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口流动角度的四川省高离婚率成因实证分析

    霍勤，李宝珠

    

    

    

    摘 要：基于四川省各地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口流动因素对四川省离婚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人口流动正向影响离婚率，个人收入正向影响离婚率;不同地市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四川省北部地区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最大，东部地区次之，南部地区再次，西部地区最小。因此，四川省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快城镇化建设，减少城乡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以降低高离婚率。

    关键词：离婚率;人口流动;面板数据;SUR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3.13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6-0116-02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在不同地区间的频繁迁移、家庭负担不断增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开始疏远淡薄，原本以低离婚率为基础的婚姻家庭关系也逐渐被打破，婚姻生活趋向更加的不稳定。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1979—2010年，全国的粗离婚率由0.33‰上升至2‰，增加了约6倍。而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四川的离婚率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已经高达2.72‰，位居全国第6位，并且在绝对数量方面，全国31个省份中四川省办理离婚登记的对数最多，达到169 294对，2011年更是比去年同期增长14.5%。因此从总体趋势上看，四川省离婚登记对数不断增加，粗离婚率停留在较高水平。这种趋势的出现有其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更是由于四川人口流动较为频繁。

    学术界对离婚率的成因的研究比较丰富。刘嘉殷（2000）认为，离婚率的主要因素是：个人经济状况、选择配偶自由度及对婚姻的态度。徐安琪和叶文振（2002）认为，子女促进了父母婚姻的稳定，以人口流动为代表的社会聚合力对离婚率也有显著的影响。高梦滔（2011）运用村庄数据，发现农村人口外出就业增加了农村离婚率，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土地资源限制了离婚率的上升，性别比对离婚率也有明显的影响。杜凤莲（2010）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发现，城乡劳动力流动显著增加了离婚率。但是，这些研究基本基于全国的数据来研究，对某一个省不同地区的微观研究较少，也就不能揭示四川省高离婚率的成因和四川省不同地区人口流动对离婚率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就以四川省连年居高不下的离婚率现象为基础，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人口流动次数是否对于四川省各地区离婚率产生重要影响。

    一、模型设立

    1.人口流动对离婚率影响的理论。我们采用人口平均流动次数来代表四川省各地市的人口流动状况。而从理论上，人口流动加大会对当地婚姻状况产生比较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口流动可能会抬高离婚率。这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人口流动的增加会使更多的人生活在相对陌生的环境，社会约束力相较传统的熟悉环境更弱，增加了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性。其次，家庭成员单独外出务工或在不同城市务工，夫妻双方长期分隔两地、不利于情感交流，且日常接触的现实、知识面和视野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会导致流动人口对原有婚姻的不满。再次，农村人口单独外出务工，给家庭带来收入的同时也拉大了夫妻双方的收入差距，原有相对平衡的“配对效应”被打破，不利于婚姻的维系。另一方面，人口流动有利于婚姻的稳定。第一，如果夫妻双方外出到同一地方务工，共同奋斗的经历不仅会提高整个家庭的收入水平，还有利于加深双方的夫妻感情，不断改善的家庭条件和夫妻关系有利于婚姻的稳定。第二，人口流动使更多年轻人的见识和视野不断开阔，传统的媒人介绍、父母决定的婚姻模式逐渐被自由恋爱结婚所替代，年轻人对婚姻的满意度更高，有利于促进婚姻的稳定性。另外，人口流动也许不会对婚姻关系产生显著影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比较重，对子女的责任心使其不会轻易舍弃原有家庭，对原有生活环境的归属感使其更倾向于回到家乡，不会轻易改变婚姻现状。

    2.经济发展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个人的收入上升，婚姻依靠经济纽带连接起来的可能性下降，更多地依靠感情纽带，给传统的婚姻带来更多破裂的可能性。特别是妇女的经济地位大大提高，对男方的依附降低，更加能自主选择自己的婚姻，在促使家庭平等的同时，也会增加离婚的可能性。同时，随着收入的上升，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深化，婚姻观念更加多元化，都会增加离婚率。

    3.控制变量。一是家庭结构。我们采用平均每一就业者負担人数来反映家庭结构。如果该指数下降，表明该家庭负担的老人和儿童更少，家庭更加核心化，夫妻双方更容易离婚，离婚率会上升。二是人口出生率。人口出生率越高，家庭抚养的孩子越多，家庭的亲情更加深厚，夫妻双方更不容易离婚，离婚率会下降。三是男女性别比。如果男性多于女性，离异男子的再婚比离异女子更困难，限制了已婚男性的离异自由，因此降低了离婚率。四是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该指标表示社会聚合力的变化，其提高往往会增加离婚率。五是人均耕地面积。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对土地的依赖更大。如果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土地更加稀缺，妇女因为离婚受到的伤害更大，更不容易离婚。

    4.构建模型。具体模型公式如下：

    LHLit=？琢+？茁1LDCSit+？茁2PINCOMEit+？茁3MHFDit+？茁4XBBit+？茁5CYBZit+？茁6GDMJit+？茁6CSLit+？滋i+？着it

    式中，LHLit为各地市离婚率，LDCSit为各地市人口平均流动次数，PINCOMEit为各地市人均可支配收入，MHFDit为各地市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XBBit为各地市性别比，CYBZit为各地市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所占比重，GDMJit为各地市人均耕地面积，CSLit为各地市人口出生率。？滋it=？滋i+？着it表示复合残差项，包括个体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滋i是个体异质性，不随时间改变。？着it是区分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的关键，是特质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N（0，？滓■■）。i代表地市，t代表年份。

    二、实证分析

    1.变量和数据说明。Zellner于1962年提出了SUR模型，具体为：

    yit=x′it？茁i+uit ?i=1，2…，n ?t=1，2…，T

    其中，每个方程都有自己的斜率系数？茁i，即每个横截面个体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不随时间变化的确定性关系，但随着横截面个体的不同而不同。SUR模型一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GLS）估计。

    2.模型整体回归。由于解释变量比较多，我们考虑使用OLS混合回归、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模型。下表的F检验的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OLS混合回归模型。Hausman检验的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在OLS混合回归估计下，人口流动次数显著为正，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显著为正;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下，人口流动次数显著为正，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显著为正。可见，整体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当人口流动增加1%，离婚率增加0.337%，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离婚率增加0.555%。实证结果表明，在四川省总体上，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增多，特别作为农民工输出大省，大量农民前往沿海发达地区务工，许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年轻人受到城市开放的婚姻观念的影响，甚至还出现了农民工临时夫妻的现象，这些都导致原有的婚姻出现不稳定因素，增加了离婚率。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个人的收入上升、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多元文化、家庭结构和妇女地位的改变，都可能增加离婚率。

    结语

    1.实证结果表明，在四川省影响高离婚率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和个人收入。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所占比重、人均耕地面积等因素对离婚率有显著影响。出生率、性别比等因素对离婚率没有显著影响。

    2.四川省总体上人口流动对婚姻稳定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导致离婚率的上升。四川省作为农民工输出大省，大量农民前往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人口流动非常大，导致原有的婚姻出现不稳定因素，增加了离婚率。同时，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婚姻观念更加解放，也增加了离婚率。

    3.由于人口大量流动和经济持续发展，四川省离婚率的上升不可避免。但是，如果四川省吸引国内外资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大量本地居民本地就业，吸引沿海农民工回流，减少省内和省外之间的人口非正常流动，减少“牛郎织女”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遏制当地离婚率的快速上升。同时，加快四川省城镇化建设，引导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之间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从而降低离婚率。

    参考文献：

    [1] ?Paul R.Amato.Research on Divorce：Continuing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10，（6）：650-666.

    [2] ?徐安琪，葉文振.中国离婚率的地区差异分析[J].人口研究，2002，（7）：28-35.

    [3] ?刘嘉殷.中国离婚问题的回归分析[J].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学报，2000，（12）：64-69.

    [4] ?高梦滔.农村离婚率与外出就业：基于中国2003—2009年村庄面板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1，（11）：55-69.

    [5] ?孙晓娟，陈维涛，赵东红.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离婚率之间的实证分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3）：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