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案:以新理念突破全球治理困境
王文郁
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深重危机,既有的全球治理发展态势也逐渐出现全球治理主体与对象的分散化、权力治理向制度治理过渡不充分、治理理念愈益受到世界人民质疑的趋向。面对这种态势,全球治理的结构逐步凸显出与现有经济体系西落东起的权力结构不匹配、制度供给难以跟进现实需要、已有制度效力低下,以及在西方自由经济价值基础之上治理理念不具备公正性等弊端。而中国方案“以人为本”“协商民主”和“聚焦经济”的理念创新,对走出全球治理的困境有借鉴性意义。
关键词: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国际社会
中图分类号:F12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6-0190-02
进入21世纪,全球化“双刃剑”效应更加凸显,全球合作遭遇瓶颈,世界在此基础上迎来全球治理变革的新时代。全球治理变革涉及到了全球治理理念的变革,当前的全球治理中,既有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已远远不能满足新一波全球治理的需求。面对转型,国家实力和地位已然崛起的大国——中国,必然会提出自己的思考与回应。
一、既有全球治理的发展态势
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在二战后形成的以自由制度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它曾在推动全球治理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是霸权政治的产物,只有部分国家、部分问题被纳入全球治理,参与者和问题领域均受到霸权政治的影响,西方国家、霸权国家在规则制定、资源分配方面占得先机。
(一)西方的全球治理策略
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不如说成是西方治理全球。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说,“人们只有在美国才会听说世界渴望美国领导……而在其他任何地方,人们听到的是美国的傲慢与单边主义。”2016年特朗普上台,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减少美国在全球治理中承担的责任,对于国际体系与规则,采取典型的“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做法。其他西方国家也如此,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成为反一体化的强心剂,西方国家联合反恐却“越反越恐”。西方国家治理全球越来越采用民粹主义、信条用民族主义来取代爱国主义。这些现象表明,西方国家全球治理战略中的全球主义、多元主义、文化平等和包容精神已经完全被狭隘民族利己主义、排外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所取代。
(二)既有的全球治理的发展态势
西方全球治理基于霸权思维而建立,并以霸权、强权思维为导向去处理全球性问题。但基于现如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革,如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新兴大国崛起,金融危机等国际现实的变化,新一波的全球治理已然表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1.全球治理的主体与对象更加分散化。全球治理自成立到现在,其主体和对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一,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滞缓,其反全球化风气盛行。与此相对,非西方国家经济地位提升且对全球治理表达出了强烈的意愿。全球治理的“分治”态势明显。其二,全球治理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体已经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等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地影响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三,全球治理的议题在不断扩大,一些非传统议题在冲击着国际安全、经济、政治领域,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2.全球治理由权力治理向制度治理过渡的态势发展不充分。早期各个领域的全球治理受殖民时期权力分配的影响,几乎完全被权力绑架,展现出了权力思维的鲜明特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霸权稳定体系”渐趋式微。制度凭借自身低成本、能有效汇聚全球治理者的合力与意志的优势,在联合国改革中地位凸起。但是近期,超级大国——美国其国内的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思潮兴起,它带头挑战二战以来已取得一定成就的全球治理格局,将一己私利置于人类公利之上,导致治理价值缺失。全球治理更是出现制度需求旺盛与供应不足、供给低效等特征。
3.“华盛顿共识”神话备受质疑,全球治理理念出现了“合法性危机”。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世界人民连接加强,使发展的不平等显著昭彰。“华盛顿共识”神话破灭,其妄想以经济思想统治世界,用隐秘、看不见流血的方式收割世界努力的面纱被揭开。人们意识到,西方宣称的自由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噱头,它的本质是伪善、双重标准。因此,全球治理及所谓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需要新的思想理念,指向整体的,而非指向部分人类的思想。
二、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旧有的理念和新的全球治理发展态势碰撞之下,造成世界形势的演进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倾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治理的结构困境、制度困境和伦理困境造成的。
(一)全球治理的结构困境
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方案是参与者共同、公正、合理地分享治理权力,实现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然而,随着全球治理现实主体与对象的分散化发展,凸显出现实的治理结构,即以自由制度主义为基礎的全球治理主体代表性不够“全球”,以及治理对象不够“全球”。
1.大国与小国之间存在治理权力失衡问题,形成大国中心治理模式。二战结束之后,全球治理始终处于失衡的状态。例如,“大国俱乐部”普遍存在于深海、极地和太空领域。小国只被沦为“治理客体”被排斥在全球治理之外,全球治理没有应有的公正性、代表性与合法性。
2.原有发达国家与崛起的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尖锐。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发达国家。2010年中国越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太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而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心、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但这种实力并没有被现有的国际秩序转化为相应的国际权力,在全球治理的很多领域,新兴大国很少可以得到应有的话语权、主导权,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进展缓慢且不充分,甚至有些新兴国家还要承受西方国家将其模式强加于自身的霸权行为。
3.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也存在权力失衡问题。在全球治理的很多方面,主权国家仍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与主导。同时,蓬勃的非国家行为体平台有助于实现全球治理的全球性、整体性与公正性。但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中,大多数的全球治理几乎完全被国家所控制,它严重限制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性、独立性、代表性。例如,在全球治理援助方面,官方发展援助就会带着政治目的,它偏向流向更具有偿还能力或政治盟友的国家,而不一定给予最需要帮助的国家。
(二)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
1.全球治理制度供应不足。当前全球治理制度仍旧停留在二战后由西方国家主导设计的治理规则层面,它无法适应变化发展了的现实。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信息化的迅速普及,衍生出了很多新兴层面的全球性问题,例如全球信息网络安全问题,虽然进行了全球峰会讨论,但还未形成规模化制度合作框架。此外,还有太空、极地等等。另一方面,国际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到2017年他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70%,但现行治理制度无法及时跟进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
2.全球治理制度效力不足。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公益性的国际公共物品是全球治理要提供的主要物品。通常而言,国际制度可以有效地积聚参与者的诉求与偏好,汇聚各国的合力,最大程度地降低治理成本,使全球治理朝着专业、合法、有效的方向发展。但是由制度导向更多地关注国际性问题的现象,忽视出现问题的行为。现实中的国际制度实施过程中常产生多层次重叠,缺乏整体性特征,造成全球治理效力低下。依靠制度治理也会出现脆弱化的倾向,强国参与治理以自我利益为导向,导致弱国、小国没有有效的话语权与参与权,加上全球治理本身沟通性就弱,各国不免就各自利益展开博弈。导致在国际机构、国际协议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致使全球治理实践失败。
(三)全球治理的伦理困境
现有的全球治理理念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它多强调自由国际秩序。同时,在西方国家看来,新兴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并实现发展的模式和理念是国家主义。这种理念差异必然引起东西两个世界在全球治理中的摩擦。
1.西方与东方对治理理念价值的分歧首先表现为自由与正义。西方世界自由竞争的模式,又因自身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等因素,不可避免地滑落入到霸权主义模式当中去。美国参与全球治理时的基本理念便是,美国依据自己国家利益可以在全球治理中自由出入。正如全球治理是对问题的治理,它并不是对利益的争夺。因此,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而言,治理机会应该均等。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个想法,也不会这样做。
2.全球治理责任担当理解存在分歧。全球治理是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是公共问题的处理机制。全球治理的实现要求各个治理主体都承担责任,形成国际社会的一种公意,但对公意的理解东西两方却是不同的。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特质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即使有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意愿,他们也没有相应的国家实力,如果依据旧有的国际机制,则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搭便车”行为。全球治理应当依据国家能力情况,使参与国家负有的治理责任可不均等。
三、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的新航向
如何解除现实的全球治理困境,中国有自己的提法。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所作的报告中高屋建瓴地做出了“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進”的新判断,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波澜壮阔的中国外交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全球治理思想的理论逻辑,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是两者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求索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也是摆脱全球治理失灵、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国际社会不能由越来越对立的国家群体构成,也不能一直由霸权来治理国际社会,只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共同发展,缩小差距,才能构筑一个共赢的国际社会。
参考文献:
[1] ?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J].中国社会科学,2017,(10).
[2] ?[美]肯尼思·沃尔兹.全球化及治理[M].张睿壮,刘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M].张睿壮,刘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时殷弘.全球治理和开明秩序面对的倾覆危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6).
[5] ?[英]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