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交媒体平台中新闻失范的新型变种
李岩
摘要：移动互联时代，人们深度依附于社交平台。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不但使新闻产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更滋生大量新闻失范的新型变种。本文着眼于探讨社交媒体中新闻失范的衍生与变化，尝试从宏观体制层面、新闻实操层面、受众解读与重构层面，三重视角解读新型媒介失范现象的产生原因。
关键词：社交媒体 新闻职业道德 新闻失范 舆论审判 新闻伦理
移动互联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与方式大踏步转向社交平台。社交媒体给人们带来实时性、便捷性的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夹杂大量泥沙俱下的职业道德窘象。本文着眼于探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新闻失范的新型变种，并尝试从宏观体制层面、新闻实操层面、受众的解读与重构等三个层面，对其产生原因做出合理的思考与分析。
社交媒体中新闻失范的新型变种
一、标题党雾霾重重。标题党是网络时代新闻失范的重症顽疾。近些年，在社交平台的信息传播中，标题党风气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职业媒体的官微和公众号。“刚刚”“震惊”“重磅”系标题井喷，一味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抛弃应有的新闻生产职业操守，频频触及新闻职业道德底线。
文题不符式标题。好的标题能够起到统摄全文，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而标题如果不忠于内容，拟题手法再精良，也称不上是合格的标题。例如，新鲜娱乐公众号发文《陈坤儿子生母终于曝光被扒出来了，果然是她》，真实情况是陈坤做客《金星秀》时坦言：“我都和孩子说，你就是我生的，没有别人。”言语中并未袒露孩子生母。石狮民生事公众号发布《昨晚，石狮子，震惊全国！一家34口灭门惨案！转疯了！》文章，真实情况是被杀的是34只老鼠。发文者吴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10天。再如腾讯新闻《麦迪亮相纽约 无视姚明同球迷握手》，真实情况是被无视的“姚明”只是一座雕塑。种种文题不符式标题不胜枚举，文章着重在标题上制造噱头，而内容却往往有名无实，让人大跌眼镜，“愚”乐受众嫌疑极大。
胁迫式标题。《……不转不是中国人》《……为父母与家人保平安，24小时必转》《……为了你身边的人，转起！》，这类文章标题中挟藏大量的伦理道德绑架，信息中夹杂所谓宿命论成分，迫使信息阅读者在失望之余，笃定“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默默转起。而胁迫式信息的二次乃至N次扩散，不但造成不良信息的泛滥，同时也给社会治安造成巨大隐患。
引诱式标题。引诱式标题主要是抓住受众对涉黄、涉艳、涉奇信息感兴趣的心理，采用夸张、渲染的制作手法，诱引读者点击，而内容往往或耸人听闻或相差甚远，也属于文题不符的一种，只是语言运用更为粗糙，报道旨趣更为低级。例如，网易财经的《上海冠生园董事长被猴子弄死》、搜狐焦点的《津500套房竟引千人暴乱》、新华网的《84岁演员娶24岁女子：重新感到自己是个男人》、山西科教频道的《女子公交上怒斥色狼：你一直摸了我6分钟》）。值得注意的是，以色情、低级趣味为导向、一味追求三俗的引诱式标题党，点击率一直居高不下。传统门户网站与主流媒体也纷纷倒戈，频频用带有主观情绪、诱导戏谑等词汇，误导意图明显。
悬疑式标题。悬疑式标题注重引发受众阅读前的无限遐想。标题前半部分阐述事实，后半部分采用疑问、转折、驚叹等词汇，激发受众的阅读兴趣。例如，微信头条《泰州一男子醉驾逃逸连撞7人，他的身份竟然是……》、公众号文章《谢娜这十年走得不容易，她得好运全是因为……》，这种欲言又止，并不急于揭示完整事件或情节的悬疑式拟题手法，不但将受众胃口吊起，而且影响了受众的阅读与判断力，造成受众对事件的认知偏差，并不利于真实情况的传播。
二、传媒假事件中“假”内涵的丰富衍生。
潜藏营销目的。传媒假事件中的“假”往往包含宣传动机、公关动机以及单纯职业主义动机等，而社交平台中的传媒“假”事件中，则更多潜藏营销目的。某些官微或公众号在发布、转发权威信息源的消息时，采取借势营销，新闻事件只是作为由头，文末处最终落脚点在于兜售商品。目前，社交营销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运营模式。新闻事件通过若干官微、公众号，以及网络推手的双微运作后，不但能够很快形成热点，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更能带来可观的收入。2016年末的罗一笑事件中，信息真假含混，以转发即可善款增加一元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中进行病毒式扩散，难掩集资的目的。而当以消费孩子的病痛做为社交营销初衷被曝光后，一时间舆论哗然，引发诸多社会批判与思考。
移花接木中的“抵官”倾向。社交媒体中的传媒假事件，并非直接受控于职业媒体，新闻事件发生后，往往掺杂大量网民对信息的补充与完善，而在这一过程中，出于别有用心等目的的信息便会使整个新闻事件的真相扑朔迷离，其中移花接木手段的运用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中掺杂大量的“抵官”情绪或倾向，极具煽动性，不明真相的受众在难辨信息真伪的情况下，往往盲信盲从，与“官方”声音形成对立面。例如雷洋案中，雷洋被殴打视频，最后被证实与该案无关，属于典型的移花接木，虚假拼接。而纵览整个案件，正是这段无详实出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中，披着“真相”外衣的广泛传播，才将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置于舆论讨伐的风口浪尖。
断章取义的部分事实难示真相。2016年1月22日，央视CCTV5记者王大年大闹冬运会安检口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中疯传。即便CCTV5发表声明，决定依规依纪处理相关当事人，王大年在个人微博上公开致歉，仍然难堵悠悠之口，一时间“怕冷哥”成为众矢之的，全民声讨的对象。当事件沉静下来，仔细追问，是谁恰好拍摄该视频？上传视频的目的何在？视频最后掷地有声地传出“不用怕，我已经拍了”的声音，透漏出这显然是一条陷阱新闻。视频呈现的只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部分事实，整体的真实要复杂的多，而且不易马上辨明。在部分事实中“怕冷哥”出现的激动情绪及个人的不良行为，引来受众的围观与谩骂，但部分新闻事实本身呈现出“真亦假时假亦真”的信息含混，断章取义难以表达全部事实真相。
三、反转新闻蔚然成风。反转新闻是社交媒体中舆论空间开放程度极大提升后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舆论往往先于新闻真相，提前力挺或表明立场，而随着新信息的持续公布与补充，新闻剧情会发生180度翻转，舆论立场随之极速转换。“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哈尔滨天价鱼事件、山东潍坊“纱布门”事件，均属于近两年反转新闻的典型个案。反转新闻过剩，会导致“不敢相信原初报道”的恐惧，这是无数失实报道带来的失信恶果。舆论的浮躁也催生出一种病态的“新闻审美”。当接收一个新闻事件后，怀着质疑或惊天大逆转的心态，坐实会有反转事实发生。以颠覆为乐趣的阅读导向和打脸所产生的新闻快感，恰恰证明公众对媒体公信力的一种透支。
四、舆论审判倒逼事件发展。舆论审判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相对于媒介审判而言。媒介审判往往是媒体联手单向宣传，先于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做定性判断，主体是职业媒体。而舆论审判的主体回归公众，即公众对新闻事件，在网络广阔的舆论空间中，取得较为一致性的看法，进而再通过社交渠道表达民意、民愿，从而敦促相关行政或职权部门介入，倒逼事件发展，甚至将已经定性的案件重新审理或改判。
诚然，舆论审判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力量，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与监督司法的公平正义、公开透明。如4·14于欢案，的确在社交平台中催生出大众强烈的共情效应，也正是在舆论的强烈呼吁下，该案获得重新的定罪与量刑。但必须正视的是，舆论与司法的界限分明，审判过程的独立，不应迎合任何势力。如果审判的尺度被舆论左右，反而是法治的悲哀。以“公众同情”为基础的法治参与和社会批判，在根本上是极不稳定的。其独立性既未通过法律的形式纳入法治化的渠道，又一直处在易被大众传媒操纵的潜在危险中。甚至有些舆论审判，是假以道德之名，行侮辱人格之实。
五、狗仔谋求合理化身份。透视近几年的网络热点事件，明星名媛绯闻仍然频登榜首，热度不减。这虽符合新闻显著性的基本原理，但也与另一个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推动密不可分——狗仔。狗仔的职业身份一直为专业媒体人所诟病，但从“周一见”事件、林丹出轨事件、白百合事件等一系列名人丑闻引发的热议中不难看出，狗仔的爆料极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窥私欲与审丑欲，甚至涉猎感官刺激。不但能瞬时掀起巨大的社会关注，还大胆玩起预告新闻，提前为猛料预热。明星的私生活在媒体的放大镜下，成了公众消遣的主菜。而那些八卦背后的爆料人，在一轮又一轮抖包袱的过程中，也似乎成为公众眼中的名人。
因此很多名声大噪的狗仔人以此为职业，开设专业工作室，为谋求身份的合理化不遗余力。面对愈演愈烈的狗仔正身势头，《人民日报》撰文“存在即合理，不该是八卦泛滥的借口。对隐私、八卦，更多的媒体应拿出应有的姿态，给予正确的引导，而不应该为其提供平台、任其卖丑。而这，正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①2017年6月7日，中国第一狗仔卓伟、名侦探赵五儿、全明星探等一大批八卦微博账号被封，表示出官方对此持有的否定态度。狗仔凭借社交网络谋求身份提升，也暂时偃旗息鼓。
六、政务自媒体的状况频出。社交网络平台给政务自媒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使其时刻处在潜在危机之中。政务自媒体同样需要具备良好媒介素养的职业把关人，一旦把关人摆脱组织的结构性约束，假以公共的身份进行信息传播活动，对新闻事件的呈现不仅局限于客观叙述，而夹杂大量“转发+评论”的个人色彩与观点，新一轮的舆论围观便会形成，这有损于政务职能部门的公众形象，也会带来不良社会影响。例如，在于欢刺杀辱母者事件形成舆论热议时，济南公安官方微博发表了一张毛驴撞上大巴的图片，并配文“世事多奇葩，毛驴怼大巴”，疑似回应山东聊城的“辱母案”。随即“一驴激起千层浪”，“驴民”横空出世，网络段子手借机蹭热度，引发网友集体围攻与消解。事后济南公安发布信息：微博没有任何含义，不代表任何观点，是未经请示的个人行为，值班人员也非民警，但种种解释与托辞，并不足以拿出足够诚恳的态度，来处理政务自媒体的失职，反使自身陷入更大被动。
近些年政务自媒体状况频出，“有平台无运营”“有人员无编制”“有人力无能力”“代发布无保障”，种种问题的暴露折射出，政务自媒体的发展不可亦步亦趋，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整体设计与科学管理。
碎片化与快餐化的信息阅读习惯，迫使新闻报道持续发酵时间愈发短暂。几天之内，若干重大突发性新闻轮番登场，或基于巧合，或遵守媒體议程。无论是职业媒体还是草根平台，各种声音制造话题，抢占第一落点，社交平台瞬时聚焦成“观点市场”，助推热点变沸点。而由于信息更迭速度过快，公众例行关注的媒介议题便出现了高度异质化。也鉴于社交媒体的私人化特质，各种非预期性议题频现，新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速朽品。公众的注意力等不及热点真相的揭示，旧热点还未冷却，新热点接踵而至，每一个热点的真相彻底淹没在下一个热点背后，无人问津。摄像技术的轻便化与傻瓜化，使人人拥有了制造自我影像世界的能力，而“绝对的自由必然赘生混乱的病灶”。不可否认社交媒体的欣欣向荣是当今媒体生态新趋向，但恶俗内容不应与社交媒体的发展相倚，道德井绳仍然发挥其束缚作用。
三重视角剖析新型新闻失范的产生原因
一、转型期的制度断裂与法治化建设的滞后。中国新闻传媒业在实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总体环境中，不断摸索新闻发展的正确路向。从以宣传为本位的政治附属物到以新闻为本位肩负宣传职能的事业，从国家包干、不必过问自身生存能力到在市场中谋求发展、积累经济资源。新闻传媒业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变革。面临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制度变迁与体制重构，新闻职业道德也在这个转换节点上陷入困局。②
从计划经济转向顺应市场，传媒必须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当面临资本增值的巨大诱惑，传媒的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职能受到严峻的拷向，容易迷失媒介本质，难保持应有的职业坚守。现代媒体生态环境复杂多变，刚适应市场经济的厮杀，又要面临社交媒体的搏击。而传媒恰恰在未建立新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文化约束和行业规范下，匆忙卷入市场经济，甚至连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最需要的最基本的公平竞争法在我国尚未确立。保障运行的良性秩序严重滞缓于媒介生存的现实境遇。滋生的新情况与新问题，立插新闻职业道德的真空状态，因此新闻规范呈现无序状。
二、新闻实操的自然约束与社交信息的制播节奏不一致。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信息的制播环境与以往大不相同。传统媒体的新闻实操环节与程序，很难跟紧复杂社交信息传播步调。第一，具体事件的纷繁复杂与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简约构成了新闻工作的一个基本矛盾，因而具体新闻的事实，只能表现为一个认识的过程。③社交媒体助力受众对这一认识过程进行充分的消解与重构，受众参与信息生产，形成去中心化的多元信息补充，浮躁的热点节奏与难辨真伪的碎片化信息，使原本难以挖掘的事实真相更加欲盖弥彰。不轨的一面提示信息，容易诱发受众一拥而上，盲目标签化、类型化新闻事件或新当事人，而忽略事实真相的深度挖掘。第二，当职业的新闻媒介让位于大众的社会生活媒介，新闻采写能力的下降令人堪忧。社交媒体中碎片信息资源过于丰富，导致职业媒体从业者也高度依赖于简单的信息转发转载。“第一现场”意识愈加淡薄，把关、核实环节频频失守，放弃审核程序，于是形成大量跟风的二手信息。加之评论过剩，使原本捉襟见肘的新闻生产力极速下降，职业惰性形成。
三、受众忠于自身解构与重构的信息消费观。互联网对传媒新闻业的消解，表面上看是对传统新闻生产过程的再造与盈利模式的颠覆，实质上则是对传统新闻业主导信息传播的垄断地位的消解。④社交媒体赋予大众前所未有的媒介接近权与使用权。信息消费观不以官方色彩为转移，一定意义上能够实现自我情绪的表达与疏泄，而正是在民间与官方话语权的博弈之中，新闻失范出现了大量衍生与变种。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注释：①君 然：《别让“八卦”太喧嚣》，《人民日报》，2017-05-19。
②罗以澄：《媒介思辨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③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④张志安，刘文骁：《互联网催生传统新闻业的三个变化》，《新闻战线》，2015（1）。
摘要：移动互联时代，人们深度依附于社交平台。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不但使新闻产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更滋生大量新闻失范的新型变种。本文着眼于探讨社交媒体中新闻失范的衍生与变化，尝试从宏观体制层面、新闻实操层面、受众解读与重构层面，三重视角解读新型媒介失范现象的产生原因。
关键词：社交媒体 新闻职业道德 新闻失范 舆论审判 新闻伦理
移动互联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与方式大踏步转向社交平台。社交媒体给人们带来实时性、便捷性的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夹杂大量泥沙俱下的职业道德窘象。本文着眼于探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新闻失范的新型变种，并尝试从宏观体制层面、新闻实操层面、受众的解读与重构等三个层面，对其产生原因做出合理的思考与分析。
社交媒体中新闻失范的新型变种
一、标题党雾霾重重。标题党是网络时代新闻失范的重症顽疾。近些年，在社交平台的信息传播中，标题党风气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职业媒体的官微和公众号。“刚刚”“震惊”“重磅”系标题井喷，一味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抛弃应有的新闻生产职业操守，频频触及新闻职业道德底线。
文题不符式标题。好的标题能够起到统摄全文，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而标题如果不忠于内容，拟题手法再精良，也称不上是合格的标题。例如，新鲜娱乐公众号发文《陈坤儿子生母终于曝光被扒出来了，果然是她》，真实情况是陈坤做客《金星秀》时坦言：“我都和孩子说，你就是我生的，没有别人。”言语中并未袒露孩子生母。石狮民生事公众号发布《昨晚，石狮子，震惊全国！一家34口灭门惨案！转疯了！》文章，真实情况是被杀的是34只老鼠。发文者吴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10天。再如腾讯新闻《麦迪亮相纽约 无视姚明同球迷握手》，真实情况是被无视的“姚明”只是一座雕塑。种种文题不符式标题不胜枚举，文章着重在标题上制造噱头，而内容却往往有名无实，让人大跌眼镜，“愚”乐受众嫌疑极大。
胁迫式标题。《……不转不是中国人》《……为父母与家人保平安，24小时必转》《……为了你身边的人，转起！》，这类文章标题中挟藏大量的伦理道德绑架，信息中夹杂所谓宿命论成分，迫使信息阅读者在失望之余，笃定“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默默转起。而胁迫式信息的二次乃至N次扩散，不但造成不良信息的泛滥，同时也给社会治安造成巨大隐患。
引诱式标题。引诱式标题主要是抓住受众对涉黄、涉艳、涉奇信息感兴趣的心理，采用夸张、渲染的制作手法，诱引读者点击，而内容往往或耸人听闻或相差甚远，也属于文题不符的一种，只是语言运用更为粗糙，报道旨趣更为低级。例如，网易财经的《上海冠生园董事长被猴子弄死》、搜狐焦点的《津500套房竟引千人暴乱》、新华网的《84岁演员娶24岁女子：重新感到自己是个男人》、山西科教频道的《女子公交上怒斥色狼：你一直摸了我6分钟》）。值得注意的是，以色情、低级趣味为导向、一味追求三俗的引诱式标题党，点击率一直居高不下。传统门户网站与主流媒体也纷纷倒戈，频频用带有主观情绪、诱导戏谑等词汇，误导意图明显。
悬疑式标题。悬疑式标题注重引发受众阅读前的无限遐想。标题前半部分阐述事实，后半部分采用疑问、转折、驚叹等词汇，激发受众的阅读兴趣。例如，微信头条《泰州一男子醉驾逃逸连撞7人，他的身份竟然是……》、公众号文章《谢娜这十年走得不容易，她得好运全是因为……》，这种欲言又止，并不急于揭示完整事件或情节的悬疑式拟题手法，不但将受众胃口吊起，而且影响了受众的阅读与判断力，造成受众对事件的认知偏差，并不利于真实情况的传播。
二、传媒假事件中“假”内涵的丰富衍生。
潜藏营销目的。传媒假事件中的“假”往往包含宣传动机、公关动机以及单纯职业主义动机等，而社交平台中的传媒“假”事件中，则更多潜藏营销目的。某些官微或公众号在发布、转发权威信息源的消息时，采取借势营销，新闻事件只是作为由头，文末处最终落脚点在于兜售商品。目前，社交营销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运营模式。新闻事件通过若干官微、公众号，以及网络推手的双微运作后，不但能够很快形成热点，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更能带来可观的收入。2016年末的罗一笑事件中，信息真假含混，以转发即可善款增加一元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中进行病毒式扩散，难掩集资的目的。而当以消费孩子的病痛做为社交营销初衷被曝光后，一时间舆论哗然，引发诸多社会批判与思考。
移花接木中的“抵官”倾向。社交媒体中的传媒假事件，并非直接受控于职业媒体，新闻事件发生后，往往掺杂大量网民对信息的补充与完善，而在这一过程中，出于别有用心等目的的信息便会使整个新闻事件的真相扑朔迷离，其中移花接木手段的运用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中掺杂大量的“抵官”情绪或倾向，极具煽动性，不明真相的受众在难辨信息真伪的情况下，往往盲信盲从，与“官方”声音形成对立面。例如雷洋案中，雷洋被殴打视频，最后被证实与该案无关，属于典型的移花接木，虚假拼接。而纵览整个案件，正是这段无详实出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中，披着“真相”外衣的广泛传播，才将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置于舆论讨伐的风口浪尖。
断章取义的部分事实难示真相。2016年1月22日，央视CCTV5记者王大年大闹冬运会安检口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中疯传。即便CCTV5发表声明，决定依规依纪处理相关当事人，王大年在个人微博上公开致歉，仍然难堵悠悠之口，一时间“怕冷哥”成为众矢之的，全民声讨的对象。当事件沉静下来，仔细追问，是谁恰好拍摄该视频？上传视频的目的何在？视频最后掷地有声地传出“不用怕，我已经拍了”的声音，透漏出这显然是一条陷阱新闻。视频呈现的只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部分事实，整体的真实要复杂的多，而且不易马上辨明。在部分事实中“怕冷哥”出现的激动情绪及个人的不良行为，引来受众的围观与谩骂，但部分新闻事实本身呈现出“真亦假时假亦真”的信息含混，断章取义难以表达全部事实真相。
三、反转新闻蔚然成风。反转新闻是社交媒体中舆论空间开放程度极大提升后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舆论往往先于新闻真相，提前力挺或表明立场，而随着新信息的持续公布与补充，新闻剧情会发生180度翻转，舆论立场随之极速转换。“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哈尔滨天价鱼事件、山东潍坊“纱布门”事件，均属于近两年反转新闻的典型个案。反转新闻过剩，会导致“不敢相信原初报道”的恐惧，这是无数失实报道带来的失信恶果。舆论的浮躁也催生出一种病态的“新闻审美”。当接收一个新闻事件后，怀着质疑或惊天大逆转的心态，坐实会有反转事实发生。以颠覆为乐趣的阅读导向和打脸所产生的新闻快感，恰恰证明公众对媒体公信力的一种透支。
四、舆论审判倒逼事件发展。舆论审判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相对于媒介审判而言。媒介审判往往是媒体联手单向宣传，先于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做定性判断，主体是职业媒体。而舆论审判的主体回归公众，即公众对新闻事件，在网络广阔的舆论空间中，取得较为一致性的看法，进而再通过社交渠道表达民意、民愿，从而敦促相关行政或职权部门介入，倒逼事件发展，甚至将已经定性的案件重新审理或改判。
诚然，舆论审判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力量，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与监督司法的公平正义、公开透明。如4·14于欢案，的确在社交平台中催生出大众强烈的共情效应，也正是在舆论的强烈呼吁下，该案获得重新的定罪与量刑。但必须正视的是，舆论与司法的界限分明，审判过程的独立，不应迎合任何势力。如果审判的尺度被舆论左右，反而是法治的悲哀。以“公众同情”为基础的法治参与和社会批判，在根本上是极不稳定的。其独立性既未通过法律的形式纳入法治化的渠道，又一直处在易被大众传媒操纵的潜在危险中。甚至有些舆论审判，是假以道德之名，行侮辱人格之实。
五、狗仔谋求合理化身份。透视近几年的网络热点事件，明星名媛绯闻仍然频登榜首，热度不减。这虽符合新闻显著性的基本原理，但也与另一个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推动密不可分——狗仔。狗仔的职业身份一直为专业媒体人所诟病，但从“周一见”事件、林丹出轨事件、白百合事件等一系列名人丑闻引发的热议中不难看出，狗仔的爆料极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窥私欲与审丑欲，甚至涉猎感官刺激。不但能瞬时掀起巨大的社会关注，还大胆玩起预告新闻，提前为猛料预热。明星的私生活在媒体的放大镜下，成了公众消遣的主菜。而那些八卦背后的爆料人，在一轮又一轮抖包袱的过程中，也似乎成为公众眼中的名人。
因此很多名声大噪的狗仔人以此为职业，开设专业工作室，为谋求身份的合理化不遗余力。面对愈演愈烈的狗仔正身势头，《人民日报》撰文“存在即合理，不该是八卦泛滥的借口。对隐私、八卦，更多的媒体应拿出应有的姿态，给予正确的引导，而不应该为其提供平台、任其卖丑。而这，正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①2017年6月7日，中国第一狗仔卓伟、名侦探赵五儿、全明星探等一大批八卦微博账号被封，表示出官方对此持有的否定态度。狗仔凭借社交网络谋求身份提升，也暂时偃旗息鼓。
六、政务自媒体的状况频出。社交网络平台给政务自媒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使其时刻处在潜在危机之中。政务自媒体同样需要具备良好媒介素养的职业把关人，一旦把关人摆脱组织的结构性约束，假以公共的身份进行信息传播活动，对新闻事件的呈现不仅局限于客观叙述，而夹杂大量“转发+评论”的个人色彩与观点，新一轮的舆论围观便会形成，这有损于政务职能部门的公众形象，也会带来不良社会影响。例如，在于欢刺杀辱母者事件形成舆论热议时，济南公安官方微博发表了一张毛驴撞上大巴的图片，并配文“世事多奇葩，毛驴怼大巴”，疑似回应山东聊城的“辱母案”。随即“一驴激起千层浪”，“驴民”横空出世，网络段子手借机蹭热度，引发网友集体围攻与消解。事后济南公安发布信息：微博没有任何含义，不代表任何观点，是未经请示的个人行为，值班人员也非民警，但种种解释与托辞，并不足以拿出足够诚恳的态度，来处理政务自媒体的失职，反使自身陷入更大被动。
近些年政务自媒体状况频出，“有平台无运营”“有人员无编制”“有人力无能力”“代发布无保障”，种种问题的暴露折射出，政务自媒体的发展不可亦步亦趋，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整体设计与科学管理。
碎片化与快餐化的信息阅读习惯，迫使新闻报道持续发酵时间愈发短暂。几天之内，若干重大突发性新闻轮番登场，或基于巧合，或遵守媒體议程。无论是职业媒体还是草根平台，各种声音制造话题，抢占第一落点，社交平台瞬时聚焦成“观点市场”，助推热点变沸点。而由于信息更迭速度过快，公众例行关注的媒介议题便出现了高度异质化。也鉴于社交媒体的私人化特质，各种非预期性议题频现，新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速朽品。公众的注意力等不及热点真相的揭示，旧热点还未冷却，新热点接踵而至，每一个热点的真相彻底淹没在下一个热点背后，无人问津。摄像技术的轻便化与傻瓜化，使人人拥有了制造自我影像世界的能力，而“绝对的自由必然赘生混乱的病灶”。不可否认社交媒体的欣欣向荣是当今媒体生态新趋向，但恶俗内容不应与社交媒体的发展相倚，道德井绳仍然发挥其束缚作用。
三重视角剖析新型新闻失范的产生原因
一、转型期的制度断裂与法治化建设的滞后。中国新闻传媒业在实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总体环境中，不断摸索新闻发展的正确路向。从以宣传为本位的政治附属物到以新闻为本位肩负宣传职能的事业，从国家包干、不必过问自身生存能力到在市场中谋求发展、积累经济资源。新闻传媒业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变革。面临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制度变迁与体制重构，新闻职业道德也在这个转换节点上陷入困局。②
从计划经济转向顺应市场，传媒必须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当面临资本增值的巨大诱惑，传媒的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职能受到严峻的拷向，容易迷失媒介本质，难保持应有的职业坚守。现代媒体生态环境复杂多变，刚适应市场经济的厮杀，又要面临社交媒体的搏击。而传媒恰恰在未建立新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文化约束和行业规范下，匆忙卷入市场经济，甚至连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最需要的最基本的公平竞争法在我国尚未确立。保障运行的良性秩序严重滞缓于媒介生存的现实境遇。滋生的新情况与新问题，立插新闻职业道德的真空状态，因此新闻规范呈现无序状。
二、新闻实操的自然约束与社交信息的制播节奏不一致。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信息的制播环境与以往大不相同。传统媒体的新闻实操环节与程序，很难跟紧复杂社交信息传播步调。第一，具体事件的纷繁复杂与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简约构成了新闻工作的一个基本矛盾，因而具体新闻的事实，只能表现为一个认识的过程。③社交媒体助力受众对这一认识过程进行充分的消解与重构，受众参与信息生产，形成去中心化的多元信息补充，浮躁的热点节奏与难辨真伪的碎片化信息，使原本难以挖掘的事实真相更加欲盖弥彰。不轨的一面提示信息，容易诱发受众一拥而上，盲目标签化、类型化新闻事件或新当事人，而忽略事实真相的深度挖掘。第二，当职业的新闻媒介让位于大众的社会生活媒介，新闻采写能力的下降令人堪忧。社交媒体中碎片信息资源过于丰富，导致职业媒体从业者也高度依赖于简单的信息转发转载。“第一现场”意识愈加淡薄，把关、核实环节频频失守，放弃审核程序，于是形成大量跟风的二手信息。加之评论过剩，使原本捉襟见肘的新闻生产力极速下降，职业惰性形成。
三、受众忠于自身解构与重构的信息消费观。互联网对传媒新闻业的消解，表面上看是对传统新闻生产过程的再造与盈利模式的颠覆，实质上则是对传统新闻业主导信息传播的垄断地位的消解。④社交媒体赋予大众前所未有的媒介接近权与使用权。信息消费观不以官方色彩为转移，一定意义上能够实现自我情绪的表达与疏泄，而正是在民间与官方话语权的博弈之中，新闻失范出现了大量衍生与变种。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注释：①君 然：《别让“八卦”太喧嚣》，《人民日报》，2017-05-19。
②罗以澄：《媒介思辨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③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④张志安，刘文骁：《互联网催生传统新闻业的三个变化》，《新闻战线》，20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