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都城的植物绿化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都城建设获得了较大、较快发展。其中，都城绿化及景观建设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并确立了完整的管理制度，设置专门官职承担相关事务。在当时条件下，各个都城选用了不同的绿化树种，形成各自地域性的生态景观，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今天的城市绿化工作仍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东周；列国；都城；绿化
中图分类号：K224；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7）05-0067-03
收稿日期：2017-03-16
修回日期：2017-04-13
Abstrac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all the states capitals in our country had good chances in constructing and got bigger more. Among the achievements， the works of planting along the capitals roads and other spaces had reached the height of the era under the times conditions and were quite mature. The authority set up special offices to bear the related affairs and established a complete management system about the road planting and so on. Each capital had organized and formed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landscape belonging to itself by using different greening tree species. These historical practices accumulate th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horticulture， and they are still worth being used for practical reference by now.
Key words： Eastern Zhou Dynasty； The states； Capitals； Planting
春秋、戰国时期，我国古代城市迎来了又一次建设机遇期。不同于西周初年因大规模分封诸侯国而带动众多封国都城及其他城邑建设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整个东周时期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进步，与同时期社会发展大势之转变密切相关。
东周时期，社会生产力在牛耕和铁农具等先进生产工具的运用下获得了较大进步，人口不断增长，城市及其工商业得到良好发展。而同时期，周王室和周天子权威下降，整个社会礼崩乐坏，伴随着宗法血缘关系的不断疏远，诸侯国出于谋求自身发展空间的需要，相互斗争、博弈，接继出现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的驳杂局面。诸侯国内部为寻求日益强大，避免被他国兼并，将各自的人口、财富等资源要素加速向城市尤其是都城聚集，使得都城和城邑的规模不断扩大。这就僭越了《考工记》关于王城以下不同的封国都城应当根据各自爵位不同而大小有异、等差递减的礼法规定，遂在都城型制、都城规模、高等级建筑等方面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都城生活丰富多彩，都城空间营建也别出心裁。其中，这个时期的都城景观绿化（主要体现为道路绿化等）亦有一些显著成绩，值得总结与关注。
1对道路绿化的管理
为确保都城内外交通系统的通达性，就需要设置相应官职和机构对之进行规划、管理，还要进行绿化及其养护。这也能够为行人、商旅提供荫庇，方便临时休息、歇脚等之用。
对都城内外道路的绿化等事务，有专司负责。《周礼·秋官·野庐氏》曰：“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1]。野庐氏作为专设的管理职司，肩负着对王城洛邑（今河南洛阳）内外道路上的客舍、驿站、水井、树木等的管理职责，确保王城交通系统的完整以及交流的通畅。其他诸侯国也当有类似模仿和设置。
行道树的种植，至战国时期已具有标识功能，即通过高而茂密的绿化带，让行旅知晓道路之所在及走向，从而便于确定最佳路径、避免迷失等。对此，《国语·周语中》有记载：“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2]，说的就是行道树的这种标识功能及用途，甚至还会有一些附属设施如食店、寓舍、牧场等，以便利行旅食宿及牧养牛马等之需。
为了养护以都城为重要节点或核心的道路体系，对行道树管理也成为必需。《周礼·夏官·司险》曰：“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1]。这说明，根据官职设定，司险在国都负责绿化植树，在险要之处设守禁，作用之一就是增加都城的防御坚固程度，使都城与道路等得到强化保障。
行道树突出的视觉效果和显著的捍护道路功能，使统治者甚为重视。倘若行道树不能得到妥善养护，甚至出现道路侧边没有树木，就会被视为荒政、失政的具体表现，要受到批评和指责。如春秋末年周定王时，单襄公受王命从宋国（今河南商丘）去楚国聘问，中间途经陈国（今河南淮阳）。在陈国的土地上，单襄公看到了陈国种种荒政、怠政的景象，其中就包括“司空不视涂”“道无列树”等[2]。
战国结束、进入秦汉以后，依然设立相应官职，对包括都城在内的道路植树、绿化进行管理和负责。譬如，秦汉时期，在中央政权机构层面设置将作大匠，由之承担诸如都城以及宫室营建等事务。《后汉书·百官志四》曰：“承秦，曰将作少府，景帝改为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3]。也就是汉承秦制，由将作大匠承担都城宫殿、帝陵、宗庙等的营建，并且还要在这些地方及连接它们的道路旁种植泡桐Paulownia fortunei、梓树Catalpa ovata等行道树。
2多样化的行道树
郑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是列国都城中道路绿化等做得较突出、成效显著者之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子产退而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枣荫于街者莫有援也”[4]。可知当时郑国都城内的道路上种植有桃树Amygdalus persica与枣树Ziziphus jujuba。这些树木既可充当行道树，作绿化和界定街道的边沿，也能够收获一定的果实，兼具生态、经济和城市管理的综合作用。而实际上，郑国都城内外还种植有栗树Castanea mollissima等其他种类的树木。
《左传·襄公九年》所记载的一次晋率其他诸侯国联合伐郑的事件，就透露了相关信息。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64年。“杞人、郳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5]。这是说，攻入郑国都城的那些诸侯国的将士，砍伐了郑国都城新郑内作为行道树的栗树。
在《诗·陈风·东门之枌》这首诗中，又可知陈国都城东门种植有榆树Ulmus pumila，在附近的宛丘还种植有麻栎Quercus acutissima，即所谓“东门之枌，宛丘之栩”。
其实，在周人的早期都城丰镐或宗周之地（今陕西西安的西南部），其道路旁边种植有柞木Xylosma congesta、棫等。《诗·大雅·绵》里面说：“柞棫拔矣，行道兑矣”[6]，就是都城的道路是在剪除茂密的柞树、棫树等之后，才打通、修整出来的。不过，目前尚不能确定可能是灌木植物—“棫”的当代学名，但既然道路穿越了由棫树等构成的密林，那么一定程度上是这些自然生长的树木充当了行道树。
秦国相对其他诸侯国，处于西北边陲，其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及相关道路绿化则会结合地理与气候条件而选择一些常青树种。实现兼并统一战争后，秦更不断实施各类兴建，其中就包括修筑以都城为核心的驰道。关于驰道及其绿化情况，据《汉书·贾邹枚路传》：“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7]。秦驰道两侧所栽植的树种是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并有關于这条道路的严格技术规范，如道路宽近70 m，每隔约7 m则植有松树，道沿加厚且内筑金椎以增固，标准相当高。此虽为秦统一六国之后的情形，但可据以推知，在秦国时代，它极有可能已在相关实践中运用了。
3都城绿化景观
东周列国都城不仅在选择行道树的类型上各有差异，从而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景观表现，而且还会在各自都城其他区域的绿化上使用相宜的树种。譬如，晋国都城内种植有槐树Sophora japonica、魏国都城内植有杨树Populus adenopoda。
据史书记载，晋灵公纵欲奢侈、滥施淫威。赵盾作为晋国的执政卿，多次提出忠告和谏议。但晋灵公不仅不采纳，反而生怨、滋恨，派遣一位名叫鉏麑的刺客去杀赵盾。然而， “（麑）晨往，寝门辟矣，（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8]。赵盾勤于公务的精神，令鉏麑无法下手，但因有负晋灵公的使命，麑便一头撞死在槐树上。从此事可以看出当时晋国都城新绛或新田（今山西侯马）城内的赵盾家宅里面种植有槐树。估计晋国都城内这种树木是比较多的，当会引领和影响都城内其他地方和居民的种植。
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内外则广泛植杨。《战国策·魏策二》说，惠施在与魏相田需的交谈中，曾提到当时人们对种植杨树的观感，即杨树是耐活易植之树种，“横树之”“倒树之”“折而树之”等皆成活[9]，就是各种栽植方法都可行。只有杨树在魏国种植非常普遍的情形下，惠施才有可能以该树种来讽喻田需，使其明白自立与处境之关系的道理。
由此可知，在东周列国都城内外，已经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绿化树种及相应景观。其原因，除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以外，乃在于当时各诸侯国长期对立，列国都城内外绿化所用树木的种类很难雷同。前已有述，郑国都城新郑内种植有栗树、枣树、桃树，并以之为行道树，其景观呈现当是春华秋实之面相；魏国都城大梁内外皆植有杨树，其都城景观当以葳蕤婆娑为特征。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纪南城）在城门口或都城内外的大道上广泛种植楸树Catalpa bungei，则又形成另一种景观。诗人屈原就曾在他的作品里面对郢都以楸树为主的现象进行过描述。
战国中后期，在秦国军事进攻的不断打击下，楚国不得已而放弃了长期的都城郢。《哀郢》一诗即表达了屈原当时离开故都、向东方逃奔时的见闻与感受，也使楚国故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被楚国臣民所记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出国门而轸怀兮”，“发郢都而去闾兮”，“望长楸而太息兮”，“顾龙门而不见”，“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等[10]。在这首楚辞中，屈原选择了楸树、名叫龙门的东城门等来寄托自己的所思所想。楸树高大，虽然诗人已经不断向东远行，但还是回头望得见这种树木以及隐藏在楸树林影中的旧都风物。因此，楸树应当是楚国郢都一定时期内重要而较普遍的树种。
4都城绿化经验
由于林业种植业的进步以及经验的不断积累，到了战国，人们已经掌握了较丰富的植树知识。
墨家作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派，十分重视各种工艺技术，其主体成员虽娴熟于手工业技术，但对于农业、种植业等也是积极鼓励和支持的。比如，《墨子·非乐上》就提到当时存在的“丈夫耕稼树艺”的生产情景[11]，说明墨家已经对相关技术进行概括和总结。而从实质内容来看，这是指成年男子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参加道路和苑囿、住宅等处植树的事情。
从日常生活观察中，战国时期人们认识到了在种植树木的时候，要做到物种与土壤等的适应性，就是树木的种类要与场所等相匹配。像《周礼·地官·大司徒》所要求的那样“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在尊重“土宜之法”的前提下开展绿化和行道树的种植等，有司即大司徒因此要做到“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1]。
通过持续的都城包括都城道路、庭院、官府寺衙等地方的绿化、维护与增修等，战国时期的人们认识到多植树木除了能够提供果实、木材外，还具有优化生态、保护环境甚至强化守备等的功能，掌握了关于都城发展的某些规律，重视都城的生态保护，以及舒缓有度的都城自然生长节奏。譬如，《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惠文王曾封孟尝君以武城，孟尝君派自己的舍人为吏前往治理，但在临行前叮嘱之：“毋伐树木，毋发屋室”[7]，就是不要滥砍滥伐、大拆大建、毁人房屋等，体现了睿智眼光和对城市规律的自觉掌握及运用。
战国时代所积累的关于林业的知识或经验，不仅为劳动者所掌握、应用，还会作为一种实用资讯而传递给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人士和管理人员，并成为他们日常沟通、交流的话题。譬如，张仪入秦后，曾作为客卿就若干决策问题与秦王及其他权臣有过交锋和争辩。据《秦策一》，在他就汉中是否应当予楚一事而发表的见解中，就曾以植树作比喻：“张仪欲以汉中与楚，请秦（惠）王曰：‘有汉中，蠧。种树不处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财，则伤本。汉中南边为楚利，此国累也。”张仪作为著名的纵横家及政治家、战略家，他不太可能常去植树，但他能够娴熟地运用“种树不处者，人必害之”这样的生产或生活经验，来支持和加强他因宜取舍的政见，说明在战国时期，林业知识或经验在社会上传播还是比较广泛的。
5结语
我国在很早时期即已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营造。但由于古代城市的兴废替代，尤其是绿化植物本身的腐朽变质等原因，截止目前，能够从遗址考古现场所发现的、可支撑先秦时期都城绿化的材料，几乎是空白。其实，即是战国时代的竹、木简等，其传世、发掘量，亦非常少。因此，要研究中国早期都城的绿化，必须依赖文献资料。
本文依托可信文献，结合相关学科知识，對东周时期的列国都城生态绿化进行了初步探讨。当时的一些做法，仍可资借鉴。
参考文献：
[1] 杨天宇. 周礼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46，149，435，564.[2] 陈桐生，译注. 国语[M]. 北京：中华书局，2013：73，76.
[3] 司马彪. 后汉书志[M].刘昭，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3610.
[4]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283.
[5]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9：967.
[6] 程俊英. 诗经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04，415.
[7] 班固. 汉书[M]. 赵一生，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748.
[8] 左丘明. 春秋左传正义[M].杜预，注.孔颖达，正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94-596.
[9] 何建章. 战国策注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106，571，649，873.
[10] 董楚平. 楚辞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40-146.
[11] 方勇，译注. 墨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1：277.
作者简介：
李麦产/1973年生/男/河南扶沟人/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史的研究
关键词：东周；列国；都城；绿化
中图分类号：K224；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7）05-0067-03
收稿日期：2017-03-16
修回日期：2017-04-13
Abstrac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all the states capitals in our country had good chances in constructing and got bigger more. Among the achievements， the works of planting along the capitals roads and other spaces had reached the height of the era under the times conditions and were quite mature. The authority set up special offices to bear the related affairs and established a complete management system about the road planting and so on. Each capital had organized and formed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landscape belonging to itself by using different greening tree species. These historical practices accumulate th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horticulture， and they are still worth being used for practical reference by now.
Key words： Eastern Zhou Dynasty； The states； Capitals； Planting
春秋、戰国时期，我国古代城市迎来了又一次建设机遇期。不同于西周初年因大规模分封诸侯国而带动众多封国都城及其他城邑建设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整个东周时期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进步，与同时期社会发展大势之转变密切相关。
东周时期，社会生产力在牛耕和铁农具等先进生产工具的运用下获得了较大进步，人口不断增长，城市及其工商业得到良好发展。而同时期，周王室和周天子权威下降，整个社会礼崩乐坏，伴随着宗法血缘关系的不断疏远，诸侯国出于谋求自身发展空间的需要，相互斗争、博弈，接继出现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的驳杂局面。诸侯国内部为寻求日益强大，避免被他国兼并，将各自的人口、财富等资源要素加速向城市尤其是都城聚集，使得都城和城邑的规模不断扩大。这就僭越了《考工记》关于王城以下不同的封国都城应当根据各自爵位不同而大小有异、等差递减的礼法规定，遂在都城型制、都城规模、高等级建筑等方面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都城生活丰富多彩，都城空间营建也别出心裁。其中，这个时期的都城景观绿化（主要体现为道路绿化等）亦有一些显著成绩，值得总结与关注。
1对道路绿化的管理
为确保都城内外交通系统的通达性，就需要设置相应官职和机构对之进行规划、管理，还要进行绿化及其养护。这也能够为行人、商旅提供荫庇，方便临时休息、歇脚等之用。
对都城内外道路的绿化等事务，有专司负责。《周礼·秋官·野庐氏》曰：“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1]。野庐氏作为专设的管理职司，肩负着对王城洛邑（今河南洛阳）内外道路上的客舍、驿站、水井、树木等的管理职责，确保王城交通系统的完整以及交流的通畅。其他诸侯国也当有类似模仿和设置。
行道树的种植，至战国时期已具有标识功能，即通过高而茂密的绿化带，让行旅知晓道路之所在及走向，从而便于确定最佳路径、避免迷失等。对此，《国语·周语中》有记载：“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2]，说的就是行道树的这种标识功能及用途，甚至还会有一些附属设施如食店、寓舍、牧场等，以便利行旅食宿及牧养牛马等之需。
为了养护以都城为重要节点或核心的道路体系，对行道树管理也成为必需。《周礼·夏官·司险》曰：“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1]。这说明，根据官职设定，司险在国都负责绿化植树，在险要之处设守禁，作用之一就是增加都城的防御坚固程度，使都城与道路等得到强化保障。
行道树突出的视觉效果和显著的捍护道路功能，使统治者甚为重视。倘若行道树不能得到妥善养护，甚至出现道路侧边没有树木，就会被视为荒政、失政的具体表现，要受到批评和指责。如春秋末年周定王时，单襄公受王命从宋国（今河南商丘）去楚国聘问，中间途经陈国（今河南淮阳）。在陈国的土地上，单襄公看到了陈国种种荒政、怠政的景象，其中就包括“司空不视涂”“道无列树”等[2]。
战国结束、进入秦汉以后，依然设立相应官职，对包括都城在内的道路植树、绿化进行管理和负责。譬如，秦汉时期，在中央政权机构层面设置将作大匠，由之承担诸如都城以及宫室营建等事务。《后汉书·百官志四》曰：“承秦，曰将作少府，景帝改为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3]。也就是汉承秦制，由将作大匠承担都城宫殿、帝陵、宗庙等的营建，并且还要在这些地方及连接它们的道路旁种植泡桐Paulownia fortunei、梓树Catalpa ovata等行道树。
2多样化的行道树
郑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是列国都城中道路绿化等做得较突出、成效显著者之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子产退而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枣荫于街者莫有援也”[4]。可知当时郑国都城内的道路上种植有桃树Amygdalus persica与枣树Ziziphus jujuba。这些树木既可充当行道树，作绿化和界定街道的边沿，也能够收获一定的果实，兼具生态、经济和城市管理的综合作用。而实际上，郑国都城内外还种植有栗树Castanea mollissima等其他种类的树木。
《左传·襄公九年》所记载的一次晋率其他诸侯国联合伐郑的事件，就透露了相关信息。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64年。“杞人、郳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5]。这是说，攻入郑国都城的那些诸侯国的将士，砍伐了郑国都城新郑内作为行道树的栗树。
在《诗·陈风·东门之枌》这首诗中，又可知陈国都城东门种植有榆树Ulmus pumila，在附近的宛丘还种植有麻栎Quercus acutissima，即所谓“东门之枌，宛丘之栩”。
其实，在周人的早期都城丰镐或宗周之地（今陕西西安的西南部），其道路旁边种植有柞木Xylosma congesta、棫等。《诗·大雅·绵》里面说：“柞棫拔矣，行道兑矣”[6]，就是都城的道路是在剪除茂密的柞树、棫树等之后，才打通、修整出来的。不过，目前尚不能确定可能是灌木植物—“棫”的当代学名，但既然道路穿越了由棫树等构成的密林，那么一定程度上是这些自然生长的树木充当了行道树。
秦国相对其他诸侯国，处于西北边陲，其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及相关道路绿化则会结合地理与气候条件而选择一些常青树种。实现兼并统一战争后，秦更不断实施各类兴建，其中就包括修筑以都城为核心的驰道。关于驰道及其绿化情况，据《汉书·贾邹枚路传》：“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7]。秦驰道两侧所栽植的树种是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并有關于这条道路的严格技术规范，如道路宽近70 m，每隔约7 m则植有松树，道沿加厚且内筑金椎以增固，标准相当高。此虽为秦统一六国之后的情形，但可据以推知，在秦国时代，它极有可能已在相关实践中运用了。
3都城绿化景观
东周列国都城不仅在选择行道树的类型上各有差异，从而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景观表现，而且还会在各自都城其他区域的绿化上使用相宜的树种。譬如，晋国都城内种植有槐树Sophora japonica、魏国都城内植有杨树Populus adenopoda。
据史书记载，晋灵公纵欲奢侈、滥施淫威。赵盾作为晋国的执政卿，多次提出忠告和谏议。但晋灵公不仅不采纳，反而生怨、滋恨，派遣一位名叫鉏麑的刺客去杀赵盾。然而， “（麑）晨往，寝门辟矣，（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8]。赵盾勤于公务的精神，令鉏麑无法下手，但因有负晋灵公的使命，麑便一头撞死在槐树上。从此事可以看出当时晋国都城新绛或新田（今山西侯马）城内的赵盾家宅里面种植有槐树。估计晋国都城内这种树木是比较多的，当会引领和影响都城内其他地方和居民的种植。
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内外则广泛植杨。《战国策·魏策二》说，惠施在与魏相田需的交谈中，曾提到当时人们对种植杨树的观感，即杨树是耐活易植之树种，“横树之”“倒树之”“折而树之”等皆成活[9]，就是各种栽植方法都可行。只有杨树在魏国种植非常普遍的情形下，惠施才有可能以该树种来讽喻田需，使其明白自立与处境之关系的道理。
由此可知，在东周列国都城内外，已经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绿化树种及相应景观。其原因，除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以外，乃在于当时各诸侯国长期对立，列国都城内外绿化所用树木的种类很难雷同。前已有述，郑国都城新郑内种植有栗树、枣树、桃树，并以之为行道树，其景观呈现当是春华秋实之面相；魏国都城大梁内外皆植有杨树，其都城景观当以葳蕤婆娑为特征。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纪南城）在城门口或都城内外的大道上广泛种植楸树Catalpa bungei，则又形成另一种景观。诗人屈原就曾在他的作品里面对郢都以楸树为主的现象进行过描述。
战国中后期，在秦国军事进攻的不断打击下，楚国不得已而放弃了长期的都城郢。《哀郢》一诗即表达了屈原当时离开故都、向东方逃奔时的见闻与感受，也使楚国故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被楚国臣民所记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出国门而轸怀兮”，“发郢都而去闾兮”，“望长楸而太息兮”，“顾龙门而不见”，“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等[10]。在这首楚辞中，屈原选择了楸树、名叫龙门的东城门等来寄托自己的所思所想。楸树高大，虽然诗人已经不断向东远行，但还是回头望得见这种树木以及隐藏在楸树林影中的旧都风物。因此，楸树应当是楚国郢都一定时期内重要而较普遍的树种。
4都城绿化经验
由于林业种植业的进步以及经验的不断积累，到了战国，人们已经掌握了较丰富的植树知识。
墨家作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派，十分重视各种工艺技术，其主体成员虽娴熟于手工业技术，但对于农业、种植业等也是积极鼓励和支持的。比如，《墨子·非乐上》就提到当时存在的“丈夫耕稼树艺”的生产情景[11]，说明墨家已经对相关技术进行概括和总结。而从实质内容来看，这是指成年男子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参加道路和苑囿、住宅等处植树的事情。
从日常生活观察中，战国时期人们认识到了在种植树木的时候，要做到物种与土壤等的适应性，就是树木的种类要与场所等相匹配。像《周礼·地官·大司徒》所要求的那样“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在尊重“土宜之法”的前提下开展绿化和行道树的种植等，有司即大司徒因此要做到“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1]。
通过持续的都城包括都城道路、庭院、官府寺衙等地方的绿化、维护与增修等，战国时期的人们认识到多植树木除了能够提供果实、木材外，还具有优化生态、保护环境甚至强化守备等的功能，掌握了关于都城发展的某些规律，重视都城的生态保护，以及舒缓有度的都城自然生长节奏。譬如，《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惠文王曾封孟尝君以武城，孟尝君派自己的舍人为吏前往治理，但在临行前叮嘱之：“毋伐树木，毋发屋室”[7]，就是不要滥砍滥伐、大拆大建、毁人房屋等，体现了睿智眼光和对城市规律的自觉掌握及运用。
战国时代所积累的关于林业的知识或经验，不仅为劳动者所掌握、应用，还会作为一种实用资讯而传递给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人士和管理人员，并成为他们日常沟通、交流的话题。譬如，张仪入秦后，曾作为客卿就若干决策问题与秦王及其他权臣有过交锋和争辩。据《秦策一》，在他就汉中是否应当予楚一事而发表的见解中，就曾以植树作比喻：“张仪欲以汉中与楚，请秦（惠）王曰：‘有汉中，蠧。种树不处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财，则伤本。汉中南边为楚利，此国累也。”张仪作为著名的纵横家及政治家、战略家，他不太可能常去植树，但他能够娴熟地运用“种树不处者，人必害之”这样的生产或生活经验，来支持和加强他因宜取舍的政见，说明在战国时期，林业知识或经验在社会上传播还是比较广泛的。
5结语
我国在很早时期即已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营造。但由于古代城市的兴废替代，尤其是绿化植物本身的腐朽变质等原因，截止目前，能够从遗址考古现场所发现的、可支撑先秦时期都城绿化的材料，几乎是空白。其实，即是战国时代的竹、木简等，其传世、发掘量，亦非常少。因此，要研究中国早期都城的绿化，必须依赖文献资料。
本文依托可信文献，结合相关学科知识，對东周时期的列国都城生态绿化进行了初步探讨。当时的一些做法，仍可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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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麦产/1973年生/男/河南扶沟人/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史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