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时刻的焦虑与话语空间的对立
张旺斌 郭爱萍
【摘要】从“话语时刻”的概念出发，围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选取印度五家主流英文报刊在2017年5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文本。从“话语-历史”视角分析了印度拒绝参与论坛的原因；从修辞诉诸方面（品格诉诸、情感诉诸、逻辑诉诸）梳理了印度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与相关项目的认知；从话语空间理论的层面展现了印度媒体的三维立体建构，并通过趋近性话语的探究进一步分析了印度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对立认知。这种零和认知模式注定造成印度对历史研判、现状评估与未来预期的混淆和错位。
【关键词】“话语-历史”视角；话语时刻；修辞诉诸；话语空间；趋近性话语；认知研究
一、引言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下简称“一带一路”论坛）于2017年5月14日至5月15日在北京召开，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约1500名代表出席此次论坛。[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印度是唯一缺席这次论坛的大国。然而不参与不代表不关注，印度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报道在2017年5月骤增①。
本文对新闻文本的选择围绕“话语时刻”（Discourse Moment/Discursive Moment）这一概念展开，其关切点为某一事件发生之时大规模的、密集的、多样化的媒体活动，其分析范畴为各个话语时刻中术语和表达的传播、互文使用的不同形式以及不同词汇和表述的再形成。[2]Chilton也曾提出“批评话语时刻”（Critical Discourse Moment-CDM）[3]来表达语篇呈现出对立意识形态表征的时刻。政治活动、外交动向、科学发现、社会事件等不同的因素均可以定义特殊的话语时刻，进而改变或挑战之前既定的话语形态。
由于在全球范围内巨大的影响力以及中印之间的地缘相关性，“一带一路”论坛的举办在印度引发了一个重要的话语时刻。本文以《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印度教徒报》（The Hindu）、《印度快报》（The Indian Express）和《今日印度》杂志（India Today）这五家印度主流英文报刊官方网站5月份的报道为分析样本，通过认知话语分析来研究印度媒体在此期间的“话语时刻认知”与“话语空间建构”。
二、“话语—历史”角度的印度选择
批评话语分析的史学视角（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强调话语的纵向维度，即其历史源头与未来指向，认为构成话语的文本和语境应被当作历史事件对待。该视角专注于“彰显历史与社会力量”的批评话语时刻，将话语分析的过程看作对历史知识中的语言进行解构的过程，意在揭示话语之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4]因此，本文将印度主流英文报刊的“‘一带一路论坛话语时刻”置入历史语境，探究其在这一特殊历史节点的中国认知。
在“话语-历史”视角的分析过程中，主题、话语策略、语言方式是构成文本意义和结构的三个维度。[5]在考察话语呈现的时候，必须将源文本向新闻文本的转换置于社会语境中，并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去分析。[6]
从“一带一路”新闻话语的主题上看，印度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论坛，主要是考虑到“中巴经济走廊”（CPEC）经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这事关印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印巴分治之后，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巴基斯坦都是印度议题中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始终是中印处理彼此关系的认知交锋处。因此印度媒体在择取文本素材的时候，将印度社会最关注的CPEC项目置于报道的中心处。
《印度时报》详细梳理了1961—2017年间印度就印巴争议地区对中国的表态。纵观56年的时间线，印度对中巴合作及相关项目的态度为“认为非法”“重申关切”“侵犯主权”“强烈抗议”。[7]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印度媒体认为，CPEC不单单是经济项目，更多的是地缘政治策略，是对印度的包围。印度参加“一带一路”论坛意味着放弃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权利。
在“一带一路”论坛召开这一话语时刻，印度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延续了历史话语中的“入侵论”及“威胁论”。根据“话语间性记忆库”（Interdiscursive Memory Bank）的概念[8]，不同的事件话语相互联系，会将某一特定事件置入相关的历史背景中。记忆库的显现依赖于连接过往与未来的文字表述。这一过程中，“暗指”的功能大于“引述”的功能，在表明主体传播立场的文本中尤为如此。“一带一路”论坛召开之际，中方对巴基斯坦CPEC项目的强调、中方对印度的参会邀请、中方对相关事务的外交表态，这些综合的因素激活了印度对三国外交事务的话语记忆。因此，印度媒体在此期间的新闻报道既陈述了印度的官方立场，更暗示了其对中国的不满态度。
三、话语时刻的焦虑
在印度媒體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认知话语分析方面，本文将引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策略：品格诉诸（Ethos，指言说者的品格或信誉）、情感诉诸（Pathos，指言说者将听者置入一个情感框架）与逻辑诉诸（Logos，指言说者的逻辑与理性论证能力）。[9]在检视文本话语的过程中，品格诉诸意味着通过特殊的语言策略来进行形象塑造与组织定位。情感诉诸指报道意象中的情感体现与对受众的情感激发。逻辑诉诸指报道中的明晰与推理，然而，修辞中的逻辑并不仅仅指理性，而是指“貌似理性”（appearance of rationality），其与常识判断（commonsense）更为接近。[10]在文本的意象类型及隐喻使用中，修辞三要素互相作用、互相穿插。
（一）品格诉诸：我者正当与他者失范
根据Chilton的话语空间指示维度模式，接近言语指示中心的为“我者”（the Self），代表着此地、此时、此者以及道德正确、真实。而远离指示中心的为“他者”（the Other），意味着缺乏道义与真实。[11]在印度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报道中，贯穿其中的一條认知线索为：印度处于正义与受侵害的位置，而中国作为“他者”，其“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行为与前景都应该受到质疑。
从宏观视角，印度媒体的报道认为中国宏大的全球连通倡议可能会给南亚国家带来负面的政治影响与经济危机，并在印度洋区域引发焦虑。具体到微观的“一带一路”参与国情况，相关报道认为中国在南亚邻国有勒索之嫌，并违反当地法律与社会风俗。关于“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印度则认为中国只有空口承诺，并未拿出详细的方案计划；“一带一路”倡议面临大国的反对，并未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助力。
话语策略中的“品格诉诸”包括两个层面，对自身的道义塑造与对他人的形象矮化。印度媒体的新闻报道通过积极的自我呈现与消极的他者呈现，建构了“一带一路”语境中印度与中国的身份话语。
（二）情感诉诸：保留意见与全力邀请
情感诉诸是指话语表述对受众情感的激发（包括满意、失望、遗憾、恐惧等）。情感诉诸可以通过建立“同一性”与“社会性”进行表达。印度媒体在关于“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中，建构了基于本土价值观念的身份同一性。面对特定事件，国家、政府、民众形成了共同的情感需求。
根据新闻报道，印度出于主权与规程方面的考虑，对“一带一路”倡议持保留意见，拒绝参与“一带一路”论坛。但中方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印度加入进来，甚至为了争取印度的认可曾提议为“中巴经济走廊”改名。作为南亚大国，印度对中国的意义重大。印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印度的参与可以提高“一带一路”论坛的可信度。尽管印度最终缺席论坛，但其影响力不容小觑。印度拒绝参会之后，中国继续安抚印度情绪，并为印度的后续参与留下通道。但同时，印度也认为“一带一路”论坛举办期间对于印度是一个艰难的、犹豫的时刻。CPEC项目成为印度的“阿喀琉斯之踵”，对印度来讲是雪上加霜。
通过隐喻表述，其情感诉诸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被中国媒体描述为“巨大而温和的熊猫”到底会如何应对“印度象”的表态。在外交声明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印度的悲情叙事屡现报道中。
在情感诉诸方面，印度媒体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通过“他者眼中的我者”来表达自我。印度媒体多次援引中国《环球时报》的报道讲述中国媒体对于印度的评判。《环球时报》认为，印度过度解读了中国的军事威胁，印度应该停止散播对中国的“阴谋论”与“怀疑论”。印度缺席“一带一路”将导致印度利益受损。印度的拒绝参与令人遗憾，但“多疑紧张焦虑的”印度无法阻止邻国参与“一带一路”计划。印度应该采取务实态度，化解与中国的分歧，促成共同合作。通过对中国镜像中印度形象的关注，印度媒体传达了本国的怨恨与恐惧。
印度媒体通过自塑、他塑与合塑的方式呈现了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情感态度。报道中展现印度的强硬态度从而唤醒民众的主权领土意识，通过宣称印度的重要性激发受众的民族国家认同，与此同时，又通过引述中国媒体的话语体现出内在的不安与不服。正如《印度教徒报》的报道所言，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充满了多疑、妄想与偏执。[12]
（三）逻辑诉诸：保卫主权与制衡霸权
在政治话语的逻辑论证层面，Isabela Fairclough与Norman Fairclough提出论证策略框架（Argumentation Strategies）[13]，该框架具有四个前提：境况前提（事件的存在状态及相关问题）、目标前提（主体希望事件达到的未来状态）、价值前提（支撑目标的价值观与关切点）、“方法-目标”前提（主体为达到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综合梳理印度媒体关于“一带一路”论坛的报道，其建构话语的价值前提为印度要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在此基础上印度希望能争取到中国的表态与合作。但基于中国坚持“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实施，无法满足印度的外交诉求，印度以拒绝参与论坛的方式表明抗议，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对中国进行抗衡。但是也有少数几篇报道发出理性思考的声音，认为印度不应该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关闭与中国的外交大门。如果拒绝“一带一路”倡议，印度将因此受损。印度应该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搁置地缘政治争议，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经济内涵，择优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中去（如图1所示）。
综上所述，印度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论坛的过程中，通过道义诉诸表明印度立场，通过情感诉诸唤起受众认同，又通过逻辑诉诸说明印度拒绝参会的缘由。这三种修辞手法互相呼应，通过文本间性与话语间性的作用，综合呈现出印度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与论坛的认知态度与决策选择。
四、话语空间的对立
话语空间理论（Discourse Space Theory-DST）由Paul Chilton创建，其在《分析政治话语：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话语空间的三个维度分别为空间轴、时间轴与情态轴[14]，这三个维度轴均从代表此地、此时、此者的“指示中心”（deictic centre）向外辐射。之后在文章《向量、观念与观念变化：论话语空间理论》中[15]，Paul Chilton又做了进一步的理论说明。话语空间理论结合了心智结构、事件概念化与空间认知等因素，解释了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与价值维度的三维话语建构。
（一）三维度空间建构
从话语空间的视角分析印度主流英文报刊对“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相关报道，话语指示中心的时间点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期间，空间起点为印度本土、印度领导人、发言人与相关机构，情态价值的中心为基于印度立场与利益的情感态度（见图2）。
从时间指向上，相关报道在回顾中巴印三国相关历史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性质与影响，并就“一带一路”项目的发展做出推测。综观文本，印度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过去时间段里实力积蓄后的称霸宣言，隶属于“一带一路”计划的“中巴经济走廊”延续了历史语境中的主权与领土侵犯，“一带一路”项目的前景并不明朗，未来发展问题重重。在空间指向上，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发生关系、同时又与印度利益攸关的国家都体现在新闻报道中。除了中国，印度媒体对巴基斯坦与尼泊尔着墨较多。在媒体的话语构造中，不同的国家空间并置，组成了相互参照的整体。
在价值维度上，对于不同的国家，印度媒体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态度取向。对于巴基斯坦，报道认为其作为中国的“全天候伙伴”，在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同时也要承担较多风险，甚至认为中国意欲将巴基斯坦变为其经济殖民地。印度将巴基斯坦定义为宿敌，因此新仇旧恨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过程中同时激活。
印度媒体关于尼泊尔的报道则减少了负面情绪，认为尼泊尔作为印度的政经伙伴，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书是从经济利益方面考量之后不得已而为之，并无意针对印度。印度强调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两国应该有更多合作。对于美国与日本这样的西方国家参与“一带一路”论坛，印度有出乎意料之感，并期冀向这两个国家积极靠近，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因此，在“一带一路”论坛举办的背景下，印度与美国恢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日本加深经贸合作，并联手打造亚非海上走廊，从而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二）趋近性话语造势
在话语空间理论的大前提下，“趋近性”作为认知语言分析、语用分析、批判话语分析领域的一个概念随之而出，Piotr Cap将其发展为趋近性理论（Proximization Theory）。[16]该理论的关注中心是：话语制造者通过解释行为，渲染外在威胁的迫近性，进而使得其防范政策与行为具有合法性。该威胁源于话语空间的外围主体（outside-deictic-center）意欲穿过空间入侵到内部主体，即指示中心处（inside-deictic-center）。
印度媒体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报道在趋近性话语建构方面表现明显。根据空间趋近性框架，结合这五家印度媒体的新闻文本，印度对中国威胁态势的渲染如表1所示。
根據话语空间的三个维度，趋近性理论同样包括三个方面：空间趋近性、时间趋近性、价值趋近性，分别指话语空间外围主体的空间逼近、当下围攻与价值对立。印度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报道中，主流话语的认知为中国从时空与价值层面都对印度构成了战略威胁，“一带一路”项目直指其南亚后院。《今日印度》杂志甚至用《一带一敌》[17]这样的新闻标题来评判“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方面看来，基于这样的情势，他们必须做出即刻反应与反制措施。
（三）当前空间话语龃龉
当前话语空间（Current Discourse Space-CDS）模型的提出为解读话语含义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框架。当前话语空间是指在“话语流”中，说者与听者在当下特定时刻共享的心智空间。它包含了“对话者所置身的独特话语”以及“对话者对互动情境的理解”。[18]
在“一带一路”论坛召开之际，印度、中国、巴基斯坦三国的言语表态也达到一个高峰。印度官方坚持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军事与政治力量的展示，其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是对印度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侵犯。
中国政府在发言中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和平发展，与区域霸权无关。该倡议是各国合作的交响乐，而非中国的独奏会。中国尊重别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无意卷入争端。希望印度搁置分歧，共同发展。巴基斯坦则发出声明，不要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政治化，“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是经济联通而非地缘政治。
话语空间的话语设计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对话者的注意力中心、已发生的事件、期待发生的事件。Langacker将其称之为语言表达的前瞻性与回顾性因素（prospective and retrospective elements）。[19]结合三个国家的历史争端与各自愿景，在当前语境空间中，中印巴三个国家互为“说者/听者”，话语意义的制造、激活、交流、管控、协商同时进行。这五家印度媒体对三国之间的利益纠葛与话语抗衡进行了综合呈现，文本间的互动参照进一步带来语义空间的增殖。
五、结语
话语生产的最终目的并不只是文本再现，而是传达某种局势中真实的或想象的事件信息，并在认知上以所谓的情景模式再现。[20]这五家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报道是个体或组织心智活动的产物，其话语融合了印度本国的国家认同、集体记忆、历史时刻、政治体系及外交意识，体现了说话者在自我中心的空间位置上的认知能力。新闻报道同时承载着实现“言内功能”与“言后之果”的语用学功能。[21]印度媒体一方面满足了国内受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需求，但同时受众被期待建立起与传者预期所一致的文本再现与情境模式。
在宏观的“话语-历史”视角中，特定话语时刻产生的关于内容与情境的心智模式，会作为观念、价值与实践储存于长期知识中。该视角整合了历史渊源、社会政治背景与话语事件，因此它提供了一种看待潜在权力与潜能范围的工具。
印度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多篇报道构成了一个既彼此衍射又相互映衬的空间意域，共同指向印度对中国的疑虑对立认知。可以推测，在印度的话语权力场内，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的鸿沟短期内不会消除，而这种零和认知模式②注定会造成印度对历史研判、现状评估与未来预期的混淆和错位。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印度主流英文报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研究”（项目编号：16YJC860030）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本文选取的文本为印度五家主流英文报刊官方网站5月份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报道。分别输入“One Belt One Road”，“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elt and Road Forum”，共搜索到新闻198篇，其中5月14日至5月15日两天的报道多达52篇。文中引用的报道来源依次为：《印度时报》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印度斯坦时报》http：//www.hindustantimes.com/，《印度教徒报》http：//www.thehindu.com/，《印度快报》http：//indianexpress.com/，《今日印度》http：//indiatoday.intoday.in/。
②“零和”是博弈论中的概念，指一方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损失，博弈双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开放为起点、以合作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但印度对该倡议持排斥对立的认知态度，认为中国的收益会导致印度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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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ophie Moirand.Communicative and Cognitive Dimensions of Discourse on Science in the French Mass Media[J].Discourse Studies，2003，5（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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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Ananth Krishnan.One belt，One foe[J/OL].India Today，2017-05-18.https：//www.indiatoday.in/magazine/up-front/story/20170529-china-xi-jinping-one-belt-one-road-obor-russia-europe-india-986420-2017-05-20.
[18]Ronald W.Langacker. Discourse in Cognitive Grammar[J].Cognitive Linguistics，2001，12（2）：144.
[19]Ronald Langacker. Cognitive Grammar：A Basic Introduction[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466.
[20]Teun A.Van Dijk.News as Discourse[M].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8：105.
[21]Teun A.Van Dijk.News as Discourse[M].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8：105.
（張旺斌为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郭爱萍为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
【摘要】从“话语时刻”的概念出发，围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选取印度五家主流英文报刊在2017年5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文本。从“话语-历史”视角分析了印度拒绝参与论坛的原因；从修辞诉诸方面（品格诉诸、情感诉诸、逻辑诉诸）梳理了印度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与相关项目的认知；从话语空间理论的层面展现了印度媒体的三维立体建构，并通过趋近性话语的探究进一步分析了印度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对立认知。这种零和认知模式注定造成印度对历史研判、现状评估与未来预期的混淆和错位。
【关键词】“话语-历史”视角；话语时刻；修辞诉诸；话语空间；趋近性话语；认知研究
一、引言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下简称“一带一路”论坛）于2017年5月14日至5月15日在北京召开，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约1500名代表出席此次论坛。[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印度是唯一缺席这次论坛的大国。然而不参与不代表不关注，印度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报道在2017年5月骤增①。
本文对新闻文本的选择围绕“话语时刻”（Discourse Moment/Discursive Moment）这一概念展开，其关切点为某一事件发生之时大规模的、密集的、多样化的媒体活动，其分析范畴为各个话语时刻中术语和表达的传播、互文使用的不同形式以及不同词汇和表述的再形成。[2]Chilton也曾提出“批评话语时刻”（Critical Discourse Moment-CDM）[3]来表达语篇呈现出对立意识形态表征的时刻。政治活动、外交动向、科学发现、社会事件等不同的因素均可以定义特殊的话语时刻，进而改变或挑战之前既定的话语形态。
由于在全球范围内巨大的影响力以及中印之间的地缘相关性，“一带一路”论坛的举办在印度引发了一个重要的话语时刻。本文以《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印度教徒报》（The Hindu）、《印度快报》（The Indian Express）和《今日印度》杂志（India Today）这五家印度主流英文报刊官方网站5月份的报道为分析样本，通过认知话语分析来研究印度媒体在此期间的“话语时刻认知”与“话语空间建构”。
二、“话语—历史”角度的印度选择
批评话语分析的史学视角（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强调话语的纵向维度，即其历史源头与未来指向，认为构成话语的文本和语境应被当作历史事件对待。该视角专注于“彰显历史与社会力量”的批评话语时刻，将话语分析的过程看作对历史知识中的语言进行解构的过程，意在揭示话语之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4]因此，本文将印度主流英文报刊的“‘一带一路论坛话语时刻”置入历史语境，探究其在这一特殊历史节点的中国认知。
在“话语-历史”视角的分析过程中，主题、话语策略、语言方式是构成文本意义和结构的三个维度。[5]在考察话语呈现的时候，必须将源文本向新闻文本的转换置于社会语境中，并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去分析。[6]
从“一带一路”新闻话语的主题上看，印度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论坛，主要是考虑到“中巴经济走廊”（CPEC）经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这事关印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印巴分治之后，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巴基斯坦都是印度议题中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始终是中印处理彼此关系的认知交锋处。因此印度媒体在择取文本素材的时候，将印度社会最关注的CPEC项目置于报道的中心处。
《印度时报》详细梳理了1961—2017年间印度就印巴争议地区对中国的表态。纵观56年的时间线，印度对中巴合作及相关项目的态度为“认为非法”“重申关切”“侵犯主权”“强烈抗议”。[7]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印度媒体认为，CPEC不单单是经济项目，更多的是地缘政治策略，是对印度的包围。印度参加“一带一路”论坛意味着放弃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权利。
在“一带一路”论坛召开这一话语时刻，印度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延续了历史话语中的“入侵论”及“威胁论”。根据“话语间性记忆库”（Interdiscursive Memory Bank）的概念[8]，不同的事件话语相互联系，会将某一特定事件置入相关的历史背景中。记忆库的显现依赖于连接过往与未来的文字表述。这一过程中，“暗指”的功能大于“引述”的功能，在表明主体传播立场的文本中尤为如此。“一带一路”论坛召开之际，中方对巴基斯坦CPEC项目的强调、中方对印度的参会邀请、中方对相关事务的外交表态，这些综合的因素激活了印度对三国外交事务的话语记忆。因此，印度媒体在此期间的新闻报道既陈述了印度的官方立场，更暗示了其对中国的不满态度。
三、话语时刻的焦虑
在印度媒體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认知话语分析方面，本文将引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策略：品格诉诸（Ethos，指言说者的品格或信誉）、情感诉诸（Pathos，指言说者将听者置入一个情感框架）与逻辑诉诸（Logos，指言说者的逻辑与理性论证能力）。[9]在检视文本话语的过程中，品格诉诸意味着通过特殊的语言策略来进行形象塑造与组织定位。情感诉诸指报道意象中的情感体现与对受众的情感激发。逻辑诉诸指报道中的明晰与推理，然而，修辞中的逻辑并不仅仅指理性，而是指“貌似理性”（appearance of rationality），其与常识判断（commonsense）更为接近。[10]在文本的意象类型及隐喻使用中，修辞三要素互相作用、互相穿插。
（一）品格诉诸：我者正当与他者失范
根据Chilton的话语空间指示维度模式，接近言语指示中心的为“我者”（the Self），代表着此地、此时、此者以及道德正确、真实。而远离指示中心的为“他者”（the Other），意味着缺乏道义与真实。[11]在印度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报道中，贯穿其中的一條认知线索为：印度处于正义与受侵害的位置，而中国作为“他者”，其“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行为与前景都应该受到质疑。
从宏观视角，印度媒体的报道认为中国宏大的全球连通倡议可能会给南亚国家带来负面的政治影响与经济危机，并在印度洋区域引发焦虑。具体到微观的“一带一路”参与国情况，相关报道认为中国在南亚邻国有勒索之嫌，并违反当地法律与社会风俗。关于“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印度则认为中国只有空口承诺，并未拿出详细的方案计划；“一带一路”倡议面临大国的反对，并未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助力。
话语策略中的“品格诉诸”包括两个层面，对自身的道义塑造与对他人的形象矮化。印度媒体的新闻报道通过积极的自我呈现与消极的他者呈现，建构了“一带一路”语境中印度与中国的身份话语。
（二）情感诉诸：保留意见与全力邀请
情感诉诸是指话语表述对受众情感的激发（包括满意、失望、遗憾、恐惧等）。情感诉诸可以通过建立“同一性”与“社会性”进行表达。印度媒体在关于“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中，建构了基于本土价值观念的身份同一性。面对特定事件，国家、政府、民众形成了共同的情感需求。
根据新闻报道，印度出于主权与规程方面的考虑，对“一带一路”倡议持保留意见，拒绝参与“一带一路”论坛。但中方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印度加入进来，甚至为了争取印度的认可曾提议为“中巴经济走廊”改名。作为南亚大国，印度对中国的意义重大。印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印度的参与可以提高“一带一路”论坛的可信度。尽管印度最终缺席论坛，但其影响力不容小觑。印度拒绝参会之后，中国继续安抚印度情绪，并为印度的后续参与留下通道。但同时，印度也认为“一带一路”论坛举办期间对于印度是一个艰难的、犹豫的时刻。CPEC项目成为印度的“阿喀琉斯之踵”，对印度来讲是雪上加霜。
通过隐喻表述，其情感诉诸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被中国媒体描述为“巨大而温和的熊猫”到底会如何应对“印度象”的表态。在外交声明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印度的悲情叙事屡现报道中。
在情感诉诸方面，印度媒体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通过“他者眼中的我者”来表达自我。印度媒体多次援引中国《环球时报》的报道讲述中国媒体对于印度的评判。《环球时报》认为，印度过度解读了中国的军事威胁，印度应该停止散播对中国的“阴谋论”与“怀疑论”。印度缺席“一带一路”将导致印度利益受损。印度的拒绝参与令人遗憾，但“多疑紧张焦虑的”印度无法阻止邻国参与“一带一路”计划。印度应该采取务实态度，化解与中国的分歧，促成共同合作。通过对中国镜像中印度形象的关注，印度媒体传达了本国的怨恨与恐惧。
印度媒体通过自塑、他塑与合塑的方式呈现了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情感态度。报道中展现印度的强硬态度从而唤醒民众的主权领土意识，通过宣称印度的重要性激发受众的民族国家认同，与此同时，又通过引述中国媒体的话语体现出内在的不安与不服。正如《印度教徒报》的报道所言，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充满了多疑、妄想与偏执。[12]
（三）逻辑诉诸：保卫主权与制衡霸权
在政治话语的逻辑论证层面，Isabela Fairclough与Norman Fairclough提出论证策略框架（Argumentation Strategies）[13]，该框架具有四个前提：境况前提（事件的存在状态及相关问题）、目标前提（主体希望事件达到的未来状态）、价值前提（支撑目标的价值观与关切点）、“方法-目标”前提（主体为达到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综合梳理印度媒体关于“一带一路”论坛的报道，其建构话语的价值前提为印度要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在此基础上印度希望能争取到中国的表态与合作。但基于中国坚持“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实施，无法满足印度的外交诉求，印度以拒绝参与论坛的方式表明抗议，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对中国进行抗衡。但是也有少数几篇报道发出理性思考的声音，认为印度不应该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关闭与中国的外交大门。如果拒绝“一带一路”倡议，印度将因此受损。印度应该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搁置地缘政治争议，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经济内涵，择优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中去（如图1所示）。
综上所述，印度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论坛的过程中，通过道义诉诸表明印度立场，通过情感诉诸唤起受众认同，又通过逻辑诉诸说明印度拒绝参会的缘由。这三种修辞手法互相呼应，通过文本间性与话语间性的作用，综合呈现出印度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与论坛的认知态度与决策选择。
四、话语空间的对立
话语空间理论（Discourse Space Theory-DST）由Paul Chilton创建，其在《分析政治话语：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话语空间的三个维度分别为空间轴、时间轴与情态轴[14]，这三个维度轴均从代表此地、此时、此者的“指示中心”（deictic centre）向外辐射。之后在文章《向量、观念与观念变化：论话语空间理论》中[15]，Paul Chilton又做了进一步的理论说明。话语空间理论结合了心智结构、事件概念化与空间认知等因素，解释了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与价值维度的三维话语建构。
（一）三维度空间建构
从话语空间的视角分析印度主流英文报刊对“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相关报道，话语指示中心的时间点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期间，空间起点为印度本土、印度领导人、发言人与相关机构，情态价值的中心为基于印度立场与利益的情感态度（见图2）。
从时间指向上，相关报道在回顾中巴印三国相关历史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性质与影响，并就“一带一路”项目的发展做出推测。综观文本，印度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过去时间段里实力积蓄后的称霸宣言，隶属于“一带一路”计划的“中巴经济走廊”延续了历史语境中的主权与领土侵犯，“一带一路”项目的前景并不明朗，未来发展问题重重。在空间指向上，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发生关系、同时又与印度利益攸关的国家都体现在新闻报道中。除了中国，印度媒体对巴基斯坦与尼泊尔着墨较多。在媒体的话语构造中，不同的国家空间并置，组成了相互参照的整体。
在价值维度上，对于不同的国家，印度媒体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态度取向。对于巴基斯坦，报道认为其作为中国的“全天候伙伴”，在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同时也要承担较多风险，甚至认为中国意欲将巴基斯坦变为其经济殖民地。印度将巴基斯坦定义为宿敌，因此新仇旧恨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过程中同时激活。
印度媒体关于尼泊尔的报道则减少了负面情绪，认为尼泊尔作为印度的政经伙伴，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书是从经济利益方面考量之后不得已而为之，并无意针对印度。印度强调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两国应该有更多合作。对于美国与日本这样的西方国家参与“一带一路”论坛，印度有出乎意料之感，并期冀向这两个国家积极靠近，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因此，在“一带一路”论坛举办的背景下，印度与美国恢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日本加深经贸合作，并联手打造亚非海上走廊，从而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二）趋近性话语造势
在话语空间理论的大前提下，“趋近性”作为认知语言分析、语用分析、批判话语分析领域的一个概念随之而出，Piotr Cap将其发展为趋近性理论（Proximization Theory）。[16]该理论的关注中心是：话语制造者通过解释行为，渲染外在威胁的迫近性，进而使得其防范政策与行为具有合法性。该威胁源于话语空间的外围主体（outside-deictic-center）意欲穿过空间入侵到内部主体，即指示中心处（inside-deictic-center）。
印度媒体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报道在趋近性话语建构方面表现明显。根据空间趋近性框架，结合这五家印度媒体的新闻文本，印度对中国威胁态势的渲染如表1所示。
根據话语空间的三个维度，趋近性理论同样包括三个方面：空间趋近性、时间趋近性、价值趋近性，分别指话语空间外围主体的空间逼近、当下围攻与价值对立。印度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报道中，主流话语的认知为中国从时空与价值层面都对印度构成了战略威胁，“一带一路”项目直指其南亚后院。《今日印度》杂志甚至用《一带一敌》[17]这样的新闻标题来评判“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方面看来，基于这样的情势，他们必须做出即刻反应与反制措施。
（三）当前空间话语龃龉
当前话语空间（Current Discourse Space-CDS）模型的提出为解读话语含义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框架。当前话语空间是指在“话语流”中，说者与听者在当下特定时刻共享的心智空间。它包含了“对话者所置身的独特话语”以及“对话者对互动情境的理解”。[18]
在“一带一路”论坛召开之际，印度、中国、巴基斯坦三国的言语表态也达到一个高峰。印度官方坚持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军事与政治力量的展示，其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是对印度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侵犯。
中国政府在发言中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和平发展，与区域霸权无关。该倡议是各国合作的交响乐，而非中国的独奏会。中国尊重别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无意卷入争端。希望印度搁置分歧，共同发展。巴基斯坦则发出声明，不要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政治化，“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是经济联通而非地缘政治。
话语空间的话语设计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对话者的注意力中心、已发生的事件、期待发生的事件。Langacker将其称之为语言表达的前瞻性与回顾性因素（prospective and retrospective elements）。[19]结合三个国家的历史争端与各自愿景，在当前语境空间中，中印巴三个国家互为“说者/听者”，话语意义的制造、激活、交流、管控、协商同时进行。这五家印度媒体对三国之间的利益纠葛与话语抗衡进行了综合呈现，文本间的互动参照进一步带来语义空间的增殖。
五、结语
话语生产的最终目的并不只是文本再现，而是传达某种局势中真实的或想象的事件信息，并在认知上以所谓的情景模式再现。[20]这五家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报道是个体或组织心智活动的产物，其话语融合了印度本国的国家认同、集体记忆、历史时刻、政治体系及外交意识，体现了说话者在自我中心的空间位置上的认知能力。新闻报道同时承载着实现“言内功能”与“言后之果”的语用学功能。[21]印度媒体一方面满足了国内受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需求，但同时受众被期待建立起与传者预期所一致的文本再现与情境模式。
在宏观的“话语-历史”视角中，特定话语时刻产生的关于内容与情境的心智模式，会作为观念、价值与实践储存于长期知识中。该视角整合了历史渊源、社会政治背景与话语事件，因此它提供了一种看待潜在权力与潜能范围的工具。
印度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多篇报道构成了一个既彼此衍射又相互映衬的空间意域，共同指向印度对中国的疑虑对立认知。可以推测，在印度的话语权力场内，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的鸿沟短期内不会消除，而这种零和认知模式②注定会造成印度对历史研判、现状评估与未来预期的混淆和错位。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印度主流英文报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研究”（项目编号：16YJC860030）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本文选取的文本为印度五家主流英文报刊官方网站5月份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论坛的报道。分别输入“One Belt One Road”，“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elt and Road Forum”，共搜索到新闻198篇，其中5月14日至5月15日两天的报道多达52篇。文中引用的报道来源依次为：《印度时报》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印度斯坦时报》http：//www.hindustantimes.com/，《印度教徒报》http：//www.thehindu.com/，《印度快报》http：//indianexpress.com/，《今日印度》http：//indiatoday.intoday.in/。
②“零和”是博弈论中的概念，指一方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损失，博弈双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开放为起点、以合作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但印度对该倡议持排斥对立的认知态度，认为中国的收益会导致印度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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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旺斌为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郭爱萍为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