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视野中两种对峙的报刊
刘建明
【摘要】马克思对“好”报刊与“坏”报刊的阐述，是马克思报刊理论的精华。好报刊独立、自由地表达人民精神，关注人民的苦难，却遭到官方的查封。坏报刊为专制制度辩护，漠视人民的疾苦，惯于谄媚撒谎，却受到官方的保护。服务于好报刊与坏报刊的记者，从业志向也有天壤之别，表现出善与恶、真与伪的人格对立。
【关键词】马克思的报刊理论；两种对峙的报刊；截然不同的记者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生于普鲁士特利尔一个法律世家，其辉煌的天赋唤起父亲的祈望。1835年秋，他进入波恩大学研修法律，1841年以一篇哲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作为关注新思潮的年轻思想家，马克思广泛阅读德国报刊，很快树立了献身人类幸福的远大抱负。1842年2月，他对普鲁士①新的书报检查令发起凌厉的批判，“开始从波恩给《莱茵报》写文章，很快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撰稿人”[1]。不久，马克思来到科伦进入《莱茵报》，10月15日担任该报主编。他同恩格斯在《莱茵报》编辑部相识，并结下莫逆之交，二人在同专制统治卫道士的报刊辩论中，创立了卓越的报刊理论。马克思对“好”报刊与“坏”报刊的精辟阐述，揭示了决然对峙的两种报刊的性质，成为人类新闻思想史最光辉的一页。
一、融合人民精神的“好”报刊
19世纪40年代，科伦作为德国莱茵省的经济中心，有10多家报刊云集于此，在全德新闻界名高众崇。当时，马克思对“好”报刊和“坏”报刊的昈分，既是对进步和反动报刊的泾渭之论，又是其媒介批判的握纲撮要。他说：“请看，究竟哪一种报刊，‘好报刊还是‘坏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哪一种报刊代表着社会舆论，哪一种报刊在歪曲社会舆论！那么，哪一种报刊应该得到国家的信任呢？”[2]忠于事实，代表舆论，是好报刊极为可贵的品质。它时刻关注贫苦民众，详尽报道他们的苦难与愿望，全部活动融入人民的精神。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报刊即人民的报刊”，才是好报刊，因为它“始终是人民的思想、忧虑和希望的体现”，永远根植于人民生活的土壤。“唯有它能使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3]作为人民忠诚的代言人，好报刊无情揭露统治者的压榨，热忱为人民的普遍利益而呼号。普鲁士书报检查官及辩护人，反对报道人民的不幸，阻碍好报刊坦率、公开地讨论人民的现状，指责贫苦民众的求助是“无理取闹”。这种颠倒是非、无视客观事实的专横行径，是对人民精神的鄙视和践踏。
马克思强调，抵制普鲁士官方的书报检查，自由、独立地报道人民的苦难，是好报刊的自然权利。因为在“独立报刊的条件下，‘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4]。当《莱比锡总汇报》刊登海尔维格②批评普鲁士国王的信时，由于列举的事实不准确，遭到普鲁士政府的查封。马克思在《莱茵报》上接连撰写了《〈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境内的查封》《〈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和〈科伦日报〉》等7篇文章，承认人民报刊存在“激情的、夸大的和失当的”缺陷，但这是它在发展中不够老成持重、不够完善的表现。书报检察官蛮横地查封人民报刊，肆意践踏法律和民众意志，妄图使好报刊成为普鲁士政府奴颜婢膝的应声虫。
不仅如此，书报检查官还要求好报刊对“蛮横地查封”表示臣服和谦恭，对书报检查负有尊重和谦虚的义务。马克思发出质问：“即使人类的一切按其存在来说都是不完善的，难道我们因此就应该混淆一切，对善和恶、真和伪一律表示尊重吗？”“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要看哪个符合报刊的本质。“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新闻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观念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实际的善”。[5]好报刊既是人民需要的产物，又是报刊本质的自我表现。人民借助它申诉自己的不幸，获得社会同情和希望，这是好报刊最大的善。
在马克思看来，好报刊把各种事实同时送到读者面前，让官吏和人民相互倾听和了解对方的意见，成为社会的第三种权力和第三个因素。1842年末，《莱茵报》发表了记者科布伦茨的一篇通讯，对摩泽尔河沿岸葡萄种植者的困境作了报道，批評普鲁士政府漠视民众的疾苦。普鲁士省督冯·沙培尔十分恼火，以澄清事实为名指责《莱茵报》诽谤政府。马克思立即发表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回击官方的无理指责。他指出，报刊是“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需要的第三个因素”“在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内进行这种批评”。当报刊处于社会中介地位，在当权者和民众之间架起桥梁，双方就可能了解彼此的立场。好报刊摒弃偏激倾向，全面呈现事实和意见，总是坚持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追求。
无论在哪个时代，人民报刊都是最好的报刊，因为它真实报道人民的境地，让人民对自身的不幸遭遇找到答案。1847年，恩格斯对党刊提出要求时，仍然强调好报刊的这一职能。他写道：“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会产生不仅是政治压迫，而首先是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些压迫。”[6]好报刊作为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勇敢冲破社会逆境和险阻，以解救人民的困苦为使命，也是工人阶级党报的最终目标。
二、卑鄙龌龊、善于伪造舆论的坏报刊
马克思把报刊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作为判断报刊好坏的标准，而普鲁士《国家报》竟然认为，好报刊总是持有中庸、平衡的立场，报道什么事件，只谈论这个事件本身，不涉及内容之外的精神、道德或政治倾向。马克思揭露说：“我们不应当忘记普鲁士《国家报》的小孩式的感性观点。它向我们说：当谈到铁路时，只应当想到铁和路；当谈到贸易合同时，只应当想到糖和咖啡；当谈到制革厂时，就只应当想到皮革。当然，小孩超不出感性知觉的范围，他只看到个别的东西，想不到还有把这种特殊和一般联系起来的看不见的神经存在，这种神经在国家中也如在各处一样，把各个物质部分转变为精神整体的活的成分。”[7]人类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一切出版物及其内容，都和人类精神联系在一起。坏报刊总是撇开人类精神看待人们的生活，不要理性，抛弃道义，成为文明的畸形儿和怪物。
坏报刊最明显的劣迹是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按照普鲁士政府的意图掩盖人民的声音。“让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似乎是人民的声音。”这种“受检查的报刊伪善、怯懦，不停地摇曳狗尾巴”，它的报道“正是为了消除善的可能性而实现了恶，因为对人类来说，只有因自由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马克思进一步揭露说：“起道德败坏作用的是受检查的报刊。最大的恶行——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恶行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没有丝毫德行的缺陷。”[8]因为在任何领域，处于警察监视下，都是有损名誉的惩罚。
坏报刊善于伪造舆论，冒充人民的意志，粉饰统治阶级的恶行。马克思告诫《科隆日报》说：“诚实一些吧！别伪造舆论了，要履行《莱茵报》应该表达莱茵省的精神这种使命，放弃个人的考虑，在省内最重要的问题上，不让任何有弱点即坚持某种与人民意志相对立的特殊立场的个人意见登在你们的报纸上。”[9]《科隆日报》在讨论莱茵省区乡分开是否坚持市民和农民享有平等权利时，把个别人的意见说成人民的信念，企图维护君主制和贵族利益。这种以“拙劣的影射伎俩”制造舆论，攻击《莱茵报》的立场，是美化专制统治者的举动。
坏报刊制造舆论，经常借助谣言和诽谤。当俾斯麦依恃官位，驱使《北德总汇报》诬陷革命党人时，通常无视逻辑和理智，享有谩骂、造谣、发表政治和非政治性谰言的特权。“如果需要给对方脸上抹黑，需要散布真正的弥天大谎，进行真正有声有色的诽谤，或者需要真正致力于卑鄙龌龊的勾当，那么人们就会选择《北德总汇报》去担任这个光荣的使命。而《北德总汇报》也非常乐意去执行这一使命。”到1882年，欧洲一切坏报刊都像《北德总汇报》一样，效忠反动势力，炮制各种谎言，“证明社会民主党人是强盗、杀人犯、纵火犯”[10]。这类坏报刊疯狂攻击工人运动，往往表现出智障，不懂得撒谎也不近乎情理。
坏报刊一旦被统治者收买，往往以得意忘形的热情和勇气向主子献媚，散布假象，把民众引入迷途。马克思针对英国大臣收买《泰晤士报》说：“帕麦斯顿的报刊是如何炮制社会舆论的，竭力要把这个可怜的目光短浅的年轻人③作为负责的大臣们的替罪羊……请注意，那些最突出地表现自己‘惊人的勇敢、叫喊得最厉害、并且试图从阿尔伯特亲王的事件中赚得一笔政治资本的报纸，正是在效忠王位方面最热心、最卖劲、替女王吹嘘得最无耻的报纸。”当时陷害阿尔伯特亲王的，正是帕麦斯顿唆使报纸进行的一场阴谋，企图摆脱自身的舆论困境。[11]坏报刊从官员那里得到好处，既要为官员卖力，又要策划舆论诬陷他人，从不独立判断是非，只是听命于幕后的操纵者。
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者
好报刊与坏报刊的记者，由于报道新闻的目的截然相反，他们的追求和品格也表现出善与恶的对立。好记者最高贵的品格就是诚实可信，尊重事实，如实说明人民的处境。1848年6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民主派》一文中提出，我们将不用虚伪的幻想去粉饰所遭到的失败，要向人们客观地报道当前的时局，说明民主派的挫折，让民主派真正认识当前的地位和失败的原因。1854年3月，恩格斯在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的信中，提出要准确和客观地叙述军事事件，细心地选择和核对引用材料的可靠性。对新闻报道持有客观、老实的态度，绝不欺骗、蒙蔽人民，是好记者最大的善。
政治方向是报纸的指南，也是记者的方向盘，好记者都在报纸政治方针指导下发挥杰出才干。1842年8月，马克思在给《莱茵报》出版负责人的一封信中提出：“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像报纸那样掌握全盘的。”[12]单独一个记者，有时难以把握全局，只有遵循整个报道方针，记者写的稿件才能对时局有更准确、更深刻的领悟。对党报的主编，恩格斯强调他们必备的政治条件是：处于党的核心地位，思想明确，信仰坚定。1847年9月，恩格斯在批评德国政论家卡尔·海因岑时提出，“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1879年，恩格斯写信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负责人之一奥古斯特·倍倍尔，进一步指出，“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中心的人来编辑”，还要具备“应有的机智，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而不是局限于一些“次要观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思想敏锐，有政治头脑，善于从政治上判断问题，是党报好记者的必备素质。
好记者撰写稿件，首先重视的是披露有意义的事实，对是非问题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马克思1856年6月在《致艾萨克·埃恩塞德》的信中说，“我相信，您不会由于成见或者出于党派的考虑而对历史真相保持缄默”“而我将和历史学作家相反，不先写通论，而是先写事实”。果断地披露事件真相，既是坚持报刊政治方向的需要，也是记者业务素养的重要标准。马克思不管给什么性质的报刊写稿，都要依据事实说明事件真相，不容编辑改动他提供的事实。1856年8月，《自由新闻》发表马克思的稿件时要删掉某些事实，企图掩盖真相，被马克思断然拒绝。他说，不能“删减稿件的若干部分……我不是下贱文人，不能像对待伦敦瘪三文人那样对待我”。“我因撰稿而在此地革命者心目中名声扫地的话，那么，我自然要拒绝，不管在目前困境中这将对我是怎样的沉重”[13]。
好记者和编辑都具备成熟的业务技能，具有严谨的科学头脑，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敏捷地表达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撰稿人和报刊家。马克思曾称赞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都能够工作，写作和思索起来像鬼一样快”④。恩格斯也极为推崇马克思“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他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14]思想家和优秀记者的这种严谨作风，是发现客观世界的隐秘变化，对社会难题做出科学说明的前提。
与忠于人民而鞠躬尽瘁的好记者相反，投靠反动报刊的坏记者大都为名利而写作，轻易地抛弃良知，醉心于伪善钻营而亵渎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类记者给予严厉的抨击和讥讽。马克思批判共和主义政论家时说：“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像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一样的卖身求荣、见钱眼开、为了金钱而一生为什么都作辩护的penny-a-liners（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像卡普菲克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像《辩论日报》的勒穆瓦纳先生⑤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自诩为代表国家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立宪主义者报》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露出一副可怜相。”[15]这类没有灵魂的记者舞文待沽，常常把错误发挥到极致，给他们的报刊带来耻辱和毁灭。
在马克思的笔下，某些坏记者不是被收买，而是主动出卖灵魂，把索取金钱作为行为准则。“例如，如果巴黎内阁的外国报刊部愿意以半价、半价的半价、甚至免费向瑞士报刊提供价值250法郎的巴黎的日报《石印通讯》，并提请‘善意的编辑部注意，他们一定还会‘按成绩每月领取50、100或150法郎的补贴，那么，这决不能说是收买。”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卡尔·福格特⑥建议给政府撰稿的作家由在日内瓦的机构支付稿费。马克思认为，无论如何，这种建议是非常奇怪的，这种混乱证明，某些记者和文人深刻“领会”了糟糕的道德，为他们主动出卖自己而遮遮掩掩。[16]
马克思诙谐地讽刺坏记者和撰稿人说，他们出卖灵魂为报纸写稿，就像随地大小便一样污染社会。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脏物排到泰晤士河里。同样，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管笔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污纳垢的大中心——《每日电讯》里。这种垃圾文字是毫无意义的浪费，弄脏了泰晤士河水并使英国失去了肥料。这些文人把伦敦的社会脏物变成报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铜，最后又把铜变成金。在纸质的藏污纳垢中心的大门上，用黑颜色写着：“此处……随意便溺！”[17]一切反动、庸俗报刊及其作者的作品，都是污染人类环境的便溺，除了有害没有任何价值。
工人政党的报刊，也会出现向统治阶级让步的记者，例如当时德国的冯·施韦泽先生。施韦泽主持《社会民主党人报》，后来奉行拉萨尔主义，向俾斯麦諂媚，攻击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多次向他提出警告。他不仅拒绝批评，而且变本加厉地吹捧俾斯麦。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批评他说：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愈来愈俾斯麦化了。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废除贵族在农村中使用的笞刑等，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冯·施韦泽却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施韦泽这一举动，背离了工人报刊应有的立场，流露出一副谄媚的狎相。
工人报刊中意志颓废的坏记者，最终要脱离或背叛革命。1887年2月2日，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认为，工人报刊中那些谋取个人利益的记者，一旦脱离革命轨道就会去创办完全独立的、娱乐性报纸。他们已经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不会给读者带来教益，提供的只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趣闻，而自己则脑满肠肥，尽享其乐。恩格斯指出：“由于人们购买《人民呼声报》（布朗基派报纸——本文作者注）只是为了看看康康舞、各种丑闻和小品文，由于决定报纸成败的读者所以能接受社论完全是因为他们不一定要读这些社论。”这类极端无聊的报刊和记者，最终失去工人阶级的欢迎，在几经分裂和痉挛之后消失在读者的视线中。
注释：
①1815年6月，德国组建德意志联邦，由34个主权邦国和法兰克福、汉堡、不莱梅、吕贝克四个独立市组成，普鲁士是其中一个封建专制邦国。
②海尔维格·格（Herwegh，Georg），德国诗人，1839年至1840年在瑞士担任《人民殿堂》杂志文学编辑，1842年回到德国，在科隆结识马克思。不久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接见，随后他给国王写了一封信登在几家报刊上，批评国王的错误，引起国王的不满，被驱逐出普鲁士，回到瑞士。
③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表弟和丈夫，20岁与表姐维多利亚成婚，成为英国女王的辅佐者。他反对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奉行的对外政策，说服女王在与议会交往时不带党派倾向，促进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帕麦斯顿收买报纸造谣阿尔伯特亲王背叛女王，同俄国暗中勾结，转移帕麦斯顿由于外交失败身陷英国舆论攻击的困境。最后，导致阿尔伯特亲王被囚禁，失去人身自由。
④马克思1853年11月18日致阿·克路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马克思列出的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热尔省众议员）和卡普菲克都是法国资产阶级政客。当时主持报刊的反动文人就像这两个政客一样投靠资产阶级，在报刊上发表诋毁工人运动的言论和报道。
⑥卡尔·福格特（1817—1895），当时德国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充当过路易·波拿巴在德国的密探。1859年福格特出版小册子攻击马克思和工人政党。
参考文献：
[1]弗·梅林.马克思传：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4-18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0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7-18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0-313.
[10]恩格斯.品特是怎样造谣的[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46.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4.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3.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12-413.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33.
[16]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351-358.
[17]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358.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
【摘要】马克思对“好”报刊与“坏”报刊的阐述，是马克思报刊理论的精华。好报刊独立、自由地表达人民精神，关注人民的苦难，却遭到官方的查封。坏报刊为专制制度辩护，漠视人民的疾苦，惯于谄媚撒谎，却受到官方的保护。服务于好报刊与坏报刊的记者，从业志向也有天壤之别，表现出善与恶、真与伪的人格对立。
【关键词】马克思的报刊理论；两种对峙的报刊；截然不同的记者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生于普鲁士特利尔一个法律世家，其辉煌的天赋唤起父亲的祈望。1835年秋，他进入波恩大学研修法律，1841年以一篇哲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作为关注新思潮的年轻思想家，马克思广泛阅读德国报刊，很快树立了献身人类幸福的远大抱负。1842年2月，他对普鲁士①新的书报检查令发起凌厉的批判，“开始从波恩给《莱茵报》写文章，很快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撰稿人”[1]。不久，马克思来到科伦进入《莱茵报》，10月15日担任该报主编。他同恩格斯在《莱茵报》编辑部相识，并结下莫逆之交，二人在同专制统治卫道士的报刊辩论中，创立了卓越的报刊理论。马克思对“好”报刊与“坏”报刊的精辟阐述，揭示了决然对峙的两种报刊的性质，成为人类新闻思想史最光辉的一页。
一、融合人民精神的“好”报刊
19世纪40年代，科伦作为德国莱茵省的经济中心，有10多家报刊云集于此，在全德新闻界名高众崇。当时，马克思对“好”报刊和“坏”报刊的昈分，既是对进步和反动报刊的泾渭之论，又是其媒介批判的握纲撮要。他说：“请看，究竟哪一种报刊，‘好报刊还是‘坏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哪一种报刊代表着社会舆论，哪一种报刊在歪曲社会舆论！那么，哪一种报刊应该得到国家的信任呢？”[2]忠于事实，代表舆论，是好报刊极为可贵的品质。它时刻关注贫苦民众，详尽报道他们的苦难与愿望，全部活动融入人民的精神。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报刊即人民的报刊”，才是好报刊，因为它“始终是人民的思想、忧虑和希望的体现”，永远根植于人民生活的土壤。“唯有它能使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3]作为人民忠诚的代言人，好报刊无情揭露统治者的压榨，热忱为人民的普遍利益而呼号。普鲁士书报检查官及辩护人，反对报道人民的不幸，阻碍好报刊坦率、公开地讨论人民的现状，指责贫苦民众的求助是“无理取闹”。这种颠倒是非、无视客观事实的专横行径，是对人民精神的鄙视和践踏。
马克思强调，抵制普鲁士官方的书报检查，自由、独立地报道人民的苦难，是好报刊的自然权利。因为在“独立报刊的条件下，‘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4]。当《莱比锡总汇报》刊登海尔维格②批评普鲁士国王的信时，由于列举的事实不准确，遭到普鲁士政府的查封。马克思在《莱茵报》上接连撰写了《〈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境内的查封》《〈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和〈科伦日报〉》等7篇文章，承认人民报刊存在“激情的、夸大的和失当的”缺陷，但这是它在发展中不够老成持重、不够完善的表现。书报检察官蛮横地查封人民报刊，肆意践踏法律和民众意志，妄图使好报刊成为普鲁士政府奴颜婢膝的应声虫。
不仅如此，书报检查官还要求好报刊对“蛮横地查封”表示臣服和谦恭，对书报检查负有尊重和谦虚的义务。马克思发出质问：“即使人类的一切按其存在来说都是不完善的，难道我们因此就应该混淆一切，对善和恶、真和伪一律表示尊重吗？”“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要看哪个符合报刊的本质。“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新闻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观念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实际的善”。[5]好报刊既是人民需要的产物，又是报刊本质的自我表现。人民借助它申诉自己的不幸，获得社会同情和希望，这是好报刊最大的善。
在马克思看来，好报刊把各种事实同时送到读者面前，让官吏和人民相互倾听和了解对方的意见，成为社会的第三种权力和第三个因素。1842年末，《莱茵报》发表了记者科布伦茨的一篇通讯，对摩泽尔河沿岸葡萄种植者的困境作了报道，批評普鲁士政府漠视民众的疾苦。普鲁士省督冯·沙培尔十分恼火，以澄清事实为名指责《莱茵报》诽谤政府。马克思立即发表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回击官方的无理指责。他指出，报刊是“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需要的第三个因素”“在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内进行这种批评”。当报刊处于社会中介地位，在当权者和民众之间架起桥梁，双方就可能了解彼此的立场。好报刊摒弃偏激倾向，全面呈现事实和意见，总是坚持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追求。
无论在哪个时代，人民报刊都是最好的报刊，因为它真实报道人民的境地，让人民对自身的不幸遭遇找到答案。1847年，恩格斯对党刊提出要求时，仍然强调好报刊的这一职能。他写道：“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会产生不仅是政治压迫，而首先是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些压迫。”[6]好报刊作为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勇敢冲破社会逆境和险阻，以解救人民的困苦为使命，也是工人阶级党报的最终目标。
二、卑鄙龌龊、善于伪造舆论的坏报刊
马克思把报刊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作为判断报刊好坏的标准，而普鲁士《国家报》竟然认为，好报刊总是持有中庸、平衡的立场，报道什么事件，只谈论这个事件本身，不涉及内容之外的精神、道德或政治倾向。马克思揭露说：“我们不应当忘记普鲁士《国家报》的小孩式的感性观点。它向我们说：当谈到铁路时，只应当想到铁和路；当谈到贸易合同时，只应当想到糖和咖啡；当谈到制革厂时，就只应当想到皮革。当然，小孩超不出感性知觉的范围，他只看到个别的东西，想不到还有把这种特殊和一般联系起来的看不见的神经存在，这种神经在国家中也如在各处一样，把各个物质部分转变为精神整体的活的成分。”[7]人类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一切出版物及其内容，都和人类精神联系在一起。坏报刊总是撇开人类精神看待人们的生活，不要理性，抛弃道义，成为文明的畸形儿和怪物。
坏报刊最明显的劣迹是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按照普鲁士政府的意图掩盖人民的声音。“让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似乎是人民的声音。”这种“受检查的报刊伪善、怯懦，不停地摇曳狗尾巴”，它的报道“正是为了消除善的可能性而实现了恶，因为对人类来说，只有因自由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马克思进一步揭露说：“起道德败坏作用的是受检查的报刊。最大的恶行——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恶行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没有丝毫德行的缺陷。”[8]因为在任何领域，处于警察监视下，都是有损名誉的惩罚。
坏报刊善于伪造舆论，冒充人民的意志，粉饰统治阶级的恶行。马克思告诫《科隆日报》说：“诚实一些吧！别伪造舆论了，要履行《莱茵报》应该表达莱茵省的精神这种使命，放弃个人的考虑，在省内最重要的问题上，不让任何有弱点即坚持某种与人民意志相对立的特殊立场的个人意见登在你们的报纸上。”[9]《科隆日报》在讨论莱茵省区乡分开是否坚持市民和农民享有平等权利时，把个别人的意见说成人民的信念，企图维护君主制和贵族利益。这种以“拙劣的影射伎俩”制造舆论，攻击《莱茵报》的立场，是美化专制统治者的举动。
坏报刊制造舆论，经常借助谣言和诽谤。当俾斯麦依恃官位，驱使《北德总汇报》诬陷革命党人时，通常无视逻辑和理智，享有谩骂、造谣、发表政治和非政治性谰言的特权。“如果需要给对方脸上抹黑，需要散布真正的弥天大谎，进行真正有声有色的诽谤，或者需要真正致力于卑鄙龌龊的勾当，那么人们就会选择《北德总汇报》去担任这个光荣的使命。而《北德总汇报》也非常乐意去执行这一使命。”到1882年，欧洲一切坏报刊都像《北德总汇报》一样，效忠反动势力，炮制各种谎言，“证明社会民主党人是强盗、杀人犯、纵火犯”[10]。这类坏报刊疯狂攻击工人运动，往往表现出智障，不懂得撒谎也不近乎情理。
坏报刊一旦被统治者收买，往往以得意忘形的热情和勇气向主子献媚，散布假象，把民众引入迷途。马克思针对英国大臣收买《泰晤士报》说：“帕麦斯顿的报刊是如何炮制社会舆论的，竭力要把这个可怜的目光短浅的年轻人③作为负责的大臣们的替罪羊……请注意，那些最突出地表现自己‘惊人的勇敢、叫喊得最厉害、并且试图从阿尔伯特亲王的事件中赚得一笔政治资本的报纸，正是在效忠王位方面最热心、最卖劲、替女王吹嘘得最无耻的报纸。”当时陷害阿尔伯特亲王的，正是帕麦斯顿唆使报纸进行的一场阴谋，企图摆脱自身的舆论困境。[11]坏报刊从官员那里得到好处，既要为官员卖力，又要策划舆论诬陷他人，从不独立判断是非，只是听命于幕后的操纵者。
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者
好报刊与坏报刊的记者，由于报道新闻的目的截然相反，他们的追求和品格也表现出善与恶的对立。好记者最高贵的品格就是诚实可信，尊重事实，如实说明人民的处境。1848年6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民主派》一文中提出，我们将不用虚伪的幻想去粉饰所遭到的失败，要向人们客观地报道当前的时局，说明民主派的挫折，让民主派真正认识当前的地位和失败的原因。1854年3月，恩格斯在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的信中，提出要准确和客观地叙述军事事件，细心地选择和核对引用材料的可靠性。对新闻报道持有客观、老实的态度，绝不欺骗、蒙蔽人民，是好记者最大的善。
政治方向是报纸的指南，也是记者的方向盘，好记者都在报纸政治方针指导下发挥杰出才干。1842年8月，马克思在给《莱茵报》出版负责人的一封信中提出：“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像报纸那样掌握全盘的。”[12]单独一个记者，有时难以把握全局，只有遵循整个报道方针，记者写的稿件才能对时局有更准确、更深刻的领悟。对党报的主编，恩格斯强调他们必备的政治条件是：处于党的核心地位，思想明确，信仰坚定。1847年9月，恩格斯在批评德国政论家卡尔·海因岑时提出，“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1879年，恩格斯写信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负责人之一奥古斯特·倍倍尔，进一步指出，“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中心的人来编辑”，还要具备“应有的机智，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而不是局限于一些“次要观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思想敏锐，有政治头脑，善于从政治上判断问题，是党报好记者的必备素质。
好记者撰写稿件，首先重视的是披露有意义的事实，对是非问题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马克思1856年6月在《致艾萨克·埃恩塞德》的信中说，“我相信，您不会由于成见或者出于党派的考虑而对历史真相保持缄默”“而我将和历史学作家相反，不先写通论，而是先写事实”。果断地披露事件真相，既是坚持报刊政治方向的需要，也是记者业务素养的重要标准。马克思不管给什么性质的报刊写稿，都要依据事实说明事件真相，不容编辑改动他提供的事实。1856年8月，《自由新闻》发表马克思的稿件时要删掉某些事实，企图掩盖真相，被马克思断然拒绝。他说，不能“删减稿件的若干部分……我不是下贱文人，不能像对待伦敦瘪三文人那样对待我”。“我因撰稿而在此地革命者心目中名声扫地的话，那么，我自然要拒绝，不管在目前困境中这将对我是怎样的沉重”[13]。
好记者和编辑都具备成熟的业务技能，具有严谨的科学头脑，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敏捷地表达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撰稿人和报刊家。马克思曾称赞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都能够工作，写作和思索起来像鬼一样快”④。恩格斯也极为推崇马克思“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他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14]思想家和优秀记者的这种严谨作风，是发现客观世界的隐秘变化，对社会难题做出科学说明的前提。
与忠于人民而鞠躬尽瘁的好记者相反，投靠反动报刊的坏记者大都为名利而写作，轻易地抛弃良知，醉心于伪善钻营而亵渎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类记者给予严厉的抨击和讥讽。马克思批判共和主义政论家时说：“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像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一样的卖身求荣、见钱眼开、为了金钱而一生为什么都作辩护的penny-a-liners（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像卡普菲克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像《辩论日报》的勒穆瓦纳先生⑤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自诩为代表国家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立宪主义者报》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露出一副可怜相。”[15]这类没有灵魂的记者舞文待沽，常常把错误发挥到极致，给他们的报刊带来耻辱和毁灭。
在马克思的笔下，某些坏记者不是被收买，而是主动出卖灵魂，把索取金钱作为行为准则。“例如，如果巴黎内阁的外国报刊部愿意以半价、半价的半价、甚至免费向瑞士报刊提供价值250法郎的巴黎的日报《石印通讯》，并提请‘善意的编辑部注意，他们一定还会‘按成绩每月领取50、100或150法郎的补贴，那么，这决不能说是收买。”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卡尔·福格特⑥建议给政府撰稿的作家由在日内瓦的机构支付稿费。马克思认为，无论如何，这种建议是非常奇怪的，这种混乱证明，某些记者和文人深刻“领会”了糟糕的道德，为他们主动出卖自己而遮遮掩掩。[16]
马克思诙谐地讽刺坏记者和撰稿人说，他们出卖灵魂为报纸写稿，就像随地大小便一样污染社会。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脏物排到泰晤士河里。同样，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管笔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污纳垢的大中心——《每日电讯》里。这种垃圾文字是毫无意义的浪费，弄脏了泰晤士河水并使英国失去了肥料。这些文人把伦敦的社会脏物变成报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铜，最后又把铜变成金。在纸质的藏污纳垢中心的大门上，用黑颜色写着：“此处……随意便溺！”[17]一切反动、庸俗报刊及其作者的作品，都是污染人类环境的便溺，除了有害没有任何价值。
工人政党的报刊，也会出现向统治阶级让步的记者，例如当时德国的冯·施韦泽先生。施韦泽主持《社会民主党人报》，后来奉行拉萨尔主义，向俾斯麦諂媚，攻击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多次向他提出警告。他不仅拒绝批评，而且变本加厉地吹捧俾斯麦。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批评他说：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愈来愈俾斯麦化了。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废除贵族在农村中使用的笞刑等，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冯·施韦泽却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施韦泽这一举动，背离了工人报刊应有的立场，流露出一副谄媚的狎相。
工人报刊中意志颓废的坏记者，最终要脱离或背叛革命。1887年2月2日，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认为，工人报刊中那些谋取个人利益的记者，一旦脱离革命轨道就会去创办完全独立的、娱乐性报纸。他们已经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不会给读者带来教益，提供的只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趣闻，而自己则脑满肠肥，尽享其乐。恩格斯指出：“由于人们购买《人民呼声报》（布朗基派报纸——本文作者注）只是为了看看康康舞、各种丑闻和小品文，由于决定报纸成败的读者所以能接受社论完全是因为他们不一定要读这些社论。”这类极端无聊的报刊和记者，最终失去工人阶级的欢迎，在几经分裂和痉挛之后消失在读者的视线中。
注释：
①1815年6月，德国组建德意志联邦，由34个主权邦国和法兰克福、汉堡、不莱梅、吕贝克四个独立市组成，普鲁士是其中一个封建专制邦国。
②海尔维格·格（Herwegh，Georg），德国诗人，1839年至1840年在瑞士担任《人民殿堂》杂志文学编辑，1842年回到德国，在科隆结识马克思。不久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接见，随后他给国王写了一封信登在几家报刊上，批评国王的错误，引起国王的不满，被驱逐出普鲁士，回到瑞士。
③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表弟和丈夫，20岁与表姐维多利亚成婚，成为英国女王的辅佐者。他反对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奉行的对外政策，说服女王在与议会交往时不带党派倾向，促进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帕麦斯顿收买报纸造谣阿尔伯特亲王背叛女王，同俄国暗中勾结，转移帕麦斯顿由于外交失败身陷英国舆论攻击的困境。最后，导致阿尔伯特亲王被囚禁，失去人身自由。
④马克思1853年11月18日致阿·克路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马克思列出的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热尔省众议员）和卡普菲克都是法国资产阶级政客。当时主持报刊的反动文人就像这两个政客一样投靠资产阶级，在报刊上发表诋毁工人运动的言论和报道。
⑥卡尔·福格特（1817—1895），当时德国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充当过路易·波拿巴在德国的密探。1859年福格特出版小册子攻击马克思和工人政党。
参考文献：
[1]弗·梅林.马克思传：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4-18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0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7-18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0-313.
[10]恩格斯.品特是怎样造谣的[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46.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4.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3.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12-413.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33.
[16]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351-358.
[17]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358.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