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田村的故事
徐敏+马跃
77岁的老汉,默默种树17年,修整梯田上百亩,乐在其中。
78岁的老支书,带领村民找水修田40多年,无怨无悔。
13年孤独挖井人,妻离子散,硬生生打出了一眼111米深的甜水井。
早就听说上田村人质朴坚韧,思想境界高,这回总算见识了。
“我们这里是革命老区,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不三不四的思想很难在这里找到市场。”采访中,78岁的村支书赵成发多次向记者强调。
上田村属革命老区,地处延安市宝塔区临镇镇管庄社区,距著名的南泥湾镇仅10余公里。在寂静的村庄里,40户人家散布在村落的沟沟峁峁之中,全村村民不足200人。如今,与国内大多数村庄一样,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能见到的大部分是老弱妇孺。而记者要找寻的,正是发生在上田村几位老人身上的传奇故事。
种树老人
崔汉民今年77岁,是远近闻名的种树老人。记者找到他时,他正在山坡上培土育苗,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挂在树杈上,百米之外就能听到很响的乐曲声。事实上,老人家耳朵很背,再大的声音也听不太真切。“年轻时一个人种树寂寞,就边干边听,现在成了习惯。”崔汉民老人说。
崔汉民原籍绥德,上世纪60年代初,因三年大饥荒逃到上田村,因为有着石匠的手艺,指导村民修建起了村里的蓄水池,得到村民们的普遍认可,得以落户在了上田村。
改革开放后,由于四个孩子中的两个女儿,一个嫁去了咸阳,一个考学到了咸阳,夫妻两人不放心姊妹俩,便随同在咸阳租了房子,照顾上学的幺女。“没想到那会儿在咸阳一住就是15年,我靠卖面包和蹬三轮车维持生活,每天的收入也就几块钱。”
1997年,崔汉民思乡心切,携妻子回到了上田村家里。“那年我已经57岁了,叶落归根,人老还乡,我思量该为自己的后半生做打算了。”
那一年,崔汉民为自己设计了15年的晚年规划:“我有修水平梯田的经验,计划用15年的时间,平整百亩地,种植万棵树。”
由于崔汉民老人极度耳背,记者在老人家写就的字里行间,看到了那些年月他的一腔热血和雄心壮志:
我家的窑洞位于荒山沟峁之中,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人活一辈子,为家、为社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1997年开始修整水平梯田,1998年国家提出退耕还林的号召,正好契合了我的梦想。1999年我去延安阳湾林科所学习柏树栽培技术,并先后买了一千株柏树苗和营养袋,开始学习栽培技术。同时我打了三口雨水井窖。功夫不负有心人,柏树的成活率很高,还逐年结出了籽,已经可以自采自种了。年年月月,日日夜夜,2008年造地种树已达20亩。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十余年来,种树让我信心百倍,决心以种百亩万棵柏树的夙愿,来回报党对农村农民的优惠政策。
只要心有愚公移山的毅力,大禹治水的精神,当年红军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就能实现梦想,造福四方。发扬延安精神,争取更大光荣……
老人家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干的。
如今,崔汉民老人依照自己制定的15年的规划种树不止,已比规划超期两年多。他不仅实现了在沟沟岔岔的坡地上开垦出百亩梯田,而且也种植了万棵(老人说只多不少)柏树。
目标的达成,已经成为崔汉民新的动力。他说,“按照现在的身体状况,我至少还能再种三年,我要在有生之年,把柏树种子尽可能撒遍周围的沟沟壑壑,让上田村成为闻名的柏树村。”
崔汉民的妻子许莲芳今年78岁,她从一开始就支持老伴种树。“造福后人么,又不是干坏事,我当然支持。”老婆婆告诉记者,这十几年,她的任务就是每天在家做五顿饭,三顿送到地头,早晚两顿留在家里等老汉回来吃。
“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有限,但一个人的榜样力量是无限的。”崔汉民老人说,“人的一生要活得有意义,我就想成为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榜样,让后人继续我的事业,把家乡装扮的郁郁葱葱,四季常青。”
“老汉的恒心感动了很多人,全村植树造林的氛围越来越好。上田村已经成为全市植树造林的模范村。”村民赵新军说,“崔老汉已经把自己和老伴的墓都在林子边修好了,他打算一辈子守护着这片亲手种植的柏树林。”
生活在革命老区,又深受毛泽东时代思想意识影响,崔汉民老人说出的话语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浓烈色彩:“毛主席说过,劳动能改造世界观,劳动能改造人生观,劳动是光荣的。我爱劳动,因为我觉得劳动最光荣。”
但是,从这些话中,却听不出一丝虚假浮夸。老人说,“孩子们过去怕我岁数大了出意外,我理解他们的心思,但我活到老就要干到老。不是有句这样的话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个人的作用大不到哪儿去,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要起到榜样的作用,让我的造林梦想延续下去,到那个时候,村里的晚生就不会总想着往外面跑了。”
老支书的心思
78岁高龄仍坚守在基层岗位工作的,在全国可能也不多见。
“过去40多年,我在支书、村长的岗位上上上下下了五次。”上田村村支书赵成发说,“村民们信任我,是因为我做事公平,所以我不能辜负村民们的信任,一届届干到现在,今年年底又该换届了,我也实在干不动了,早就该让给年轻人去干了,他们更有能力带着村民奔小康。”
不足200人的上田村,有党员12名,过去三年里有10余名学生考上了各类大学。
61岁的村民刘张兵告诉记者,村民们之所以信任推举赵成发,是因为老支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干部,一心为公,一心为民。他反问记者:“现在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村干部去?”
上田村地处黄土高原,干旱缺水,赵成发带领全村老少与天抢水,与地抢粮。“那时男劳力每天的时间基本都用在了背水上。”赵成发回忆说,“村里仅有的几头毛驴和壮劳力一起,到十几里外的小河中去驮水浇地,最多时一天要跑三个来回的山路。忍饥挨饿,加上营养跟不上,很多人背着背着就昏倒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赵成发又带领村民撬山开石,人拉肩扛地往村里背石料,建起了一个蓄水池,将十几里外小河里的水抽上来,解决全村的用水需求。“那时没有水泥,石块都是用粉浆砌起来的,隔三岔五要由专人维护,否则一池子水就白白流完了。”赵成发说。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上田村村民仍旧吃用着池中的水。据村民们讲,水质时好时坏,碱性大,口感差。记者看到蓄水池边写着:“放水时间初六、十六、二十六”。每到放水日,村民们就到此来买水,用大塑料桶载回家,储存到自家的水窖中。一窖水三个立方左右,够一家人饮用两三个月。
“现在老鼠十分猖獗,很多人家的水窖都被老鼠掏空了,一窖水说没就没了。”有村民说,“特别是冬季,抽水管道上冻,要是提前储备在水窖里的水跑了,哭都没眼泪。”
为了解决饮水困难,老支书赵成发不停地奔走于乡镇县上,寻求尽可能的帮助。有时急火攻心,心力憔悴,病倒在床上。“但像我们这样的村庄太多了,都存在吃水难的困境,上面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赵成发说。
再访打井“愚公”
本刊上期刊发的《延安“愚公”打井记》中的刘安,正是上田村的村民。报道一经刊发,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很多人为刘安打井捐款,镇领导也去看望了刘安,并承诺帮他建设两个蔬菜大棚以解生活急需,还应承一定会支持他把井管理好,让村民们吃上放心水。
刘安徒手掘井源于2000年,他的姑姑和姑父回乡省亲,为上田村捐款30万元建造了一所当时在十里八乡最气派的小学。刘安说,“我当时希望姑姑他们能捐个十万八万为村里打一眼水井。但他们觉得没可能打出水来,最后不了了之了,这让我下决心自己打井。”
2001年开春,刘安以他最简陋原始的方式一镢头、一铁锹、一吊桶地开始掘井,终以13年寒暑的韧性,硬生生打出了一眼111米深的甜水井。
刘安告诉记者,自打媒体报道后,他的妻子从延安打来电话抱怨他,“把我说得像个坏女人一样,你必须给我恢复名誉,如果恢复了,我会考虑是不是回去。”
“我现在不想那么多,等把水井的事业搞好了,再接婆姨回来。”表面看去,刘安说起话来大大咧咧,似乎除了水井什么也不在乎。但私底下,他是多么期盼得到妻子和孩子们的认可,冀望他们能早日归来。
自从水井出水,刘安每日扛着塑料水桶,为老弱病残和孤寡五保户免费送水上门,一年来从未间断。“给大家送自己打出来的井水,这是一种享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种貌似套话、大话出自刘安之口,却显得那么真诚而真实。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刘安天天给大家送水,全村人有目共睹,不容易啊!”村支书赵成发感叹说。
上田村,黄土高原上一个平凡的小村庄,却时时给人一种久违的感受。这里生活着一群健康向上的老百姓,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向外界传达着一种乐观坚韧的生活态度。
上田村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