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法西斯“游击队电影”概览
郝赫赫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类型电影曾在好莱坞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电影就是以中国式的类型电影为主导，并占据了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电影市场。有以《沙家浜》为主体的样板戏类型，有以《南征北战》《上甘岭》为主体的战争电影类型，有以《神秘的旅伴》《羊城暗哨》为主体的反特惊险电影类型，这些电影的诞生，形成了一个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游击队”系列影片的特殊类型。
一、 游击队员战士形象塑造
我国红色经典电影中的“游击队电影”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恐怕要算《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这几部，表现中国人民顽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精神，是这批“游击队电影”的根本主题，在这一主题的统领下，每部影片都以独特的切入点，形成了独特的内容和特有的美学价值。
（一）《平原游击队》具有惊险、传奇色彩，影片情节紧凑有力，人物生动感人，其艺术成就表现为，在情节上有力地组织了5个斗争回合，兴奋点不断出现，使观众一直处于一种紧张而有序的惊险情节之中，并得到一种审美愉悦。此外，也是最突出的一点，即它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超越了很多影片，人物从平面走向立体。
主要人物李向阳是一个富有平民色彩、遇事沉着老练、处变不惊、“油条”式的传奇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审美理想，创作者不仅赋予他中国传统的英雄传奇人物的某些特色；同时还赋予他新时代的气息，他是在严酷的抗日游击战争特定的时代环境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影片从剧作、场面调度、表演以至摄影、美工（化装、服装、道具）等多方面、全方位地体现他的性格特征：不但在对敌斗争中勇敢、机智、果断，而且在他与周围人物的联系中，在战斗进程中，逐渐地显露出他性格的其他侧面——如在司令员面前的腼腆、天真，在母亲面前的顺从、温柔，在战友面前的诚挚、热情……如此处理，这个人物就比较立体、丰满了。李向阳的性格是坚毅的，郭振清时儿补之以满脸淳朴而亲和的微笑，这种属于李向阳的招牌式微笑给观众的印象永远挥之不去。在那个民族危亡的艰苦年代，这种闪耀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微笑，意味着非凡的勇气、意味着永不言败、意味着必胜的信心。可以想象，不论是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还是在战后的和平年代，这种招牌式的微笑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力量。犹其是影片结尾，当日军中队长松井举刀自绝为鬼的瞬间，李向阳带领游击队员，上好从小宝手上拾取的子弹，面对松井语调不高，却充满正义式的宣判：放下武器，中国地面上，绝不允许你们横行霸道！复仇子弹瞬间击发，松井应声毙命。声音、画面观众刻骨铭记。
此外，李向阳的性格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不过，他不是从恐惧到无畏，也不是由鲁莽到机警，或从朴素的爱国主义感情到高度的阶级觉悟，而是在极其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面对老奸巨猾的日本军官，从对斗争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吃一堑长一智，发展到斗争经验比较丰富，并在这枪弹与血的洗礼中揭示出他较为复杂的心理体验。这对类型片中的人物来说，是比较可贵的。饰演李向阳的演员郭振清，以其特有的淳厚而又机敏的气质，成功地创造了这一形象，从而使其跻身于这一时期著名电影演员的行列中。
影片中日军中队长松井也是刻画得颇有深度的一个形象。这个受过严格的法西斯训练的日本军人，是个既残暴又狡猾的“中国通”，他与李向阳的冲突，构成本片的主要戏剧矛盾。他在军事思想与行动中的严谨刻板、墨守成规，反衬了李向阳的机智灵活。由方化饰演的松井，不仅抓住了他性格中的凶暴、狡诈的一面，同时也揭示了他空虚、伪善的一面，为了演好松井，方化还给松井写了洋洋洒洒一大本“个人传记”，把松井外形定位在“铁青色的脸，像饿鹰一样的眼睛，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总想要有一种吃人的可怕神情”。以此同时，方化研读了大量日军侵华资料，以及大和民族历史，努力深层次挖掘松井的复杂心理。还为此买来老鹰和猴子，天天观察它们的举止，留心它们攫取食物时种种变化的眼神。再用到塑造松井之中，特别是在松井的眼睛上作了很多研究。此外，方化还把过去学的日语捡起来，加以组合力求在语感上接近松井。方化在长影被错化为右派，在批斗会上，曾有人荒唐、滑稽而幼稚地说，你演的松井比日本鬼子还象日本鬼子，你没有反动思想感情你能演得那么像吗？由此可见方化对这一人物的把握比较真实、全面，并富有艺术光彩。此后再也没有导演找方化演其它角色，这也给方化带来很大的苦恼。松井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影片开始摆脫对日本军人形象采取漫画化、脸谱化、丑化的表现方法，以至于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银幕上出现的日军军官形象，没有超过方化的。这与方化对人物的深刻体验、理解，以及他那独特的人物造型和富有魅力的表演是分不开的。
影片的摄影和音乐也颇具特色，摄影善于从惊险的情节出发，确定并营造相应的影调、气氛，取得了预期的较理想的效果。而影片音乐则随着人物的塑造而展开，开篇李向阳、小郭冲过日军火烧房屋时，采用进行曲式乐调，相同段落还有火烧敌粮库等，有力烘托了影片紧張、惊险气氛。以音乐语言刻画松井时，作曲者抓住日本音乐的调式和音程特点，设计了富有日本风味的音乐主题，以其准确生动的音乐形象而成为电影观众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器乐主题。
（二）《铁道游击队》剧作是原作者根据同名暢销小说改编，剧作删去了大量枝曼情节，编剧与导演形成一致看法，围绕“铁道”做文章。游击战争题材影片并不新鲜，但围绕铁道展开的游击战却有其独特性，导演赵明曾阐述过，要把这些英雄人物在铁道上的战斗，生动地表现出来，赋予独特的、新鲜的艺术形式[1]，编导抓住了这一关键点，也就抓住了《铁道游击队》这部影片的艺术性。也因此《铁道游击队》与《平原游击队》形成了不同的特色。
影片中最精彩的一些段落，无不与铁道这一特定的环境以及与之相应的斗争方式有关。如：飞车卸军火、打票车、撞兵车、阻击铁甲车等，既使人感到酣暢淋漓，又都紧贴火车。相反，原小说中一些精彩情节，如血染洋行、亱袭临城、拆炮楼等，因其铁道特点不明显，被编导舍去。
还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由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写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非常悠美，抒发了战士们坚定的必胜信念与乐观主义精神，歌曲流传久远，为该片增色不少。
《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把普通游击队员进行典型化处理，突出了游击队个体英雄形象，最具代表性的是游击队队长李向阳、刘洪、高传宝等，表现出了一种植根乡村百姓之中与解放军营长、连长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另外，象小郭、老侯、王强、鲁汉等游击队员也常伴有盲动思想、冲动行为、思考问题不周等特点，与正规解放军战士显然有别，因此个性鲜明凸出。
二、 再现游击队英雄群体
《地道战》《地雷战》则着重塑造游击队英雄群体，两部片子中的游击队巧妙利用两种土得不能再土的武器一一地道、地雷，以颇具诙谐幽黙的笔调展示出了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特殊力量。地道、地雷成为一部影片的故事、情节发展的核心也是空前绝后的，但它确实是历史的真实。
（一）《地道战》用地道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情形，富含深刻意义。在战术上讲，首先做到隐蔽自己，保存自己，迷惑敌人，击溃敌人。敌强我躲，分割包围，逐个歼灭，取得胜利。这里散发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思想，在面对强大敌人的时候，我们不去直接碰硬，而是分割包围敌人，逐个歼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已是经典台词。影片中透出的逐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战术思想，不仅在当时，在当代战争仍然实用。
“地道战，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影片主题歌豪情激荡，尤其是让儿童观众觉得打仗很好玩、很过瘾。把战争片拍到这分上，还能说什么呢？片中女声独唱《毛主席的话记心间》深情感人，洋溢着令人鼓舞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二）《地雷战》更是充分展现了民兵的聪明才智，运用身边的一切手段杀害敌人有生力量，影片交待了地雷战的兴起、发展与时代背景，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劳动人民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当时条件简陋，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老祖宗发明火药，自然成了老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武器，事实上地雷也有较强的杀伤力，民兵们发明了石雷、挂雷、地雷、滚雷等，所以地雷战应运而生。影片中的地雷成为戏谑日伪军的魔咒，一招制敌，有惊无险，让日伪军从可恨变得可笑，甚至可怜，全片在热闹风趣的基调中，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与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最令人感叹的是地雷才是影片的主角。还值得一提的是，《地道战》《地雷战》两部影片都是军教片。军教片并不要求象故事片那样面面具到，但两部影片在故事情节编排、人物形象塑造、电影音乐、电影插曲创作等方面都优于一般故事片，产生巨大效应。很难想象一个《地道战》就卖了2800多个拷贝，现在看来已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恐怕这是导演当初都未曾想到的。
（三）《小兵张嘎》从主要人物的设置来看，也可以说是儿童片。而影片以张嘎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展现了游击队战士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场景。影片中的正、反面（张嘎、胖墩、钟连长、罗金保、龟田、翻译官等）人物都塑造成功，令人印象深刻。导演一般都感到儿童片难，吃力不讨好。能把儿童片拍成经典影片，也足见导演崔嵬的艺术修养之高、艺术功底之深。
以上几部“游击队电影”所展现的游击战，是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特殊作战方式。它不是大规模、大兵团作战，但在那艰苦卓绝的年代，只能采取这种作战方式，这就是游击战争。这一批“游击队电影”，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游击战争场面，其中产生李向阳、刘洪、高传宝、高老忠、张嘎等一系列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是抗日战争民族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批游击队英雄形象，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只要提起李向阳这些英雄人物，可以说家喩户晓。
结语
“游击队电影”的艺术魅力，主要来源于它对生活的自然状态原汁原味的摄取和表现，这些电影之所以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还在于它与时代、生活相通，与千百万观众相呼应。在与李向阳这些英雄认同的同时，观众除获得了艺术享受外，还通过影片所承载的时代精神和生活内容，多方位、多层次地认识了战争、认识了时代、认识了生活、认识了历史。
反过来看当下新创或翻拍的抗战题材影片，它们所拥有的观众数量和产生的社会效应与这批“游击队电影”相比，有着巨大差异，起码目前还没有塑造出一个李向阳式的银幕英雄人物。有些甚至用调侃、荒诞、功夫、戏说的办法来拍抗战电影。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同艺术趣味和艺术风格所致，而是涉及到了美学创造和审美创造的铁的尺度和规律，涉及到了艺术家应该如何看待战争本体、战争中的人性展现、战争中人对真、善、美追求的原则。相比之下，更加显示出“游击队电影”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和审美的双重价值。
参考文献：
[1]赵明.我在铁道游击队拍摄中的心情[J].大众电影，1956（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