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有文库》看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质

    【摘要】一个好的出版家，既要有文化理想，还要有出色的出版能力，尤其是要有敏锐的出版眼光。王云五无疑拥有这些素质，这从他主持出版的《万有文库》可以看出。王云五的这种出版素质对当下的出版界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万有文库》；王云五；文化理想；出版能力；出版眼光

    【作者单位】陈义报，《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21世纪伊始，东邻日本一本《出版大崩溃》传入我国，引发了国内出版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切忧虑，业内人士对出版未来忧心忡忡。笔者认为，当下的传统出版固然在新兴媒体冲击以及纸质阅读需求萎缩等因素影响下而告别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版好时光，但庞大而发展中的中国市场仍然给传统出版带来很多机会，总体而言，传统出版在中国还没有成为夕阳产业。其实，国外的这种出版危机和困局对处于发展阶段的我国有良好的借鉴作用，使得我们对未来的出版方向有更清醒的认识，从而未雨绸缪。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也是一种机遇。当然，要想把这种危机真正转化为机遇，则需要一批有文化理想、能力出众且有敏锐出版眼光的出版家。

    回溯历史，我们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就是这样一位出版家。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几十年，就是一个转型时代中，出版人如何抓住机遇做大做强出版的成功案例。王云五为后人称道的出版业绩颇多，而本文则选其具有代表性的《万有文库》为例，以此探讨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质，以期对当下的出版界有所启示。

    一、文化理想和出版能力的有机平衡

    出版是个很奇特的行业，这种奇特主要体现在其同时具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是文化属性，另一是商业属性。出版家如果只注重前者，恐怕出版的生命周期不会很长；如果只注重后者，那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出版商，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也会影响其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成功的出版家，就需要同时兼顾出版的这两种属性。

    中国现代早期的出版家大都是在科举制度废除后进入出版行业的。清朝废除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阶层影响巨大，顾炎武曾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是兼济天下，可废除科举制度导致这一现实途径消失。于是，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知识分子在“断裂社会”中从此处于漂浮状态[1]。既然原先通过读书进入社会上层且实现人生价值的传统路径被这一巨变切断，那么知识分子阶层只有另寻出路。这时现代传媒和出版吸引了他们的目光。于是，许多知识分子转换身份进入这些新兴的文化机构。知识分子阶层虽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几千年内聚的文化理想并未因此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早期出版家天然具有浓厚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在当时语境下可概括为“出版救国”。这些出版家把自己的文化理想付诸这些文化机构中，以求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泽备世人。因此，在王云五那一代出版家看来，出版是“经国之大业”，是一个大变局时代中知识分子实现人生理想的领域。诚如张元济所言：“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2]试想，在那个不算太平的时代，王云五以一民营出版机构之力出版《万有文库》这样一套体量巨大的丛书，从商业风险角度而言不可谓不大，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文化理想的存在恐怕是无法进行的。

    这种出版文化理想在王云五出版活动中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个是坚持“教育为本”，另一个是坚持“文化普及”。对出版《万有文库》，王云五说道：“本馆深知出版物之性质，关系中国文化前途，故慎思考，确定统一出版方针，即一方面发扬国有文化，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化，谋中西之沟通，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3]。如此看来，王云五吸收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和五四以来的科学启蒙思想，认为国家要振兴，关键在于要提高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国家的关键在于国民，国民之所以能成为真正的国民，也在于其要有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所以他公开打出《万有文库》为“灌输科学智识，振发民族精神”服务的旗号，也反复说明“以整个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普及人生必要的学识”的编纂目的。在那个渴求新知的时代，《万有文库》以其包含各类科技知识在内的现代文化小丛书，连同大量中外名著进入中小城市及县镇乡村，满足了这些地区青少年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对新知的需求，使得他们有机会选读各科有关图书，得以较系统地接触世界名著，接受现代文化和现代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云五的出版文化理想在《万有文库》上得以实现。

    当然，文化理想对一个成功的出版家来说至关重要，如果缺少这个，出版家充其量只能算一个会赚钱的书商。但是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出版家，仅有这种理想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出版所需的基本能力。只有这两者有机结合，一个成功的出版家才有可能诞生。从王云五出版《万有文库》来看，这种出版能力主要包括社会交际能力、敏锐的商业意识以及很强的自我学习能力等。

    出版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需要一定人生阅历和很强的社会交际能力以及敏锐的市场把握能力，一个纯粹象牙塔中的学者不一定适合。出版不是静坐书斋对某一学科的深入探究，而是一种在某种文化理念和商业原则指导下的文化和商业实践活动，需要相应的性情和才具。胡适就认为自己的性情和才具不适合做出版；蒋梦麟也曾做过商务编辑，但是因为“年轻人干不惯磨桌子的生活，一年之后我就辞职了” [4]。于是当张元济、高孟旦在物色编译所所长人选时，胡适在自己不就的情况下推荐了当时在出版界默默无闻的王云五，他对王云五的办事能力高度肯定。实际也是如此，王云五不是一个书斋中的学者，他的学问和见识基本都是通过自学和社会历练来完成的，他并非“科班”出身，既没有完整的旧学训练，也没有系列的新学堂求学经历，这在同代知识分子中较为罕见。但幸运的是，王云五有极强的自学能力和强烈的读书欲望，故涉猎颇广，古今中外的，信手拈来，虽不系统，但无条框之束缚。广博的知识和爱书成癖，确是成为一个出色出版家的先决条件。《万有文库》包含的作品洋洋几千种，古今中外皆有，其出版思路其实与王云五的知识渊源有莫大的联系。另外，王云五早期人生阅历丰富，他教过书、办过报、出过书、从过政，这些社会历练对他事业的提升作用很大，也为他后来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万有文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毋庸置疑，洋洋大观的《万有文库》能取得成功，与王云五敏锐的商业意识是有很大关系。在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许多人曾批评王云五商业气息浓厚，但笔者始终认为，再好的文化理想也要落实到具体的商业运作当中方有可能。比如《万有文库》这样一个具有文化理想的出版物，如果不是商业运作成功，恐怕会成为一堆废纸。王云五的商业意识或与其出身有关。王云五出身于商业家庭，幼时就颇喜计算，自称“算盘专家”。他曾在抗战时批评国人习性“遇事不肯运用算学，以求正确，往往说差不多和大概，差不多和大概实在是两个魔鬼，非打倒不可，我对任何事，都运用算盘专家的态度，处处打算，就是为此”[5]。早年这些经历，使王云五对任何事都必定计算利害得失，并以利害得失为判断标准，故其日后遇事皆能从“利”和“害”两方面详加分析，然后权衡轻重，择利较多而害较少者为之。对此，王云五的学生，曾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兼发行人的徐有守回忆说：“笔者任职数年期中，每年必发行大部头丛书二三种，所费资金庞大。若其中有一部滞销，则书馆有立即倒闭之可能。因而每筹印一书，师生二人，常在云五先生窄约仅二坪局促之董事长办公室反复核计、预测、讨论其印行之可能性。踌躇再四，数月始决。”[6]这种计算在《万有文库》运作中得到很好体现。比如《万有文库》的定价、包装以及印数，都是王云五精心计算的结果。

    一言以蔽之，文化理想和出版能力对出版家来说，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二、敏锐的出版眼光

    从根本上说，出版行业是一个智力行业，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为此，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说：“出版这个行业，最值钱的是编辑的眼光，编辑对一个书稿，无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翻译的书，他首先判断这本书有多大的市场。这个在我们的传统行业中不叫劳动，因为不出汗。但是，这个判断力，是这个行当最值钱的资产，你可以叫它为‘眼光资产，它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要不服气，你看《哈利·波特》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扭转了美国青少年不看书的习惯。我们出版者要反省，为什么我们就发掘不出这样的好书呢？”[7]这是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按笔者理解，这种出版眼光应该是前面所论述的文化理想和出版能力有机结合后的产物，是一个成功出版家最重要的素质。这种眼光是在对出版本质深切体认的基础上，通过对出版大语境前瞻性和敏锐性的把握，从而创造并把握出版机遇的智慧和能力。

    王云五无疑有这样的眼光，《万有文库》的出版无疑也充分体现了这样的出版眼光。《万有文库》体量巨大，对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民营出版企业来说自然风险较大。是否出版，这需要对社会现实、出版语境等宏观方面进行通盘考虑才能做出准确判断，这种判断需要敏锐的出版眼光。因出版体量太大，当初商务印书馆内部意见甚为不统一。但王云五审时度势，坚持认为可行，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机会。

    首先，抗日战争爆发前十年时间，是新文化运动后国人努力从事建设事业、政府致力于教育普及工作的图书馆运动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求全国各学校都要设置图书馆，并且明令学校每年用于购买图书的经费不低于年度总支出的5%。这使王云五看到了出版良机， 于是他全力策划出版《万有文库》，设定《万有文库》不以千种为限，而以“万有”为目标，每集2000册批量生产。

    出于对社会文化的深切体认以及对新式图书馆运动蓬勃发展趋势的把握，王云五极具战略性地将《万有文库》的出版发行与当时的图书馆运动紧密相连。他“把整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化身为无量数的小图书馆，使散在全国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而且在可能时，还散在许多家庭”[8]。为此，王云五还专门写了《〈万有文库〉对于各种图书馆之适用计划》一文，按照图书馆的大致分类——地方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家庭图书馆，逐项列出筹建这些图书馆所需的馆屋、装置、藏书、编目、管理、经费等建议。他的建议甚至涉及具体的油漆装修费的估价以及书架的精制或粗制费用。事实上，后来《万有文库》最大的买家就是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把《万有文库》的出版与图书馆运动相联系，不仅是微观营销层面的胜利，更是王云五出版战略眼光的体现。

    其次，《万有文库》的出版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众所周知，早期的中国现代出版企业，如商务、中华等皆以教科书为重心。但五四以后，新学普及，受众日增，众多出版社也随之出版了许多新学书籍，但终究零散而不够系统。《万有文库》则紧抓这一社会需求，以“博采、启智、便民”的宗旨和囊括中西、包罗万象的出版内容填补了这一空白，获得了市场认可。《万有文库》以各科入门小丛书为基础，各科各类皆有涉猎。其中，国学丛书则就我国古籍每一种各选其精要详加阐释，以普及性的做法满足了受众需求；各类包含西方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满足了许多人对新学系统性的需求，这些人也随之成为新学的拥趸，进一步扩大了商务印书馆等新式出版机构的读者群。

    当代出版人对王云五印行《万有文库》的出版眼光佩服不已。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在《“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祭》一文中写道：《万有文库》“论规模，冀以两年有半之期间，刊行第一集一千有十种，共一万一千五百万言，订为二千册，另附十巨册。论范围，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并编印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论市场经济，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以三四百元致之。论参与者，胡适之、杨杏佛、张菊生等均在其中。论编辑，更按拙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刊类号于书脊；每种复附书名片，依拙作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9]确实，王云五在印行《万有文库》时，几乎从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他非凡的出版眼光，并且也很好地将这种战略眼光落到实处，从而使得这种出版眼光能够结合商业运作取得成功。

    因此，出版眼光真正体现在对出版市场“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洞察，而不是对出版热点的简单跟随。近几年的“易中天热、于丹热”就很能说明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文化民族主义日益兴盛，整个社会对传统经典文化的需求在增加，这对出版界来说本是一个良机。但这种需求是在消费时代大背景发生的，出版必须要适应这个时代的特点，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那些经典不经过现代包装和阐释直接塞给读者。出版界在这一块没有取得成功，倒是央视的《百家讲坛》通过电视形式将这些经典打造成社会热点，少数出版社也跟着分了一杯羹。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央视的独特地位和电视媒体的强势地位决定的，但需要出版界反思的是，在这样一个巨大市场需求面前，为什么出版界只是一个跟随者，而不是一个创造者？笔者认为，归根到底，这或许就是出版眼光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承认，当下的出版语境与王云五出版《万有文库》时有很大不同，但一些基本东西肯定是不变的。王云五通过出版《万有文库》所体现的出版家素质，对当下的出版界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许纪霖.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2]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三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61.

    [3]王云五. 岫庐八十自述[M]. 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308.

    [4]蒋梦麟，西潮. 民国初年现代世界中的中国——蒋梦麟社会文谈[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5]王寿南. 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

    [6]徐有守. 王云五先生与中国出版事业[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7]钟永诚. 三方纵论大出版[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8]王云五. 我的图书馆生涯[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94.

    [9]俞晓群. “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祭[J]. 出版广角，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