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梳理与主体性建构

    【摘要】世界范围内，无论译介、教学、历史叙述还是具体深入的研究，都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整合在了一起。《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具有里程碑价值，不仅在于它资料的丰富完善，还在于它清晰的历史轨迹，更在于它呈现了中国数代学者在接受外国文学方面认知提升和主体确立的过程。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历史梳理；主体性建构

    【作者单位】陈跃红，北京大学。

    面对这套装帧精美、厚重坚实，六卷七册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笔者不禁感慨万千。一个国家重视域外文学开放、接受和研究到如此程度，在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史上，不敢说独一无二，至少也是名列前茅的。

    书名的年代划界范围虽说是60年，但是其内容涉及的却是近代以来国人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几乎完整的时间和空间向度。1840年以来，面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大潮的冲击，为了师夷之长计以制夷，或者说为了走出传统的败落境遇，寻找新的文化发展生机，数代国人矢志不渝地坚持从域外的军事体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领域的参照系去寻找可借鉴之处；同时，积极从精神文明层面去寻找别国发展的内在动因。其中开发得最早、影响力最大、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之一就是外国文学领域，其广泛的受众群体和来自审美意识层面的影响力，无疑是其他领域难以比拟的。

    浏览这套研究丛书，我们可以看到60年甚至100多年以来，国人接受外国文学的清晰轨迹。因此，笔者认为这套书所具有的里程碑价值，不仅在于它资料的丰富完善，还在于它清晰的历史轨迹，更在于它呈现了我国数代学者在接受外国文学方面认知提升和主体确立的过程。同时，这套书以无可争议、分门别类的资料、数据、深刻剖析支撑了这个过程的呈现。

    毫无疑问，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接受，我们最初的状态总是随意、凭直觉、情不自禁、散乱、缺乏体系的。至少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这样。大多数人跟着感觉走，经典和非经典、大国和小国、大语种和小语种、不同的文类和作家……泥沙俱下地引入，看看林纾等人的翻译就知道了。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我国相关领域才开始有了系统的译介和一定程度的研究。翻译文学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赫赫有名的“新文学大系”里也能独占卷帙；以译介推广为主，算得上是外国文学研究第一阶段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文学开始成为我国高等院校的固定专业，进入教研机构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许多高校的中文系都开设了外国文学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专业向来由外语系派教师来开展教学；其他高校的中文院系，几乎都有自己的外国文学教研室。这类专业最初叫外国文学，后来叫世界文学，最近十多年开始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但无论怎么命名，外国文学在我国大学的体制性确立和教学推广，使其规模和体制化建构都蔚为大观，除了邻近国家日本，少有可匹敌者。系统化的教学、众多外国文学史的出版，构成了外国文学研究发展第二阶段的特征，也就是从译介推广进入了系统研究的阶段。

    21世纪，在积累了大量译介和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成绩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系统地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了。我们应该看看自身与别国的不同之处，对我们的研究开展再研究，即研究之研究，这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终于获得了主体地位。在这一层意义上，外国文学研究的“外国”之意也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外国文学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无论译介、教学、历史叙述还是具体深入的研究，都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融合在了一起，中国文学遂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文学的不同声部，在交流互动中走向未来。于是，这套《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出版所具有的世界文学研究主体性确立的里程碑意义不言而喻。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