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三人行》中的叙事系统与失控状态下的困境挣扎
杨柳+ 王淑梅
在港片逐渐衰退的今天,银河映像鲜明的风格特征及凌厉的影像表达使其成为港片市场中一块屹立不倒的金子招牌。作为银河成立20周年的献礼之作,《三人行》以不足90分钟的片长向观众展现了一个杜琪峰式的、充满悖论哲学的、黑色幽默的人性世界。面对同档期来势凶猛的《惊天魔盗团2》和《独立日2》,《三人行》成为6月唯一一部累计票房过亿的华语片。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中,61岁的杜琪峰不满足于在类型电影的浪潮中随波逐流,不仅对《三人行》进行了拍摄手法上的全新探索,也以寓言化的黑色叙事,冷静地描摹了人性的灰暗与人在困境中的挣扎,以“三人小组”作为结构,影射整个大社会中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一个严谨深刻、充满情怀的电影工作者的追求。
一、 真实布景与人为慢动作长镜头
以杜琪峰为代表的银河电影多年来始终坚持两条创作线路,一是为赚钱而拍的商业电影,二是为艺术理念而拍的个人风格电影。《三人行》虽明显属于后者,却也充满着专属银河标签的商业元素——警匪相斗、暴力美学、错落有致的经典站位、枪战戏码等等。但即便如此,杜琪峰在拍摄手法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三人行》是一个十分写实的、饱含寓意的作品,冷色调的客观性勾勒出了真实的众生世相。杜琪峰一向注重细节,因为重大情节的戏剧张力往往要靠细微的事件和线索来铺垫,而细节线索又需要容纳在一个恰当的空间当中。因此,为了使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医院更为真实,剧组花费4000万搭造了一个颇为真实的医院布景,手术机械和检查仪器皆真实可用,并聘请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培训演员的手术操作细节。影片一共有三场气氛紧张的开颅手术,在拍摄时,杜琪峰没有逃避触目惊心的手术过程,而是以极为冷静的旁观者视角营造出真实感,奠定了影片整体冷峻写实的紧张氛围。喷涌的血浆、划开的大脑皮层、缝线,以及独特的从大脑内部看向外部的奇异视角,都极富创新性。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以一场没有完结的手术开头,手术刀切开大脑皮层形成“脑洞”,拍摄视角为脑洞内看向外部世界;片尾的手术同样如此,以对脑洞的缝合结束,首尾相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封闭式结构,以医院为场域空间的发生地也就隐含了更为多元的寓意。
影片最大的创新之处还在于慢镜头的全新尝试。封闭的空间环境,拥有各自立场的三个人物——医生、警察、匪徒相互冲突,相互利用,相互威逼。在紧张诡谲的氛围中,等待被救的匪徒在医院与蹲守的警察发生枪战,影片至此进入高潮。事实上,这段高潮枪战戏由一个6分钟左右的长镜头构成,不同于以往的是,杜琪峰放弃了简单的摄影机48格或100格的升格拍摄,改为全部由演员演出慢动作,这就需要包括摄影师在内的100多人配合默契。为此,动作指导对参与慢镜头枪战戏份的所有演职人员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培训,教演员如何平衡快慢,从肢体动作到面目表情甚至眨眼速度都精益求精。杜琪峰曾说,这种尝试是想配合电影本身的能力,即空间能力或集体能力,某种程度也上也是把场景当作舞台。在狭窄的医院大厅中,杜琪峰完成了这次高难度的拍摄,也将经典的杜氏暴力美学凸显了出来。枪声、哭喊声与配乐相互交织,配以场景中弥漫的爆炸烟雾和散开的血浆,枪战的混乱感得以削弱,血浆飞溅的极端视觉刺激得以缓和,紧张的氛围在快慢有序的镜头节奏中使观众有了更强的代入感。同时,慢镜头奇特华丽的舞台剧风格以及人为慢动作也意外地给影片增添了一股“周星驰式的喜剧效果”,前60多分钟快节奏的紧张铺垫使这一高潮段落张力十足,强烈的滑稽、荒诞、梦幻相融合,讽刺意味与黑色幽默感逐渐显形,杜琪峰实现了自我风格的新突破。
二、 反英雄叙事与隐含叙事
杜氏警匪片在20年的积累中,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标签的叙事系统。炫酷的场面调度与吸睛的刺激枪战成就了影片的商业价值,而对人性灰暗面的探讨以及社会隐喻往往使影片又包含有复杂的哲学性精神内核。《三人行》遵循的依然是表层“商业性”内在“抽象性”的叙事逻辑,特有的反英雄危机叙事模式贯穿了全片。首先是警察,杜琪峰认为,警察本身的职务使他们处于一个十分边缘化的位置,一念之差就会偏离正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比一般人更容易犯法。作为警察的陈sir在片中是模糊了正义与非正义的人物形象。为了执法不惜犯法,伪造证据甚至企图杀人灭口。面对悍匪的挑衅,陈sir的两句台词——“跟我耍花样,玩儿死你”以及“干掉他,他不死我们死”直接推翻了警察所谓的正义形象;和同事打电话“我被我上司骂得菊花都变成了向日葵,我和我手下累的小便都冒泡,还很黄呢”的言语,也暴露出中产阶层象征的警察形象的粗俗。包括同为警察的胖子,不仅丢三落四智商堪忧,面对匪徒竟然仓皇逃窜,缺乏警察应有的战斗性。其次是代表香港精英阶层的佟倩,年纪轻轻便成为脑科主治医生,却是一个自负偏执、一心只想手术成功不顾病人死活的形象。而影片中的匪徒却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心机深沉、狠辣阴郁,却也精明狡黠、智商颇高。警察与医生代表的社会主流人物不再具有权威性和话语主动权,心思缜密的匪徒却满腹经纶似乎操控着全剧,反英雄叙事在三个人物的针锋相对中展开,反讽意味也成为影片的第一个核心内容。
与影片的反英雄叙事同时存在的,还有影片的隐含叙事。《三人行》遵循了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戏剧结构,将时间、地点、情节置于一个框架内,在故事发生的6小时里,警察、医生、匪徒于封闭的医院空间经历了对抗、冲突、追逃等一系列过程,环环相扣、险象迭生。导演曾担心观众会对单一的空间感到无趣,于是便通过紧张的叙事节奏来加大情节张力。事实上,影片的整个故事虽然发生在医院里,但也包含了其他空间的可能性,如厕所、楼梯间走廊以及医院天桥,而在单一的医院空间与紧张的6小时之外,不足90分钟的片长还隐含着其他诸多的空间、时间与情节线。影片开始不久,悍匪即被送往医院,关于他的中枪、被警察威逼的过程并未展现,只通过零星的台词让观众想象匪徒中枪前的激烈冲突以及警察为执法而犯法的过程。匪徒有一句台词说:“你们官官相护,穿上制服就是自己人。”这与警察迫不及待地想要栽赃匪徒甚至杀人灭口联系起来,给了观众想象的无限可能性,去猜测隐藏在警匪背后的故事。佟医生性格强硬不服输,17岁来到香港,学广东话学英文考医学院,她特殊的移民身份以及造成她偏执个性的香港社会成了佟医生被隐含的叙事线。最为有趣的匪徒是一个精明强干、谨慎狡黠的反英雄人物,他所呈现出的高智商状态则会让观众去积极的揣测:他的满腹经纶从何而来,他有怎样的教育背景,如此高智商的他为何会成为一个悍匪等等。没有前情提要和人物背后的叙事,却又在一个空间、一个时间段内完成了信息量巨大的三个社会阶层人物的叙事,不到90分钟的电影高度浓缩,节奏紧凑,隐含叙事给予了观众更为广阔的想象思索空间。
三、 失控状态下的身份错位与困境挣扎
《三人行》的表层叙事融合了医疗片、警匪片的要素,讲述医生、警察、匪徒三者的对抗与挣扎,医生想救人,警察想实现所谓的正义,匪徒想逃跑;而影片的深层叙事,则是一个模糊善恶边界、呈现人性灰色地带、挣扎于自我困境之中的黑色故事,处处充满荒诞与人生的无解。三人都自认为很聪明且能够掌控全局,却在一系列的事件中使事态向失控方向发展。自信可以逃出医院与警察围困的匪徒,可以拯救病人的医生,可以整治匪徒的警察最终都未能达到各自的目标,失控状态中呈现出的是三者的身份错位与困境挣扎。
影片中的三位主人公最为突出的是他们的身份符号,但最为讽刺的是,三个主人公却存在明显的身份错位。警察陈sir知法犯法、栽赃陷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与警察身份本身所代表的公正人权完全背离,却在片末坦陈“一直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医生不顾病人死活,做手术只是想证明自己的能力,状态不冷静还要硬撑,甚至在局势失控后还在质问“我有问题吗,我做错了吗?”悍匪能引经据典,哲学典故、格言金句信手拈来,俨然一副知识精英的姿态。三人都与各自本应扮演的角色相背离,各自心怀鬼胎、相互威逼,人物的选择与执迷模糊了善恶,展现出了自私利己、骄傲偏执的人性灰暗面。
影片中的三人组成了两两相交的闭合三角结构,与封闭的医院空间及首尾相接的封闭结构相对应,围困含义显而易见。不愿认错的医生、不愿认错的警察、看穿别人却无法逃脱的悍匪因为各自的心魔使剧情发展愈加趋向失控状态,警察的非法行为不断败露,医生因为做手术心切而泄露了机密捅了篓子,罪犯则因为逃跑心切拒做手术而病情持续恶化。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对自身困境的逃脱成了人物的核心。于是,矛盾的集合将影片推至6分钟长镜头高潮,迎来的却依旧是“警察破不了案,罪犯逃不出去,医生救不了人”的荒诞与无解。每个自以为可以操控全局的人,又都是无常命运的戏弄对象。影片结尾看似迎来了所有人物的大“和解”,实则是沉溺于更深的困境——警察费尽心思想要伪造证据,坦白后却被告知已不用对证;医生放下固执尽力而为的手术,依旧是失败的结果;如上帝般掌控全局、洞察人心的悍匪却成了痴傻的植物人,再无法掌控自己。宿命感与残酷人生的不可控,困境中的挣扎与无法逃离成了《三人行》的寓言核心,而片尾从楼梯上摔下突然会走路的瘫痪病人,枪战中还在吃喝的精神病患者钟伯则让影片的荒诞感与反讽意味进一步得到了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