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大家谢无量

    尚儒

    

    

    50年前,他以80岁高龄病逝时,英国《泰晤士报》竟刊发消息表示悼念。

    他是一位博古通今、著述甚丰的大学者、大诗人和大书法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诸多领域的建树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正如《民国文存》前言所说,他的建树已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如果他还活着,此时此刻他已经整整130岁。

    有一套《民国文存》的出版前言里这样写道:民国时期,社会动乱不息,内忧外患交加,但中国的学术界却大放异彩,文人学者辈出,名著佳作迭现。文中列举了多位在各领域享有盛誉的大师级人物,谢无量便是其中的一位。

    谢无量是谁?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是,上推50年,甚至100年,学界没有人不知道谢无量的。他历经反清护国、抗战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一生颇多传奇,是一位少有的博古通今、著述甚丰的大学者、大诗人和大书法家。

    早岁成学

    1884年6月,谢无量出生在距离成都不到100公里的四川省乐至县龙门乡金马沟村,原名谢蒙,后易名谢沉,字无量,在其著述中也曾用过仲青、大澄、希范以及蔷庵等字号。

    谢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清末时,因父亲出任安徽省芜湖县知县,谢无量4岁即随父客居安徽,并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勤奋,熟读诗书。据说,“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鸢;不是麻绳系,乘风直上天。”这首现在还流传的《咏风筝》,便是谢无量6岁时的诗作。12岁时,他就读完“五经”,立志成为像清代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君子”那样品行和学识为世人所称道的读书人。

    1898年,浙江著名学者汤寿潜来到芜湖,年仅14岁的谢无量拜其为师。汤寿潜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人物,谢无量从此开始接受新思潮,时常与老师和同窗探讨经世之学,关心国家命运。

    18岁时,谢无量第一次出游。他从上海到北京,再从北京经张家口至太原。这正是两年前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的路线。沿途所见,尽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状。这次旅行深深地刺痛了谢无量,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志向。他毅然决定不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于1901年和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等一同考入南洋公学。

    求学期间,谢无量与马一浮、马君武等一起创立翻译社,发行月刊《翻译世界》,向民众介绍外国文学名著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不久,结识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人,积极为《苏报》和《国民日报》撰稿,秘密参加了反清斗争。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后,邹容与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谢无量暂避日本。

    在日本期间,谢无量补习了日文、英文、德文。马一浮从美国带来英文版的《资本论》,谢当时英文水平还不高,但他以极大毅力,专心阅读,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谢无量有机会读到较多的马列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他后来在南京东南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时,能以唯物史观反驳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的唯心史观,在学界引起震动。

    一年后,谢无量回到国内,先后在镇江、杭州等地学校任教。这期间,他在杭州文澜阁阅读到《四库全书》和阁中珍藏的大量古文书籍。原本古文根基扎实的谢无量,学养因此又大获长进。

    名满海内

    1906年,22岁的谢无量赴北京任《京报》主笔,时常撰写社论,评论时事。1907年,他在《京报》发表文章,揭露段芝贵买歌妓献给权贵,取得黑龙江巡抚一职的丑闻,一时舆论哗然。后来段虽被撤职,《京报》却也因此被勒令停刊。

    《京报》停刊后,经乔树楠(清政府学部左丞)、周紫庭(四川高等学堂监督)推荐,谢无量于1909年回到故乡,担任新办的四川存古学堂监督(即校长)。谢无量一面继续研究古典文学,一面亲自讲授词章课,同时还兼任高等学堂及通省师范讲席。

    在此期间,谢无量与川中名儒廖季平、吴之英、刘师培等人教学相长,受益匪浅。那时的四川国学院人才荟萃,吴之英、廖季平、刘师培等不仅年长于谢无量,而且在学界都堪称大家。许多人看到年仅25岁的谢无量与这些深孚众望的名家平起平坐,一同担任主讲,无不感到惊讶。其时,谢无量在学界已经崭露头角,他不仅能独挡一面,而且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后来,吴之英请辞国学院院正(即院长)时,曾致书四川当局,荐贤自代。他是这样说的:“院中群才济济,譬入瑶林。最著者,谢无量硕学通敏,刘申叔渊雅高文。”吴之英同时还提到曾笃斋、廖季平等,独把年轻的谢无量放在首位,可见其对谢无量的器重。

    然而,谢无量的学识并非仅限于此。同年10月,四川成立了咨议局,谢无量与张澜等一起参加立宪运动,并在受托撰写的《国会请愿书》中指出:“天下情势危急未有如今日之亟者,内则有盗贼水旱之警,外则有强邻逼处之忧”,“当局宜博咨天下之贤士,群策群力,急起直追,以救危之于万一”,“亟盼速定大计而开国会,以顺人心。宗社安危,在此一举”。

    1911年6月,谢无量与张澜等人参加了四川著名的“保路运动”。接着,武昌起义爆发,民主革命在全国势如风起云涌。第二年夏天,谢无量离开四川到南方各省游历,1913年到上海。他先为中华书局编书,后潜心著述,数年间,陆续出版了《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诗经研究》《骈文指南》《实用文章方法》《中国哲学史》《王充哲学》《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孔子》《韩非》《佛学大纲》《国民立身训》《妇女修养谈》《中国古田制考》《中国六大文豪》等著作,连同此前在成都深受诗词学者好评的《诗学入门》《词学指南》,计有近20余部书面世。尤其是他的两部文学史开创了中国编撰文学史的先河,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虽然因“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但他在他的讲义中将谢无量多部著作列为必读的参考资料。

    辅佐中山

    1917年,孙中山在上海草拟《建国方略》,因慕谢无量名,特意写了一封信:“无量先生大鉴:国家多难,全仗贤豪群策群力,方能济事。望先生每日(旁注:本礼拜)下午四时驾临敝寓,会议进行,是所盼祷。手此敬请。大安!”

    谢无量得信后,如约前往。中山先生拿出自己的文稿征求他的意见,他则知无不言,二人谈论极为欢洽。

    “五四”运动爆发后,谢无量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经常在《新青年》发表诗作,并开始用白话文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国学读本,其中《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后改名《马致远与罗贯中》)《楚词新论》《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三书,深得孙中山赞赏。谢无量自此为中山先生留下了极佳印象。

    不久,孙中山在广东筹备北伐,谢无量于1923年南下广州。中山先生留他在广州大学任教,继而委任其为大本营秘书、参议。

    孙中山根据当时的形势,暂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结成“三角联盟”,以对抗曹锟、吴佩孚。同年秋,谢无量受中山先生派遣,与孙科、陈剑如到沈阳见张作霖,商议讨伐曹、吴。在达成协议之后,谢无量在沈阳多住了一个月,亲眼看到张作霖部队打通山海关,取得胜利,才转道天津,会见段祺瑞、冯玉祥、胡景翼等人,转达中山先生意旨,然后返回南方。谢无量虽一介书生,却胆识过人,不辱使命,因此深受中山先生信赖。

    1924年10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到达上海时,特意邀请谢无量同行。文献表明,在追随中山先生的几年中,谢无量力赞中山先生晚年“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并为孙中山提了不少积极的建议。次年8月,中山先生突然病逝,谢无量在北平中央公园祭吊时作诗云:浅浅春池曲曲廊,阑干寸寸是回肠。多情花底缠绵月,纵改花阴寞改香。

    据说,中山先生生前非常欣赏谢无量的《楚辞新论》,谢当年写此书是因为胡适先生发表文章,对于历史上有没有屈原这个人表示怀疑。谢无量分析史料,证明不仅有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的文章体裁吸收了“楚歌”的特点,一反当时盛行的“诗经”的四平八稳,创造出楚辞这种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的文章,是历史上南派文学的创始人,并指出由于屈原大胆责备君主的缺点,因而长期受到北派经学家的指责。

    谢无量在书中大胆赞颂了楚辞,说这是我国早期的平民文学,他认为楚辞“不久就会流传全国,将这种文学化、音乐化的爱国精神,嵌入国民的脑海之中,使它无论何时都是跃跃欲试,毕竟做了倒秦的先锋”。

    中山先生逝世后,谢无量如屈子般满怀忧愤继续“上下而求索”。在北京时,他常与陈毅、刘伯承等年轻的共产党人来往,也曾和素有深交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聚首长谈。但他并未成为政治家,1926年受聘为南京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

    后来,谢无量在东南大学与梁启超的论战,成为唯物史观首次出现在中国大学讲座的标志性事件。次年9月,他又转入上海中国公学任教。

    志存报国

    1930年,于右任当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聘请谢无量为监察委员。于右任是谢无量的文学好友,他当初创办《民呼报》时,谢无量曾为之作过发刊词。但因对当时政府不满,谢无量当了几年监察委员,始终没有办过一件事,也没弹劾过一个人。

    “九·一八”事变后,谢无量在上海创办《国难月刊》,主张改组政府,团结抗日。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第二天,他又将《国难月刊》改为《国难晚刊》,每天出版,并著文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的不抵抗政策。他因此招致特务持枪到报馆搜捕,后虽侥幸躲避脱身,报纸却被迫停刊。这一年,谢无量还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1月,他又参与了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组成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活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京岌岌可危,谢无量得友人帮助,全家乘船到达武汉,随即设法将家人送往重庆。第二年,谢无量应邀赴香港讲学。在港期间,因战乱物价飞涨,谢无量不得不以卖字为生。1940年2月,他准备携妻游历南洋,但因受到监视,未能成行。次年,回到重庆,暂住张家花园可园一号。

    据谢无量的长女谢祖仪回忆,母亲曾说,在重庆期间,蒋介石仍怀疑父亲,家门外常有特务盯梢。有一次,蒋介石找父亲谈话,父亲回来说:“老蒋今天找我谈话,我说有人盯梢,老蒋还说不知道。”

    不久,谢无量称病转至成都,在青城山天师洞疗养小住。此时,好友马一浮在乐山办起复性书院,聘谢无量为特约讲座,他又时常往来于成都、乐山之间。后为避敌机轰炸,也曾在雅安小住。在雅安期间,时与诗友唱和,兴致颇高,因此留下了“西南朋好成嘉会”的诗句。

    在成都期间,谢无量已辞去监察委员职务,生活清苦,一度靠鬻文卖字为生。抗战胜利后,谢无量始到四川大学城内部先修班任教。1947年,他被推为乐至县“国大代表”,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在选举“总统”时,谢无量只投了居正一票,未选蒋介石。会议未结束,他即托病离会到上海,依旧以卖字维持生计。

    1949年2月,谢无量回到重庆,应熊克武、但懋辛等邀请,任中国公学文学院院长。半年后,他又回成都,直至成都解放。

    诗书俱佳

    新中国成立后,谢无量历任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等职。

    1956年1月,谢无量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并一同合影。谢无量回成都对朋友说:“我早年能见到孙中山先生,晚年又能有机会同毛主席在一起,平生得两位伟大领袖的优礼相待,我很幸运。”据谢无量介绍,毛主席还问到他做诗学的哪一家,写字学的哪一派,等等。

    毛泽东对谢无量的评价是:“谢无量先生是很有学问的,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都很有研究,思想也很进步,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就写了《王充哲学》,这是提倡唯物史观的哩。”

    这年8月,经校长吴玉章提名,中国人民大学聘请谢无量担任顾问教授。吴玉章曾告诉谢祖仪:“你父亲虽然年迈,记忆力却依然甚佳,讲授《文心雕龙》很是精彩。”此后,谢无量又以无党派人士代表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三届的各次会议。1960年8月,国务院聘请谢无量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谢无量学识渊博,涉猎广泛,70岁以后仍非常勤奋,陆续发表了《再论李义山》《汉语拼音方案读后》《纪念关汉卿—革命的戏剧家》《佛教历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诗经研究与注释》等文章与专著。据称,晚年在北京期间,谢无量还与同乡、著名数学家何鲁约定,他教何德文,何教他俄语。何鲁后来在一封书信中提及:“谢老习俄文,大有进步,已能看原文书报矣。”

    谢无量还是位优秀的诗人。他从6岁开始写诗,到80岁一直笔耕不辍,先后作诗达两千余首,常能读到的有三百多首,其重要诗集有《青城杂咏》等。他的诗以古体绝句及律诗为主,间有乐府、小令和联语。有评论者认为,其古体诗峭拔雄奇,近体诗大都渊雅清丽,写于抗战中的一些诗作,如“架上九邱空有烬,眼中百万巳无家。”(《题适园忆旧图》)“许瓢未敢逃尧日,墨茧空惊救宋心”(《万里桥边》),又复沉郁顿挫,蕴蓄着忧国忧民之念。

    谢祖仪在回忆中曾写道:“父亲生平爱写诗,可惜我们兄弟姐妹都不擅书法和诗词,手头所存不多,还有个重要原因,因为父亲卖字时,总写自己的诗,写出来就被人买光了,现已不易收集。”

    谢无量的成就还体现在书法艺术上。于右任曾说他的书法“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沈尹默也曾称赞说:“无量书法,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辟有谢无量书法赏析一节,其中有这样的评价:“由于他博古通今,含蕴深厚,兼之具有诗人气质,襟怀旷达,所以表现在书法上就超逸不凡,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在书坛独树一帜”,认为他在师承传统碑帖的基础上,“能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创造出自己的书体,在中国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流派”。

    谢无量的书体被誉为归真返璞之“孩儿体”,于右任称之为“干柴体”。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名书法家曹答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20世纪的四川书坛,谢无量毫无疑问是排第一的。在全国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只是在政治地位、社会影响等方面不是那么显著。”

    德艺双馨

    过去人们只知道谢无量与开国元帅陈毅将军是同乡,却很少提及谢无量与陈毅的交情。谢祖仪介绍说,陈毅是其母亲娘家的侄子辈,他与父亲很早就有交往。陈毅是一名儒将,素有诗名,在担任上海市长的时候,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曾谦虚地表明,他作诗是跟谢无量学的。

    谢祖仪记得母亲说过,陈毅赴法国勤工俭学之前,曾在一茶馆和父亲长谈。父亲回家后,夸奖陈家这个侄儿最聪明,敏锐果断,将来会有出息。

    解放初期,陈毅曾写过一封信给谢无量,信中提到1925年在北京香山为孙中山先生送殡时,他就站在谢身旁。当时送殡的国民党要员很多,谢无量指着这些人对陈毅说:“这些都是长衫者。”意思是说,实现中山先生遗愿,靠这些不能代表平民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事隔二十多年,陈毅仍记忆犹新。陈毅一直很尊敬谢无量,谢无量在北京住院期间,陈毅时常派车接他去自己家里做客。

    对谢无量的“家事”,人们知道的就更少了。据谢祖仪的回忆,谢无量在其大家庭里排行第二,但大哥早夭,谢无量如同长子,对弟妹十分爱护,其中与三弟感情尤深。谢无量曾和三弟一起学习梵文,研究佛学,但谢无量只研究佛学,而三弟却皈依佛门,后去缅甸传教,成为一位高僧(即作家艾芜在《南行记》中提到的万慧法师),再未回国。谢无量为此甚为伤感,他在1941年写给马一浮(字湛翁)的“舍弟万慧和尚旅仰光言归未果次湛翁韵”一诗中记述了这件事,并加自注:“余弟自辛亥春去国逾三十年矣”。据说其三弟在异国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死后还为他建塔立碑,谢无量才稍感安慰。

    谢无量的四弟原是蔡锷部下四个旅长之一,护国战争中为敢死队长,作战中不幸腿部负伤。谢无量冒着生命危险,把四弟接回家中治伤,却终因伤重不治身亡。

    此后,谢无量主动承担起了对几个未成年妹妹的抚养。他自己有子女六人,家庭负担很重,但仍把几位妹妹接到上海,送她们读书求学。亏得其夫人贤慧,精打细算,一切都得到妥善安排。

    据谢无量的子女回忆,谢无量在外堪为师表,在家对子女亦非常慈爱,但管教却很严格。他身体力行,在子女中普及和推崇平民文学,鼓励他们从小读唐诗,读名篇。

    1964年12月,谢无量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0岁。学界对于谢无量的逝世深感惋惜,英国《泰晤士报》也刊发消息,表示悼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谢无量在学术、诗文、书法诸多领域的建树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正如《民国文存》前言所说,他的建树已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他的著述有不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经过了多次再版,备受时人称道。他的许多观点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仍可说是真知灼见。

    (注:本文采写中参考了《民国文存》《谢无量文集》《乐至籍大学者大书法家谢无量先生资料汇集》《已倦看花眼,犹存问道心——回忆我的父亲谢无量》等资料,特此声明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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