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与一个乡村的重建

    呼东方

    

    几年前,经过与拆迁方的激烈对抗,宏仁村的村民们选择了理性退让,并在北大教授朱晓阳和众多学者的帮助下,自己设计改造和重建家园。

    宏仁村重建,或许能成为一个范本。

    “宏仁村的老村曾经被拆得七零八落,如同战争之后的废墟一样。”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朱晓阳这样向记者形容道。

    宏仁村,是一个位于云南滇池边的240亩的小村落。据朱晓阳介绍,这个村子有三分之二被拆除,其间曾发生过村民抗拆事件,被央视《焦点访谈》报道。2012年,村民们提出改造方案,希望将未被拆除的古庙和一些古建筑群保存下来。

    朱晓阳作为专家,参与了这一保护过程。“这是当地政府、开发商和农民们互相妥协的结果。”他说。

    抗拆风波

    作为宏仁村的小组长,李绍荣这段日子从早忙到晚,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

    宏仁村隶属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原名叫小耳村。“宏仁村是个汉化的彝族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其他两个村子已经完全拆掉了,目前只留下这个老村。”李绍荣说。

    在老村中间,很难得地保留下来一部分彝族文物和历史建筑,有云南现在极少能见到的三幢“一颗印”(昆明地区汉族、彝族曾经普遍采用的一种住屋形式)和70多幢“一颗印”变体古建筑,还有与村庄同时代的五口古井。据说,这五口古井即使在云南大旱时期也总是水量充沛。

    据李绍荣介绍,老村里好多人家的房子都是上百年的建筑。“我们祖辈都生活在这里,每家每户都有或远或近的亲情关系。村里有一座古庙,老人每天都要去庙里拜拜佛。”

    宏仁村独特的人文景观,使其成为了滇池东岸最独特的村落。

    然而,2010年,这个老村却差点被彻底拆除。

    在昆明,问起宏仁村,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说到2010年7月1日因拆迁而引发的宏仁村群体冲突事件,很多人都是记忆犹新。

    “那年7月3日,朱教授带着他的12个学生来到我们村时,是村民与政府矛盾最激化的时候。”李绍荣说:“朱教授来后,新村的拆迁被制止了,在这之前,他们(拆迁办)准备拆掉新村全部的公共设施,大型拆迁机都开到了村子里。”

    7月24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新村为何要拆迁》的报道后,宏仁村才算真正逃过一劫。

    据李绍荣介绍,2005年,当地政府规划出一个宏仁新村。“在老村的西边,开始建设大小和户型都是一样的楼房。”

    新村整整建了5年,于2010年5月才分到村民手中。可是,村民们刚刚拿到钥匙,有些人家还没来得及装修,他们又接到了拆迁通知。

    原来,昆明新螺蛳湾商贸城二三期工程将要征占宏仁老村与新村,按照当时的政府规划,这里将要建成商业街和商业住宅。

    宏仁村的村民们不干了,他们选择了抗争。

    《焦点访谈》播出后,当地政府对宏仁村拆迁计划进行了调整,新村保留下来了,可老村还是要拆。村民们当然不能答应,李绍荣与村民代表一起苦苦寻找解决方案。

    2011年12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召开“中国城中村改造案例分析与经验交流会”。“朱晓阳教授打来电话,我和村民代表莫正才就去参加了这个会。”李绍荣说,他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国内顶级建筑和规划专家。“他们讲了北京、深圳等城市的城中村改造,很多是村民参与自主改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朱晓阳指导下,村民们经过反复讨论和设计,提出《宏仁村改造方案》。“这是一份有坚持也有妥协的方案,兼顾到已经签订了协议村民的拆迁协议继续履行,在保留老村核心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留出了相应土地,供政府和开发商作为回迁房建设与商业开发使用。”朱晓阳说。

    2012年3月22日上午,莫正才、李绍荣两位村民代表,将这份摁有宏仁村1053名成年村民红手印和签名的方案,交到了负责拆迁的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领导手中。

    重建方案

    宏仁村的改造方案,采用了朱晓阳推荐的国际上通用的“村落型空间保护”方法。

    “宏仁村的文物和古建筑比较集中,非常合适成片区保护。”朱晓阳说:“这种重建绝非追求仿古式的建筑,或者纯粹以怀旧情绪来凭吊古物。”

    在这位人类学博士看来,首先要承认现代化的发展。“将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有机结合起来,这才是符合政府、农民各自所需的发展。”

    宏仁村改造方案主要出自村民莫正才之手。朱晓阳说:“村民的方案非常有实用主义智慧。”方案保留了80亩古文物集中区域,剩下的土地留给城市化改造。“将土地划出一定比例出让给政府和开发商,收入作为村落的改造资金。”

    2012年3月,这个方案递交给政府后,宏仁村的重建一度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宏仁村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这个项目无利可图,没有房地产商愿意来开发。

    2013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朱晓阳发现了很多新亮点。“住建部已经组织开展国家传统村落的申报工作,宏仁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国家传统村落的申报,一旦成功,村民重建的计划就能正式启动。”

    朱晓阳凭借着自己在国内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一方面积极寻求云南当地各类专家的帮助,对宏仁村改造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使其成为既符合国家政策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另一方面,他积极与昆明市政府进行协调与沟通工作。“有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操作空间就大了。”

    从去年开始,昆明市文管部门的专家按照村落传统建筑、村落选址和格局、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三大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对宏仁村进行了整体性的综合考察。

    “专家们给的结论是,老村的形状和脉络非常清晰,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也很完整。”而在朱晓阳看来,宏仁村的重建也完全契合昆明市政府推出的“环滇池文化圈建设规划”。

    “故乡”情结

    “谁会像我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去关注一个普通村落的变迁。”朱晓阳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从40年前他作为知识青年在宏仁村插队开始,就对这个小村的村史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1978年,朱晓阳考入云南大学学习经济学,后辗转来到北京,1996年出国留学。但他说,“我对宏仁村的关注从没有停止过。”

    2003年,朱晓阳出版了《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详细记录了宏仁村60多年的发展历史。

    “这本书其实来自于我的社会学英文博士论文的翻译和拓展延伸。”朱晓阳说,他对宏仁村的田野考察,是以文学体裁的形式面世的。在他的记忆中,这个滇池边的小村落保持着原生态的民居方式,“小村里沟渠环绕,景色怡人,村民们世代以种植蔬菜为主,一直是昆明的菜篮子。”

    宏仁村的改变始于1999年。李绍荣说:“先是修建广福路,随后是昆洛路,我们的土地被大量地挤占。”没几年时间,当地相继开发了新亚洲体育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一期工程等商业项目。

    朱晓阳的朋友、云南诗人于坚曾受朱晓阳之托,在1990年代中期多次来这个小村拍摄图片。在他的记忆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给自足,安居乐业,整个小村生活看上去其乐融融。”

    但是,2007年,当于坚与朱晓阳再次来到宏仁村的时候,这里一切都变了。

    “10年前村庄那种天堂般的生活,村民们那种宁静悠闲的生活,那种鱼米之乡的美好已经消失了。村中的房子都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破楼。”于坚说,“小村的生活被硬生生地与过去撕裂开来。”

    故乡的剧变,让朱晓阳心痛不已,于是,他和于坚耗时两年时间,拍摄了一部239分钟的纪录片《故乡》。

    于坚说,因为有朱晓阳的前期调查,他们的镜头很快就深入这个村庄。于坚说,拍这个片子,他坚持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本色。而且,随着拍摄的进行,他也由起初的冲动和愤怒,“越来越转变为对村庄的赞美”。

    朱晓阳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个在政府看来脏乱差的地方,随时面临着被拆除的危险,但我们发现,生活在这里的人,对生活的态度是欢乐的,灿烂的,并不像我们最早看到的那样是走向死亡的。”

    正是这种发现,让朱晓阳看到了重建乡村的希望。

    记住乡愁

    在纪录片《故乡》中,有一个贯穿全片的视点:镜头锁定一个16岁就嫁到这个村子、已经快90岁的老奶奶,她总是在自说自话,她不愿跟儿孙们去住楼房,她说高摇摇的楼房她住着不安心,她愿意一个人待在她家的老屋里养养鸡。她说这里她住惯了,还能望得见天的。院场还有一块泥土地,那些鸡就是要有土给它们刨刨啄啄才好,它们自在,她也自在。

    “中央新提出的城镇化任务,就是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朱晓阳非常看重“记得住乡愁”这个说法。

    在朱晓阳看来,每个人的乡愁都是不同的,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一个村庄里,一个老太太养着几只鸡,她的乡愁,在外人看上去,就是漏风漏雨的老房子和脏乱的园子。我这种人的乡愁,就是昆明从正义路到武成路、文庙以及翠湖边这些消磨我少年时光的街道。”

    朱晓阳非常激烈地批判了当下很多城市将城市和村庄拆一遍,为的是要建一座仿古的城市的行为。“将万顷良田征收,理由是要建一座‘古滇国文化城,都打上建‘乡愁城市的旗号。这是什么乡愁?这是谁的乡愁?”

    朱晓阳很赞赏一些发达国家的“插入式城市更新”经验。“巴塞罗那就是这种城市更新的成功案例;墨尔本也一样,在确保城市基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以插针方式,使老城市变成新旧共存的宜居城市。大阪市区到处是‘生产绿地,在种植庄稼的同时为城市增添绿意。”宏仁村重建的整体思路,就是朱晓阳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因地制宜做出的一种探索。

    宏仁村村民已将重建老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朱晓阳和各路专家们的身上。

    “如果不是朱教授,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国家传统村落,也不知如何搞申报。”李绍荣介绍说,从2012年5月开始,他就开始接待来宏仁村进行考察的各类专家。云南大学和云南理工大学的老师带着学生到村子实地勘察,对村民的改造方案做了一些调整,提出了宏仁村申请国家传统村落的整体改造方案。

    宏仁村的文物古籍考察和收集,由云南省文物局的专家负责。李绍荣也学会了将专家称呼为“老师”,“去年12月,秋老师和彭老师来村子半个多月。今年4月彭老师又来了,说是要把村子的历史文化资料整理好后向上申报。”

    但是,李绍荣和宏仁村的村民们一样,并不敢确定当地政府是否真能按现在方案来重建他们的老村。今年年初的一个早晨,李绍荣走出家门时,发现自家大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道:“如果再断我们的财路,下次砸的就是你家”。这样的威胁,成为笼罩在李绍荣心头的阴影。

    宏仁村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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