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期许，传播学的担当
王军伟
虽然有学者称传播学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也有不少学者在讨论传播学该何去何从，但是对于传播学自身而言，因为科学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和问题，使得它时常充满意想不到的理论活力。2017年“双11”，在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承办的2017年中国传播学论坛暨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呼应着当代生活的研究，他们的敏感、活力和深度，令人印象深刻。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世界主义的中国主张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近年来，随着英国“脱欧”成功、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以及欧洲多个国家右翼政党支持率的不断上升，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思潮渐次回潮，世界面临着分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无疑是一剂稳定剂，反映出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的命运和前途同世界的命运和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新世界主义近两年在传播学领域成为一个热点，与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的大力推广有关。邵培仁教授之前曾获2017中国传媒经济年度观点奖，原因即是他依据世界主义的基本观点，首次将习近平主席及其领导集体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现状及发展趋势所持有的创新性的系统性认识、论述、主张及其行动方案定义为新世界主义，论述新世界主义的核心是主张世界各国携手“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放包容、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新世界。
在此次会议上，邵培仁教授继续为新世界主义摇旗助威。他在《新世界主义视野下中国传媒的变革与担当》的演讲中，认为新世界主义突破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中心—边缘”范式，传递出迈向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协调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愿景；同时，重新调整了东方主义或者亚洲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范式，将国际传播范式纳入到一种全球多元平等主义的互动框架之下，既保存了民族精神与文化特性作为参与世界交往及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也破除了民族主义对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封闭性依赖，从而为全球性政治议题的传播创造了无限空间。邵培仁教授还认为，中国传媒要在传播的本土性与全球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保持恰到好处的媒介尺度和传播张力。
从各个角度对世界主义进行解读，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主旋律时，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的李智教授认为基于“共建世界”的全球想象，指引和主导中国未来文化对外传播实践的理念既不会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也不应是西方现代的世界主义，而应该是超越上述两者、以跨文化建构的普遍主义价值规范为基本内涵的新世界主义。温州大学的傅守祥教授也以“世界好，中国才能好”的鲜明态度反对“某国优先”的狭隘与孤傲，体现了携手同行、造福世界的天下情怀和中国智慧。来自我国台湾的学者李岳军和姚振黎，以“‘歌不断的脐带”为题讨论中国典籍阅读与传播对新世界主义视野的影响，提出借中国典籍的弘扬，来构建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的张侃侃认为，以“华人、华地、华史、华事”为核心的华莱坞电影理论与实践也是一种新世界主义的特殊落实形式，其体系试图和不同的跨国文化体之间寻找、诠释、构建全球华人历史、经验、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作为进一步理解、对话、实践的基础，以推进华人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大业。
杭州師范大学当代话语研究中心主任施旭教授则从中美国防政策角度另辟蹊径，认为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美国从自我中心、二元对立的安全观出发，通过分裂世界的军事同盟安排，维护世界霸权地位，这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形成重大矛盾。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的许咏喻也认为全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经济、文化等的频繁交流已经形成了地球村，但却没有同时完成对这个村落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建构。浙江传媒学院的徐迎春与浙江省环保联合会的虞伟则从环境话语切入，反思从西方时间轨道上发展至今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框架，认为其在应用到全球链接时可能带来国家间合作断裂和低效，新的联系世界各国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可再生”环境发展框架迫切需要被建构，各国需积极努力，共同寻找生态再生的良方，打造全球休戚与共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完成新世界主义环境话语的范式建构。广州行政学院的温朝霞则认为应以新世界主义审视东亚的合作，着重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孙文铮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解读世界主义，探讨了当代中国人如何在公共的、共享的、日益紧密连接的世界中展现出世界性。
二、讲好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的策略要求
“中国崛起”一直是西方媒体关注的话题之一，但对中国的戒备，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因此新世界主义对中国的对外传播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纽约州立大学的洪浚浩教授从国际上国家软实力的排名计算方法着手，指出中国软实力与硬实力严重不对称，“一带一路”倡议是提升和发展中国综合软实力的一个历史机遇和切实的举措，“新世界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中国式全球化”，是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一种努力。浙江工业大学的邵鹏副教授也认为中国虽然崛起，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掌握与其地位和形象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正以“一路一带”为实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话语建构一种多元、平等、互利、共赢的新世界主义格局，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故事、观点、主张该由谁说、说什么、对谁说、如何说，以及通过什么渠道说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传播策略问题。
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廖卫民副教授则在思考为什么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地理中心城市，可以崛起成为代表一个国家展开公共外交活动的舞台。他认为地方认同的“人—地”关系往往能够超越国界并与人类日常生活对接，因为越是地方性的要素越接地气，也越能显示出与日常生活的衔接，越能在城市这个舞台上与世界进行更为融洽有效的连接和更广阔有效的合作。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陆高峰认为，新闻出版业本该是做好对外传播工作的主力，但从近三年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贸易情况来看，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传播力离中央要求的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对外传播力的要求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金苗研究员也认为全新的世界主义，可作为从学术、政府、民间、媒体、商业不同话语层级构建“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点。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的方格格基于语料库的媒介话语分析发现，大部分外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一些媒体对此倡议的“互惠性”持观望态度，甚至还有一些担忧，中外两方的情感和态度并不完全重合。不过当外国媒体对“一带一路”提出质疑时，中国媒体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相应的正面回应，力图打消对方的顾虑和猜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提供了有力的文化宣传保障。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的章彦和任静认为，新世界主义对国际新闻报道、目的、传播效果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从不同题材、不同报道手法、不同报道立场的稿件来看，国际新闻越来越重视跨文化传播的具体策略和发布环境，也日益将报道语言编译和选题策略、受众媒介培养等作为传播研究的重点。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徐天博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生唐敏瑶的《隐喻的中国国家形象——基于〈第一财经日报〉和〈金融时报〉5646篇报道的分析》，发现《金融时报》的隐喻不但类型多变，意图也更为隐蔽，其对中国的发展既有期待，也有防备，因而塑造出了“贪心”与“责任心”并存的中国国家形象；而随着全球各经济体相互依附程度的加深，以军事隐喻为代表的“斗争话语”并没有成为《金融时报》在描述国际经贸摩擦时的绝对主流。中山大学的唐嘉仪则具体以十八大以来总理“答记者问”的案例，来讨论政治传播的国外溢出“正效果”问题，令人印象深刻。
先进典型人物以及对他们的宣传报道是中国当代传播史上一个极其重要而又独特的现象。澳门大学传播系陈怀林和徐敏的《圣人祛魅与英雄回归——典型人物宣传长期效果演化的实证探索》，发现改革开放前主流媒体的宣传目标大多为“内化”受众，那时问世的典型人物就顶着“圣人”或“完人”的光环。改革开放后，媒体则将典型人物更多地定性为“识时务”的英雄，造成“祛魅”效果、“完人”向“英雄”转化。改革开放后媒体的宣传目标从“内化”向“同化”过渡，其时诞生的典型人物在媒体的报道中更加人性化，甚至世俗化。
三、现实的忧思：传播学无法回避的责任
对现实的忧思，是传播学的灵魂。因为自始至终，传播学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现实问题的学科。
群体性事件，是让很多人紧张的事情。来自重庆大学的董天策和郭小安对两个与此相关的概念的澄清，意义深远。董天策教授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与“群体性事件”拼接在一起而形成的概念，其结果是延续了“群体性事件”的学术话语与价值立场，从而导致对网络舆论聚集这一现象的污名化，可能压制乃至扼杀正常的网络舆论监督。郭小安研究员则认为为了凸显共意性社会运动独有的特征，将西方的“consensus movement”译为“共识性社会运动”更接近概念的原初含义。而汕头大学的陈岳芬教授也指出一个极少人关注的情况：少有人关注资本造成的空间矛盾对邻避运动的驱动力，由此她的主要观点之一是邻避运动源于邻避设施的不公平分配。
不少学者还将目光投向了弱势群体。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方玲玲教授指出，由于大众和媒体对“农民工”的偏差构建及社交媒体的表面“温情”，农民工只有他们自己的言说书写才能真正“照亮”自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苏振华副教授则通过对201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民众的社会公平感主要来自社会与媒体的双重构建，与民众的收入水平没有必然关系。西南政法大学的陈丽丹、李淑娟发现，手机是农村留守妇女接触最频繁的大众媒介，其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间与广播、电视等其他大众媒介相比具有显著优势。不过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袁爱清副教授也发现，虽然互联网技术能够增强弱势群体的效能感知，但这种网络话语诉求的实现并非易事。
也有很多學者对网络暴力、死亡游戏和谣言进行了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吴炜华教授等人的《网络社会的暴力传播与互动模型：一项基于中国网民的网络霸凌研究》，将网络霸凌区分为公共领域的群体性网络霸凌、网络族群的倾向性霸凌以及社交环境中的单向性、针对个体的霸凌，认为这三种霸凌现象的传播层级各有不同。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杨慧琼等人则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对谣言传播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切入点是创伤记忆，他们的研究收集了2002—2014年我国社会传播的261则拐卖儿童的谣言，结合问卷调查，发现人们的集体记忆和谣言叙事具有一致性。一方面，创伤记忆为谣言提供叙事框架；另一方面，谣言本身也成了集体记忆，种种创伤在传播过程中被人们调用起来，用以解释当下生活的日常环境。
隐私与安全，也是不少学者心忧所在。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杨婷副教授的《韩国网络实名制的发展脉络及启示研究》一文认为，网络实名制抑制了韩国的网络沟通，而同时在减少恶意发言方面又收效甚微，故建议要鼓励网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事务，在正常健康的运作机制下，针对社会事件、国家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敏考察了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隐私法规，从“有无宪法规定”“有无敏感信息定义”“有无执法机构”以及“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四个维度，对比各国保护个人隐私信息（数据）的现状，发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法律法规的修订远落后于技术手段的进步、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商业模式的革新；作为关键领域的敏感信息没有受到足够重视；隐私保护让位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在宪法和综合性法规中得不到体现。如何在大数据时代保护隐私权，国家政府部门的立法、行业的自律和伦理的规范，可以互相结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方爱华、陆朦朦和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的单梁三人则从传媒安全的角度出发，去探索华莱坞电影上市公司股东关联网络稳健性。他们发现电影上市公司股东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网络”特征，不少是“连锁股东”，资本跨界流动亦明显。
互联网社交媒体环境下表达权的行使，以及如何判断表达权是否超越界限是一个让不少人难以判断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的曹然认为，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规范和约束机制已不再适用，判断表达者是否恰当地行使了表达权需要探索、寻求新的机制，尤其是针对来自非媒体机构或非媒体职业人士的言论和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性内容。曹然指出，尽管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存在局限，却能够有效弥补网络时代司法手段在适切地限定言论自由方面的不足。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郑博斐则从主体、从业者、对象、方法、形式、制度化、收费模式、运营模式八个维度对国内外新闻事实核查的特点进行比较，对中国新闻事实核查尚存的不足与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比如需更多开发和运用人工智能、算法、数据挖掘等新技术，并将之与行业专家和职业媒体人进行有机结合；应不断加强新闻事实核查操作的规范化等。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赵瑞琦则从美国对金砖国家的挑战，讨论了话语制衡与网络安全问题。
四、虚拟空间：日常生活的网络重构
中国新闻史学会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在开幕式上的演讲《新时代 新媒体 新传播》中传递出来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新传播的时代已经来临；对于未来媒体的展望，他甚至表示“万物皆终端，一切皆媒体”。
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新传播的时代，虚拟空间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对我们的生活进行了重构。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范红霞的《自拍：美颜盛世下的景观剥夺——基于社交媒体自我表达的社会性别考察》一文从“景观”的概念出发，重在展示自拍所构建出来的关于用户的个人生活景观，揭示这种景观对个人和社会的异化，由此揭示自拍行为中存在的“景观剥夺”。她建议我们要努力摆脱这种异化和剥夺，学会批判性地表达与思考，实现从自恋到赋权的跨越，才能真正把我们从欲望和幻象中解救出來。对于越来越多的情侣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他们恋爱中出现的冲突与矛盾，来自清华大学的张铮等人的研究发现，这种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与其自身及伴侣的亲密依恋风格均有显著相关：亲密依恋风格对个体的社交媒体冲突展示具有主体效应；男性亲密依恋风格对其恋人的社交媒体冲突展示具有客体效应。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项国雄、王宇荣将研究的目标放在了微信建构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场域内。他们认为在这个场域内，微信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不仅仅存在着倾向于表现欲的“晒”行为，也存在着“自我封存”“区隔认知”等调试行为，在不可逆的社会化过程中，删除行为是主体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自隐行为是他者与自我凝视的权力、规训、生产的糅合。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赵瑜佩将目光投向了异域，其《“世纪潮一代”的网络社会资本重构：对比在英流寓华人Facebook和微信使用》一文，通过网络民族志研究了40名“世纪潮一代”在英流寓华人，发现社交媒体的数字技术在在英流寓华人的跨文化传播之间进行调解的社会资本形成了动态性和竞争性，超越了其他任何网络参与对跨文化传播的“溢出效应”，Facebook和微信本身作为不同社交符号带给“世纪潮一代”的在英流寓华人预设信号和文化标签，在构成文化认同过程中表现出趋同和分离的复杂内涵——社交媒体使“世纪潮一代”的在英流寓华人从离散的既定人群中不定期“脱出”，以“想象融入”和“持续认同”活跃在不同文化集体和社群，实现“双面人生”。
浙江财经大学的陈颖和唐倩倩通过豆瓣文化类节目在线评论有用性影响因素研究，分析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什么样的在线评论最有用。他们发现豆瓣的极端评论，包括正面评论和负面评论，都被评论接受者认为具有较高的可用性，而且研究发现，评论的长度、评论的可读性和评论的极端性，对评论有用性的影响都是正相关，而对评论效价的影响不显著。
虚拟空间使得知识和信息的交流突破了物理的限制，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陆朦朦和方爱华以口碑为调节量，对虚拟社区用户的知识付费愿望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感知价值是影响用户付费意愿的核心因素，感知利得和感知利失显著影响感知价值，且感知价值完全中介了感知利得和感知利失对付费意愿的影响，而口碑负向调节感知价值对付费意愿的影响。
虚拟空间就这样慢慢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五、结语：新范式，新转型
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胡百精与复旦大学黄旦两位教授的演讲，颇为引人注目。胡百精教授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互联网革命、多中心与多元主义，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等多重语境的交叠下，公共传播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实践解决方案正在登场；而黄旦教授认为人类之网给传播研究提供了广阔视野，传播学正可整合已有的不同思想资源，重新理解传播，以适应新传播的变革，重构传播。
他们的意见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本次论坛主题为“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会议收到的202篇论文来看，不少论文确实围绕这个主题，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法，为本次会议的主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很多优秀论文，未及甚或无法按类归入我们的综述当中，但是传播学的活力也恰恰体现于此。胡、黄两位教授的意见，其实也是对未来传播学的期许，而本次会议的论文或回望过去，或立足当下，或放眼未来，提供的不少精彩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开放的传播学，一个有自己担当的传播学，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研究转型的种子，就在其间隐藏。
（作者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副教授）
编校：赵亮
虽然有学者称传播学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也有不少学者在讨论传播学该何去何从，但是对于传播学自身而言，因为科学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和问题，使得它时常充满意想不到的理论活力。2017年“双11”，在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承办的2017年中国传播学论坛暨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呼应着当代生活的研究，他们的敏感、活力和深度，令人印象深刻。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世界主义的中国主张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近年来，随着英国“脱欧”成功、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以及欧洲多个国家右翼政党支持率的不断上升，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思潮渐次回潮，世界面临着分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无疑是一剂稳定剂，反映出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的命运和前途同世界的命运和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新世界主义近两年在传播学领域成为一个热点，与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的大力推广有关。邵培仁教授之前曾获2017中国传媒经济年度观点奖，原因即是他依据世界主义的基本观点，首次将习近平主席及其领导集体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现状及发展趋势所持有的创新性的系统性认识、论述、主张及其行动方案定义为新世界主义，论述新世界主义的核心是主张世界各国携手“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放包容、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新世界。
在此次会议上，邵培仁教授继续为新世界主义摇旗助威。他在《新世界主义视野下中国传媒的变革与担当》的演讲中，认为新世界主义突破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中心—边缘”范式，传递出迈向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协调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愿景；同时，重新调整了东方主义或者亚洲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范式，将国际传播范式纳入到一种全球多元平等主义的互动框架之下，既保存了民族精神与文化特性作为参与世界交往及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也破除了民族主义对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封闭性依赖，从而为全球性政治议题的传播创造了无限空间。邵培仁教授还认为，中国传媒要在传播的本土性与全球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保持恰到好处的媒介尺度和传播张力。
从各个角度对世界主义进行解读，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主旋律时，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的李智教授认为基于“共建世界”的全球想象，指引和主导中国未来文化对外传播实践的理念既不会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也不应是西方现代的世界主义，而应该是超越上述两者、以跨文化建构的普遍主义价值规范为基本内涵的新世界主义。温州大学的傅守祥教授也以“世界好，中国才能好”的鲜明态度反对“某国优先”的狭隘与孤傲，体现了携手同行、造福世界的天下情怀和中国智慧。来自我国台湾的学者李岳军和姚振黎，以“‘歌不断的脐带”为题讨论中国典籍阅读与传播对新世界主义视野的影响，提出借中国典籍的弘扬，来构建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的张侃侃认为，以“华人、华地、华史、华事”为核心的华莱坞电影理论与实践也是一种新世界主义的特殊落实形式，其体系试图和不同的跨国文化体之间寻找、诠释、构建全球华人历史、经验、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作为进一步理解、对话、实践的基础，以推进华人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大业。
杭州師范大学当代话语研究中心主任施旭教授则从中美国防政策角度另辟蹊径，认为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美国从自我中心、二元对立的安全观出发，通过分裂世界的军事同盟安排，维护世界霸权地位，这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形成重大矛盾。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的许咏喻也认为全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经济、文化等的频繁交流已经形成了地球村，但却没有同时完成对这个村落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建构。浙江传媒学院的徐迎春与浙江省环保联合会的虞伟则从环境话语切入，反思从西方时间轨道上发展至今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框架，认为其在应用到全球链接时可能带来国家间合作断裂和低效，新的联系世界各国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可再生”环境发展框架迫切需要被建构，各国需积极努力，共同寻找生态再生的良方，打造全球休戚与共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完成新世界主义环境话语的范式建构。广州行政学院的温朝霞则认为应以新世界主义审视东亚的合作，着重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孙文铮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解读世界主义，探讨了当代中国人如何在公共的、共享的、日益紧密连接的世界中展现出世界性。
二、讲好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的策略要求
“中国崛起”一直是西方媒体关注的话题之一，但对中国的戒备，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因此新世界主义对中国的对外传播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纽约州立大学的洪浚浩教授从国际上国家软实力的排名计算方法着手，指出中国软实力与硬实力严重不对称，“一带一路”倡议是提升和发展中国综合软实力的一个历史机遇和切实的举措，“新世界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中国式全球化”，是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一种努力。浙江工业大学的邵鹏副教授也认为中国虽然崛起，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掌握与其地位和形象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正以“一路一带”为实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话语建构一种多元、平等、互利、共赢的新世界主义格局，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故事、观点、主张该由谁说、说什么、对谁说、如何说，以及通过什么渠道说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传播策略问题。
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廖卫民副教授则在思考为什么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地理中心城市，可以崛起成为代表一个国家展开公共外交活动的舞台。他认为地方认同的“人—地”关系往往能够超越国界并与人类日常生活对接，因为越是地方性的要素越接地气，也越能显示出与日常生活的衔接，越能在城市这个舞台上与世界进行更为融洽有效的连接和更广阔有效的合作。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陆高峰认为，新闻出版业本该是做好对外传播工作的主力，但从近三年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贸易情况来看，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传播力离中央要求的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对外传播力的要求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金苗研究员也认为全新的世界主义，可作为从学术、政府、民间、媒体、商业不同话语层级构建“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点。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的方格格基于语料库的媒介话语分析发现，大部分外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一些媒体对此倡议的“互惠性”持观望态度，甚至还有一些担忧，中外两方的情感和态度并不完全重合。不过当外国媒体对“一带一路”提出质疑时，中国媒体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相应的正面回应，力图打消对方的顾虑和猜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提供了有力的文化宣传保障。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的章彦和任静认为，新世界主义对国际新闻报道、目的、传播效果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从不同题材、不同报道手法、不同报道立场的稿件来看，国际新闻越来越重视跨文化传播的具体策略和发布环境，也日益将报道语言编译和选题策略、受众媒介培养等作为传播研究的重点。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徐天博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生唐敏瑶的《隐喻的中国国家形象——基于〈第一财经日报〉和〈金融时报〉5646篇报道的分析》，发现《金融时报》的隐喻不但类型多变，意图也更为隐蔽，其对中国的发展既有期待，也有防备，因而塑造出了“贪心”与“责任心”并存的中国国家形象；而随着全球各经济体相互依附程度的加深，以军事隐喻为代表的“斗争话语”并没有成为《金融时报》在描述国际经贸摩擦时的绝对主流。中山大学的唐嘉仪则具体以十八大以来总理“答记者问”的案例，来讨论政治传播的国外溢出“正效果”问题，令人印象深刻。
先进典型人物以及对他们的宣传报道是中国当代传播史上一个极其重要而又独特的现象。澳门大学传播系陈怀林和徐敏的《圣人祛魅与英雄回归——典型人物宣传长期效果演化的实证探索》，发现改革开放前主流媒体的宣传目标大多为“内化”受众，那时问世的典型人物就顶着“圣人”或“完人”的光环。改革开放后，媒体则将典型人物更多地定性为“识时务”的英雄，造成“祛魅”效果、“完人”向“英雄”转化。改革开放后媒体的宣传目标从“内化”向“同化”过渡，其时诞生的典型人物在媒体的报道中更加人性化，甚至世俗化。
三、现实的忧思：传播学无法回避的责任
对现实的忧思，是传播学的灵魂。因为自始至终，传播学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现实问题的学科。
群体性事件，是让很多人紧张的事情。来自重庆大学的董天策和郭小安对两个与此相关的概念的澄清，意义深远。董天策教授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与“群体性事件”拼接在一起而形成的概念，其结果是延续了“群体性事件”的学术话语与价值立场，从而导致对网络舆论聚集这一现象的污名化，可能压制乃至扼杀正常的网络舆论监督。郭小安研究员则认为为了凸显共意性社会运动独有的特征，将西方的“consensus movement”译为“共识性社会运动”更接近概念的原初含义。而汕头大学的陈岳芬教授也指出一个极少人关注的情况：少有人关注资本造成的空间矛盾对邻避运动的驱动力，由此她的主要观点之一是邻避运动源于邻避设施的不公平分配。
不少学者还将目光投向了弱势群体。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方玲玲教授指出，由于大众和媒体对“农民工”的偏差构建及社交媒体的表面“温情”，农民工只有他们自己的言说书写才能真正“照亮”自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苏振华副教授则通过对201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民众的社会公平感主要来自社会与媒体的双重构建，与民众的收入水平没有必然关系。西南政法大学的陈丽丹、李淑娟发现，手机是农村留守妇女接触最频繁的大众媒介，其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间与广播、电视等其他大众媒介相比具有显著优势。不过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袁爱清副教授也发现，虽然互联网技术能够增强弱势群体的效能感知，但这种网络话语诉求的实现并非易事。
也有很多學者对网络暴力、死亡游戏和谣言进行了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吴炜华教授等人的《网络社会的暴力传播与互动模型：一项基于中国网民的网络霸凌研究》，将网络霸凌区分为公共领域的群体性网络霸凌、网络族群的倾向性霸凌以及社交环境中的单向性、针对个体的霸凌，认为这三种霸凌现象的传播层级各有不同。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杨慧琼等人则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对谣言传播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切入点是创伤记忆，他们的研究收集了2002—2014年我国社会传播的261则拐卖儿童的谣言，结合问卷调查，发现人们的集体记忆和谣言叙事具有一致性。一方面，创伤记忆为谣言提供叙事框架；另一方面，谣言本身也成了集体记忆，种种创伤在传播过程中被人们调用起来，用以解释当下生活的日常环境。
隐私与安全，也是不少学者心忧所在。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杨婷副教授的《韩国网络实名制的发展脉络及启示研究》一文认为，网络实名制抑制了韩国的网络沟通，而同时在减少恶意发言方面又收效甚微，故建议要鼓励网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事务，在正常健康的运作机制下，针对社会事件、国家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敏考察了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隐私法规，从“有无宪法规定”“有无敏感信息定义”“有无执法机构”以及“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四个维度，对比各国保护个人隐私信息（数据）的现状，发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法律法规的修订远落后于技术手段的进步、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商业模式的革新；作为关键领域的敏感信息没有受到足够重视；隐私保护让位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在宪法和综合性法规中得不到体现。如何在大数据时代保护隐私权，国家政府部门的立法、行业的自律和伦理的规范，可以互相结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方爱华、陆朦朦和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的单梁三人则从传媒安全的角度出发，去探索华莱坞电影上市公司股东关联网络稳健性。他们发现电影上市公司股东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网络”特征，不少是“连锁股东”，资本跨界流动亦明显。
互联网社交媒体环境下表达权的行使，以及如何判断表达权是否超越界限是一个让不少人难以判断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的曹然认为，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规范和约束机制已不再适用，判断表达者是否恰当地行使了表达权需要探索、寻求新的机制，尤其是针对来自非媒体机构或非媒体职业人士的言论和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性内容。曹然指出，尽管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存在局限，却能够有效弥补网络时代司法手段在适切地限定言论自由方面的不足。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郑博斐则从主体、从业者、对象、方法、形式、制度化、收费模式、运营模式八个维度对国内外新闻事实核查的特点进行比较，对中国新闻事实核查尚存的不足与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比如需更多开发和运用人工智能、算法、数据挖掘等新技术，并将之与行业专家和职业媒体人进行有机结合；应不断加强新闻事实核查操作的规范化等。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赵瑞琦则从美国对金砖国家的挑战，讨论了话语制衡与网络安全问题。
四、虚拟空间：日常生活的网络重构
中国新闻史学会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在开幕式上的演讲《新时代 新媒体 新传播》中传递出来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新传播的时代已经来临；对于未来媒体的展望，他甚至表示“万物皆终端，一切皆媒体”。
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新传播的时代，虚拟空间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对我们的生活进行了重构。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范红霞的《自拍：美颜盛世下的景观剥夺——基于社交媒体自我表达的社会性别考察》一文从“景观”的概念出发，重在展示自拍所构建出来的关于用户的个人生活景观，揭示这种景观对个人和社会的异化，由此揭示自拍行为中存在的“景观剥夺”。她建议我们要努力摆脱这种异化和剥夺，学会批判性地表达与思考，实现从自恋到赋权的跨越，才能真正把我们从欲望和幻象中解救出來。对于越来越多的情侣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他们恋爱中出现的冲突与矛盾，来自清华大学的张铮等人的研究发现，这种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与其自身及伴侣的亲密依恋风格均有显著相关：亲密依恋风格对个体的社交媒体冲突展示具有主体效应；男性亲密依恋风格对其恋人的社交媒体冲突展示具有客体效应。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项国雄、王宇荣将研究的目标放在了微信建构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场域内。他们认为在这个场域内，微信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不仅仅存在着倾向于表现欲的“晒”行为，也存在着“自我封存”“区隔认知”等调试行为，在不可逆的社会化过程中，删除行为是主体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自隐行为是他者与自我凝视的权力、规训、生产的糅合。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赵瑜佩将目光投向了异域，其《“世纪潮一代”的网络社会资本重构：对比在英流寓华人Facebook和微信使用》一文，通过网络民族志研究了40名“世纪潮一代”在英流寓华人，发现社交媒体的数字技术在在英流寓华人的跨文化传播之间进行调解的社会资本形成了动态性和竞争性，超越了其他任何网络参与对跨文化传播的“溢出效应”，Facebook和微信本身作为不同社交符号带给“世纪潮一代”的在英流寓华人预设信号和文化标签，在构成文化认同过程中表现出趋同和分离的复杂内涵——社交媒体使“世纪潮一代”的在英流寓华人从离散的既定人群中不定期“脱出”，以“想象融入”和“持续认同”活跃在不同文化集体和社群，实现“双面人生”。
浙江财经大学的陈颖和唐倩倩通过豆瓣文化类节目在线评论有用性影响因素研究，分析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什么样的在线评论最有用。他们发现豆瓣的极端评论，包括正面评论和负面评论，都被评论接受者认为具有较高的可用性，而且研究发现，评论的长度、评论的可读性和评论的极端性，对评论有用性的影响都是正相关，而对评论效价的影响不显著。
虚拟空间使得知识和信息的交流突破了物理的限制，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陆朦朦和方爱华以口碑为调节量，对虚拟社区用户的知识付费愿望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感知价值是影响用户付费意愿的核心因素，感知利得和感知利失显著影响感知价值，且感知价值完全中介了感知利得和感知利失对付费意愿的影响，而口碑负向调节感知价值对付费意愿的影响。
虚拟空间就这样慢慢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五、结语：新范式，新转型
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胡百精与复旦大学黄旦两位教授的演讲，颇为引人注目。胡百精教授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互联网革命、多中心与多元主义，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等多重语境的交叠下，公共传播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实践解决方案正在登场；而黄旦教授认为人类之网给传播研究提供了广阔视野，传播学正可整合已有的不同思想资源，重新理解传播，以适应新传播的变革，重构传播。
他们的意见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本次论坛主题为“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会议收到的202篇论文来看，不少论文确实围绕这个主题，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法，为本次会议的主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很多优秀论文，未及甚或无法按类归入我们的综述当中，但是传播学的活力也恰恰体现于此。胡、黄两位教授的意见，其实也是对未来传播学的期许，而本次会议的论文或回望过去，或立足当下，或放眼未来，提供的不少精彩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开放的传播学，一个有自己担当的传播学，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研究转型的种子，就在其间隐藏。
（作者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副教授）
编校：赵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