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对话与文化传递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对话”应是不同文化共处和交流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之一。异文化间的交流应该体现平等对话，异文化作品的翻译出版也应该在不断的平等对话下实现。为了实现有效的文化传递，在翻译出版过程中，作者、编辑、译者、读者等各方主体应处于一种间性关系的网络中进行对话。

    【关键词】全球化；翻译出版；对话；文化

    【作者单位】徐晓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基金项目】2014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4E049）的阶段性成果。

    一、文化全球化与对话理论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提尔德·莱维特提出“全球化”的概念，现在它已成为最热门的术语之一，代表着世界发展的趋势，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领域，学者对全球化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它意味着文化的一元化，即随着共同利益的形成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垄断，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异质性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共同的、单一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它将带来文化的多元化，即全球化并不会导致某一种文化一统天下，恰恰相反，各民族文化将呈现出独特性和差异性，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两种见解孰是孰非姑且不谈，但有一点是二者都不可回避的，那就是各民族文化必将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既相互融合、同化又相互冲突、排斥。

    在此背景下，“对话”应是不同文化共处和交流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之一。苏格拉底将对话看作是获得知识和发现真理的途径。巴赫金将对话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认为它是人生存和思维的本质，构建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伽达默尔在视域融合中强调对话对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促进作用。哈贝马斯从交往行动角度提出“主体间性”概念，强调对话应采取自主和平等的方式，只有相互平等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对话关系，才能达到理解和包容的目的。我国学者金惠敏在他们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对话主义”理论，将“主体间性”推进为“他者间性”和本体性的“文化间性”，并筹划一场文化间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二、翻译出版需要文化的平等对话

    文化既关联着世界各民族的现在，又联系着各民族的历史和未来。所以，研究和发展中国文化离不开历史源流，也离不开外国文化。这里包含着两方面的内涵，即中华文化既不是孤立发展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研究历史可知，中华文化不是由单一文化发展而来的，而是在与异文化不断相互影响、作用过程中逐渐发展而来。同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的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为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翻译出版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不论是在外国文化的引进方面还是在中华文化的输出方面，其都是重要的手段和媒介。通过翻译出版，中国文化吸收了异质文化的养分得以发展并与国际文化接轨，走出国门，丰富了世界文化元素。

    异文化间的交流应该体现平等对话，同样，异文化作品的翻译出版也应该在不断的平等对话下实现。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桂晓风指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还存在输出与输入的不对称 [1]。我国在文化输出上存在着数量的不对称和内容的不对等。“他文化”的输入多于 “我文化”的输出，造成了对话的不平等。翻译出版工作需要对世界各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负责，促进两者平等交流。为此，首先，我们需要加大文化输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交流与展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尤为重要，加大“我文化”的输出才能使我国文化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使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核心和价值核心，增进不同文化间的了解，减少冲突。其次，我们需要增加现代文化成果的推介。对我国而言，“我文化”的翻译作品大多数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如古典诗歌、古典文学名著、历史、武术、中医等，我国的现代文化成果却没能很好地通过翻译出版呈现给世界。只有将我国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成果也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翻译出版推向世界，让世界全方位地了解我国文化，才能够真正实现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对话。再次，我们需要准确诠释中国文化精髓。在“我文化”翻译出版过程中，翻译质量是核心环节。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但中国文化的精髓却没有被国外翻译家和学者完全、正确地传递。无论是庞德对中国诗歌的发现还是赛义德指出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对立阐释，都意味着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被世界正确认知必须依靠中国的翻译出版业和翻译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只有中国的翻译出版走出国门，译者的翻译水平足以诠释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的民族文化才可能实现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

    三、翻译出版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对话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渗透和融合，如何正确地对待文化差异，如何实现异文化间平等、有效的传递，成为摆在各方主体面前的重要议题。为实现有效传递，在翻译出版过程中，作者、编辑、译者、读者等各方主体应处于一种间性关系的网络中进行对话。

    1.编辑与作者、读者间的对话

    无论是在外文作品的引进还是在我国作品的输出上，编辑都起着重要的策划、监督和纽带作用。从市场调查、文本翻译、选题策划到约稿并与译者沟通，从对译文的组稿和编校到出版宣传，无一不需要编辑的对话能力。

    在翻译出版过程中，编辑通常是作者的第一个读者。编辑通过对意识形态、知识性、文化性和文学性的把握和考察，初步判断作者的作品是否适合出版发行。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凭借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通过和作者对话，完成了对作者文本内容下隐藏的思想和作者通过文本所要传递的真实意图的理解。编辑通过对话做出判断，选择适合引入或输出的作品列入翻译出版计划中。市场考察实际上就是对读者阅读可能性的考察，直接关系到翻译成品所能产生的价值和影响。这需要编辑在考察市场时调查不同读者群体的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从而有针对性地确立翻译出版作品的市场定位，以达到文化传递的目的。同时，编辑还可以通过策划和营销将翻译作品推荐给读者，启发和引导读者的阅读兴趣，以此扩展他们的知识和文化视野，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因此，编辑既要满足读者的需求，帮助他们找到适合的读物，又要替作者找到适合的阅读人群，在与作者和读者对话的过程中成为作者和读者的代言人，并搭建起作者与读者文化对话的桥梁，实现文化交流和传递。

    2.编辑与译者的对话

    编辑作为翻译出版项目的策划人，除与作者和读者对话外，还需要根据作者和读者的需求与译者对话。编辑要了解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需求，并与译者进行沟通，为实现作者所要传递的思想、文化和满足特定读者群的阅读需求，与译者共同制定翻译策略。翻译必然以文化传递为归宿，而文化传递的过程实则是两种文化的对话过程，所以编辑和译者对待两种文化是否采取平等原则会直接影响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因此，编辑应与译者有效沟通，敦促其在翻译中摒弃对异文化的排斥和本国文化霸权的观念，避免因过分强调目的语文化、语言和审美习惯而将异质文化特性抹杀，同时，也要避免陷入在文化输出过程中过分重视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只顾及其接受程度而忽略文化传递这一重要目的的误区。编辑应提醒译者尽量将作者的文本如实地介绍给读者，带给读者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和全新的阅读体验； 不应在文本翻译过程中，使目的语读者只能识别本民族文化。编辑和译者的对话实际上是编辑、译者、作者和读者四者间的理解、对话和视域融合的过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才能消除文化传递时的隔阂，促进文化交流。

    3.译者与作者、读者的对话

    翻译是整个出版活动的中心环节。在此过程中，译者与作者和读者应进行平等对话，才能合理、有效地传递文化信息。一方面，译者虽然面对的是无生命的文本，但文本背后却是有生命的创作者。文本是创作主体的艺术创作成果，所以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永远不能离开与作者的对话。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只有与作者视域融合才能真正理解和阐释文本内容。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不仅是与作品所在的时代、地域和文化环境进行对话，更是与作者的精神世界进行对话，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进行对话。另一方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需要面对原作者，实际上还需要面对作品的读者。译者不仅需要以读者身份去理解作者的原意，还需要以作者的身份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用文本展示给读者。译者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和期待，要根据编辑所提供的读者群体信息与读者对话，从中把握读者的审美取向和阅读期待，引导读者扩大文化视野和提高审美能力，将读者引入异域文化和历史的时空之中。通过对话，译者架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将读者的人文世界与作者及其作品中的人文世界相连。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顾亚玲，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II）[M]. 洪汉鼎，译. 北京：商务印数馆，2007.

    [3] 金惠敏. 全球对话主义——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M]. 新星出版社，2013.

    [4] 桂晓风. 编辑与文化[A]. 夏太寿. 中国翻译产业走出去—翻译产业学术论文集[C].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