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平在甘肃
吴志菲
1973年6月，宋平陪同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一行到甘肃通渭了解灾情时，一个公社派人从县里买来大肉、鸡蛋招待。宋平对他们说：“通渭大旱，社员很苦，你们的饭我吃不下去！”
1980年5月11日，一篇题为《政策要适当放宽，生产方针要调整—宋平同志经过调查提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意见》的报道在《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当时，在甘肃农村，责任田就是包产到户的同义语。这篇报道首次在新闻媒体公开亮出了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允许搞“责任田”的态度，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高兴得把这篇报道称为“5 · 11文件”。
“八年陇原三段分，处乱治穷费尽神，是非功过应与析，党心民心与良心。”
1981年2月，宋平奉命离陇回京时，写下这首诗。自1972年7月起，他在甘肃省委领导岗位上工作了8年半之久。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而它本身又经过了从包工、包产到组到包产、包干到户的发展过程。“组”和“户”一字之差，所蕴含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这之中，宋平曾为触犯“公认”的原则、突破所谓“禁区”作了不懈的努力。
绕开“两个不许”划分作业组
1973年春，甘肃中部地区22个月没有下过透雨，旱情十分严重。刚刚担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不久的宋平，到中东部地区察看灾情，向甘肃省委汇报后，实施了紧急救灾措施。一年后，灾区人民顺利度过了灾荒。
救灾，只是解决了燃眉之急，而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善，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没有被调动起来。于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成了宋平难以安枕的头等大事。
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后，宋平紧紧抓住农村问题不放，亲自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村调研，察看了大量的生产队，在农家院子里主持了许多座谈会，随后主持制定和发布了《关于当前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二十条》），文件主张还权于生产队，重申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明确提出了经营管理责任制，放宽农村“小自由”，试行后广大群众普遍欢迎，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但由于“左”的影响仍然严重，有些地方干部依然心有余悸，不敢抓落实。这种现象引起了宋平的高度重视。
为此，宋平亲自到农村基层蹲点，通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深感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不容乐观。不久，甘肃省委结合农村实际，又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十个问题的试行规定》（简称《十条》）。《十条》绕开了中央刚刚颁发的《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决议》中提出的“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提法，着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生产指挥权、经营管理权和产品分配权”。
1979年春节刚过，一个划分作业组、牲畜分户喂养的热潮迅速在全省展开。在一些十分贫困的边远山区，农民自主决策的包产到户也悄然出现。革命老区庆阳县推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作业组，社员王魁因承包山地而大获丰收，往年连肚子都吃不饱一下子变得吃穿有余。地方通讯员在《甘肃日报》报道《王魁包山》后，全省反响强烈，许多边远山区的群众纷纷要求搞“包山户”。
顶住舆论压力度过“倒春寒”
正当甘肃广大农村普遍推行作业组、建立责任制，轰轰烈烈开始春耕、春播之际，《人民日报》于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甘肃一读者来信，并加编者按称：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天早上以头条消息予以广播。
前一天，《甘肃日报》总编室已收到新华社发来的有关电讯稿，当晚值班副总编看了稿件后觉得与省委精神不符，立即打电话给总编刘爱芝，并说他个人不同意转载。主张责任制的刘爱芝，自然赞同不转载，但考虑事关重大，当即请示宋平。宋平问他是什么意见，刘爱芝说：“不主张转载，而且还要组织反击。”宋平一听，连连摆摆手：“不转载，我同意，但也不要反击，要从正面摆事实讲道理，继续宣传和贯彻省委的《十条》规定。”
尽管地方报纸没有转发，但中央大报发表和中央电台广播后，甘肃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省委与甘肃日报社很快收到大量来信来电，有的批评写信人根本不了解农村实际，成心不让农民吃饱肚子；有的准备上访，讨个说法；有的则担心又要受批判，准备挨整。
为消除媒体造成的消极影响，稳妥地推进农业生产责任制，甘肃省委于当月下旬召开了各地市州委书记座谈会。宋平在会议上强调，广大农村实行以作业组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符合甘肃生产力发展水平，应坚持搞下去，不要听风就是雨；对前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不能求全责备，更不要随便纠偏。
紧接着，《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等省内主要报刊按照甘肃省委和宋平的指示，发表了大量宣传报道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文章、消息和评论。“倒春寒”的阴影很快得以消除。
下半年，甘肃农村改革呈现出突破性的发展态势。在各地负责人参加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学习班上，宋平多次要求各地、市、州、县、社书记要下到生产队进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试点，包括包产到户。并指出这种试点工作要形式多样，不求划一，通过实践由群众选择最好的形式。
登上党报头版的“5·11文件”
1979年9月初，宋平来到已经搞了责任田的宕昌县哈达铺公社下罗三队。他没有惊动县上和公社的领导，直接来到下罗三队的打麦场。十几个社员正在打场，他们又说又笑，看得出心情十分高兴。宋平就坐在场边的木头上，和社员们交谈起来。
宋平问：“你们把地划开以后怎么样？”社员回答：“划了责任田，干劲大，今年的庄稼比哪一年长得都好。”宋平又问：“社员们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没有？”大伙回答：“解决了。公购粮和队上的提成都能完成。”宋平又问：“这算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社员们说：“请领导一百个放心，有政策管着，走不了资本主义。”
10月，宋平在甘肃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上分析了甘肃农村改革的形势，会议讨论通过了宋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六条意见》），红头文件上明确提出：“某些农牧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单庄独户，可以实行责任到人和包山户等形式。”于是，“责任到人”、“包山户”这些新名新提法陆续出现在甘肃省委的正式文件上。
同月底，国务院一位分管农业的领导同志托人打电话转告宋平，要他纠正包产到户等不符合中央规定的做法，说：“哪有省委第一书记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搞包产到户的！”甘肃省也有一些干部对《六条意见》有看法，认为放得太开，忧心忡忡。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12月8日，甘肃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六条意见》下发后农村改革的形势。会上，书记们发言十分热烈，观点、态度也十分明确，一致认为《六条意见》不能再变。宋平在作总结发言时强调：“一切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不要怕冒尖，步子要快。观望一年，就耽搁一年庄稼。”
农村责任制的伟大实践，使宋平对甘肃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路不断深化和完善。新华社甘肃分社负责人林田根据宋平的几次有关讲话，撰写了题为《政策要适当放宽，生产方针要调整—宋平同志经过调查提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意见》的报道。这篇报道经宋平审定同意，新华社很快发了通稿，1980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当时，在甘肃农村，责任田就是包产到户的同义语。这篇报道首次在新闻媒体公开亮出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允许搞“责任田”的态度，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高兴地把这篇报道称为“5·11文件”。
有的地方社员群众，拿着刊登这篇报道的报纸找社队干部说，省委领导都说了话，你们还犹豫什么，应该赶快实行包产到户。有的干部和社员还能把报道中关于责任制文字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到处宣传。还有的干部群众把这张报纸藏在柜底，准备作应变时的依据。
就这样，包产到户迅速在甘肃全省推开。“包产到户心欢畅，人人都把力出上。牛羊满坡粮满仓，有吃有穿没愁肠。”“包产到户办法好，农林牧副一齐搞。商品生产发展了，挖去穷根扎富苗。”一段段顺口溜，表达的是真实的民情民意。
包产到户只是
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
1980年上半年，甘肃省广大农村的包产到户呈现着迅速发展的强劲势头。然而，在一些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中仍然有疑虑：包产到户是不是单干？会不会再犯方向路线错误？将来会不会再挨批判？甚至在理论学术界，这些问题的争论、议论也时有发生。
人们心有余悸是可以理解的。1962年以后，包产到户被认为是瓦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进行了批判。人们都清楚地记得，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主张包产到户就是一大罪状。
发现农村改革中的思想阻力、看到包产到户热潮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后，宋平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在1980年7月26日的天水地区县委书记会议上，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和应该高度注意的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包产到户不是单干，只是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类似工厂的计件工资制那样；包产到户不是倒退，而是更加接近实际。他特别强调，要注意研究解决包产到户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指出“包产到户以后不是撒手不管，同样要加强领导，要坚持五个统一，即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发展社队企业、统一兴办集体的公益事业”。
就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广大农村蓬勃发展的同时，又一新生事物—农村专业户也在甘肃农村出现。这一新生事物，引起了宋平的高度重视。他亲自调查研究，并亲笔撰写了《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新的探索—从高学兰养鸡谈起》一文，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甘肃日报》头版发表。文章以生动精细的笔法、寓意深刻的立论，阐明了农村专业户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很快，给吃尽“闲言碎语”之苦的农村专业户吃了一个加快发展的“定心丸”。从而，推动了专业户的迅速发展，为甘肃农民致富开辟了新的途径。
与普通农民之间的真挚友情
2000年7月，甘肃会宁县桃花山上那两米高的汉白玉基座上的大字“红嘴山上新愚公郭富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一位耄耋老者缓缓登上山巅，走向坐落在这里的半身铜像，放置好花环，三鞠躬……
这位不远千里前来祭奠一位地方劳模的白发老者，就是主政过甘肃的宋平。一位高级领导与一个地方百姓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因缘呢？
郭富山是会宁县的一位普通的林业员，自1964年起，20多年坚持不懈，一个人修了753块梯田，移动土方4.2万立方米，植树造林125亩，成活树木3.8万多株，使原本荒秃的红嘴山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花果山”，创造出干山枯岭植树造林的奇迹。1973年，宋平在会宁了解灾情时，听了县上汇报的郭富山事迹，当即决定上红嘴山看望。
看到红嘴山上成片的林木和被郭富山磨秃了的7把铁锨时，宋平深深地震撼了，他紧紧地握住郭富山那长满了老茧的双手，深情地说：“老郭，你干得好！你创造出了黄土旱塬植树成活的好经验。眼下有困难是暂时的，我帮助你，咱们共同努力吧！”
随后，宋平指示陪同的县委负责人，干旱地区植树造林要推广郭富山的经验。不久，郭富山的事迹在甘肃大地传颂。5年后，郭富山加入了党组织，次年还当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
宋平一贯坚决反对请客送礼，不仅在各种会议、场合痛斥这类腐败现象，而且身体力行。为此，没有人敢给他送礼，否则就会吃闭门羹，碰上一鼻子灰。然而，在甘肃工作期间，他也曾收过“礼”，但这样的收“礼”却被干部群众传为佳话。
1979年12月，郭富山作为甘肃省人大代表到兰州参加省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并满怀深情地给宋平带来了几个红嘴山上产的苹果：“宋书记，听说你从来都不收礼，但这几个苹果你得收下。一来感谢你对我一个农民的支持；二来说明只要下功夫，干旱有治。”宋平激动地说：“老郭，你送的苹果我收了，这不是一般的礼品，是你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为了表示支持郭富山的工作，宋平回赠了两把崭新的铁锨。
1978年与1980年，宋平又两次上红嘴山看望郭富山和他的树。离开甘肃到中央工作后，宋平还时常挂念着郭富山和他造的那片林，并多次给他写信：“红嘴山上的一草一木都给你立下了丰碑。”“你把一生贡献给绿化祖国的伟大事业，你用双手绿化了一座荒山，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座大山。”
1987年4月，宋平得悉郭富山去世的噩耗后，十分悲痛，专门给会宁县委打电话表示深切的哀悼，并送上花圈。两年后，国家“三北”防护林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宋平到会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郭富山的事迹和给他塑像的建议。
“你们的饭我吃不下去！”
1973年6月，宋平陪同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一行到甘肃通渭了解灾情。在灾情严重的李店公社走村串户，宋平看到社员们多是野菜充饥，尝了一口，确实难以下咽，难过地流下眼泪。中午到了公社，安排的是洋芋面条，用大盆盛来放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每人一只碗，自己舀着吃。宋平说：“如果社员也能吃上这样的饭，我们就安心了。”
第二天，宋平一行到另一个公社察看灾情。这个公社派人从县里买来大肉、鸡蛋招待。宋平对他们说：“通渭大旱，社员很苦，你们的饭我吃不下去！”谢绝了招待。
1979年8月，漳县遭灾。宋平一行来到马泉公社察看灾情，看到刚刚被冰雹打过的庄稼东倒西歪，一团乱麻，有好几个社员蹲在地边抱头痛哭，心里不是滋味；看到一些社员吃的饭是大锅青菜汤，心里更是沉重。中午到公社听汇报，宋平喝开水时察觉到有一股羊肉味道，便让随行人员到伙房看看。随行人员回来说已杀了一只羊，于是，宋平严厉地对漳县县委书记说：“社员们喝的是青菜汤，你却杀羊招待我们，能吃得下去吗？”
这顿饭，宋平一行硬是没吃。大伙饿着肚子又赶到四族公社察看灾情。晚上7点，赶到县上。深受感动的县委书记对晚餐再不敢搞高标准，只安排了一锅面，凉拌蕨菜。宋平吃得很高兴，边吃边说：“这就对了。我们常说共产党人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我们还做得很不够啊！”
次日，宋平一行赶到陇西县。早已耳闻宋平饮食起居之俭朴的陇西县委书记，安排的伙食是烩菜加馒头。开饭时，宋平笑着说：“这样吃不就很好嘛，何必搞那些七碟子八碗，惹得老百姓背后骂娘！”
1978年5月，宋平去民乐县察看瓦房城水库，中午在工地吃的是馒头、喝的是开水。晚上回到县委招待所，他看见房间摆了一盘苹果梨，马上让撤掉。县委书记忙解释，这种苹果梨是60年代初从东北延边引进的，果质不错，适合在民乐种植，但投入也不小，现在才发展了几十亩，今天拿来一点，请您尝尝，看省里能不能支持一下？
听了县委书记的解释，宋平才让大家都尝尝，并表态回去研究支持。后来，经宋平多方协调，甘肃省地有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使民乐县的苹果梨很快发展起来—如今已种植10万余亩，年产500万公斤以上，成了农民致富的主要产业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