中国内乱不息，政府军没有战斗力，最后政府只好靠对叛军的分化与收买来平息内乱。《中国丛报》曾发表评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农民受到政府的剥削和压迫，仅仅处于能够生存的境地，使他们无心去关心谁是总督，谁是皇帝。历史事实证明，无论谁骑在他们的头上，反正没有任何东西丢失，因为新的征服者为了他們的利益，将不试图折磨没什么油水可榨的农民，而征服者的战利品土地必须靠农民的勤劳耕种，才会创造社会价值。”⑨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过程中，农民就是农奴，像羔羊一样默默活着，根本不愿走上战场为政府卖命。另外，由于中国军队多来自社会底层，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素质很低，自然影响战斗力的发挥。《中国丛报》曾断言，“中国军队全不中用，连一般的暴动也不能平定，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⑩譬如，海南岛发生叛乱时，两广总督李鸿宾带去平乱的军队不过6000人，结果这些人一上战场就闻风而逃，军队战斗力如此缺乏，已成为西方人嘲笑的对象。中国军队不能守卫自己的疆土，连一般的骚乱都无法控制。那么，这支军队不是徒有虚名吗？中国声称不畏惧战争，可是“你们能动员的强大的陆军又在哪里呢？”？輥？輯？訛
其次，外报认为，最致命的问题是中国军队没有“爱国心”。《中国信使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军队官兵都来自普通百姓，而普通百姓缺乏“爱国心”。表面上看，中国的百姓很排外，把“华”“夷”分得很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忠诚于自己的民族国家。1832年4月14日，《中国信使报》刊登了广东一带的“叛乱消息”。编辑对此发布评论指出，一般而言，按照中国人的个性，他们对于这个帝国的政府并不忠诚。无疑，如果自封的中国皇帝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那么，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将会投奔到那里。？輥？輰？訛对此，《中国丛报》也发表文章，加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文章认为，在中国，人们没有“爱国心”，不限于普通百姓，那些爬上社会上层的官僚士大夫也是如此。这些人读书是为了踏上仕途，不是为了服务国家，为的是让自己踏上升官发财的门道。？輥？輱？訛就连那些大政治家也同样没有“爱国心”，譬如朝廷的权臣和珅，在乾隆在位的最后几年里，权倾朝野，家财万贯。然而，他的财富是以牺牲国家利益的方式得来的。《中国丛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历史上缺乏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爱国主义案例，在中国历史上难以找到那些高贵的爱国主义案例。恰恰相反，中国人以追求个人财富和名誉为人生目标。？輥？輲？訛在《中国丛报》看来，中国自上而下的人都没有“爱国心”，这样一种精神现实，是中国军队缺乏战斗力的根本所在。
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爱国心”？《中国丛报》发表评论指出，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军队不懂得“爱国”。《中国丛报》曾报道，中国官兵大多没有受过教育，缺乏文化素质，他们只有个人利益、家庭利益，没有民族国家利益，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民族国家”这些概念非常模糊。《中国丛报》指出，中国军队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只局限于养育他们的这一片土地上，而并不会延伸至统治者管理的整个帝国”。这样，西方国家以武力征服中国就有了可乘之机，并认为这就是“控制东方帝国的秘密”。？輥？輳？訛《中国丛报》还指出，“一些人为活命和土地斗争，另一些人则为他们的财产而斗争。那些不受侵扰的劳动者无视这些斗争，继续他们的生活，对谁能够打胜仗，普通百姓毫不关心”。事实是否如此？《中国丛报》找到了说服西方读者的生动个案。譬如，驻守在沿海港口炮台守军的精神状态就是一个明证。由于长期缺乏战斗训练，这些官兵养尊处优，军事意识懈怠，战斗力下降，失去了战斗的警惕性，该报通过实地考察进行报道：
城门口应有强壮而又负责任的卫兵驻守。外国人出于好奇，向城门内探了探，发现只有一个苦力样子的士兵制止窥探。这名卫兵穿着短裤，一手拿着把扇子，一手拿着一根藤条做的鞭子。外国人到官署前来呈递禀帖时，他们正为集合兵马而发出信号。这时候，他们一个个鱼贯而入，不穿军服，不带武器，昏昏欲睡，没有任何防御的准备。他们戴着棕色毡帽，身著红色、黄色、褴褛衣衫，衣衫前后都绣着一个“勇”字。也能看到身材高大、威猛的士兵，他们挽着弓，背着几捆箭，生锈的箭，活生生一幅好战的画面，不过是吓唬“蛮夷”的把戏。？輥？輴？訛
这些报道，在观念形态上为西方建构了清晰的中国军事形象：在这个广袤的帝国，支撑帝国的“天朝”军队人数众多，但军队的文化素质较差。虽有军队的形式但无军队应有的战斗力；这支军队不懂得“爱国”，因此没有“爱国心”，中国军队是一支庞大的没有灵魂的军队。一旦西方发起战争，中国的防卫军队就会迅速被击溃。从这些话语中可以发现，外报饶有兴趣地研究和报道中国的军事问题，其动力来源于征服中国、“控制东方”的欲望和野心。而要实现他们征服中国、“控制东方”的梦想，就有必要研究中国的军事问题，然后才能逐步把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中国的军事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此，外报向西方读者进行了深入报道和评论，为西方读者展示出一幅较为立体的中国军事实力衰落图景。
首先，外报把一个国家有否军事实力视为一种“文明进步的标杆”。《中国丛报》认为，新航路发现之后，西方国家在进步，在政治文明和经济发展方面已经领先中国。而中国文明虽然一度领先世界，但现在与西方相比，不思进取，社会发展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人形成了封闭保守的文化心理，“长久以来，中华民族养成了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目空一切的心理习惯，他们自以为在文化、艺术、秉性、勇气和武艺等方面，胜过其他任何民族。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反常，这使我们不免注意到这个民族的顽固性和狂妄性”。？輥？輵？訛他們认为，中国采取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政策，就是这种文化心理在对外体制层面的延伸。这种文化心理，也导致自己与世界隔绝，不了解世界的最新发展，排斥外来的新知识，使自己陷于落后的境地，因此制约了中国武器装备和防御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
其次，外报从政治角度观察中国军事实力问题，发现清政府政治腐败、军事管理体制僵化也是导致中国军事实力下降的因素。皇帝高高在上，看似具有最高的权威，无所不能，但在具体军事活动时，皇帝的命令又靠“驿站”层层下传。各个部门互相牵制，推诿扯皮，影响了军事效率。军队的官僚大多过着安逸的生活，嗜钱如命，腐败成风。这样，士兵也不愿意为他们卖命。上下之间互相欺瞒，好大喜功，注重繁文缛节，做官样文章，结果，“天朝帝国虽然地域辽阔，但事实上非常虚弱。这种虚弱，也是天朝政府所洞悉的。因此只要太平无事，他们就不惜牺牲一切，以保存这个外强中干的局面”。？輥？輶？訛
外报还从历史的角度透视了中国军事实力衰落的原因。《中国丛报》认为，汉民族文化同化了具有尚武精神的“鞑靼人”，而这种尚武精神正在消失，虽然“一些鞑靼的军队还保持着英勇好战的精神，不过并没有使这种尚武的精神在这个庞大的帝国蔓延开来。皇帝对此早有不满，从乾隆皇帝开始，整个国家对军事的狂热逐步衰退”。？輥？輷？訛《中国丛报》指出，中国的鞑靼族已遗忘了军事训练，甚至连原来的语言都遗忘了。1836年2月，《中国丛报》发表了《与中国定约：一个巨大的迫切需要》一文，此文考察、梳理中西关系历史，通过西方人在沿海侦察的最新材料，指出中华帝国的海军——“水师”实力虚弱，甚至无能力驱逐一艘只配备数名武装人员的货船。中国虽然地广人多，实则不堪一击。
三、结语
外报为什么饶有兴趣地报道和评论有关中国的军事实力问题？其动因来自何处？研究者认为，外报推出相关议题的背后，无疑是西方人急于得到在华利益的诉求。
首先历史地看，新航路开辟后，征服中华帝国一直是西方国家的梦想，葡萄牙和荷兰都先后进行过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进入19世纪，西方国家急需开拓海外市场，扩大与殖民地的贸易，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中国的军事防御，研究中国的军事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以武力征服中国做准备。1831年7月创刊的《中国信使报》，一开始就对中国军事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该报曾在第八期刊登了长篇评论《向中国开战》，评论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傲慢无知的国家，其文明程度与欧洲国家无法相比。“中国善于颠倒黑白”“正是由于这种盲目的虚荣，他们一直拒绝与外国政府交往”。如何改变中国对外国人的态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中国发动战争。作者指出，中国军事虚弱，所有西方在华侨民都会支持与中国交战，“天朝帝国的任何军队都不堪一击，一旦与纪律严明和富有朝气的欧洲军队较量，这个国家的防线将很快被摧毁，他们的抵抗将是一场闹剧”。这些鼓动战争的言论，实质上代表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欲用武力征服中国的真实心态。
其次，早期外报传播主体（传播者）一是商人，二是新教传教士，他们是外报的创办者，鉴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自愿充当西方国家的代言人。作为商人，他们更希望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向西方打开大门，进行自由贸易；身为传教士，同样希望中国政治开放、文化多元，给他们提供相对宽松的传教环境。但他们发现，长期以来的中西交流证明，靠文化力量改变中国，道路艰难而漫长，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现实。“律劳卑事件”之后，他们认识到使用武力让中国屈服，并以此来改善中西关系是一条有效路径。
最后要指出的是：外报所建构的中国军事形象，其中蕴含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其殖民范围的欲望。但从以上外报的报道和评论中可以发现，这种“控制东方”的欲望，往往又被外报以“文明”“进步”的话语进行掩饰。从经济层面分析，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市场，借助“上帝的法则”和“全球自由贸易”的幌子，他们使用武力推进其经济殖民的势力范围，以争取其在华利益的最大化。从文化层面分析，外报把中国军事的落后归结为文明的落后，这其实就意味着文明国家对愚昧国度的宰制更具“合理性”；从政治层面分析，自恃政治文明的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军事占领也就有了冠冕堂皇的说辞。正如裨治文所言，“我们憎恶战争，反对损人利己的政策。我们也不为违背公理和国际法的人作辩护。然而，过去西方国家与天朝的一切调和都毫无成效，那我们就要争取国家的体面，以及侨民的权利，摆脱天朝对我们的控制，争取我们自己的利益”。？輦？輮？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在华外报与中国形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3BXW008）
注 释：
①The Future，The Canton Register January 16th，1830.
②Barbarism， Civilization， The Canton Register December 30th，1834.
③1827年—1835年出现4家在华英文外报，都集中于广州口岸，本文把这一时段出现的外报称为早期在华外报。这一时段先后出现的英文在华外报有：1827年11月8日，首家在华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出版；1831年7月8日，第二家英文报纸《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出版；1832年5月，《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出版；1835年9月12日，《广州新闻》（The Canton Press）出版。《广州纪录报》和《广州新闻》为英国人创办，其余两家为美国人创办。
④C.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 and 1833，p153-154.
⑤1833年12月，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Lord Napier）为首任驻华商务总监。1834年4月，律劳卑从英国出发，7月15日到达澳门。7月25日，他在没有携带国书、没获得清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抵达广州。中国方面的行商奉两广总督卢坤之命，告知律劳卑依惯例行事，一切交往文书由行商代呈，不能与官方直接联系。卢坤发布一系列命令，要求律劳卑返回澳门，律劳卑拒绝执行。卢坤下令封锁外国商馆，断绝日常生活来源。1834年9月11日，律劳卑命令英国军舰进入珠江口，先后与清军交战两次。卢坤封锁珠江，英国进退失据受到英国舆论的指责。
⑥War with china， The Canton Register， February 30th，1834.
⑦？輥？輶？訛？輦？輮？訛Negotiation with Chinese， The Chinese Repository，January，1835.
⑧⑨⑩？輥？輯？訛？輥？輳？訛？輥？輴？訛？輥？輵？訛？輥？輷？訛Military Skill and Power of Chinese，The Chinese Repository，August，1836.
？輥？輰？訛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April 14th，1832.
？輥？輱？訛Profession of Letters in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July，1834.
？輥？輲？訛Sketch of Statesman Hok-wan，The Chinese Repository，October，1834.
（作者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