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伪梦想家园”的解构与反思

    【摘要】著名作家格非的系列长篇作品《江南三部曲》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组成。小说以人物血脉为联系，随着他们各自命运沉浮与心灵的蜕变，揭示了不同时代里的人对梦想家园的不同理解及其变异。小说以历史阐述者的身份展现了一个跨时空的对话过程，2012年出版后备受中国文学界好评，并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关键词】《江南三部曲》；格非；梦想家园；跨时空

    【作者单位】褚连波，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将中国苍苍百年糅进江南一隅。小说开篇描写了因官场失意便疯疯癫癫的陆侃，他只拿了张不知来由的桃源图，便决意烧了全村的书，准备建一个遍地种满桃树、家家用风雨走廊连接起来的世外桃源。一个疯子梦想的桃源能是什么样子？悲剧由此开始，一系列怀揣梦想的疯子开始粉墨登场。从陆侃、王观澄、张季元、秀米到谭功达，最后是谭端午与庞家玉，这些人物“每个人心都是一个小岛，被水围困，与世隔绝”。然而，人们依旧执着地追求梦想家园。在《人面桃花》中，经历了新思想洗礼的张季元和秀米，试图以西方文明家园的模式建立自己的梦想家园，以改变农耕为主的家园样式，但这岂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都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两人的尝试虽有文化的进步性，但最终注定失败。到《山河入梦》时，谭功达等对梦想家园的建设热情高涨，也重蹈了不尊重客观实际的覆辙。至《春尽江南》时，人们彻底放弃建设梦想家园的愿望，被压抑的情感和人性如火山爆发般释放出来，现实主义横行。《江南三部曲》通过描述江南一隅里的百年流光，展现了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及他们的心灵蜕变轨迹。格非用他独特的眼光凝视了这段历史横截面，清晰地展示了人们追求梦想家园的文化精神衍变轨迹。

    一、《人面桃花》中张季元与秀米的大同世界，是封建秩序解体后产生的人性畸变

    在中国古典文学里，人们心目中的桃源，其满眼桃花美好表象下的实质是人性原始欲望与骨感现实的矛盾与纠结。首先，一个原本充满欲望的躯壳要在真正天人合一、恬淡无为的桃源里生存无疑是会被逼疯的。没落封建官僚陆侃便是鲜活的例子，他的桃源梦不过是一个符合自己权力的、意图留住封建朽根的欲望桃源。这个想法一旦被无情地扔进历史垃圾桶，那些被各种道德经文压制的人性欲望便被解放出来，定要通过某种变态的方式去释放。其次，经历新思想洗礼的张季元同样是压抑的。他对混乱不堪又压得自己喘不过气的社会恨得咬牙切齿，他想通过革命——革所有人的命的激烈方式进行报复。所以当他狂呓着“妹妹，我的好妹妹，没有你，革命何用”来进行内心独白时，一个性与革命水乳交融的奇观便惊现在读者眼前。当然，张季元的革命热情并非没有来头，这多半是他流露出对革命渺茫前景的深度焦虑与灰心丧气的不成熟表现。曾经活在封建道德阴影下的秀米也是压抑的，极度羞耻心使她不敢谈女性生理周期的事，处于青春期的少女心理开始变态。被庆德强暴后，她除了感到极度羞辱，内心还“隐隐莫名的激动”。不过秀米历经了“劫难后学会抗争——带着王观澄的理想踏上日本——回国”这个过程后，她也成了新文化的代言人。当她决定将对张季元的爱转化为替他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时，秀米的个人欲望得到某种升华。然而，秀米革命新秩序及大同世界的想法，只是张季元和她臆想的合体而已，本质还是她和张季元对旧世界抱有极度仇视情绪产生的为改变而改变的单纯冲动。它并未根除人们心中残留的小农意识和封建道德观，只是一类不具备科学精神的简单物质重建，因此，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失败也是定数。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时代背景下的张季元和秀米具有思想进步性。

    二、《山河入梦》里谭功达的梦想家园是“伪桃源”的变异

    《山河入梦》的时间背景在20世纪50年代，谭功达是此时千千万万个贪功冒进中国人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理想过度憧憬产生了畸变，还因为他遗传了外祖父陆侃、母亲秀米过度理想化与浪漫的基因。体现在情感上，他是“贾宝玉般花痴的人”，对女性有天生的怜悯，温柔得甚至能泛出细腻的水花来。他先是因柳芽父母双亡而心生爱怜，突然有了想与她结婚的念头，后与懵懂却热情似火的小丫头白小娴谈恋爱，接着糊里糊涂地和寡妇张金芳结了婚。情感上的摇摆不定让他忽略了对姚佩佩的感情，他的这场婚姻闹剧最终成为两人爱情悲剧的起点。体现在工作上，谭功达只是让人画一张《桃源行春图》，便在缺少相关知识与技术的情况下，带领人们“造大坝，凿运河，息商贾，兴公社”，力争在1962年前让梅县踏入共产主义。他还极度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暴雨前夕他居然关注沼气实验而非脆弱的堤坝。连年饥荒、财政上捉襟见肘，他仍一意孤行地修建水库，按图索骥地制造他的乌托邦。除此之外，谭功达组织能力极差，决断问题天真而软弱。他完败给白庭禹等投机政客，连一手提拔起来的钱大钧也与他反戈相向。格非笔下的谭功达虽然既幼稚又单纯，但这并不代表他不渴望性欲和权力。他渴望性欲表现在他的花痴及情感上的捉摸不定，并最终造成了姚佩佩的人生悲剧；他对权力也是极其渴望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秩序的崇拜上。谭功达认为郭从年的花家舍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可这里每个人只不过是集体的一个符号，人们相互检举，人人自危、互不信任。小韶只因喜欢开朗地笑，就被认为是腐蚀了集体生活而被强迫学习改造。此时谭功达根本没有反省：是他不实事求是、没有科学精神指导才造成了工作上的重大失误。他反而崇拜起那个意在消除个体差异并强调集体高度统一性、以极端理性思考消除个性化人性情感的社会。正是对权力与秩序的渴望，使他的思想从伪大同进化成伪乌托邦。另外，从王观澄到几十年后郭从年带给陆家母子关于梦想家园的启迪来看，历史惊现了命运的轮回。

    三、《春尽江南》里对世俗的苟合与欲望的放纵，让人们放弃了对梦想家园的追求

    从古至今人类之所以迫切地寻找桃源，并非是制造某种秩序以满足自己的欲壑。恰恰相反，追求真正的桃源是为了寻找精神家园，至少能让自己身心得到净化，不那么执着于欲望。《春尽江南》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为小说的背景，当所有禁锢人们的秩序枷锁突然打开，人们被压抑许久的欲望终于被释放出来，又一个轮回开始了。

    格非描写了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是谭端午。因社会活动能力差、商业实践水平有限，投身经济大潮的理想被现实击碎后，他只好落寞地回老家鹤浦成为政府小职员。他开始以颓废诗人自居，以不屑于世俗成功的态度标榜自己无为，甚至故意让自己成为多余的人。当谭端午在唐家湾的房子被占，面对即将失去家园的社会现实，他觉得自己如水母一样软弱无力。谭端午此时的酸葡萄心理与自我放逐心态，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尚处在粗放式发展、初级加工等市场经济建设初级阶段时，知识分子在社会所处地位十分尴尬有关。于是谭端午越悲叹就越封闭，越封闭就越颓废。他的自我放逐直接影响了家庭生活，连儿子上学、择校、与老师打交道都要交给妻子庞家玉处理。婚姻方面，妻子给他戴绿帽子他假装不知道，跑去与绿珠保持暧昧。当两人从互相漠视、猜忌横生发展到内心痛苦、互相伤害、虽然没有离婚但情感上已分道扬镳时，谭端午的痛苦达到高点。直至庞家玉袒露对他的深切爱意并准备自杀，谭端午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结果已无法挽回。

    第二个极端便是庞家玉。从李秀蓉到庞家玉，格非的描写焦点从一个准备为艺术献身的理想主义者转化为为生活奔忙的现实主义女强人。庞家玉对谭端午的态度从敬仰有加演变成极度失望。在强大的世俗面前，她将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压力及躁虑情绪全部加在儿子身上：成绩不好时大骂他简直一个“点了也他妈的不亮的蜡烛”；不惜扔掉儿子喜爱的鹦鹉草草结束他的童年，也要让他走向被世俗认定的成功之路。格非笔下的庞家玉不仅典型还很极端，她为儿子的教育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奉献身体以换取让儿子进鹤浦中学龙班的机会。另外，身为律师的庞家玉也是极端的，她为私利不惜维护无赖的利益，甚至有“法律似乎专门为保护那些无赖权益而定”的奇怪想法。不过格非没有让庞家玉彻底异化，只是让她继续矛盾和痛苦下去。小说中的庞家玉无法做到像同事徐景阳那样冷漠和心安理得，她看到令人伤感的卷宗会流泪，她相信法律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当唐家湾的房子被占时，她只能通过灰色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对律师来说简直悲哀至极。

    至此，无论是陆侃的风雨长廊、王观澄的花家舍、秀米的大同世界，还是谭功达插满大烟囱的伪桃源，以及郭从年的乌托邦，这些人要么幻想躲进一个保守的封闭环境里逃避变革的世界，要么试图建立一个以牺牲全部个体自由为代价的秩序世界，以满足自己的统治欲望。换言之，即便找到陶渊明笔下的理想之地，小说人物也不适合在那块真正自由平等、无欲无求的真桃源里生存。因为他们有着无法填满的欲壑。

    就这样，格非讲述了一段百年史，并以艺术、具象、真实、接地气的故事形式展示出来。格非在本着终极否定的态度杀死伪梦想家园的同时，也不同意完全放任欲望。因此，小说结局庞家玉最终病入膏肓，静心时才发现自己最想要的并非是现实利益，她希望能在西藏纯净的天空下离开世界。格非正是以探索“中国病人”的方式，让小说人物自己去寻找缺失的本真。结尾格非还是给了谭端午救赎的机会，为了纪念心爱的妻子永久别去，他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并重新找回了自己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

    到最后，格非也并未给出什么是真正精神家园的终极答案，因为文学本身就无法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