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叙事策略探究
孙傲飚
从社会学领域来看，《我在故宫修文物》立意于向观众展现古代文物修复这一传统工艺，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及提倡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都具有积极意义；从“诗意”的角度来看，足以让人感动的温情和淡而有味的哲理使该片体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从技术角度来看，该片没有大规模的航拍及特效，却用细腻的镜头、雕琢的影像语言讲好了关于一群“人”的故事。另外，新时代的传播方式也为这部纪录片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2016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该片入选白玉兰奖最佳系列记录片提名。一部已经在央视播出过、题材严肃冷门、目的性充满官方色彩的纪录片在如今商业化的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的思考。《我在故宫修文物》无论是从社会学、人文关怀及技术处理上都是很成功的，而与新时代的传播方式相结合也是这部纪录片成功的一大因素。
一、 内容考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工匠精神的弘扬
该片通过“人”的视角，展示了“文物修复”这一传统工艺以及这一工艺背后的“工匠精神”，成功的引起了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这部记录片只有3集，每集只有短短50分钟，观看后通常让人意犹未尽。第1集主要集中精力对宫廷钟表、古代铜器、陶瓷珍品这些文物的修复过程进行叙述；第2集讲述了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的修复过程，辽金时期的木雕佛像、乾隆皇帝的诗稿箱等文物的修复完成，让观众可以一睹国宝级文物的芳容；第3集主要集中拍摄古代书画的修复过程，包括临摹和摹印等技艺，间接介绍了世界顶级文物《清明上河图》的修缮经历。可以说，记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地激发了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猎奇心理。该片最后展现出的内容，也成功地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如果是单纯对文物的猎奇，《我在故宫修文物》可能还不能突破其他故宫纪录片的窠臼。这部记录片还通过文物修复这一工作的展示，表现出现代社会所缺失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被提及，也被赋予了一定意义的政治色彩。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两会报告里说：“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现今社会中国人常被批评为“太浮躁”，然后感慨日本的职人精神与德国的细心品质，然而就在这部记录片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坚守与从容中可贵的工匠精神。这是祖宗先辈们留下来的财富，是国人依然没有忘记的精神品格。
镜头里的文物修复师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忍受那份安静与寂寞。王津师傅要修复乾隆皇帝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齿轮的咬合，就是几毫米的事儿，差一点的动不了”。为了制作一个合适的齿轮，王师傅要用小细挫慢慢在齿上“找”，以求精确。“一个零件要花几天、一周做，都很正常。”在他们眼里，文物修复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件别人看来回报率如此之少的事情。尤其是在北京这样一个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快节奏社会里。观众们似乎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寿司之神》，他们不仅是在修补文物，更是在修补人心，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踏踏实实的干好每一件事，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是十分缺乏、弥足珍贵的。
二、 气息恬淡：严肃题材中散发人文关怀的温度
《我在故宫修文物》获得成功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它的题材虽然严肃，但是其中透露着修复师们面对文物时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使得观众可以在其中感受到温度、感触到“人情味儿”。很多观众都记得这样一个小插曲，钟表师王津和一位业内著名钟表收藏家聊天，收藏家觉得：“只要能拥有一两件故宫没有的东西，也是值得了。”他的乐趣在于收藏。而对于王津师傅，乐趣则在于把文物修好并将文化传承下去。这些文物并不属于他，但这并不妨碍他和这些文物因缘际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感情。在这个过程中，修钟表的人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修钟表这个事业，然后自己的生命流逝痕迹也被记录在修钟表这件事中，每个人都拿自己的一辈子来守护这些文物，文物也因为他们的坚守传承了下来。王师傅在面对收藏家时的那抹微笑，分明是在诠释这样一个道理：对无生命藏物的拥有是暂时的，而与之交汇时留下的感情与痕迹则是超越时间而迈向永恒的。
《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细节的处理上也增加了故事的生活气息。人们在故宫红砖绿瓦下摘杏子；老师傅为了抽根烟要骑车半小时到宫门外；陶瓷组的新人纪东歌在太和门广场上骑车，并调侃“上一个这样做的是溥仪”；他们弹吉他、唱歌、喂“皇家猫”的后代……正是这些工作之余的喜怒哀乐，让文物修复专家们的个性和形象顿时鲜活起来。据片中担任摄影助理的赵均沛透露，纪录片中所有呈现的镜头都不曾经过提前设计，一切都是“在轻松的交流氛围中自然而然被记录的”。他们未曾想刻意去表现什么，然而却在言行举止、日用伦常中诠释了至简大道。
一部好的纪录片，不仅需要有恢宏壮阔的气势渲染，更需要有真正触动人心的力道。修复师们对职业的热忱，使得他们手里正在修复的文物已经不是冷冰冰的千年前的宫廷遗物，而是有感情、有温度、有灵魂的物件。这正是《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文物是死的，要文物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传播文化。”因此，这部片子之所以能让这么多人感动，正是因为它表达出了这些比日本的职人精神和德国的精细态度更有温度、更令人动容，同时又是属于中国文化精髓的优秀品质。
三、 精心修剪：小成本制作折射出的智慧与匠心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离不开摄制组的智慧与匠心。以故宫为载体进行拍摄的纪录片不止这一部，而且拍摄水准甚至远高于《我在故宫修文物》，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大型纪录片《故宫》就是在具有国际水准的摄制团队的努力下完成的。同时，历时一年拍摄，于2012年首播的纪录片《故宫100》，采用每集6分钟的时长讲述故宫100个不同空间的历史故事，也颇具磅礴之势。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投资只有150万，相对动辄千万级的制作体量，这一投资并不起眼。因此，这部纪录片并没有大规模的高精航拍，也没有太多的特效与铺设轨道，运镜朴素、简练，用寻常设备就可以完成。更难以想象的是，该片是由不足十个人的团队摄制而成，导演在拍摄之前进行了历时五年的项目调研，在短短四个月的连续采访跟拍中进行了纪实性的拍摄，可谓用心至极。在拍摄过程中，他们与修复师们生活在一起，用不经意间捕捉到的一句句看似闲散其实睿智的话语，勾勒出修复师们血肉饱满的形象。
就拍摄手法而言，《我在故宫修文物》在运用西方商业纪录片讲故事的结构的同时，做到不落窠臼，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气息，打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文化纪录片。在影像语言的雕琢与解说词的设置上，叙事与白描兼顾的手法使修复师们展现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
可以说，这部小成本纪录片制作的成功，离不开摄制团队认真的态度与严谨的精神，与片中的“工匠精神”遥相呼应。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已经愈发丰裕充盈，然而，工匠精神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有人认为工匠精神跟不上“互联网+”的节奏。因此，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人们热衷于搞“短、平、快”的项目，因其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而往往忽略了项目的质量与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在这样的社会消费背景下，《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作团队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在发现那些匠人匠心时，其本身的“工匠精神”也是让观众买单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媒介推动：新时代传播方式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除了故事本身相当精彩，这部纪录片的成功和新时代的传播方式也不无关系。今年1月份于央视首播的时候，该片并没有引起如此大的轰动，然而当其被传送到bilibili这一弹幕视频网站之后，粉丝呈“井喷式”大量出现。在B站这种年轻人所热衷的视频网站中，弹幕是衡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喜欢动漫、二次元的青少年正是通过弹幕给予了这部纪录片极高的评价。随后在青年观众的推动下，该片在新媒体的平台上获得了极好的口碑，最后赢得传统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实现了一次反向传播。
与传统传播方式相比，“弹幕”这一传播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性。弹幕最初的功能是以吐槽为主，在面对优秀作品时，观众也可以利用弹幕对其进行分析和挖掘，它通过不停的解构与建构，汇成一种普遍的文化价值的认同。而像《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走红——片方没有大力宣传，却因好口碑而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进而形成话题，最后引发播放量上增的现象，也正是“互联网+”时代带来的特有景观。
新时代的传播方式给中国纪录片的制作传播带来了更多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挑战。除了内容的知识性、拍摄的考究、后期制作的精良，故事本身的趣味性、个性化、在讲述方式上与观众的互动性更是该片在新时代获得良好口碑的原因。
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我在故宫修文物》把说教式的灌输改变为互动性的对话，更好的与弹幕传播方式相适应，从而实现了该片传播方式上的成功。这也是我们在新时代下进行文化产品创作时需要借鉴的传播之道。
结语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启示。过去有种观点认为，90后是浮躁的一代，审美水平和对艺术的追求也是浮夸而流于表面的。事实上，无论对于哪一代人，真正有内涵、有深度的影片才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传统文化的弘扬不是口号，“严肃题材”与“新人类”也没有隔阂。真正想让观众埋单，一心想要“搏出位”的粗制滥造绝对是行不通的，必须要发挥工匠精神，以严谨的态度和高超的专业水平才能创作出让观众满意的有价值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