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信息化的发展及落地表现：对甘肃部分农村的田野调查分析
于海青 王芳 李惠民
【摘要】基于2012年至2015年在甘肃十多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数据，分析以国家为主导的农村信息化项目在乡村的落地表现。研究指出，数字鸿沟不仅是指城市和农村之间，或广义层面上的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匮者之间，还应该注意同一地区，如农村内部、农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农民对信息传播技术使用的不平衡导致了他们在经济上和观念上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更加剧了农村内部的等级分化和不平等。而且让少数人率先成为信息富有者并没有填补农村内部的数字鸿沟，反而使得信息和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数字化信息和信息贫匮者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成为中国农村信息化工程的一个瓶颈。
【关键词】农村信息化；数字鸿沟；内部鸿沟；信息贫匮者
一、引言
三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句流行语是“要想富，先修路”。进入2000年后，“致富之路”已经不再仅仅是修路了，而是建网络、发展电商。
在一系列国家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下，中国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是举世瞩目的。中国已分别于2005年、2008年和201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互联网用户、移动手机用户和智能手机用户最大的市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和调查报告显示，无论是人数还是在普及率方面，中国互联网和移动手机的发展一直呈增长趋势。然而，这种增长趋势也显示出中国的信息化发展在城乡方面的数字鸿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截至2015年12月，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在70%以上，而包括黑龙江、四川、广西、湖南、甘肃、云南在内的十多个省区互联网的普及率不到50%。因此可以看出，这种信息化发展的不均衡与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不均衡是紧密相关的。
城乡数字鸿沟是阻碍中国全面信息化和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数字鸿沟不仅是指城市和农村之间，或广义层面上的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匮者之间，在信息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方面的差异，还应该注意同一地区，如农村内部，以及农民之间的数字鸿沟。
本文采取质性分析（观察法和访谈法），通过对2012年至2015年在甘肃省定西、天水和陇南一带的十多个村庄的田野调查分析，考察农村信息化项目在甘肃农村实施过程中的进程和落地情况，调查村民是如何看待这种自上而下以国家为导向的农村信息化项目的，并对农村信息化项目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通过对农村信息匮乏者的关注来揭示城乡数字鸿沟的本质。
本研究依据以下几个方面对田野调查的村庄进行选择：一是经济状况。在调查中选择具有显著差异、属不同农业主导产业的区域，如定西的土豆产业、陇西的药材产业、武山的蔬菜产业。二是信息服务模式。选择了包括政府完全主导的农村远程教育网，也包括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合作的定西马铃薯协会信息平台、陇西全国药材盈（文峰）中药材电子商务平台和武山蔬菜信息网，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检验新媒体在农村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同服务模式的对比框架。三是可进入性。在调查中利用了个人关系，使得调查能够顺利地在地方政府、乡镇企业、村及村民中展开。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样本研究具有代表性，但认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农村信息化项目的特征和不足具有象征性。
二、中国农村信息化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农村信息化的主题是为农村提供广播服务为主，90年代是以电视（包括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和电话服务为主。这个阶段，国家无线电管理局、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邮电部（现在的信息产业部）以“法令”的方式向农村地区和广阔的西部地区提供广播和电信服务，一系列“村村通”工程开始实施，包括“电话村村通”和“电视村村通”。截至2004年底，“村村通”工程实现了预期目标，即村村通广播和电话。
随着互联网接入中国，以互联网建设为中心的信息化项目开始实施。1994年12月，农业部在“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上提出“金农工程”，其目的是加速和推进农村信息化，建立农业综合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向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农业生产单位及农民提供有关信息。2003年7月，中组部印发了《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在通知中，强调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是建立“让干部经常受教育、使农民长期得实惠”机制的一个有效载体，是用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2004年1月16日，信息产业部颁布了“在试点省份和地区发展‘村村通工程的通知”，以扩大中国农村信息化的范围和规模，与这个通知同时出台的行政措施是“农村通信普遍服务——‘村村通工程实施计划”。这时“村村通工程”不仅仅指“电话村村通”，还指宽带进入各乡镇，进而进入每个村庄。与“村村通工程”配套的还有一系列国家主导的针对农村的各种项目，包括“互联网下乡工程”（2004年）、“信息下乡工程”（2009年4月）、“家电下乡工程”（2007年12月开始试点项目，2009年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互联网下乡工程”致力于为乡镇一级提供互联网连接或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下乡工程”扩大了从乡镇一级到村一级的互联网连接，重在信息服务的终端内容建设，向农村居民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家电下乡工程”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农村用户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家用电子设备，或拿到一定的补贴以旧换新。到2010年底，中国实现了为所有行政村和乡镇提供电话和互联网服務的目标。2006年9月，中国移动主导的“农信通”项目在重庆率先开通，其借助移动覆盖广大农村的网络，利用语音服务中心、短信服务平台、互联网站和移动信息服务站，整合各类涉农部门的信息资源，通过农民信息机、互联网和语音热线等方式，为广大农民提供关于政策法规、农业技术、务工信息、市场行情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三、中国农村信息接收模式
在笔者实地考察的2012年5月和6月，互联网和电信宽带已经达到了我们在甘肃访问过的所有行政村和自然村。
从调查收集的数据看，西北农村地区村民获取信息有三种方式：通过互联网直接获取、通过手机/电话/传统媒体等获取、通过中介间接获取。
直接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通常是富裕地区的村民或贫困地区的农民企业家及村干部。他们可以通过家庭网络、网吧、社区（村）信息中心网络直接上网获取在线信息。但通过笔者对这些门户网站的观察发现，这些网站多数是信息单向流动，网站只是个电子布告牌，没有设置互动板块，也没有反馈机制，而且信息更新频率较低，经常是过时的信息。另外，作为电子政务工程的一部分，这些农业信息门户网站不仅没有市场或用户反馈机制，而且也没有效用评估机制。
农业信息门户网站负责人和地方官员介绍说，除这些专业的设备和信息平台外，农民还可以通过农业服务电话（农业热线12316）、手机短信、手机报、广播电视等渠道获得相关农业信息，也可以在市场或村委会通过传统传播方式（传单、简报、海报、墙报、告示板等）获取信息。这对那些没有网络或不会使用电脑的人来说是个福音。但我们实地调查发现，新型的信息方式如手机短信、手机报、传单等是告知和调动那些既有的信息富有者——党员、村委会成员和农民企业家的有效手段，对于本来就缺少信息或缺乏信息获取手段的信息贫困者而言，他们依然或因为文化程度、或因为技术手段、或因为经济原因、或因为不信任等远离信息。
除通过直接上网获取信息，或通过手机、电话、传统媒体等间接获取信息以外，在西北农村，中介机构提供了农民获取农业信息的另一个渠道。这些中介机构包括远程教育网络、农民协会和各种信息平台。远程教育网络是最典型的政府完全主导的新媒体信息服务模式。远程教育的工作重点是以农村党员教育为根本职责，同时兼顾农民群众教育。
在农业特色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在村委会的主导下通常还会建立农民协会，定西市安定区马铃薯经销协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农业协会。马铃薯经销协会属非营利性组织，由区内外马铃薯经销大户自发组成，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会员包括经销大户、公司、合作社等，目的是为会员提供广泛的服务，包括内部管理、贮藏、市场交易、种植及提供各类信息服务等，协会服务对象是协会成员，没有向普通村民传播信息。为支持当地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当地政府投资建设了一个信息平台，即“中国定西马铃薯信息网”。这个信息网包括一个中心、30个信息站、500多个信息采集点，信息采集点分布在各行各业，包括种植大户、淀粉加工企业、经销大户等，主要采集价格信息、供求信息等，所有信息都发布在“中国定西马铃薯信息网”上。
这些通过中介获取信息的方式，即远程教育、各种信息平台和农民协会，它们设立的初衷都是为了方便向村民发布农业和市场信息，但我们调查中发现，这些都是半封闭的网络，只对成员和协会成员开放，而且这些平台没有如何对信息进行评价和选择的相关指标，其可信度让人怀疑。
四、中国农村信息化落地表现
通过对甘肃部分农村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农村信息化在落地和实施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数字鸿沟的本质。
首先，重建设、轻评估带来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目前中国信息化由不同的部门独立实施与建设，同一地区通常有不同部委建设的农村信息化项目。如由甘肃省农牧厅主办、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承办的12316“三农”服务热线，甘肃省商务厅的“甘肃新农村商务网”，甘肃省委组织部建立的甘肃省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平台，甘肃省科学技术厅的12396新农村科技服务热线。这些项目的目标一致，都是服务农村和农民，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农业信息，但它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缺乏沟通，导致网络不相融、信息化硬件设施的重复建设与有效资源的浪费。
其次，重行政手段、轻市场配置带来效益低下。目前中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实际上是政策驱动，是基于政府加速互联网发展的行政命令而进行的。因此，这些项目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分配下去时，就牵涉到运营商、当地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间的诸多谈判和利益分割，尽管重要决策由行政职能部门做出，但后续却是由不同地方的行政部门来管理，政府部门间、电信部门及运营商之间因为责任、管理、目标、成本和分配的不同，政策制定的目标与政策的实施结果之间难免有差距，这正是市场机制的缺乏与条块管理所带来的结果。
再次，农村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农村内部的信息鸿沟。笔者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农村内部的数字鸿沟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这种数字鴻沟的扩大是基于在农村内部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西部农村地区因为收入、职业、地位、教育水平的不同，乃至性别和年龄的不同导致了农村内部社会结构的不同。那些种植大户养殖大户，或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人、懂通信技术的年轻男性、在外打工收入较好的人，或是村委会成员，他们是农村中处于社会结构上层的人，他们始终是少数的信息富有者，他们有能力利用当地政府的信息化项目进一步提升他们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因此也从信息化项目中获益。定西的“中国定西马铃薯信息网”，武山的“蔬菜销售信息网”，陇西的“陇西药财盈（文峰）中药材电子商务平台”，都是当地政府与农民企业家合作建设的，而从这些项目中获益的，是那些较为成功的产业农民（种植大户或养殖大户）、农民企业家（那些已经放弃了农业而从事建筑生意或农产品贸易的农民）、村委会成员（他们往往也都是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并取得成功的农民或企业家），普通的农民与这些信息平台基本是无关的，特别是女性、老人和传统的农民有些甚至不清楚这些平台的存在，成了农村信息化服务接触不到的对象。
最后，与信息鸿沟加深相随的另一事实是，信息化项目缺乏普通民众的参与，这导致了普通村民对政府主导的农村信息化工程持怀疑态度，对基层干部和村里的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缺乏基本的信任。对那些依然从事农业种植的普通农民来说，他们感觉农村信息化工程离他们非常遥远，同时无奈于同一个村里信息富有者与他们（信息贫匮者）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进一步导致了他们与信息富有者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地位鸿沟的加深。对他们来说，因为没有享受到农村信息化项目带来的收益，所以，普通村民对农村信息化建设一般也采取消极合作的态度，使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效果受到了影响。
加拿大著名的华人学者、政治经济传播学带头人赵月枝指出：“公共电信服务作为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任何实质或潜在的发展一直以来都被争议困扰着，其效果取决于电信部门内外的精英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斗争。”[1]中国农村信息化工程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多面的、多层次的过程，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的“斗争”不仅表现在精英和政策制定者之间，也表现在精英和普通大眾之间，以及普通民众之间，这说明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化，这种分化在中国的农村表现得尤其突出，直接导致了数字鸿沟在政治、经济、文化、性别、年龄、族群、地域上的扩大。在东部地区，在国有资本的控制下引进了有效的市场机制，信息化过程中的斗争既有国有电信服务商之间的内部竞争，也有与来自私人与国外资本的外部竞争。可是在西北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信息化工程是基于政府加速互联网扩散的行政命令，而不是有效结合市场机制，也没有配套的民主进程的共识和立法建设， 因而“斗争”被转嫁到了农村内部，造成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匮者之间的对抗和矛盾。
五、结语
以上调查研究说明，长期以来以国家设计、政府主导的向农民主动传播农业知识的农村信息化建设项目，由于重建设轻评估、缺乏市场机制的配置、缺乏基层民众的参与，并基于农村内部职业、村民身份、社会地位的分化和不平等造成的对信息化项目认知和接受情况的不同，与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初衷大相径庭，没有能够填补农村内部的数字鸿沟，反而使得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数字化信息和信息贫匮者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成为中国农村信息化工程的一个瓶颈，严重影响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效果。
近几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农村信息化建设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农村电子商务。
农村电商的发展促进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当地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但在调查中发现，那些模范电商户（电商发展具有一定规模并获取了较好的经济利润）即是农村信息的富有者，并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首先，他们的家庭经济基础比较好，本身具有一定的家庭产业。其次，这些电商经营者要么是大学生回乡创业，具备一定的互联网技术、市场营销及相关的知识储备；要么是复员军人，他们在部队经历了各种锻炼，开阔了眼界，也集聚了一定的人脉关系。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地电商在发展中依然存在因教育水平不同、家庭经济基础不同、使用电脑及互联网技术不同而带来的电商发展规模、发展层次进而通过电商获得经济效益的不同。
农村信息化项目带给甘肃农村的效果是多方面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都有着深远意义，对农业生产、农村社区建设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农村信息化工程对改变农村和农民的政治面貌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在公众参与和农村动员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享受电信服务是公民权利——表达（传播）权——这一理念开始在草根阶层兴起，已被城市居民所接受并逐渐渗透到乡村。[2]
农村信息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国在构建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和为农村地区的广播电视、电话和互联网的进入及提供基本服务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发起且主导的电话、电视、网络等项目，其中心都是强调了联通性，而不是社会性和实用性。目前关于农村信息化的大多数学术研究关注的也只是在政策和管理层面，而没有深入到社会效果分析。诸多研究指出了农村信息化（RIP）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碎片化的本质、法规的缺失导致的管理混乱、政策不连续和较弱的执行力。这一点也在2009世界银行《中国农村信息化工作报告》中反映出来了。这份报告对农村信息化工程提供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指出中国农村信息化缺乏有效有序的战略、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作战的能力、缺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当地的能动性和普通民众的自觉参与度、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体系、缺乏政府与信息化产业和研究部门的沟通互动。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理解农村地区信息传播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站在用户的角度来检验信息通信技术在农村社区的接受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挑战。
赵月枝曾指出，“中国的案例突显出了以下的区别及其重要性：信息和传播技术作为经济商品、信息服务于决策制定、以及传播即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过程”。本文通过对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与在甘肃农村的落地表现分析，进一步指出了信息和传播作为农村信息化的政治属性和其在落地过程中的悖论，即中国的数字鸿沟在多层化、多样化，其中农村内部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匮者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农村信息化发展缺乏内容相关性与草根村民的参与，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带来了仇富嫉能的情绪，村民的士气低落，缺失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导致草根参与性不高，进而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农村信息化项目变成了面子工程。但是电商的发展打破了单纯以政府为主导缺乏农民参与的模式，政府虽然在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阿里巴巴的介入、农村电商的孵化、新型农民的出现，弥补了政府、企业、农民与市场之间失调的可能性，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信息化及其应用提供了一个参考。可是如何实现农村电商与农产品的结合，将普通农民真正纳入到农村信息化及社会文化的发展之中，仍然是个亟待解决和研究的问题。淘宝村和农村电商的出现对中国农村面貌的改变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其对农村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1]Zhao，Y.（2007a）.“Universal service”and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miracle：Discourses，practices and Post-WTO challenges”，Info，9（2/3），108-121.
[2]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3（3）.
【摘要】基于2012年至2015年在甘肃十多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数据，分析以国家为主导的农村信息化项目在乡村的落地表现。研究指出，数字鸿沟不仅是指城市和农村之间，或广义层面上的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匮者之间，还应该注意同一地区，如农村内部、农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农民对信息传播技术使用的不平衡导致了他们在经济上和观念上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更加剧了农村内部的等级分化和不平等。而且让少数人率先成为信息富有者并没有填补农村内部的数字鸿沟，反而使得信息和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数字化信息和信息贫匮者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成为中国农村信息化工程的一个瓶颈。
【关键词】农村信息化；数字鸿沟；内部鸿沟；信息贫匮者
一、引言
三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句流行语是“要想富，先修路”。进入2000年后，“致富之路”已经不再仅仅是修路了，而是建网络、发展电商。
在一系列国家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下，中国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是举世瞩目的。中国已分别于2005年、2008年和201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互联网用户、移动手机用户和智能手机用户最大的市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和调查报告显示，无论是人数还是在普及率方面，中国互联网和移动手机的发展一直呈增长趋势。然而，这种增长趋势也显示出中国的信息化发展在城乡方面的数字鸿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截至2015年12月，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在70%以上，而包括黑龙江、四川、广西、湖南、甘肃、云南在内的十多个省区互联网的普及率不到50%。因此可以看出，这种信息化发展的不均衡与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不均衡是紧密相关的。
城乡数字鸿沟是阻碍中国全面信息化和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数字鸿沟不仅是指城市和农村之间，或广义层面上的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匮者之间，在信息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方面的差异，还应该注意同一地区，如农村内部，以及农民之间的数字鸿沟。
本文采取质性分析（观察法和访谈法），通过对2012年至2015年在甘肃省定西、天水和陇南一带的十多个村庄的田野调查分析，考察农村信息化项目在甘肃农村实施过程中的进程和落地情况，调查村民是如何看待这种自上而下以国家为导向的农村信息化项目的，并对农村信息化项目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通过对农村信息匮乏者的关注来揭示城乡数字鸿沟的本质。
本研究依据以下几个方面对田野调查的村庄进行选择：一是经济状况。在调查中选择具有显著差异、属不同农业主导产业的区域，如定西的土豆产业、陇西的药材产业、武山的蔬菜产业。二是信息服务模式。选择了包括政府完全主导的农村远程教育网，也包括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合作的定西马铃薯协会信息平台、陇西全国药材盈（文峰）中药材电子商务平台和武山蔬菜信息网，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检验新媒体在农村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同服务模式的对比框架。三是可进入性。在调查中利用了个人关系，使得调查能够顺利地在地方政府、乡镇企业、村及村民中展开。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样本研究具有代表性，但认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农村信息化项目的特征和不足具有象征性。
二、中国农村信息化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农村信息化的主题是为农村提供广播服务为主，90年代是以电视（包括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和电话服务为主。这个阶段，国家无线电管理局、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邮电部（现在的信息产业部）以“法令”的方式向农村地区和广阔的西部地区提供广播和电信服务，一系列“村村通”工程开始实施，包括“电话村村通”和“电视村村通”。截至2004年底，“村村通”工程实现了预期目标，即村村通广播和电话。
随着互联网接入中国，以互联网建设为中心的信息化项目开始实施。1994年12月，农业部在“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上提出“金农工程”，其目的是加速和推进农村信息化，建立农业综合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向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农业生产单位及农民提供有关信息。2003年7月，中组部印发了《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在通知中，强调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是建立“让干部经常受教育、使农民长期得实惠”机制的一个有效载体，是用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2004年1月16日，信息产业部颁布了“在试点省份和地区发展‘村村通工程的通知”，以扩大中国农村信息化的范围和规模，与这个通知同时出台的行政措施是“农村通信普遍服务——‘村村通工程实施计划”。这时“村村通工程”不仅仅指“电话村村通”，还指宽带进入各乡镇，进而进入每个村庄。与“村村通工程”配套的还有一系列国家主导的针对农村的各种项目，包括“互联网下乡工程”（2004年）、“信息下乡工程”（2009年4月）、“家电下乡工程”（2007年12月开始试点项目，2009年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互联网下乡工程”致力于为乡镇一级提供互联网连接或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下乡工程”扩大了从乡镇一级到村一级的互联网连接，重在信息服务的终端内容建设，向农村居民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家电下乡工程”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农村用户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家用电子设备，或拿到一定的补贴以旧换新。到2010年底，中国实现了为所有行政村和乡镇提供电话和互联网服務的目标。2006年9月，中国移动主导的“农信通”项目在重庆率先开通，其借助移动覆盖广大农村的网络，利用语音服务中心、短信服务平台、互联网站和移动信息服务站，整合各类涉农部门的信息资源，通过农民信息机、互联网和语音热线等方式，为广大农民提供关于政策法规、农业技术、务工信息、市场行情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三、中国农村信息接收模式
在笔者实地考察的2012年5月和6月，互联网和电信宽带已经达到了我们在甘肃访问过的所有行政村和自然村。
从调查收集的数据看，西北农村地区村民获取信息有三种方式：通过互联网直接获取、通过手机/电话/传统媒体等获取、通过中介间接获取。
直接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通常是富裕地区的村民或贫困地区的农民企业家及村干部。他们可以通过家庭网络、网吧、社区（村）信息中心网络直接上网获取在线信息。但通过笔者对这些门户网站的观察发现，这些网站多数是信息单向流动，网站只是个电子布告牌，没有设置互动板块，也没有反馈机制，而且信息更新频率较低，经常是过时的信息。另外，作为电子政务工程的一部分，这些农业信息门户网站不仅没有市场或用户反馈机制，而且也没有效用评估机制。
农业信息门户网站负责人和地方官员介绍说，除这些专业的设备和信息平台外，农民还可以通过农业服务电话（农业热线12316）、手机短信、手机报、广播电视等渠道获得相关农业信息，也可以在市场或村委会通过传统传播方式（传单、简报、海报、墙报、告示板等）获取信息。这对那些没有网络或不会使用电脑的人来说是个福音。但我们实地调查发现，新型的信息方式如手机短信、手机报、传单等是告知和调动那些既有的信息富有者——党员、村委会成员和农民企业家的有效手段，对于本来就缺少信息或缺乏信息获取手段的信息贫困者而言，他们依然或因为文化程度、或因为技术手段、或因为经济原因、或因为不信任等远离信息。
除通过直接上网获取信息，或通过手机、电话、传统媒体等间接获取信息以外，在西北农村，中介机构提供了农民获取农业信息的另一个渠道。这些中介机构包括远程教育网络、农民协会和各种信息平台。远程教育网络是最典型的政府完全主导的新媒体信息服务模式。远程教育的工作重点是以农村党员教育为根本职责，同时兼顾农民群众教育。
在农业特色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在村委会的主导下通常还会建立农民协会，定西市安定区马铃薯经销协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农业协会。马铃薯经销协会属非营利性组织，由区内外马铃薯经销大户自发组成，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会员包括经销大户、公司、合作社等，目的是为会员提供广泛的服务，包括内部管理、贮藏、市场交易、种植及提供各类信息服务等，协会服务对象是协会成员，没有向普通村民传播信息。为支持当地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当地政府投资建设了一个信息平台，即“中国定西马铃薯信息网”。这个信息网包括一个中心、30个信息站、500多个信息采集点，信息采集点分布在各行各业，包括种植大户、淀粉加工企业、经销大户等，主要采集价格信息、供求信息等，所有信息都发布在“中国定西马铃薯信息网”上。
这些通过中介获取信息的方式，即远程教育、各种信息平台和农民协会，它们设立的初衷都是为了方便向村民发布农业和市场信息，但我们调查中发现，这些都是半封闭的网络，只对成员和协会成员开放，而且这些平台没有如何对信息进行评价和选择的相关指标，其可信度让人怀疑。
四、中国农村信息化落地表现
通过对甘肃部分农村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农村信息化在落地和实施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数字鸿沟的本质。
首先，重建设、轻评估带来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目前中国信息化由不同的部门独立实施与建设，同一地区通常有不同部委建设的农村信息化项目。如由甘肃省农牧厅主办、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承办的12316“三农”服务热线，甘肃省商务厅的“甘肃新农村商务网”，甘肃省委组织部建立的甘肃省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平台，甘肃省科学技术厅的12396新农村科技服务热线。这些项目的目标一致，都是服务农村和农民，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农业信息，但它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缺乏沟通，导致网络不相融、信息化硬件设施的重复建设与有效资源的浪费。
其次，重行政手段、轻市场配置带来效益低下。目前中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实际上是政策驱动，是基于政府加速互联网发展的行政命令而进行的。因此，这些项目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分配下去时，就牵涉到运营商、当地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间的诸多谈判和利益分割，尽管重要决策由行政职能部门做出，但后续却是由不同地方的行政部门来管理，政府部门间、电信部门及运营商之间因为责任、管理、目标、成本和分配的不同，政策制定的目标与政策的实施结果之间难免有差距，这正是市场机制的缺乏与条块管理所带来的结果。
再次，农村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农村内部的信息鸿沟。笔者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农村内部的数字鸿沟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这种数字鴻沟的扩大是基于在农村内部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西部农村地区因为收入、职业、地位、教育水平的不同，乃至性别和年龄的不同导致了农村内部社会结构的不同。那些种植大户养殖大户，或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人、懂通信技术的年轻男性、在外打工收入较好的人，或是村委会成员，他们是农村中处于社会结构上层的人，他们始终是少数的信息富有者，他们有能力利用当地政府的信息化项目进一步提升他们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因此也从信息化项目中获益。定西的“中国定西马铃薯信息网”，武山的“蔬菜销售信息网”，陇西的“陇西药财盈（文峰）中药材电子商务平台”，都是当地政府与农民企业家合作建设的，而从这些项目中获益的，是那些较为成功的产业农民（种植大户或养殖大户）、农民企业家（那些已经放弃了农业而从事建筑生意或农产品贸易的农民）、村委会成员（他们往往也都是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并取得成功的农民或企业家），普通的农民与这些信息平台基本是无关的，特别是女性、老人和传统的农民有些甚至不清楚这些平台的存在，成了农村信息化服务接触不到的对象。
最后，与信息鸿沟加深相随的另一事实是，信息化项目缺乏普通民众的参与，这导致了普通村民对政府主导的农村信息化工程持怀疑态度，对基层干部和村里的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缺乏基本的信任。对那些依然从事农业种植的普通农民来说，他们感觉农村信息化工程离他们非常遥远，同时无奈于同一个村里信息富有者与他们（信息贫匮者）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进一步导致了他们与信息富有者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地位鸿沟的加深。对他们来说，因为没有享受到农村信息化项目带来的收益，所以，普通村民对农村信息化建设一般也采取消极合作的态度，使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效果受到了影响。
加拿大著名的华人学者、政治经济传播学带头人赵月枝指出：“公共电信服务作为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任何实质或潜在的发展一直以来都被争议困扰着，其效果取决于电信部门内外的精英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斗争。”[1]中国农村信息化工程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多面的、多层次的过程，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的“斗争”不仅表现在精英和政策制定者之间，也表现在精英和普通大眾之间，以及普通民众之间，这说明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化，这种分化在中国的农村表现得尤其突出，直接导致了数字鸿沟在政治、经济、文化、性别、年龄、族群、地域上的扩大。在东部地区，在国有资本的控制下引进了有效的市场机制，信息化过程中的斗争既有国有电信服务商之间的内部竞争，也有与来自私人与国外资本的外部竞争。可是在西北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信息化工程是基于政府加速互联网扩散的行政命令，而不是有效结合市场机制，也没有配套的民主进程的共识和立法建设， 因而“斗争”被转嫁到了农村内部，造成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匮者之间的对抗和矛盾。
五、结语
以上调查研究说明，长期以来以国家设计、政府主导的向农民主动传播农业知识的农村信息化建设项目，由于重建设轻评估、缺乏市场机制的配置、缺乏基层民众的参与，并基于农村内部职业、村民身份、社会地位的分化和不平等造成的对信息化项目认知和接受情况的不同，与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初衷大相径庭，没有能够填补农村内部的数字鸿沟，反而使得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数字化信息和信息贫匮者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成为中国农村信息化工程的一个瓶颈，严重影响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效果。
近几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农村信息化建设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农村电子商务。
农村电商的发展促进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当地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但在调查中发现，那些模范电商户（电商发展具有一定规模并获取了较好的经济利润）即是农村信息的富有者，并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首先，他们的家庭经济基础比较好，本身具有一定的家庭产业。其次，这些电商经营者要么是大学生回乡创业，具备一定的互联网技术、市场营销及相关的知识储备；要么是复员军人，他们在部队经历了各种锻炼，开阔了眼界，也集聚了一定的人脉关系。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地电商在发展中依然存在因教育水平不同、家庭经济基础不同、使用电脑及互联网技术不同而带来的电商发展规模、发展层次进而通过电商获得经济效益的不同。
农村信息化项目带给甘肃农村的效果是多方面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都有着深远意义，对农业生产、农村社区建设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农村信息化工程对改变农村和农民的政治面貌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在公众参与和农村动员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享受电信服务是公民权利——表达（传播）权——这一理念开始在草根阶层兴起，已被城市居民所接受并逐渐渗透到乡村。[2]
农村信息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国在构建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和为农村地区的广播电视、电话和互联网的进入及提供基本服务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发起且主导的电话、电视、网络等项目，其中心都是强调了联通性，而不是社会性和实用性。目前关于农村信息化的大多数学术研究关注的也只是在政策和管理层面，而没有深入到社会效果分析。诸多研究指出了农村信息化（RIP）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碎片化的本质、法规的缺失导致的管理混乱、政策不连续和较弱的执行力。这一点也在2009世界银行《中国农村信息化工作报告》中反映出来了。这份报告对农村信息化工程提供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指出中国农村信息化缺乏有效有序的战略、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作战的能力、缺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当地的能动性和普通民众的自觉参与度、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体系、缺乏政府与信息化产业和研究部门的沟通互动。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理解农村地区信息传播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站在用户的角度来检验信息通信技术在农村社区的接受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挑战。
赵月枝曾指出，“中国的案例突显出了以下的区别及其重要性：信息和传播技术作为经济商品、信息服务于决策制定、以及传播即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过程”。本文通过对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与在甘肃农村的落地表现分析，进一步指出了信息和传播作为农村信息化的政治属性和其在落地过程中的悖论，即中国的数字鸿沟在多层化、多样化，其中农村内部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匮者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农村信息化发展缺乏内容相关性与草根村民的参与，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带来了仇富嫉能的情绪，村民的士气低落，缺失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导致草根参与性不高，进而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农村信息化项目变成了面子工程。但是电商的发展打破了单纯以政府为主导缺乏农民参与的模式，政府虽然在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阿里巴巴的介入、农村电商的孵化、新型农民的出现，弥补了政府、企业、农民与市场之间失调的可能性，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信息化及其应用提供了一个参考。可是如何实现农村电商与农产品的结合，将普通农民真正纳入到农村信息化及社会文化的发展之中，仍然是个亟待解决和研究的问题。淘宝村和农村电商的出现对中国农村面貌的改变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其对农村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1]Zhao，Y.（2007a）.“Universal service”and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miracle：Discourses，practices and Post-WTO challenges”，Info，9（2/3），108-121.
[2]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