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经典的解构与重建

    

    [摘要]新媒体从技术层面上为人人平等地参与信息的发布和交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媒体制作方与媒体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而且，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变迁，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变迁，它对经典和经典的传统发挥着解构与重建的功效。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态势下，经典的生成和传承需要媒体制作方与媒体消费者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经典;新媒体;解构;重建

    [作者单位]江锦年，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并通过媒体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作为文化权威的经典，除了凭借其独创性及审美价值得以生成和延续，还要依靠媒体，并适应媒体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对经典的捍卫不能靠中心体制来强制延续，而要紧跟媒体的革新与发展。

    一、新媒体消费行为与经典传播方式的转变

    新媒体情景中经典如何传播？几乎所有人都认可从卷轴书进步到手抄本，再到印刷装订书籍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发展过程。至于再进一步过渡到电子书籍是否是文化进步还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对此持有怀疑和否定观点的人大多是带有怀旧的情愫。正如《西方正典》的作家布鲁姆在关于“电子书籍”的研讨会“下载或死亡！”（Download or Die！）上做的一次演讲，他预言大量投资电子书籍的出版商们会遇到经济灾难。他的主要观点是诗卷的可爱形象以及那些诗卷陪伴他的温馨岁月是最值得回味的。然而，没有人会真的认为复兴阅读文化，捍卫经典是要去徒劳无功地尝试恢复阅读印刷文字。今天，我们可以使用新媒体搜索引擎迅速地查询到我们需要的经典之作，包括文字的或者跨媒体改编的等各种形式的经典。那么，新媒体是否让经典触手可及？

    某些学者和文化悲观主义者在电视、广播等视听媒体冲击传统阅读时就曾提出，视听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荒漠以及创造力和想象力丧失的标志。在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里显示器无所不在，但这并不代表屏幕上显示的都是视听符号。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网络文化研究所就“新媒介消费行为情况”进行调查，在503名受访者中有超过70.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网络阅读小说、散文和诗歌等文学作品，与之旗鼓相当的是玩网络虚拟游戏。可能由于受访者全部是高校师生，这一结论有失偏颇。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调查进一步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数为2.74亿，较2012年底增长4097万人，年增长率为17.6%;网民网络文学使用率为44.4%，较2012年底增长了3个百分点。以上调查都说明在多媒体情境中，使用网络进行阅读的受众呈现增长的趋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可见人们利用碎片时间使用电脑端或手机端阅读文学作品。这一调查结果和《武汉晚报》记者对中学生的阅读方式调查结果是一致的：网络媒体对传统阅读的冲击明显地在问卷中表现出来了，有受访者35%的中学生选择了上网阅读[1]。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是否能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即新媒体本身从技术层面克服了视听媒体的单一性，从而可以让人们重拾起阅读的兴趣，复兴阅读文化的辉煌，最终捍卫经典的文化权威地位。答案依旧是否定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在新媒体情境中，形象或者说可视化特点依旧是最吸引受众的，而且它也是比言语或者文字消费得更快的信息资料。在心理学领域，我们就强调视觉洞察力和视觉化是很重要的人类感性和心理认识能力。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这种发展难以逆转。即使是《洛杉矶时报》的编辑也要求记者把报道篇幅缩短，以此适应网络读者的视觉范围。因此，学者和社会学家先前对视听媒体对传统阅读冲击的担忧就依旧存在。新媒体的兴起甚至是阅读文化进一步衰落的症候和缘由，那些网络中不断添加的视频资源库正不容置疑地冲击着人们传统的阅读接受模式。

    第二，即使受众在多样化的新媒体中选择阅读的消费方式，也不能确保其阅读的就是所谓的经典。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研究了自但丁以来的26位西方正典作家，分析这些作家的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从传播的角度分析，文化和媒体两者的相互关系决定了这些经典的生成。布鲁姆所选取的作品在传统传媒时代主要依靠印刷物来传播，跨越了时空的限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印刷时代传播者的特权，或者说那些各类文化把关人也决定了《西方正典》必然是一部“白人男性作家史”。新媒体时代媒体制作方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那些曾产生经典之作的传统制度也遭到了冲击。按照“信息金字塔进程”的相关理论，“在数字化的过程中，作为金字塔的根基，大量的字节和比特被创造。处于金字塔最顶端的作品包含了人类信息处理最罕见的结果：智慧”[2]。新媒体时代，每天“灌水”的网民的确贡献了字节和比特，但大量的供应并不一定导向优质的质量，这就如同人们对克里斯·安德森畅销书《长尾理论》的质疑。甚至可以说，这种信息大爆炸的状态与经典生成所需要的深思熟虑、不懈静观、反复锤炼是完全不合拍的。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分析断定我们所处的时代难以产生经典。作为新媒体情景中的受众，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挑选信息材料，这种挑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自身的偏见。这些可接受的信息是自由选择的，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还可能包含着对世界的误读，最终让受众丧失对话和争论的事实基础。可以说，在内容选择上我们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么大的自由度，然而寻觅到凝聚了智慧的经典所需要的难度更大了。

    二、新媒体与经典的共生

    新媒体是否真的会摧毁经典？很多学者对此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基恩更是在《网民的狂欢》一书中描绘web 2.0就像是一个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又像是一座混乱中的巴别塔。然而，我们目前正处于媒介的融合阶段，我们不能遏制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态势。如此一来，经典是否更是遥不可及？

    传统媒体里，媒体的制作者拥有绝对的权威，新媒体经典的认可方式不再完全倚靠传统媒体坚实而复杂的生成制度——记者、编辑、专家、发行家等。从某种程度上讲，经典与传统传媒都是权威意识的体现，而经典的生成和延续相对而言是比较好把控的，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这里的一脉相承不单指某经典之作的延续，还指经典生存的文化审美品位和文化制度的维护，毕竟“信息把关人”绝大多数是由学术机构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而一般的学术机构又正是靠传统经典维持运行的。在新媒体情景中，每个人都有相对平等的发言权，但很少有人受过特别的训练，或者拥有专业的技能。受众很难分辨作者和读者、艺术家和广告人、业余者和专家。我们该相信什么？又应该信任谁？

    很多学者和媒体人重提了“网络把关人”的说法。新媒体中的记者、编辑，包括政府网络监管部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把关人的功效。笔者认为，对于经典的生成和传承，仅是倚靠这些把关人是远远不够的，所有的上传信息并不可能逐一得到编辑或者专家的筛选。信任在网络信息社会里是至关重要的，就如网络商务平台买卖双方追求的信誉度一样。同时，网络里的信任度常常是以受众的多寡来衡量的，这也是大V等“宽带精英”能在网络里呼风唤雨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在新媒体时代，我们不可忽视粉丝的力量，粉丝是新媒体受众中最为活跃的群体，拥有更多粉丝就能从新媒体的机会和性能中受益更多。因此，我们也经常看见一些畅销书的经销策略中提及要倚靠这些“宽带精英”的网络推荐和宣传。试想，如果这些精英本身并不具备对作品足够的评鉴能力，或者是出于经济利益而违心推荐，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这里不仅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网络监管，更需要普通网民提高自我把关的能力，这也就是我们常谈论的要提升普通人的“媒介素养”。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态势里，媒介消费者需要获得更多地参与新媒体的相关技能，要学会做一名挑剔的信息接受者，还要学会做一名媒体内容的积极高效的制作者和传播者。

    我们不可抵抗媒介的发展，不可否认媒介的消费者已然不是传统单纯的接受者，这些媒介的消费者具有更大的能动作用，直接参与经典的生成和延续的全过程。我们对普通网民是否该有信心？2014年5月，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热播，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学生自制的视频《舌尖上的宿舍·泡面篇》也走红了。网民们更是纷纷跟帖，并为这部短片制作了宣传海报，创建了贴吧“舌尖上的宿舍吧”，力挺这位网络牛人“尼玛坤爷”。其后，又有不少网民对自制视频投入了极大热情，并利用它们来激发自己的创造性生产。值得关注的是，相比2006年著名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事件，《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对网民的这一行为并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谴责。其实，这也说明了大众日渐接受并认同新媒体文化。

    如果从艺术理论的角度评价网民的行为，网民的行为可以界定为对原作的 “戏仿” （Parody）。对于经典的戏仿是一种令人开心的降格游戏，在传统媒体里，戏仿不是新鲜事物，通常指创作者在创作时刻意地模仿已然存在的经典模式，以达到颠覆模仿对象的效果。戏仿甚至也是生成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在文学领域屡见不鲜，譬如伟大的《堂吉诃德》中的大量情节戏仿中世纪的骑士小说。然而，从文化生产和新媒体的技术支持角度来看，每个参与者都获得了更为强烈的所有权和赋权体验，真正使戏仿达到全民狂欢效果的是在新媒体时代。

    我们接着要分析的是新媒体情景中这种戏仿行为会不会解构经典。笔者认为，这要从多方面考虑。首先我们应该再回到经典的界定。什么是经典？经典的首要要义是原创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具有原创性的经典作品始终是稀缺的。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新媒体时代与过去并无二致。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无伤大雅的戏仿完全可以视为是对经典的致敬。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里，模仿、粘贴、复制甚至剽窃拥有了更多的可操作性，以至于可能是最守法的受众也不假思索地行使这些行为。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保护个人创造的传统，甚至威胁到我们社会的文化基石，从而使经典更难以生成。然而，笔者持有乐观的态度，在一种媒体范式正在消退，另一种媒体范式正在增长的交汇点上，我们应该对混乱局面持有宽容的态度，毕竟在传统媒体时代，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逐步发展、与时俱进的。

    英国批评家柯莫德在他《关注的形式》中提出了关于经典命运的警告：“捍卫经典再也不能由中心体制的力量来进行，也不能由必修课来延续。”[3] 在一个电子和信息技术主宰我们生活的时代，如何对待经典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经典只有适应媒介的发展才可能得以留存，跨媒体传播并不是崭新的事物。我们不妨以莎士比亚的典籍为例说明经典对媒体的依存。莎士比亚的戏剧就不只是根植于书本中，当文本的中心地位发生了转变，电视、电影逐步取代了舞台剧和图书成为人们更乐于接受的传播媒体，莎剧的跨媒体改编也成为最成功的案例，莎剧频频被搬上屏幕和荧幕，并大获成功。麻省理工学院2002年秋季本科相关课程提供了一份关于莎士比亚作品改编为电影领域的材料清单，这种例子可谓是举不胜举。可见，媒体的革新并不会摧毁经典，相反以更贴合受众接受的方式延续了经典。

    当前，部分学者习惯基于非常传统的媒介模式来思考，他们越来越多地谈论经典的衰落。我们应该对这种悲观的论调质疑，因为很难相信大众对经典的精髓本身丧失了兴趣。经典饱含人类文化的基本元素，我们应该看到经典正以新的形式展现其本质内容。马乔瑞·帕洛夫在《激进的艺术：媒体时代的诗歌创作》一书中重新诠释了“视觉诗学”，她指出：计算机介入诗人和读者的生活，改变了诗歌文本的形态，阅读诗歌也不能只是看到诗中使用的词汇，还要看到与这些词汇紧密联系的电子文化[4]。一些走在时代前沿的先锋派作家正以未来的眼光审视文学创作，开始尝试将创作和媒体因素结合，在其文字书写中引用大量绘图、照片，呈现出新的文本形式。我们认为，经典必须为自己同媒体的关系定位，伴随媒体的革新，经典的表现形式也应不断地变化。

    参考文献

    [1] 刘晓宁.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N]. 武汉晚报，2014-06-12.

    [2][荷]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 [M]. 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18-219.

    [3] [美] 哈罗德·布卢姆.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 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3.

    [4] [美] 马乔瑞·帕洛夫. 激进的艺术：媒体时代的诗歌创作[M]. 聂珍钊，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