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阈下的东北土地改革舆论动员
刘一帆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民的阶级地位，完成了农村地区新的政权的建立，同时为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强大的人力保障，成为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可以发现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颁布到1948年末东北全境解放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农民所进行的舆论动员工作途径包括：通过启蒙阶级意识实现农民政治身份符号的构建，通过诉苦斗争谋求翻身的形式达到情感上的动员，通过吸纳积极分子入党并成立基层党组织的方式完成组织上的高度整合等。
【关键词】传播学；东北地区；土地改革；舆论动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地区从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中脱离。东北地区的农民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双重压迫，对于翻身做主人、民主自由的渴望甚为强烈。尽管随着抗战的胜利，日伪统治下的各级政权已瓦解，但东北农村地区残余的汉奸联合地主乡绅，兼并、垄断土地，依然把持着乡村政权，继续对东北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作为农民群众诉求总根源的土地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取和发动群众的关键，满足农民群众对于土地的需要是一切斗争的前提。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颁布到1948年末东北全境解放期间，东北土地改革中的文件、史料、新闻报道、文艺作品为研究对象，从群体传播、仪式模式、交换理论等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东北土改中的符号建构、情感动员和人员整合的过程与机制，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土改中的舆论动员。
一、群体传播视阈下农民政治身份的符号建构
群体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1]。在传统的东北农村地区，人们大部分以亲缘性或地缘性进行群体划分，同时在乡村自治的传统下，农民群体几乎不参与政治生活。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来发动群众，第一步就是要对农民群体进行思想观念上的启蒙，使其摒除旧有的群体划分标准，明确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观念，建立阶级意识为新的群体意识，建构一种新的、具有政治属性的身份符号。
（一）阶级意识的启蒙
东北地区的农民群体文化程度不高，宿命思想根深蒂固，中国共产党对其进行思想启蒙需要讲方法。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曾提到，群众运动强调通过领袖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来推进党的各项工作。从群体传播的视角来看，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阶级意识的启蒙过程。经历过长达14年殖民统治的东北地区同其他解放区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些汉奸恶霸同时也是当地的地主豪绅，这些封建势力随着政治情势的不同而在身份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对东北农民的剥削压迫却长久不变。中国共产党向东北农民启蒙阶级对立意识，激活了农民对汉奸恶霸、地主豪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复仇心理。反奸剿匪、清算日伪土地作为东北土地改革的第一阶段，也是启发东北农民由民族觉悟到阶级觉悟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在于下乡开展土地改革的干部，在全村范围登记户口，调查实际情况，在确保没有地主参与的情况下，选取农民集中的地方开展集体教育。用方言同农民“唠嗑”、说心里话，从农民身边最熟悉的例子着手，打破农民“野草靠树不着霜”的固有思想。用通俗的语言来“挖穷根”，对农民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同时在介绍民主政府为人民做事时，将伪满时期“做尽坏事”的地主、汉奸、恶霸王大楼“被从前政府用好几十个警察保护”作为反面例子[2]，结合东北目前的政治形势进行“两面提示”，成功地发动了群众，达到了有效的舆论动员。当被剥削的个体找到群体归属感，并将个人的痛苦集中为群体的痛苦时，阶级意识通过群体间的互动与传播形成共鸣，阶级意识代替地缘、血缘的联系而成为新的群体意识。
（二）身份符号的建构
随着阶级对立的思想成为新的群体意识后，原有的群体成员按照阶级成分被重新划分为两个新的群体——被剥削压迫的农民和进行剥削压迫的汉奸恶霸、地主豪绅。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对立的身份符号，取代了儒家文化传统下“士农工商”四元并存的身份等级排序。基于民族主义情绪与复仇心理的影响，东北地区的农民阶级同汉奸恶霸、地主豪绅等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清晰形成并逐渐发挥作用。
宁安县在开展土地改革研究时提出了对地主阶级应有的认识，强调“‘经营地主就是政治上的统治者，是一切法西斯势力的社会基础”[3]，并以封建性、官僚性的身份符号定义地主阶级，试图让农民在阶级对立意识的影响下，感知自身被剥削、被压迫的身份符号的意义，自觉和地主阶级割裂开来。“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4]在东北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的身份符号被重新建构的过程是双向的，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阶级的动员和团结，更包括作为土地改革的受益者的农民群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农民群体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当他们逐渐产生了对拥有话语权的渴望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诉求，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也由此开始。
二、仪式模式视阈下诉苦与斗争中的情感动员
“传播和分享、参与、关联、情谊以及拥有共同的信念有关”“仪式传播模式以共同的理解与情感为基础，在情感及行动的统一动员上担任某种角色”[5]。除思想意识上的初步启蒙、身份符号上的重新建构外，中国共产党还试图从集体行动上继续强化阶级对立的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动员。在东北土地改革运动中，“诉苦—斗争”这一系列过程可视为一种仪式传播模式下的情感动员行为。
（一）诉苦
“表现为歌舞的审美或仪式惯例，是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来源”[6]。1946年4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上演，获得空前反响。中国共产党特别看重《白毛女》中的诉苦过程，认为诉苦对于传播阶级对立意识、发动农民与地主作斗争能够起到情感上的动员。1946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宣传方式作出指示，特别提出“为了拥护当前的群众运动，各地报纸应尽量揭露汉奸、恶霸、豪绅的罪恶，申诉农民的冤苦。将各处诉苦大会中典型的动人的冤苦经过事实加以发表，以显示群众行动之正当和汉奸、恶霸、豪绅之该予制裁。在文艺界中亦应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7]。由此，中國共产党在东北将报道诉苦斗争中的典型事例与工作经验作为议程设置的重点，歌剧《白毛女》也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在东北土地改革期间作为案例进行反复传播，成为一种仪式惯例。
松江省①宾县常安区财神岗村的土改干部在对农民群体做思想工作时，将《白毛女》《张三麻子》《李有才板话》等符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和《农民课本》《两方情形》等当地党委编写的简易政治课本作为农民的教育材料，以“座谈唠嗑”、讲故事的方式对农民集中教育，使农民在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强化阶级对立意识，对剥削压迫情节感同身受，主动发言进行诉苦[8]。这种农民群体通过控诉苦难，将自身所经受的剥削与压迫上升为阶级苦难，从而获得群体认同感的过程，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仪式化政治行为。正如裴宜理所言：“中国共产党通过运用诉苦等手段，反复实践情感工作的艺术，保证了共产党革命运动所需要的持续性力量。”[9]
（二）斗争
以阶级教育引导农民诉苦，是为了更好地发动农民对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嫩江省②在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中，摸索出了“个别动员，交穷朋友，发现积极分子到小会酝酿诉苦，大会斗争”，进而“斗倒地主、分配果实”[10]的成套动员模式，积极分子在斗争中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在斗争过程中带动更多的农民，使他们在群体感染的作用下，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一同参与其中。
东北土改初期，部分开明地主主动献地，但也有部分中小地主出于大势所趋而献地的情况，这些地主在农民阶级意识不强时模糊阶级界限，甚至通过献地制造矛盾，因而在“煮夹生饭”③运动中，东北地区对土地改革开展情况的检查重点不只是土地分配的结果，同时包括群众是否参与诉苦与斗争，坚定阶级对立意识。即使地主献地，农民也要完成“诉苦—斗争”的形式，“算细账、吐苦水、追穷根”。“不经过农民与地主间长期的阶级斗争，不经过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彻底胜利，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以坚持深入土地斗争，以坚持深入农村阶级斗争，把恶霸地主彻底打垮，使农民彻底翻身，为一切工作的基本方向”[11]。可以说，从诉苦到斗争的过程是基于阶级意识的群体认同感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利用情感共鸣发动农民瓦解农村封建政权体系的仪式传播过程。
三、交换理论视阈下农村积极分子的组织整合
“农民参与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是农民在革命组织提供的利益刺激下为解决某些个人和农村社会问题而做出的尝试。”[12]基于交换理论视角，中国共产党通过给予农民土地来取得政治认同的过程，可以视为一种合理的交换，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农民获得了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共产党获得了政治支持。
（一）从积极分子到党员干部的过渡
“动员群众首先应该抓住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主要的任务是使积极分子同大多数人民在一起同反动派立于尖锐对立的地位”[13]。事实上，东北地区党的干部十分稀缺，外派干部赴各地进行土地改革因不了解当地情况而导致工作无法有效开展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从群众中吸纳积极分子，培养其成为共产党的新干部，成为东北土地改革中一项大胆的政策。1946年9月《东北日报》的一篇人物特写《从石老太太看人民翻身》就报道了齐齐哈尔市新安村的石老太太在斗倒恶霸王二虎后，被选为新任村长，带领老百姓武装自卫，后成为参议员的典型事迹。这些从贫苦农民中培养出的新干部，在舆论动员中能够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发动更多的农民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积极分子逐步发展成为土地改革中新的党员干部的过程，也是一种交换，农民通过参与党组织的活动来得到权利，党通过培养积极分子、赋予其权利从而获得更多的群众支持。
（二）从基层组织到权力机关的过渡
大批翻身农民积极加入到党的队伍中后，逐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地组织起来，农会、妇女会、民兵、自卫队等群众性基层组织普遍建立。其中，农会即农民联合会，是“团结和组织广大农村农民基本群众，反对旧的敌伪残余封建势力联合的反动统治，实行翻身斗争，分配土地，取得政权，武装起来保卫农民基本群众的生活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基本的革命群众组织”[14]，具有群众性、半官方性的特点。
在旧秩序崩溃、新秩序建立之际，农会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实际上掌握着基层政权，是主要的群众领导机关。农会以严格的资格筛选机制保证了阶级的纯洁性，在东北土地改革中指挥妇女会、青救会、自卫队等其他基层组织将农民群众进行人员上的高度整合，配合各项宣传、组织工作开展多方位的舆论动员。正如米格代尔所言：“中国革命者不是组织起自身去制造暴烈的群众起义，而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创造出比他们的敌人更强大的系统性的体制。”[15]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土改中所开展的舆论动员工作，包括以阶级意识的启蒙、新的身份符号的建构来获得农民的政治认同；以“诉苦—斗争”的仪式化行为达到情感上的动员；以培养积极分子、吸纳其入党并赋予其政治权利的策略实现组织整合。以有效的舆论动员成功发动群众是东北土地改革运动顺利开展的基础，同时也为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资源基础和人力资源保障，成为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此后的东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后方基地，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 释：
①松江省是1945年国民党政府拟定重划东北行政区划时的省名，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松江省建制，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
②嫩江省，国民党政府于抗战胜利后在东北成立的九省之一，1949年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撤销嫩江省建制，并入黑龙江省。
③“煮夹生饭”运动，即1946年11月后，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土改清算分地进行的“半生不熟”、不彻底的地区进行检查与整改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田宗介.社会学事典[M].东京：东京弘文堂，1988：439.
[2]镇安村怎样把三万亩良田分给农民[N].东北日报，1946-5-21（3）.
[3]黑龙江省档案馆.宁安工作团关于分配土地工作的研究：土地改革运动（下）[M].哈尔滨：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1984：33.
[4]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后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26.
[5]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57.
[6]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M].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9.
[7]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10.
[8]黑龙江省档案馆.土地改革运动（下）[M].哈尔滨：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1984：104.
[9]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M]//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
[10]黑龙江省档案馆.中共嫩江省四地委关于群众运动的初步总结：土地改革运动（上）[M].哈尔滨：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1983：111.
[11]黑龙江省档案馆.中共合江省委关于深入土地斗争的指示信：土地改革运动（上）[M].哈尔滨：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1983：79.
[12]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M].北京：中央編译出版社，1996：196.
[13]黑龙江省档案馆.中共合江省委关于工作团工作的指示：土地改革运动（上）[M].哈尔滨：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1983：72.
[14]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群众工作第二次总结：土地改革运动（上）[M].哈尔滨：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1983：54.
[15]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15.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民的阶级地位，完成了农村地区新的政权的建立，同时为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强大的人力保障，成为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可以发现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颁布到1948年末东北全境解放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农民所进行的舆论动员工作途径包括：通过启蒙阶级意识实现农民政治身份符号的构建，通过诉苦斗争谋求翻身的形式达到情感上的动员，通过吸纳积极分子入党并成立基层党组织的方式完成组织上的高度整合等。
【关键词】传播学；东北地区；土地改革；舆论动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地区从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中脱离。东北地区的农民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双重压迫，对于翻身做主人、民主自由的渴望甚为强烈。尽管随着抗战的胜利，日伪统治下的各级政权已瓦解，但东北农村地区残余的汉奸联合地主乡绅，兼并、垄断土地，依然把持着乡村政权，继续对东北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作为农民群众诉求总根源的土地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取和发动群众的关键，满足农民群众对于土地的需要是一切斗争的前提。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颁布到1948年末东北全境解放期间，东北土地改革中的文件、史料、新闻报道、文艺作品为研究对象，从群体传播、仪式模式、交换理论等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东北土改中的符号建构、情感动员和人员整合的过程与机制，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土改中的舆论动员。
一、群体传播视阈下农民政治身份的符号建构
群体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1]。在传统的东北农村地区，人们大部分以亲缘性或地缘性进行群体划分，同时在乡村自治的传统下，农民群体几乎不参与政治生活。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来发动群众，第一步就是要对农民群体进行思想观念上的启蒙，使其摒除旧有的群体划分标准，明确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观念，建立阶级意识为新的群体意识，建构一种新的、具有政治属性的身份符号。
（一）阶级意识的启蒙
东北地区的农民群体文化程度不高，宿命思想根深蒂固，中国共产党对其进行思想启蒙需要讲方法。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曾提到，群众运动强调通过领袖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来推进党的各项工作。从群体传播的视角来看，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阶级意识的启蒙过程。经历过长达14年殖民统治的东北地区同其他解放区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些汉奸恶霸同时也是当地的地主豪绅，这些封建势力随着政治情势的不同而在身份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对东北农民的剥削压迫却长久不变。中国共产党向东北农民启蒙阶级对立意识，激活了农民对汉奸恶霸、地主豪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复仇心理。反奸剿匪、清算日伪土地作为东北土地改革的第一阶段，也是启发东北农民由民族觉悟到阶级觉悟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在于下乡开展土地改革的干部，在全村范围登记户口，调查实际情况，在确保没有地主参与的情况下，选取农民集中的地方开展集体教育。用方言同农民“唠嗑”、说心里话，从农民身边最熟悉的例子着手，打破农民“野草靠树不着霜”的固有思想。用通俗的语言来“挖穷根”，对农民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同时在介绍民主政府为人民做事时，将伪满时期“做尽坏事”的地主、汉奸、恶霸王大楼“被从前政府用好几十个警察保护”作为反面例子[2]，结合东北目前的政治形势进行“两面提示”，成功地发动了群众，达到了有效的舆论动员。当被剥削的个体找到群体归属感，并将个人的痛苦集中为群体的痛苦时，阶级意识通过群体间的互动与传播形成共鸣，阶级意识代替地缘、血缘的联系而成为新的群体意识。
（二）身份符号的建构
随着阶级对立的思想成为新的群体意识后，原有的群体成员按照阶级成分被重新划分为两个新的群体——被剥削压迫的农民和进行剥削压迫的汉奸恶霸、地主豪绅。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对立的身份符号，取代了儒家文化传统下“士农工商”四元并存的身份等级排序。基于民族主义情绪与复仇心理的影响，东北地区的农民阶级同汉奸恶霸、地主豪绅等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清晰形成并逐渐发挥作用。
宁安县在开展土地改革研究时提出了对地主阶级应有的认识，强调“‘经营地主就是政治上的统治者，是一切法西斯势力的社会基础”[3]，并以封建性、官僚性的身份符号定义地主阶级，试图让农民在阶级对立意识的影响下，感知自身被剥削、被压迫的身份符号的意义，自觉和地主阶级割裂开来。“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4]在东北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的身份符号被重新建构的过程是双向的，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阶级的动员和团结，更包括作为土地改革的受益者的农民群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农民群体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当他们逐渐产生了对拥有话语权的渴望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诉求，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也由此开始。
二、仪式模式视阈下诉苦与斗争中的情感动员
“传播和分享、参与、关联、情谊以及拥有共同的信念有关”“仪式传播模式以共同的理解与情感为基础，在情感及行动的统一动员上担任某种角色”[5]。除思想意识上的初步启蒙、身份符号上的重新建构外，中国共产党还试图从集体行动上继续强化阶级对立的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动员。在东北土地改革运动中，“诉苦—斗争”这一系列过程可视为一种仪式传播模式下的情感动员行为。
（一）诉苦
“表现为歌舞的审美或仪式惯例，是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来源”[6]。1946年4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上演，获得空前反响。中国共产党特别看重《白毛女》中的诉苦过程，认为诉苦对于传播阶级对立意识、发动农民与地主作斗争能够起到情感上的动员。1946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宣传方式作出指示，特别提出“为了拥护当前的群众运动，各地报纸应尽量揭露汉奸、恶霸、豪绅的罪恶，申诉农民的冤苦。将各处诉苦大会中典型的动人的冤苦经过事实加以发表，以显示群众行动之正当和汉奸、恶霸、豪绅之该予制裁。在文艺界中亦应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7]。由此，中國共产党在东北将报道诉苦斗争中的典型事例与工作经验作为议程设置的重点，歌剧《白毛女》也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在东北土地改革期间作为案例进行反复传播，成为一种仪式惯例。
松江省①宾县常安区财神岗村的土改干部在对农民群体做思想工作时，将《白毛女》《张三麻子》《李有才板话》等符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和《农民课本》《两方情形》等当地党委编写的简易政治课本作为农民的教育材料，以“座谈唠嗑”、讲故事的方式对农民集中教育，使农民在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强化阶级对立意识，对剥削压迫情节感同身受，主动发言进行诉苦[8]。这种农民群体通过控诉苦难，将自身所经受的剥削与压迫上升为阶级苦难，从而获得群体认同感的过程，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仪式化政治行为。正如裴宜理所言：“中国共产党通过运用诉苦等手段，反复实践情感工作的艺术，保证了共产党革命运动所需要的持续性力量。”[9]
（二）斗争
以阶级教育引导农民诉苦，是为了更好地发动农民对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嫩江省②在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中，摸索出了“个别动员，交穷朋友，发现积极分子到小会酝酿诉苦，大会斗争”，进而“斗倒地主、分配果实”[10]的成套动员模式，积极分子在斗争中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在斗争过程中带动更多的农民，使他们在群体感染的作用下，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一同参与其中。
东北土改初期，部分开明地主主动献地，但也有部分中小地主出于大势所趋而献地的情况，这些地主在农民阶级意识不强时模糊阶级界限，甚至通过献地制造矛盾，因而在“煮夹生饭”③运动中，东北地区对土地改革开展情况的检查重点不只是土地分配的结果，同时包括群众是否参与诉苦与斗争，坚定阶级对立意识。即使地主献地，农民也要完成“诉苦—斗争”的形式，“算细账、吐苦水、追穷根”。“不经过农民与地主间长期的阶级斗争，不经过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彻底胜利，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以坚持深入土地斗争，以坚持深入农村阶级斗争，把恶霸地主彻底打垮，使农民彻底翻身，为一切工作的基本方向”[11]。可以说，从诉苦到斗争的过程是基于阶级意识的群体认同感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利用情感共鸣发动农民瓦解农村封建政权体系的仪式传播过程。
三、交换理论视阈下农村积极分子的组织整合
“农民参与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是农民在革命组织提供的利益刺激下为解决某些个人和农村社会问题而做出的尝试。”[12]基于交换理论视角，中国共产党通过给予农民土地来取得政治认同的过程，可以视为一种合理的交换，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农民获得了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共产党获得了政治支持。
（一）从积极分子到党员干部的过渡
“动员群众首先应该抓住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主要的任务是使积极分子同大多数人民在一起同反动派立于尖锐对立的地位”[13]。事实上，东北地区党的干部十分稀缺，外派干部赴各地进行土地改革因不了解当地情况而导致工作无法有效开展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从群众中吸纳积极分子，培养其成为共产党的新干部，成为东北土地改革中一项大胆的政策。1946年9月《东北日报》的一篇人物特写《从石老太太看人民翻身》就报道了齐齐哈尔市新安村的石老太太在斗倒恶霸王二虎后，被选为新任村长，带领老百姓武装自卫，后成为参议员的典型事迹。这些从贫苦农民中培养出的新干部，在舆论动员中能够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发动更多的农民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积极分子逐步发展成为土地改革中新的党员干部的过程，也是一种交换，农民通过参与党组织的活动来得到权利，党通过培养积极分子、赋予其权利从而获得更多的群众支持。
（二）从基层组织到权力机关的过渡
大批翻身农民积极加入到党的队伍中后，逐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地组织起来，农会、妇女会、民兵、自卫队等群众性基层组织普遍建立。其中，农会即农民联合会，是“团结和组织广大农村农民基本群众，反对旧的敌伪残余封建势力联合的反动统治，实行翻身斗争，分配土地，取得政权，武装起来保卫农民基本群众的生活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基本的革命群众组织”[14]，具有群众性、半官方性的特点。
在旧秩序崩溃、新秩序建立之际，农会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实际上掌握着基层政权，是主要的群众领导机关。农会以严格的资格筛选机制保证了阶级的纯洁性，在东北土地改革中指挥妇女会、青救会、自卫队等其他基层组织将农民群众进行人员上的高度整合，配合各项宣传、组织工作开展多方位的舆论动员。正如米格代尔所言：“中国革命者不是组织起自身去制造暴烈的群众起义，而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创造出比他们的敌人更强大的系统性的体制。”[15]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土改中所开展的舆论动员工作，包括以阶级意识的启蒙、新的身份符号的建构来获得农民的政治认同；以“诉苦—斗争”的仪式化行为达到情感上的动员；以培养积极分子、吸纳其入党并赋予其政治权利的策略实现组织整合。以有效的舆论动员成功发动群众是东北土地改革运动顺利开展的基础，同时也为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资源基础和人力资源保障，成为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此后的东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后方基地，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 释：
①松江省是1945年国民党政府拟定重划东北行政区划时的省名，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松江省建制，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
②嫩江省，国民党政府于抗战胜利后在东北成立的九省之一，1949年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撤销嫩江省建制，并入黑龙江省。
③“煮夹生饭”运动，即1946年11月后，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土改清算分地进行的“半生不熟”、不彻底的地区进行检查与整改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田宗介.社会学事典[M].东京：东京弘文堂，1988：439.
[2]镇安村怎样把三万亩良田分给农民[N].东北日报，1946-5-21（3）.
[3]黑龙江省档案馆.宁安工作团关于分配土地工作的研究：土地改革运动（下）[M].哈尔滨：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1984：33.
[4]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后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26.
[5]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57.
[6]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M].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9.
[7]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10.
[8]黑龙江省档案馆.土地改革运动（下）[M].哈尔滨：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1984：104.
[9]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M]//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
[10]黑龙江省档案馆.中共嫩江省四地委关于群众运动的初步总结：土地改革运动（上）[M].哈尔滨：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1983：111.
[11]黑龙江省档案馆.中共合江省委关于深入土地斗争的指示信：土地改革运动（上）[M].哈尔滨：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1983：79.
[12]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M].北京：中央編译出版社，1996：196.
[13]黑龙江省档案馆.中共合江省委关于工作团工作的指示：土地改革运动（上）[M].哈尔滨：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1983：72.
[14]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群众工作第二次总结：土地改革运动（上）[M].哈尔滨：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1983：54.
[15]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