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化叙事策略
陈哲敏 解庆锋
【摘要】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纪录片《科恩眼里的中国》用国际化的叙事策略，记录了真实的中国风貌，将中国故事讲给了全世界，通过镜头塑造了新时代的中国。该片为如何传播好中国新时代声音、讲述好中国新征程故事、实现对外传播精准化转型、提升中国对外传播力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叙事策略；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科恩眼里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飞速发展举世瞩目，但在赞誉声中，也不乏因不了解中国而形成的恐惧和排斥的声音。如何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让国际受众对中国故事产生情感共鸣，在国际传播中收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就需要不断探索与借鉴好的叙事策略。2017年播出的纪录片《科恩眼里的中国》（Inside Robert Cohens China）海外版共四集，观影对象以海外受众为主，播出后好评不断。科恩作为第一位进入中国拍摄纪录片的美国电影导演，跨越58年的时间，重走当年的中国采访路线，用摄像机全景式地记录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恩眼里的中国》在国际化语境中从叙事主体、叙事方式、叙事语言及叙事内容等方面，讲述了精彩生动的中国故事。
一、叙事主体：“他者”作为讲述者的真实呈现
“传播者决定着信息的内容，但从宣传或说服的角度而言，即便是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出于不同的传播者，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1]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及传播学奠基人霍夫兰对信源（传播者）的可信性与说服效果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一般来说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2]。外国人不只是中国故事的听众，也能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者。《科恩眼里的中国》以“中国故事老外讲”的方式，借外力讲好中国故事。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与海外受众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相似的思维方式，从“他者”的视角讲述真实的中国更具说服力，更易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受众客观思考中国对世界发展的价值。
美国导演科恩作为《科恩眼里的中国》的叙事主体、中国变迁的见证者，不仅让外国观众听到中国故事，也让他们身临其境般全方位立体式地看到中国的变迁。镜头客观记录了当代中国百姓的生活实景，正如片中科恩这样回应普通市民对他的称赞：“我不伟大，我只是呈现出我看到的事实。”科恩用质朴的语言让世界听到、看到了真实的、独立的、包容的和自信的中国。
片中科恩并不是唯一的“他者”，每集开篇和结尾处都采访了来自不同职业、性别、年龄的外国人，他们肯定了科恩走访中国带来的积极影响。来华的外国学者及留学生也多次出现在镜头中，用自己的特殊经历诉说中国故事。如南京大学中美研究所主任，作為外国人用“同甘共苦”一词，向科恩介绍了自己当年及现在学院里中美学生同住一屋的生活趣事。镜头真切传递了外国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中西思想碰撞，实现了中西教育的融合发展以及交流互动中的中西共赢。“他者”与中国故事有着高度的关联性，他们讲述的中国故事以自身的经历为原型，这样的叙事体现了纪录片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拉近了讲述者与海外观众的距离，使海外观众自然而然地跟随“他者”走入中国，又能从“他者”的视角深层次解读中国的时代精神。
二、叙事方式：在对比中聚焦新时代
“成功的纪录片创作往往能够引发观众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与思考，但又尽量避免表达的生硬和主观。崇尚自由和个性的现代观众容易接受开放式结构体系的纪录片，创作者在有些情况下会采用将意蕴、内涵寓于视觉形象之中的影像思维。”[3]《科恩眼里的中国》通过多维度对比，在有限的时间内，呈现了多元化的叙事方式，增强了纪录片的观赏性，更重要的是将中国新时代新面貌寓于视觉影像之中。观众通过纪实影像看到中国，对纪录片主题的解读有自主的自由空间，避免形成宣传性说教式的媒介内容，契合了国际化的叙事方式。
镜头的积累和叠加，捕捉了时光飞逝中变幻的城市。片中多处画面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长内无解说无字幕，镜头快速积累和叠加，城市旧貌换新颜，引领受众走入了绚烂繁华的中国都市，来来往往的人群，车流在高楼间穿梭，邮轮在海上有序往来。“通过镜头的叠加和积累明确表示时间的流逝”“将大的时间跨度和相对稳定的空间结合”，[4]勾勒了一幅处于动态中、充满生机的中国新图景。
采用中美类比，减少镜头语言的陌生化。“在国际传播中文化因素非常重要，它决定着受众对于传播内容最终的认可度和传播效果……必须了解、尊重文化差异，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调整跨文化交流的策略，改进跨文化交流的技巧。”[5]《科恩眼里的中国》在不同场景运用了中美类比的叙述技巧，让海外观众有在场感，还原中国百姓生活的同时，缩小了与观众的地域文化距离。如描述上海公寓的居住环境时，科恩先交代了小区的人口相当于美国小镇人口，虽然人多却干净、卫生以及树木繁盛。由此，海外观众对上海公寓住宅区人口量和居住环境有了大致的轮廓。接着科恩进一步解释公寓内部和美国的公寓类似，设施齐全，漂亮宽敞且现代化，上海一套公寓的价格和纽约公寓的价格相当。这种表述避免了由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陌生感，通过类比融贯中西，能高效快速调动国际受众已有的知识，陌生的影像信息变得似曾相识，减少了理解难度，认知更全面。
过去与现在的对比，诉说中国民生的变迁。片中有相当一部分素材来源于《红色中国内幕》（Inside Red China），这是科恩58年前走访中国时记录、整理而成的纪录片。黑白照片和影像呈现了过去人们贫困的生存状态，与58年后的影像相比，强烈的视觉差不禁让人感叹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另外，镜头借助外国观众熟悉的中国古代建筑展开叙述，如第一集中出现的天坛，它是中国最大的祭天建筑。古代天坛是皇帝祭天和祈祷五谷丰登的地方，皇帝认为权力是“天”授予的，百姓也认为要敬天，有了厄运要祈天转运。而在今天百姓被称为“天”，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尊天不如畏民。该片在历史的进程中，过去与现在的比照中，突出了中国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民生变化。该片从历史的维度，采用多层次的影像对比叙述，呈现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巨变，科恩在片中多次发问“这些变化对世界的意义”，镜头中的科恩将这个问题抛向了观众。多年和平发展的中国，在新时代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中实现的是共赢，问题的答案在每个观众心中不言而喻。
三、叙事语言：通俗化的语言阐述中国特色文化
美国传播学者霍尔“依据交际中所传达的意义是来自交际场合还是来自交际的意义，将文化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两种……高语境的交际和信息指的是大多数信息已经由交际者或传播者本人体现出来，只有很少一部分信息是经过编码的方式清晰地传递出来，如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朝鲜文化等属于高语境文化。低语境的交际传播正好相反，即大部分信息都以清晰的编码方式传递出来，如北美文化、英国文化、德国文化等属于低语境文化”[6]。因此，中国故事在对外传播时应关注不同文化语境下受众的反应，在编码时补充大量相关信息，使中国故事的叙述符合低语境受众的认知需求与信息接收习惯。《科恩眼里的中国》蕴含了丰富的中国特色文化，该片用通俗化的语言巧妙化解了中西文化差异，道明了中国特色文化的本质内涵与特点。
通俗化的语言道出了中国特色词汇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打老虎”是近年中国反腐运动的热词，由于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西方受众很难将“打老虎”与中国反腐倡廉的执政理念相联系。镜头中科恩用低语境文化的表述方式，首先把观众引领到武松墓前，再讲解武松是中国《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以及武松打虎的民间传说，将“打老虎”蕴含的中国文化背景知识补充完整，再告诉观众“打老虎”其实是将贪官比作危险的老虎，把“打老虎”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楚易懂。国际版本的《科恩眼里的中国》在传递中国文化信息时，添加了与之相关的文化内容，由高语境信息编码方式转换为低语境信息编码方式，逻辑结构清晰，顺应了低语境文化信息接收者的解码习惯，中国文化被保留的同时，还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与生命。片中科恩还叙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认同与协作的重要性，解释立足于古语本意，又着眼于当下，体现了中国古语的时代感。《科恩眼里的中国》所呈现的中国文化对低语境文化的外国观众而言既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又使受众在看完影像后可体悟到中国文化的深层含义，实现心理上和情感上的认同，取得较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通俗化的语言点透了寓理于事的中华文化真谛。高语境文化中的人在传达信息时比较隐晦含蓄，而低语境文化中的人则倾向开门见山，直接明了地表达意义。以“中国故事”为话题的纪录片在对外传播时，如果片中出现较多的民族特色文化，低语境文化的外国受众常常会因为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遭遇传播障碍，大量的特色文化符号容易造成记忆困难与视觉疲劳，对片中特色文化的理解只能流于形式，而文化内在的本质含义容易被忽略甚至歪解。讲好中国特色文化，要适应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们信息呈现的方式，才能顺利实现跨文化传播。中秋节是具有浓厚中国文化元素的节日，片中上海排长队几小时只为一块月饼。在科恩的讲述中并没有将中秋节的介绍局限于吃月饼、吃团圆饭、赏月等节庆活动层面，而是在画面中直接告诉观众中秋节蕴含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对孝道与敬老的重视。再如，中国当代艺术家野雪给科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镜头拍摄野雪黄河系列作品时，科恩用精练的语言让观众体悟到“禅”文化讲究的是静思与平和。“禅”文化在科恩的叙述中是看得见的一种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及自然平和的心态。“吆喝”作为中国的一种民俗文化，在通信飞速发展的当代，虽然它几乎失去了实用功能，但叫卖声却在街头依旧存在，此时画面上的解说词为“这是中国人对传统的致敬”。对于缺乏文化体验的外国观众而言，短短数语也能透过文化符号领悟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
四、叙事内容：在普通人与寻常事中展现宏大主题
“社会心理学家卢因在文章《群体生活的渠道》中指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事实上的‘把关人，‘把关人决定着信息的选择，影响着信息的流动和传播。在国际传播中，‘把关是世界各国的诸多媒体都会采用的一种手法……西方的新闻媒介都懂得通过‘柔性把关来引导受众，即巧妙地组织材料和文字说明，在不动声色之中传达出自己的信息倾向。”[7]中国故事的讲述也可用“柔性把关”的方式，与国际接轨，含蓄委婉地说明自己的倾向，用西方受众熟悉的、可以接受的方式做好外宣工作，在叙事内容上从国际视野观照本土事件，从而在全球传播格局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科恩眼里的中国》镜头切入的视角、素材的选择都着眼于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以个体的命运和日常琐事为载体，在微观叙事中融入宏大主题。
关注个体命运，借此传达对人性的关怀。该片将镜头对准普通市民，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他们却代表着中国不同的群体，具有典型性。镜头中的中国工人国际化、专业化，有着开放的心态，愿意与外国人交流。年轻人工作努力，坚持逐梦，用行动筑梦。片中还多次提及中国的妇女，她们用勤劳实现了自我价值，她们热爱生命，享受生活，充满自信，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镜头记录了中国普通市民的人生故事，在“个人生活细节”式的记录中，弘扬了人性中勤劳、质朴、友善的美好品格，他们身上具有人类共通的体验与情感，是国际视野下讲述的中国故事，超越了种族和国别。
以日常琐事为题材，彰显中国智慧及中国方案。“中国故事是目前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话题。但并不是所有中国题材的纪录片都能被外国观众看得懂和喜欢，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是否具有国际视野，或者是否将中国故事放在国际语境下进行观照，是能否吸引国际观众的重要因素之一。”[8]近年有关失业、医疗、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男女平等、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均是世界范围内热议的话题。《科恩眼里的中国》是将中国故事融入世界话题中进行的叙事。片中针对世界性难题并不是直接给出中国方案，而是以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為线索，层层深入，让观众不断思考解决方案，最终在得知中国方案后发现其精妙之处。如从人们日常出行切入，早晚上下班时段，镜头中出现了拥堵的路面。私家车剧增，面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及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城市规划专家提出因地制宜，合理利用美丽绿地的同时，在大都市提倡自行车出行，并大力发展高铁与地铁，分散人口，多方献策改善生活质量，营造绿色生活生态环境。
《科恩眼里的中国》借日常琐事引出国际问题，中国人用智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其实讲中国故事也是在讲述解决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问题，讲述中国是如何采取措施应对世界难题的。清早的莱市也是记录对象，民以食为天，早市人很多，人们正忙着为一日三餐选购新鲜的食材。随着国人食品安全意识的提升，在中国“吃”不只是饱，而是吃特色、吃健康、吃文化，这是在国际化语境中提倡的中国健康饮食理念。科恩在片中还讲述了自己旧伤复发，在中国看病的经历。在人口大国，医疗资源不平衡现象长期存在。片中科恩亲身体验了中国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的推拿治疗，以及大医院门诊部采用高新技术为其做的诊疗，他回到美国后在互联网上也能看到就诊信息，实现了可持续治疗。中国社区医院的普及和大医院与时俱进的技术创新，使“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缓解，由此反映出发展中的中国与世界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科恩眼里的中国》在叙事内容上着重挖掘了能体现中国本土经验的信息点，结合国际社会的热点，根据事实描述事实，将中国理念蕴含于叙事内容之中。
五、结语
讲好中国故事有着深远的文化内涵与全球意义，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文化与受众需求，跨文化交流的叙事策略要建立在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这样全球目光才会持续聚焦在当代中国身上，不断提升中国国际舆论引导力和国际传播力。学者刘效礼曾指出《科恩眼里的中国》以“三好”造就“三美”：好的结构、视角和创意传递着中国的朴素美、真实美和自信美。《科恩眼里的中国》以其真实性与客观性，搭建了一个深层次认识中华民族，并与之近距离接触的平台，为中国故事对外传播提供了国际化叙事创新的视角，促进了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建立。
[本文为2017年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项目“乐山特色旅游文化翻译与对外传播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C112017013]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83.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83.
[3]苗元华.视觉文化语境中纪录片创作的影像思维[J].新闻知识，2012（6）：65-66.
[4]曾一果，张梦晗.视觉再现、城市文明与人文纪录片的“镜头叙事”[J].中国电视，2011（5）：78-83.
[5]刘利群.国际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58.
[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闵惠泉，贺文发，徐培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43.
[7]刘利群.国际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66.
[8]赵鑫，朱伟健.中外合拍中国题材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J].电视研究，2017（4）：67-70.
（陈哲敏为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讲师；解庆锋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编校：董方晓
【摘要】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纪录片《科恩眼里的中国》用国际化的叙事策略，记录了真实的中国风貌，将中国故事讲给了全世界，通过镜头塑造了新时代的中国。该片为如何传播好中国新时代声音、讲述好中国新征程故事、实现对外传播精准化转型、提升中国对外传播力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叙事策略；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科恩眼里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飞速发展举世瞩目，但在赞誉声中，也不乏因不了解中国而形成的恐惧和排斥的声音。如何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让国际受众对中国故事产生情感共鸣，在国际传播中收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就需要不断探索与借鉴好的叙事策略。2017年播出的纪录片《科恩眼里的中国》（Inside Robert Cohens China）海外版共四集，观影对象以海外受众为主，播出后好评不断。科恩作为第一位进入中国拍摄纪录片的美国电影导演，跨越58年的时间，重走当年的中国采访路线，用摄像机全景式地记录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恩眼里的中国》在国际化语境中从叙事主体、叙事方式、叙事语言及叙事内容等方面，讲述了精彩生动的中国故事。
一、叙事主体：“他者”作为讲述者的真实呈现
“传播者决定着信息的内容，但从宣传或说服的角度而言，即便是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出于不同的传播者，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1]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及传播学奠基人霍夫兰对信源（传播者）的可信性与说服效果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一般来说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2]。外国人不只是中国故事的听众，也能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者。《科恩眼里的中国》以“中国故事老外讲”的方式，借外力讲好中国故事。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与海外受众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相似的思维方式，从“他者”的视角讲述真实的中国更具说服力，更易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受众客观思考中国对世界发展的价值。
美国导演科恩作为《科恩眼里的中国》的叙事主体、中国变迁的见证者，不仅让外国观众听到中国故事，也让他们身临其境般全方位立体式地看到中国的变迁。镜头客观记录了当代中国百姓的生活实景，正如片中科恩这样回应普通市民对他的称赞：“我不伟大，我只是呈现出我看到的事实。”科恩用质朴的语言让世界听到、看到了真实的、独立的、包容的和自信的中国。
片中科恩并不是唯一的“他者”，每集开篇和结尾处都采访了来自不同职业、性别、年龄的外国人，他们肯定了科恩走访中国带来的积极影响。来华的外国学者及留学生也多次出现在镜头中，用自己的特殊经历诉说中国故事。如南京大学中美研究所主任，作為外国人用“同甘共苦”一词，向科恩介绍了自己当年及现在学院里中美学生同住一屋的生活趣事。镜头真切传递了外国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中西思想碰撞，实现了中西教育的融合发展以及交流互动中的中西共赢。“他者”与中国故事有着高度的关联性，他们讲述的中国故事以自身的经历为原型，这样的叙事体现了纪录片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拉近了讲述者与海外观众的距离，使海外观众自然而然地跟随“他者”走入中国，又能从“他者”的视角深层次解读中国的时代精神。
二、叙事方式：在对比中聚焦新时代
“成功的纪录片创作往往能够引发观众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与思考，但又尽量避免表达的生硬和主观。崇尚自由和个性的现代观众容易接受开放式结构体系的纪录片，创作者在有些情况下会采用将意蕴、内涵寓于视觉形象之中的影像思维。”[3]《科恩眼里的中国》通过多维度对比，在有限的时间内，呈现了多元化的叙事方式，增强了纪录片的观赏性，更重要的是将中国新时代新面貌寓于视觉影像之中。观众通过纪实影像看到中国，对纪录片主题的解读有自主的自由空间，避免形成宣传性说教式的媒介内容，契合了国际化的叙事方式。
镜头的积累和叠加，捕捉了时光飞逝中变幻的城市。片中多处画面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长内无解说无字幕，镜头快速积累和叠加，城市旧貌换新颜，引领受众走入了绚烂繁华的中国都市，来来往往的人群，车流在高楼间穿梭，邮轮在海上有序往来。“通过镜头的叠加和积累明确表示时间的流逝”“将大的时间跨度和相对稳定的空间结合”，[4]勾勒了一幅处于动态中、充满生机的中国新图景。
采用中美类比，减少镜头语言的陌生化。“在国际传播中文化因素非常重要，它决定着受众对于传播内容最终的认可度和传播效果……必须了解、尊重文化差异，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调整跨文化交流的策略，改进跨文化交流的技巧。”[5]《科恩眼里的中国》在不同场景运用了中美类比的叙述技巧，让海外观众有在场感，还原中国百姓生活的同时，缩小了与观众的地域文化距离。如描述上海公寓的居住环境时，科恩先交代了小区的人口相当于美国小镇人口，虽然人多却干净、卫生以及树木繁盛。由此，海外观众对上海公寓住宅区人口量和居住环境有了大致的轮廓。接着科恩进一步解释公寓内部和美国的公寓类似，设施齐全，漂亮宽敞且现代化，上海一套公寓的价格和纽约公寓的价格相当。这种表述避免了由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陌生感，通过类比融贯中西，能高效快速调动国际受众已有的知识，陌生的影像信息变得似曾相识，减少了理解难度，认知更全面。
过去与现在的对比，诉说中国民生的变迁。片中有相当一部分素材来源于《红色中国内幕》（Inside Red China），这是科恩58年前走访中国时记录、整理而成的纪录片。黑白照片和影像呈现了过去人们贫困的生存状态，与58年后的影像相比，强烈的视觉差不禁让人感叹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另外，镜头借助外国观众熟悉的中国古代建筑展开叙述，如第一集中出现的天坛，它是中国最大的祭天建筑。古代天坛是皇帝祭天和祈祷五谷丰登的地方，皇帝认为权力是“天”授予的，百姓也认为要敬天，有了厄运要祈天转运。而在今天百姓被称为“天”，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尊天不如畏民。该片在历史的进程中，过去与现在的比照中，突出了中国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民生变化。该片从历史的维度，采用多层次的影像对比叙述，呈现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巨变，科恩在片中多次发问“这些变化对世界的意义”，镜头中的科恩将这个问题抛向了观众。多年和平发展的中国，在新时代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中实现的是共赢，问题的答案在每个观众心中不言而喻。
三、叙事语言：通俗化的语言阐述中国特色文化
美国传播学者霍尔“依据交际中所传达的意义是来自交际场合还是来自交际的意义，将文化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两种……高语境的交际和信息指的是大多数信息已经由交际者或传播者本人体现出来，只有很少一部分信息是经过编码的方式清晰地传递出来，如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朝鲜文化等属于高语境文化。低语境的交际传播正好相反，即大部分信息都以清晰的编码方式传递出来，如北美文化、英国文化、德国文化等属于低语境文化”[6]。因此，中国故事在对外传播时应关注不同文化语境下受众的反应，在编码时补充大量相关信息，使中国故事的叙述符合低语境受众的认知需求与信息接收习惯。《科恩眼里的中国》蕴含了丰富的中国特色文化，该片用通俗化的语言巧妙化解了中西文化差异，道明了中国特色文化的本质内涵与特点。
通俗化的语言道出了中国特色词汇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打老虎”是近年中国反腐运动的热词，由于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西方受众很难将“打老虎”与中国反腐倡廉的执政理念相联系。镜头中科恩用低语境文化的表述方式，首先把观众引领到武松墓前，再讲解武松是中国《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以及武松打虎的民间传说，将“打老虎”蕴含的中国文化背景知识补充完整，再告诉观众“打老虎”其实是将贪官比作危险的老虎，把“打老虎”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楚易懂。国际版本的《科恩眼里的中国》在传递中国文化信息时，添加了与之相关的文化内容，由高语境信息编码方式转换为低语境信息编码方式，逻辑结构清晰，顺应了低语境文化信息接收者的解码习惯，中国文化被保留的同时，还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与生命。片中科恩还叙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认同与协作的重要性，解释立足于古语本意，又着眼于当下，体现了中国古语的时代感。《科恩眼里的中国》所呈现的中国文化对低语境文化的外国观众而言既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又使受众在看完影像后可体悟到中国文化的深层含义，实现心理上和情感上的认同，取得较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通俗化的语言点透了寓理于事的中华文化真谛。高语境文化中的人在传达信息时比较隐晦含蓄，而低语境文化中的人则倾向开门见山，直接明了地表达意义。以“中国故事”为话题的纪录片在对外传播时，如果片中出现较多的民族特色文化，低语境文化的外国受众常常会因为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遭遇传播障碍，大量的特色文化符号容易造成记忆困难与视觉疲劳，对片中特色文化的理解只能流于形式，而文化内在的本质含义容易被忽略甚至歪解。讲好中国特色文化，要适应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们信息呈现的方式，才能顺利实现跨文化传播。中秋节是具有浓厚中国文化元素的节日，片中上海排长队几小时只为一块月饼。在科恩的讲述中并没有将中秋节的介绍局限于吃月饼、吃团圆饭、赏月等节庆活动层面，而是在画面中直接告诉观众中秋节蕴含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对孝道与敬老的重视。再如，中国当代艺术家野雪给科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镜头拍摄野雪黄河系列作品时，科恩用精练的语言让观众体悟到“禅”文化讲究的是静思与平和。“禅”文化在科恩的叙述中是看得见的一种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及自然平和的心态。“吆喝”作为中国的一种民俗文化，在通信飞速发展的当代，虽然它几乎失去了实用功能，但叫卖声却在街头依旧存在，此时画面上的解说词为“这是中国人对传统的致敬”。对于缺乏文化体验的外国观众而言，短短数语也能透过文化符号领悟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
四、叙事内容：在普通人与寻常事中展现宏大主题
“社会心理学家卢因在文章《群体生活的渠道》中指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事实上的‘把关人，‘把关人决定着信息的选择，影响着信息的流动和传播。在国际传播中，‘把关是世界各国的诸多媒体都会采用的一种手法……西方的新闻媒介都懂得通过‘柔性把关来引导受众，即巧妙地组织材料和文字说明，在不动声色之中传达出自己的信息倾向。”[7]中国故事的讲述也可用“柔性把关”的方式，与国际接轨，含蓄委婉地说明自己的倾向，用西方受众熟悉的、可以接受的方式做好外宣工作，在叙事内容上从国际视野观照本土事件，从而在全球传播格局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科恩眼里的中国》镜头切入的视角、素材的选择都着眼于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以个体的命运和日常琐事为载体，在微观叙事中融入宏大主题。
关注个体命运，借此传达对人性的关怀。该片将镜头对准普通市民，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他们却代表着中国不同的群体，具有典型性。镜头中的中国工人国际化、专业化，有着开放的心态，愿意与外国人交流。年轻人工作努力，坚持逐梦，用行动筑梦。片中还多次提及中国的妇女，她们用勤劳实现了自我价值，她们热爱生命，享受生活，充满自信，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镜头记录了中国普通市民的人生故事，在“个人生活细节”式的记录中，弘扬了人性中勤劳、质朴、友善的美好品格，他们身上具有人类共通的体验与情感，是国际视野下讲述的中国故事，超越了种族和国别。
以日常琐事为题材，彰显中国智慧及中国方案。“中国故事是目前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话题。但并不是所有中国题材的纪录片都能被外国观众看得懂和喜欢，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是否具有国际视野，或者是否将中国故事放在国际语境下进行观照，是能否吸引国际观众的重要因素之一。”[8]近年有关失业、医疗、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男女平等、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均是世界范围内热议的话题。《科恩眼里的中国》是将中国故事融入世界话题中进行的叙事。片中针对世界性难题并不是直接给出中国方案，而是以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為线索，层层深入，让观众不断思考解决方案，最终在得知中国方案后发现其精妙之处。如从人们日常出行切入，早晚上下班时段，镜头中出现了拥堵的路面。私家车剧增，面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及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城市规划专家提出因地制宜，合理利用美丽绿地的同时，在大都市提倡自行车出行，并大力发展高铁与地铁，分散人口，多方献策改善生活质量，营造绿色生活生态环境。
《科恩眼里的中国》借日常琐事引出国际问题，中国人用智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其实讲中国故事也是在讲述解决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问题，讲述中国是如何采取措施应对世界难题的。清早的莱市也是记录对象，民以食为天，早市人很多，人们正忙着为一日三餐选购新鲜的食材。随着国人食品安全意识的提升，在中国“吃”不只是饱，而是吃特色、吃健康、吃文化，这是在国际化语境中提倡的中国健康饮食理念。科恩在片中还讲述了自己旧伤复发，在中国看病的经历。在人口大国，医疗资源不平衡现象长期存在。片中科恩亲身体验了中国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的推拿治疗，以及大医院门诊部采用高新技术为其做的诊疗，他回到美国后在互联网上也能看到就诊信息，实现了可持续治疗。中国社区医院的普及和大医院与时俱进的技术创新，使“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缓解，由此反映出发展中的中国与世界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科恩眼里的中国》在叙事内容上着重挖掘了能体现中国本土经验的信息点，结合国际社会的热点，根据事实描述事实，将中国理念蕴含于叙事内容之中。
五、结语
讲好中国故事有着深远的文化内涵与全球意义，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文化与受众需求，跨文化交流的叙事策略要建立在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这样全球目光才会持续聚焦在当代中国身上，不断提升中国国际舆论引导力和国际传播力。学者刘效礼曾指出《科恩眼里的中国》以“三好”造就“三美”：好的结构、视角和创意传递着中国的朴素美、真实美和自信美。《科恩眼里的中国》以其真实性与客观性，搭建了一个深层次认识中华民族，并与之近距离接触的平台，为中国故事对外传播提供了国际化叙事创新的视角，促进了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建立。
[本文为2017年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项目“乐山特色旅游文化翻译与对外传播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C11201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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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哲敏为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讲师；解庆锋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